呼唤图书馆意识——东西方教育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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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图书馆意识——东西方教育杂谈





在加拿大学习期间，我有意识地到不同的中小学、幼儿园听了许多课，并仔细观察了他们的课堂教学，他们给我留下的一个基本印象是，在课堂上老师对孩子们不进行大量的知识灌输，而是想方设法使孩子的大脑充满疑问，井让孩子知道，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他们不让孩子去死记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而是煞费苦心地告诉孩子怎样去思考问题以及面对问题如何寻找答案，他们懂得并广泛实践了这一重要原则，即对于人的创造能力来说有两个东西比死记硬背重要：一个是他能否提出独特的问题并知道到哪里去寻找答案的本领，另一个是他能否综合使用所学知识进行新的创造的能力。这两点恰恰是我们现在教育所忽视的地方。在我国，我们的教师、家长以及学生已经适应灌输的教育、教学方式，本该充满问号的童年在现实的教育中很快就变成了句号。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这种变化对孩子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东西方教育会有如此的差异？这里，实际上涉及到东西方教育中不同的“问题观”，即是说，在对问题的看法上，中西方教育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对此，袁振国先生在其《反思科学教育》一文中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中国衡量教育成功的标准是，将有问题的学生教育得没问题，‘全都懂了’，所以中国的学生年龄越大，年级越高，问题越少；而美国衡量教育成功的标准是将没问题的学生教育得有问题，如果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师都回答不了了，那算是非常成功，所以美国的学生年级越高，越富有创意，越会突发奇想。”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什么”“为什么”是两个充满魔力的词，它们是孩子打开知识宝库之门的钥匙──大约在一岁半时，儿童就开始了他们以“什么”为特征的第一个好问期──“这是什么？”天空、泥土、飞鸟，直至家里的一切日常用品，都会成为追问的对象。当他们对所见所闻略微熟悉时，他们又开始刨根问底地追究为什么的问题。可以看出，孩子所拥有的潜力是巨大的，要比目前的教育体制所能启发他们的多得多。基础教育时期既可以成为促成、也可以成为扼杀儿童好奇心的关键时期。想想我们的孩子，刚刚入学之时，他们怀着多么激动的心情跨进学校的门槛，怀着多么深切的信任注视着老师。而几年之后，甚至只有几个月、几个星期之后，闪烁在他们眸子里的火花渐渐熄灭了，他们对单调划一的学习感到厌倦，对缺乏温情的教师感到失望。为了“顾全大局”，只能一忍再忍，在“忍耐”中泯灭了创造，在无奈中变得消极，变得冷漠，而如果有一个适合的环境，好奇心就会自然而然地继续发展，从而进一步形成旺盛的求知欲和强烈的好奇心，这是创新型人才的根本基础。学习的欲望愈被满足，潜能的激发程度就愈高，学生唯有将他们所有的感知、情感和智慧投入学习的过程之中，才能获得最好的成果。
爱动脑筋的孩子哪儿去了？当孩子的问号变成句号后，一些教育学家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今孩子不愿动脑是一个被忽视的更为突出的问题，造成目前孩子不愿动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的教育缺乏孩子动脑的“时空”，缺乏开发孩子思维的“家庭作业”是一大原因。同时，一些学校注重对具体解题的指导，而忽视对学生思维方法的训练，换句话说，重视“答”的训练而忽略“问”的培养与指导，也是一个原因。更主要的是，我们广大的教育者自身在很大程度上缺乏问题意识，缺乏民主意识，缺乏对话意识。其实，无论是对教师还是对学生来说，问题，应当成为教学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问题意识应该是其基本意识。因为，所谓教学，说到底，就是师生共同探讨研究解决问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如果学会了如何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那么，教师的“教”就获得了成果。不仅如此，问题还可以激活思维，思维被激活了，课堂绝不会死水一潭，被激活的课堂气氛，又可以使学生的思维处于兴奋状态，有利于变机械记忆为理解记忆，促进学生从封闭型走向开放型、创造型。当然，这里所说的问题，与学生作业、考试中要求回答或解释的题目不同，它是指须通过研究讨论加以解决的矛盾、疑难。换言之，这里的“题”，“询问”的程度小一些，而“探讨”的意味强一点。
俗语说得好，“不学不成，不问不知”，学起源于问，学总是和问紧紧相连的，我们让学生学会做学问，就是首先学会问。孔子所说的“事问”就是问题意识普及化的最好说明。问题意识要求在面对新知时，运用业已获得的知识经验与技能，通过积极的主动思维活动去解决一个又一个新的问题。一旦有问题形成，围绕问题，我们就能展开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教学活动。此外，问题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正是在一个个问题的提出中，开始其生命的历程。对于教育者来说，培养青少年学生自觉的、强烈的问题意识，应该是创新教育的出发点和中心。在问题意识指引下的“教学相长”必将有益于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这里需要努力克服传统教育的弊端，那种用教师的“问”代替学生的“问”，用教师的“问”剥夺学生的“问”的做法，实质上扼杀了学生的创新萌芽。
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不善提问，不敢反问，不勇于挑战权威成了我们学生的共同特征？我们的学校，为什么只教“学答”，而不教“学问”？我们的考试内容，为什么用“答”代替了“问”，我们的考试评价标准为什么只有“答”的标准而无“问”的标准？我们的教育为什么不引发学生“问”的兴趣，反而用“答”来伤害学生“问”的兴趣？我们的教育为什么不培养学生捕捉信息、处理信息的能力，反而只是背记信息？我们的教育为什么不养成学生思考的习惯，教会学生运用各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提高思维的能力，反而只是按照老师讲的、书上说的、本上记的去死记硬背呢？
虽然人有好问的天性，但主动积极的问题意识、善于提问的能力和勇于挑战权威的精神仍需要或者说要靠后天培养。由此看来，我们需要以问题为纽带进行教育、教学，即以激发学生产生问题始，以产生新的问题终，从而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怀疑精神和创新精神；我们还需要帮助孩子们将他们具有创意的反应与所受训练及知识结合起来，从而在他们接管成人的世界时，能够保持神奇的视野。为此，教育者必须悉心保护学生固有的创新求异的本能和欲望。不能教条地、机械地用同一个标准、同一种模式去衡量他们，规范和框定他们的创造活动，而应当从改革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人手，积极培养和保护学生的好奇心、探索欲，鼓励他们独立思考，大胆质疑，勇于探索；赞赏奇思异想，允许出错，给他们创造广阔的驰骋想象的空间，这样才能使其充满“？”，创新能力才能水到渠成，呼之欲出。
我们都知道， 21世纪是科技激烈竞争的世纪，是知识经济的世纪。面对知识陈旧周期日益加快，新问题层出不穷的世界，我们的教育能不能革新我们个人的思想方式与习惯，大力强化问题意识，能不能有效地形成解决问题的意识、习惯和能力，创造性地应答没有遇到过的挑战，关键就在于我们能让孩子拥有多少“？”，能否让孩子永远充满“？”。对于加拿大中小学课堂教学充满问题的真实情境，很多人由于没有亲身经历，似乎有点难以想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以国人传统视野看加拿大教育，人们也许会认为加拿大教育是一种最不合“规矩”的教育，而这却正是给予我们的宝贵启示。
　
(胡东芳)


2004-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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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中小学图书馆强化读报教育
2011年06月28日

  来源：中国新闻网     

日本《产经新闻》6月23日发表文章称，日本中小学校图书馆的基础设施目前还不够完善。日本文部科学省今年开始颁行的全国中小学《学习指导纲要》中，要求提高学校图书馆使用率，推广校园读书文化。在新纲要中，加强读报在学校教育中的作用，成为其中的一大特色。新纲要预计明年在日本中小学推行。
日本中小学图书馆在上世纪80年代导入了起源于美国的报纸教学工程，由报界与教育系统相联合，通过免费赠送或折价出售的方式把报纸引入学校课堂，使报纸成为教科书或教学辅导读物。日本大多数家庭都订阅报纸，小学、中学教学中有指导学生学习读报方式和养成读报习惯的教学内容。许多日本教育学家认为，大部分的教科书都备有标准答案，明确给出了欣赏和理解的方向。而报纸则会刊登对于一个事实的多种意见，由读者自己作出判断，这有助于培养思考的能力。据了解，东京一些小学每天早上都有20分钟的报纸教育时间。还有一些日本小学生被要求改写《每日新闻》头版的专栏文章。指导老师介绍，这能同时训练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概括能力和书写能力。
截至2010年，日本全国有超过500所学校加入报纸教学工程。根据报纸教学工程的建议，在教学中引导学生阅读较多份的报纸十分必要。然而根据目前《产经新闻》披露的状况，日本学校图书馆中备有报纸的比例却很低，小学为16.9%，中学为14.5%，相当于每六七所学校中，只有一所学校为学生订阅了报纸。而订阅数量也非常少，平均每所小学只订阅了1.3种报纸，中学只有2种报纸。因此，新纲要要求日本中小学校坚持实施报纸教学工程，利用读报发挥图书馆的基础设施功能。
除了加强读报教育，新纲要还对学校图书馆的藏书册数有了相应标准。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此前所做的调查显示，2010年达标的小学比两年前提升了5.4%，中学则提升了3.3%。虽然情况有所改善，但还是有半数左右的学校没有按照文部科学省发布的标准执行。截至2010学年度，在公立学校中，仅有半数的小学学校藏书册数符合新纲要规定的册书标准，中学则不及半数，仅为42.7%。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人们对现代学校图书馆的要求不仅仅是丰富的藏书量。学校图书馆作为一个学习信息中心，有必要提供互联网设备，让学生们学习和开展小组研究活动。但是，日本目前只有半数的学校实现了藏书数字化。有51.2%的小学完成了藏书的数字化工程；而中学则刚过半数，为50.7%。
调查还显示，都道府县一级的学校与下属市町村所属学校的图书馆基础建设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国立、公立学校中，有计划有组织的学生读书活动较多、形式活跃、效果较好，在学校图书馆建设方面，相应的财政拨款相对充裕。而资金正是地方所属学校最苦恼的问题，很多地方甚至拨不出资金进行图书馆基础设施建设。不过，各地各学校目前正在整备图书馆设施，活跃读书活动的情况在向积极方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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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公共图书馆社会教育功能


2003年12月02日
青岛新闻网-青岛日报

　　孙淑新
　　要实现“创建学习型城市”总目标，首先必须从学习开始，要学习必从读书开始，要读书就离不开图书馆。青岛市图书馆在创建学习型城市过程中负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应充分发挥其社会教育功能的作用。
　　（1）充分发挥图书馆教育功能的作用，使其从多领域、多层面向广大读者宣传当今社会热点，扩大知识面。如利用学术报告厅、展厅等设施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推出“知识与学习”半月一讲活动，先后邀请了一大批学者专家举办讲座，如章含之女士的《我的外交生涯》和《曾国藩》一书的作者唐浩明的《感悟智慧、敬畏历史》等社会热点讲座，深受读者欢迎。利用展厅举办“庆十六大书画展”、“中国新文人书画五人展”等。这些活动的开展，对读者了解当前国内国际重大事件，陶冶情操，开阔视野，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2）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积极开展图书流动服务。这是青岛市图书馆坚持了15年的流动品牌服务。也是该馆对外服务工作的拓展和延伸。自1988年起，该馆利用图书流动车为那些远离市区、条件艰苦、文化生活匮乏的企事业单位，坚持十余年如一日，克服了种种困难，风雨无阻，每月定期定点开展流动服务。帮助部队官兵和社会各界解决了看书难的大问题，受到各级党政领导和社会各界的赞扬。图书流动车被市民誉为“岛城的文化大篷车”；被部队官兵亲切地称为“精神文明的航标灯”。
　　（3）积极传播科学文化，开展广场社区送书活动。图书馆作为传播科学文化的教育机构，有责任有义务向社会大众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提高整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和市民的科学文化素养。在每年文化部开展的“全国图书馆宣传周活动”，以在全社会倡导读书、传播知识、推动社会文明与进步为目的一项社会文化系统工程。为吸引更多的民众走进图书馆，利用图书馆，将每年5月最后一周定为“图书馆服务宣传周”，要求各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种形式的服务宣传活动。青岛市图书馆在每年的“宣传周”期间，都大张旗鼓地走向广场、社区为市民现场办证、现场借阅、解答咨询、宣讲科普知识、发放宣传材料等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
　　（4）举办科普讲座，开设公益课堂。举办科普讲座，在社区开设公益课堂，是青岛市图书馆在新时期“创建学习型城市”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举措。自2001年以来，共举办各类科普讲座，开设公益课堂近30场次，深受基层社区居民的欢迎。特别是在抗击非典时期，市图书馆组织了以原副书记、高级政工师刘毅同志为主的小分队，随同图书流动车一起，深入市内四区的社区、街道、居委会和中小学校、部队、机关等基层单位，带着印有刘毅同志创编的《抗非典三字经》、《讲卫生，除陋习三字经》等宣传材料走街串巷、到广场、进楼道进行宣讲，组织居民开设“预防非典，关爱健康”公益课堂。进行科普讲座共26场，深受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和居民的欢迎。
　　（5）建立社区图书室。目前，青岛市各街道办事处建立社区图书馆的并不多，大部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主要问题是资金、房子及专业人员。青岛市图书馆针对这些实际情况，为使公共图书馆在“创建学习型城市”活动中充分发挥作用，在社区大力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居民的整体文化素质。于2001年，在青岛市文化局的大力支持下，青岛市图书馆从本馆挑选出1.8万册适合社区居民学习的各种图书，帮助18个社区建立了图书室，分别在18个社区各存放1000册图书。常年为社区居民借阅，并定期更换新书，以保证社区居民的阅读需求。在每年的寒暑假期间，市图书馆还定期在社区图书室为中小学生举办读书专题讲座、读书征文、有奖知识竞赛、知识猜谜等寓教于乐的读书活动，极大地丰富了社区居民和中小学生的假期文化生活，大大提高了居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增强了居民讲卫生、除陋习的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社区图书室已成为社区居民的文化活动中心，在“创建学习型城市”活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