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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论原创”:标准、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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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4-23 14:58:23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教育理论原创”:标准、问题及对策
来源: 《教育理论与实践》2005年第11期 作者: 吴洪伟 许广敏
                        

要:“教育理论原创”的提出是教育学界谋求教育理论自身尊严的一种群体性努力,要解释教育理论缺乏原创的群体性焦虑,原创性教育理论的评价标准和教育理论研究现存的主要问题应该是首先被关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才能采取适当的对策,逐步推动“原创性”的理论研究。
关键词:教育理论;理论研究;原创;标准

经过百年发展的中国教育理论研究,在苦苦追寻了一个世纪之后,依然要面临不为世人承认甚至遭受本领域学者苛责的尴尬局面。为此,有志于为教育理论(研究)和研究者自身寻求尊严的教育学人便开始了群体性的反思工作,企求寻找到救治弊病的良药,摆脱教育研究对外界的依附。在所有努力中,关于“教育理论原创”的讨论尤为引人注目。本文梳理了有关原创性教育理论评价标准的相关文献。并在对照这些标准的基础上,总结出我国教育理论缺乏原创的重要原因之一——非问题化倾向。针对这一倾向,本文谈到了一些改进的建议。
一、“原创性”教育理论的标准
教育理论原创话题的兴起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语境,那就是针对中国教育理论研究的“失语症”:面对国外教育理论的失语和面对其他学科的失语。因此,目前关于教育理论原创的标准也主要从如何体现本土性和学科性方面入手进行论述。就笔者目力所及,目前人们的观点并不一致,不仅体现在对原创、原创性、教育研究的原创性和教育理论的原创性的理解的不同上,而且体现在具体的观点差异上,至于表述,就更加千姿百态。
综合目前的研究成果,笔者以为,有关“原创”的标准,如果落实在教育理论研究领域,至少应该包括如下几个层面[1]
1.实践性的标准。此标准所要限定的内容主要是教育理论研究作为一种探究性的活动,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基本条件才有可能产生原创性的教育理论。
第一,面对原发性的问题
基本内涵是“指以本国教育发展需要和问题为研究的本源”,具体内容指:并非追寻那种现在已经无法得见的纯粹性的“中国传统”或“教育话语系统”,而是坦然面对“中西思想文化交杂或并行、教育话语的‘非教育化’、教育理论的‘非教育化’的困境”,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原发性’问题或者是我们要寻找的原发性问题赖以成长的土壤”;应该避免问题移植和“思维、方法、理论等的移植”的颠倒,以及“问题在域外、解释在域内”的现象。
第二,收集原始性的素材
从目前来看,更多的人热衷于研究国外的尤其是几个发达国家的教育问题,并从中得出一些启示。这就决定了理论研究的基础出现了偏差,得出的结论也并不能适用在中国的土壤中。为使原始性的素材具有说服力,还应该对素材有质和量两方面的要求,也就是说,这些素材必须真实、典型并具有普遍性。
第三,进行原始性的研究
关于这一点较多研究者意见相左。有研究者强调要采取相对于“验证性”研究的原始性研究;有的则主张,对已有理论的独特运用也属于创新;更有学者指出,理论创新有不同的层次,其中包括“从实践出发并以实践为检验标准,对前人创立的思维理论体系或基本原理,在充分肯定和继承的基础上,以新的观点、范畴、理论原则等形式,作出新的补充、丰富,新的论证和发挥”,“根据实践的需要,对前人科学的思想资料和理论观点进行重新梳理,使其系统化,清除由于后人的错误理解而混杂其中的不正确的或随意附加的东西”,以及“重提或凸显已被淡化或埋没了的前人提出的某些能够反映当今时代精神的理论原则和观点,使其发扬光大[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编的《科学与技术统计资料指南》认为基础研究中既有模仿性和追踪性研究,也有原始创造性研究,即指在机理、规律、现象等方面取得首次发现的研究,这等于说原创性研究是必须有了原创性的结果之后才能这么称谓的[3]
第四,将“扎根于实践的土壤”和“进行严格的理论思辨”紧密结合起来
如上标准共同构成了原创性的教育理论研究的必要条件。之所以说是条件,是因为如果教育理论研究不能满足这些条件,是不足以产生原创性的教育理论的;之所以说是必要条件,是因为即便满足了这些条件,也未必一定产生原创性的教育理论。理论的诞生受制于诸多可控非可控的因素,没有任何条件是绝对意义上的充分条件,任何一个条件都不可能单独推导出原创性的教育理论,任何一个条件也都有可能成为促成原创性教育理论形成的“压死骆驼的第一千根稻草”。
2.理论上的标准。此标准主要限定什么样的理论可以称得上是原创性的理论。
第一,实质性标准
人们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发现了新的研究对象或者拓展了原有研究对象的范围,并为此提供了新的研究基础;提出了新的研究问题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其“原”主要体现在自身独特的论述框架和范式成为了同类研究的起点,并为这一起点预设了一个“问题域”。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具有了别人所不具有的新思想。如果借用信息论的说法,就是首次发布了某一理论信息;通俗来讲,就是发现了别人未曾发现的内容,给出了别人未曾给出的解释。
第二,理论的形式/要素标准
包括:形成了新的独立的别人无法替代的言说方式和表达方式,并在结合新的研究对象和提出了新的视角、思维方式的基础上,提出新的问题、概念、范畴、命题和观点。亦即:得出的是在国内或国际范围内富有独特性和创新性的理论(或其他形态的研究成果),它首先必须满足的是理论本身的要求。①
第三,科学性标准
以往认为,“在一般的科学领域,问题来来去去只有一条:‘为什么’……‘怎么办’是工程学的问题,而‘好不好’则是伦理上的问题了。科学不问‘怎么办’,也不问‘好不好’”[4]。在苦苦追寻被纳入科学大家族而不可得之后,人们对以科学的要求来规约教育理论产生了疑问,虽然并没有形成教育理论科学性标准的统一性认识,但至少已经开始反思以自然科学的标准来衡量教育理论的合理性,并要求排除纯粹科学化的追求倾向。
第四,价值/实践标准
虽然20世纪语言科学获得了巨大进展,致使人们相信,“语言不是人类世界通用的工具,而是人们所认识的世界本身”,而且在其他学科,比如文学中,“过去被误认为是文学载体的文学语言,现在可以被确认是文学本身了”[5]。但是,这种认识并不适合教育研究,教育理论并不能以自身为目的,也不能靠自身来证明。此外,对于“教育理论指导教育实践”思想的反动为人们理解理论及其原创打开了另一扇门[6],人们对原创性理论的实践标准做出了与以往的实践标准并不相同的解释,即不强调这种理论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而在于其结果和影响。“检验一个理论是否是原创或创造价值的大小,归根结底要看它是否‘号召’更多的后继者并借以实现自身的不断增值。”换句话说,这种教育研究能够转化和运用到具体的教育教学中去,可以激发教育实践者的变革意识和变革欲望,能够改变教育实践者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简而言之,它能够有效地影响和改变教育生活和教育存在。
在如上标准的基础上,还应该加上一个开放性标准。如果理论能够达成人们的目的或者可以为人们拓展思路,就算成功的理论,在这种意义上,理论无所谓好坏,只有合适与否。因此,要避免强调或者不切实际地追求理论的唯一性,教育理论是否原创并不在于是否终结了其他理论,也不能期望自己的理论成为衡量其他理论的标准。
二、“原创性”教育理论缺乏的原因:非问题化的教育理论研究
探讨教育理论研究原创的标准,其实已经先在地承认了目前的原创匮乏。针对这种匮乏,对照如上标准,人们探讨出了诸多原因。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反思一样,教育学界也关注了如下方面:科研体制和机制不尽合理、研究者自身素质存在欠缺、科研基础薄弱、社会环境限制、外来话语的无限膨胀和民族文化的日渐虚无等等。相对于其他学科,教育学界的独有观点在于教育研究的表述方式、思维方式、方法论存在问题,尤其是研究者的问题意识淡薄和模糊、问题性不足以及实践精神的缺失[7]。笔者以为,除此以外,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原创缺乏的原因还在于现今的教育理论研究正在形成一种非问题化的运作机制,教育研究陷入了一种主动不研究问题的怪圈。这种怪现状的产生并非仅仅源自教育研究者自身,而是社会文化环境、评价体制、研究者自身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这种怪现状一旦产生,就必然对后继的研究者产生恶劣的影响,形成恶性循环。
1.社会文化环境。理论原创必须面对无比沉重的学术文化史和它所带来的障碍,这种障碍加上身处以“复制”为生产观念的后现代文化,就成为了教育理论研究所面临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一。有学者坦陈:这是一个拒绝个性与原创性的消费时代[8];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时代是崇拜形式、轻视内容的时代[9]。身处这种时代,加之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影响,所有理论原创的努力都必然受制于西方后现代消解思潮的制约,其“非建设性”品格从一开始就与中国当代文化重建的思想要求错位[10],而这种错位则有可能消解人们行动的努力和从哲学层面上提升教育理论的冲动。此外,形式主义也影响了整个思想文化和学术研究领域,即便以批判意识见长的哲学都未能幸免[9]。既然没有了行动的努力和理论研究的冲动,问题自然会淡出人们的视线,因为相对于实践,摆弄现成的文字资料来得更为轻松,而且,可以在有限的历史中进行无限的阐释,既没有太多风险,又可以任意创新。这可以说是教育理论研究中的惰性所在。
建国以来,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教育研究成为了科研重灾区,教育理论的首要任务是对政策进行诠释和为政策指导下的实践进行鼓吹。而现在,这种倾向并未消失,不过更加隐蔽而已。作为世界上特有的例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改革,从字面上来看,都是取得巨大成功的。这是一个荒诞的现象,它表明了中国教育学界某种素质的欠缺。这种歌舞升平其实只存在于教育行政、教育研究圈内,社会对于教育的责骂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正是这样,问题虽然被看到,但是,却经常被主动放弃。这可以说是教育理论研究中的惯性所在。
惰性和惯性皆主要来自社会文化环境对教育研究的影响,在这种文化环境下,真正的教育理论研究变得困难重重。正是有了这种社会文化环境。才导致教育理论研究有了一个无需且不能面对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生长土壤”,而之后,这种土壤又通过对评价机制的扭曲和学人习惯、能力的影响,反过来作用于自身。
2.评价机制。理论研究是一项非常复杂且必须全心投入的过程,能否得到社会公认的成果随机性非常强,而且一般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相应的评价机制应该予以适当的保障,至少不能误导研究者。有研究显示,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寿命比社会平均寿命低十多岁,且现在的平均寿命不如改革开放初期的平均寿命。在这种情况下,又能有多少(后继的)理论研究者甘于真正投入研究呢?既不能投入研究,又要面对考核,那么,需要耗费大量心血方能解决的教育问题必然被主动放弃。可以说,目前的评价机制严重扭曲了理论研究的面目,使我国的教育理论研究走向了一条生产学术泡沫而不是关注问题的道路。
3.研究者自身。正如不少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尊重并热爱真理的心态仍然值得大力提倡。如果缺乏这种心态,必然导致人们面对社会的负面影响而退步,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缺乏甘于吃苦的精神。这种心态的缺失也可以解释人们为什么首先要移植国外的问题而不是思维、方式、方法,解释人们为什么习惯于打着中国教育的旗号而专心研究国外的教育问题;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二手资料和短期资料多,长期资料和一手资料少以及新词语层出不穷的现象了。现在引进的理论数量多,更迭也非常迅速,但人们更关注的是如何能从这些国外理论中惬意地得出自身的利益、论文和地位,或者还有在国内的关于外国理论的话语霸权,真正去搞实践的与这种言之凿凿的对比起来显得太少。
关于研究者自身的问题,人们除了关注如上提到的对真理的态度之外,还应该关注教育理论研究的学术共同体问题,比如流派的失落、彼此的吹捧等等;此外,还有研究者对现今教育研究者队伍的形成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过低的教育理论研究门槛致使大量不具备基本素养的人也被世人看作是教育理论研究者,而我国研究基础的薄弱使经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所有这一切都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教育研究的非问题化倾向。
就这样,社会文化环境阻碍了原本学术素养就有待提高的教育理论研究者群体的探究之路,并通过评价机制的不良引导,逐渐形成了一种敷衍心态;而研究者群体的这种退化使得社会文化环境因缺乏了知识分子具有良知的批判。而变得更加理所当然和肆无忌惮。在教育理论研究这个系统工程中,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导致中国的教育理论研究呈现出一种非问题化的倾向,或者说形成了一种主动回避问题的机制,它既不关注问题,或者仅仅关注问题的表面现象,表现为喜欢从国外引进理论、问题和所谓的随意的启示;又不解释问题,浅尝辄止;也不解决问题,没有打算为实践提供什么开拓思路的养分。
三、“原创”的对策——几点思考
()原创的前提——可能性分析
并非所有人都认同“原创”的努力。有学者援引雅斯贝尔斯的观点,认为文明时代所有精神的原创活动在轴心时代已经结束了,因此,即便原创性还有可能,也只能是一种“批判性的原创”,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为复归“第一义”而展开的批判性的还原解释[8]。有研究者主张“思想原创生态论”,即思想原创需要问题的“先遇”与“先知”,而问题的“先遇”与“先知”,又是以社会发展阶段的“先发生”为基础的[11]。正因为我国遇到的问题是西方那些早被遇到且凝聚成思考成果的问题的翻版,才导致我国理论研究的原创性的匮乏。
我们认为,上述第一种观点是从整个人类文化的角度进行思考的,本文不作评述。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国的教育理论研究并不完全适用于如上第二种解释。面对同样的事物,不同的研究者会采取不同的视野、角度和方法,因此会导致不同的结论。社会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前人的研究成果未必能够穷尽这个问题的一切。人是复杂的动物,教育也充满了变数,其中的任何一个事情都有可能引发一种新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的所谓先发并不具有绝对的意义。或者可以说:教育领域是最没有所谓先发和后发差别的领域之一。
仅仅从接触同一个事物的先后顺序来思考,其实还是一种规定性的思维,属于线性发展直线式的思维。历史并非那么确定无疑,人类社会的问题并非只来源于物质的存在样态和社会经济结构,人类思想的丰富性永远无法穷尽,也就是说,在社会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它是否属于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并不必然决定人们的思维能否出现新东西。而且,没有任何人能够完全笃定,我国的教育问题就是西方教育问题的翻版,世界不缺乏新鲜事物,问题在于发现的能力。
即便我国的教育问题是西方教育的翻版,也不代表教育理论没有原创的可能。教育是与人息息相关的,恐怕没有比人再复杂的事物,因此,没有任何一个研究者能够穷尽关于人的研究,西方亦如是。那么,我国教育理论研究就不必因西方的现存理论而停止自己追求原创的步伐。哲学家关于人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确切的证据。从古至今,从中至西,关于人的思考以及形成的有关表述可以说不胜枚举,即便到了当代,同一时代的人对于人的思考和结论也大相径庭,因为研究者有自己独特的思路:马克思的思路,以胡塞尔、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等为代表的现象学家、存在主义者的思路,以弗洛伊德、荣格、弗洛姆、马尔库塞等心理分析家为代表的思路,以舍勒、格伦、普列斯纳、兰德曼等为代表的哲学人类学的思路,鲍恩、马利坦、蒂利希的宗教哲学的思路,以及以冯友兰、梁漱溟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家的思路[12]。多样的思路决定多样的结果,多样的思考决定了对教育的思考的多样化。因为教育“学科发展的内在问题是对‘人’的认识。教育学基本理论的突破,需要从对‘人’的认识的反思开始”[13],所以,教育理论原创具有无限可能。
不过,这种无限可能需要一个切人点,在此基础上发现基本的矛盾、形成基本的认识、抽象出基本的概念、形成独特的命题并进行逻辑地证明。笔者以为,这个切人点应该在于教育哲学的复兴。早在1991年,就有研究者在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几个致命弱点时,在指出“缺乏自己独创的、非‘偷窃’的基本命题”、“缺乏自己独创的、非借贷的范畴概念系统”之外,专门强调了“缺乏自己独创的、非移植的哲学立场(即缺乏自己的哲学支撑点)[14]。其实,教育理论研究缺乏的也是这个方面。
()关于进行原创性的教育理论研究的几点思考
如前所述,所有关于原创的条件都只能算作必要条件,因为给出对策非常困难,给出模式更是荒唐。目前人们关于“原创”的对策相当程度上切中了问题的本质,但笔者认为,要使“原创”的设想转化为现实,以下问题也不容回避:
1.认清思想创造的起源,走出知识储备的误区。理论原创的最主要表现应该是思想的创造性。思想的创造性并不必然依赖知识的渊博,片面追求过于开阔的视野可能导致人们的肤浅。大量的历史文化遗产某些时候甚至会成为影响人们进行创造的严重阻碍,比如,会导致人们形成不必要的历史主义情结,使人们在论述问题的时候总是走皓首穷经的路子,将主要的精力和大量的篇幅花费在对所研究问题的历史研究的无限追溯上,却无法在逻辑结论中体现思想创新,这等于是用对历史问题的随心所欲的描述取代对实际问题的思考,这种随心所欲可能表现在对不同时代的“形似”的问题进行不切实际的比较等方面;也可能导致人们对外国理论的不正确崇拜或者不必要的敌视[15]
还要正确处理积累(借鉴)和原创的关系。无可否认,我国的社会科学呈现出了整体性的原创不足,还有很多东西需要长时间的借鉴,奉行有选择的拿来主义,并面对真实的教育问题。尤其需要认真研究国外原创性理论产生的过程,发现原创性理论家的原创性原因,提供一定的启发。在这个过程中,既要避免丧失文化自信的心态,也不能由自卑而自负。决定心态健康的重要举措是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避免急功近利,承认自己的缺陷和不足,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其实,这里依然无法脱开人们熟知的“原创三步曲”:照着讲,原原本本地理解前人所有的不同思想;接着讲;创新与解决[16]
2.认清理论本身的特点。第一,要认识理论研究的艰难,慎言理论。能称之为理论的至少应该具备如下特征:总结出一定的规律、能解释同一领域的大量问题、为人们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并开拓人们的视野[17]。这些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因此,要避免轻言所谓理论原创,尤其要避免那种只在研究领域循环的所谓理论。空洞地创造一些新鲜的词语,并没有实质意义。第二,要明了时代对理论创新所设置的障碍,以学术评价系统为例,现今的评价一则注重成果的快速出新,二则注重学术规范,倒是学术最重要的“新意”反而成为一个滞后的要求。第三,要排除那种纯粹科学化的追求倾向。教育理论创新的根本价值在于解决问题。教育中需要什么样的理论,要看教育中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而且要看这些是否是新问题。第四,要认清教育理论的地位,不能把主要精力放在理论本身的中国性和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努力上,也不要去过分追求什么才是原创性的理论研究活动,只要能够坚持基本的学术规范和原则,原创性的理论是会产生的,毕竟,我们有诸多原创性的教育实践或曰原创性的教育错误。
3.认清思想原创的特点,面向中国的教育问题。思想原创不完全依赖知识的渊博,但却必须面对问题。只有在面对问题想要解决的时候,才会动用自己所掌握的学术资源予以分析和整理,并在结合逻辑思辨及事实证明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提出自己的想法。中国缺乏原创性的教育理论,中国却盛产原创性的错误教育实践。要研究原发性问题,应该深入探讨教育的中国特色是什么。当然,这并不能保证研究了本土问题就有了本土理论,也不是指必须具有相对于其他国家和其他学科的独立话语。


释:
①对于什么可以称作理论,学界有各种说法,比如,所谓理论就是一些系统地联系在一起的命题,包括在经验上可检验的某些规律性的概括。(鲁德纳.社会科学哲学[M].北京:三联书店,19892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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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潘武玲.关于提高我国高校原创性基础研究水平的思考[J].高教探索.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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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劫.历史描述和阐释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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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刘士林.先验批判与学术创新[J].学术月刊.2002(2)
[9] 俞吾金.拒斥哲学上的形式主义倾向[J].开放时代.2001(3)
[10] 吴炫.中国当前文化批评的五大问题.http://wwwculstudiescom(文化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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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俞吾金.当代哲学关于人的问题的新思考[J].人文杂志.2002(1)
[13] 叶澜.教育创新呼唤“具体个人”意识[J].中国社会科学.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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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吴炫等.理论原创:是否可能与如何可能[J].文艺争鸣.2001(2);俞吾金.拒斥哲学上的形式主义倾向[J].开放时代.2001(3);刘士林.先验批判与学术创新[J].学术月刊.2002(2)
[16] 吴炫等.理论原创:是否可能与如何可能[J].文艺争鸣.2001(2);俞吾金.拒斥哲学上的形式主义倾向[J].开放时代.2001(3);刘士林.先验批判与学术创新[J].学术月刊.2002(2)
[17] 资中筠.理论创新从研究新问题中来[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3)
(转载于《新华文摘》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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