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为什么有意义——评陈旭红的小说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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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为什么有意义——评陈旭红的小说创作来源：湖北日报
作者：李鲁平
    陈旭红是湖北近几年来在全国引起关注的青年作家。她先后在《当代》《芳草》《清明》《长江文艺》等刊物发表了《白莲浦》《人间欢乐》《义和酒》《水月庵》《世界原来如此美丽》《那对美丽的云青坛》《遥远的纺车》《思富湾》等多部中短篇。其中，有的小说被《小说选刊》《新华文摘》等重要刊物选载，《白莲浦》获得了2009年“茅台杯小说选刊年度大奖”，并被收入《2009中国年度中篇小说》。
    短短几年时间里，陈旭红取得的成绩可谓“骄人”，是什么让陈旭红这样一位创作时间不算长、作品数量不算多的青年作家为小说界和评论界注意呢？我想，无疑是她的作品表现出来的艺术追求和艺术魅力。
    陈旭红小说的艺术特色首先表现在题材的独特。长期以来，小说创作中，作家重视的、评论家关注的，大多是宏观叙事；作家习惯在宏大的背景中塑造人物和反映生活，并形成了一种传统。在这种影响深远的模式中，人的日常生活往往只是宏大叙事中的插曲或者闲笔或者点缀，个体的人的日常生活只是政治生活、集体生活的侧面或者符号，个体的生活被强大的宏大话语遮蔽了，即使有一些关于个体的日常生活的描写，也因为作品对宏大主题的追求而显得不真实，与现实的个体的日常生活显得相当隔膜。但陈旭红的作品不同，她的作品主要表现的是日常生活。《白莲浦》讲述的是由几个人的几段婚姻拼凑起来的家庭的故事，呈现长辈留给后辈的暖意；《人间欢乐》通过对一个表面智障却内心亮堂的流浪汉两次进入金鸡镇的叙述，呈现了一种生动和欢乐的来源；《义和酒》叙述的是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的变化以及对传统的乡情、亲情的怀念；《水月庵》则通过一个孩子的成长讲述了长辈的人格对一个人的人生影响；《那对美丽的云青坛》叙述了两个姐妹的婚姻和人生的相同与不同，折射出时代对人的日常生活的影响与人的心灵的洗礼；《遥远的纺车》以“纺车”为线索将祖父母的一生串联起来，表现一种朴实的人生理想……总之，都是关于家庭的、关于日常生活的，关于人的生与死、爱与恨、成长与衰老，等等。更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往往是正面、直接地进入日常生活，而不是从侧面，或者迂回的视角。这不仅从价值倾向上体现了作家对日常生活的重视与关切，也从艺术技巧上体现出作家把握日常生活和重构日常生活的能力。
    陈旭红的创作更引人关注的是她善于感觉日常生活中最容易被忽视、被轻视的细节。如在《白莲浦》中，母亲安慰“我”这个被亲身父母遗弃的孩子，说：“不要怨恨你的父母，他们有他们的难处。从包裹你的物件看，你的父母是不错的人，将你扮得像小仙子一样。可能是青峰寺的菩萨显灵，特地让你父母把你送给我，母亲有你活得才有意思。”这段话真诚朴实，准确体现了母亲的宽广、善良，其中“扮得像小仙子一样”、“青峰寺的菩萨显灵”两个细节，贴近农村妇女的日常生活，符合农村妇女的内心世界，因而使话语中流露出的情感更加自然。
    一般来说，不同的文艺形式对社会生活的关注无疑比日常生活要多一些，在过去，英雄的生活、战斗生活、革命和建设生活、企业改革生活等——社会的、公共的、集体的生活——代替了人所有的生活。事实上，以“个人”为主体，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以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为基本内容的日常生活也是极其重要的，它是人赖以生存的基础。一个人无论职业种类、无论财富多寡、无论成就大小，都必须以衣食住行用等基本生存资料为前提，都必须以日常经济交往、日常情感交往、日常人际交往为依托。因此，人首先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其次才能从事其他活动，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
    但要让每个人理性地认识到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并不容易。因为日常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蕴含在无数琐碎、平凡的细节中，正因为是日常的、是平凡的，所以很难给人陌生感、新鲜感，很难被发现、被重视并被细腻地感受、描写。它要求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每一丝、每一缕都要有清晰的感受，而不仅仅是一种生活面貌上的知晓和生活常识上的知道；更重要的是，作家对日常生活琐碎、重复、平常的背后的意义世界，要有深刻而生动的认识与体悟。诚然，近几年作家们的目光开始关注私人的或个人的生活了，但我们很快发现，一些作品仅仅满足于窥探个体隐秘的内心，一些作品仅仅满足于日常生活世界中的欲望部分，一些作品仅仅从概念上、时代话语的框架上图解日常生活。
    这些现象不仅反映出作家们对日常生活的真正价值没有应有的认识，也消减了小说这一文体在把握现实生活中的应有价值。与其它的文学样式不同，小说因其需要构造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应的想象的世界，因此在帮助人认识日常生活方面更有优势，优秀的小说可以让我们切身感受或体会日常生活的美好和幸福。在陈旭红的作品中我们有充分的感受。比如，《遥远的纺车》所昭示的祖父母的理想，不是希望子孙成为将才，而是只要子孙昌旺，个个成人，幸福生活就好；又比如，在《那对美丽的云青坛》中作家以余素的疑问“所有的人都拼命地活，也不晓得要过出什么样的人生来”，以表达对现世的茫然的奔命的批评。这个在生活中只要跟人计较便觉得会“污累自己”、便不再“干干净净”的女人最后跟自己最要好的女友葬在一起，实现了她“只有和乐意相处的人在一起才会轻松愉悦”的理念。在《白莲浦》中，云儿对爷的去世一直不能释怀，但母亲安慰她“人活在世上就是这样子，来的来去的去，你要懂得放下。活着只求个暖意儿，爷在时给了我们暖意儿，有这些在心里就要得，莫再去苦思乱想。……人活在世上有分有聚，先分才有后来聚拢时的乐，放豁达一些。”这一段话不仅是一个母亲对生活的看法、对生死的看法，也代表作家对温暖、从容、豁达的叙事追求。正是这些让读者看到了千篇一律、不断重复、无比平凡的日常生活中蕴含的意义和价值，也彰显了小说这一艺术形式在凸显日常生活意义和价值中的巨大力量。

我的创作因由

□ 陈旭红

    近年来，时常会遭遇为什么写作的问话，一时之间，我还真的找不出答案来，尽管写写划划多年，却从未认真梳理过为什么写作。回想最早的一次写作是在中考前夕写的短篇小说《竹床》。一个下午放学回家，知村里一老人上吊了，老人临终睡过的竹床弃在河港中，孤单无着地浮着。那会天地间充塞着苍苍霭气，它们也笼罩着我，让人幽塞难过，心里过不了，也忘了中考在即，一心想写点什么。那时我的语文老师夏艳春本是督促我备考，看了稿子后，居然花两个课时来评析讲解。他的讲与同学们的倾听，让我看到了人心所需所向，他们分解了我内心的幽塞难过，让我安宁下来。那会，写作释放了我。
    尽管年龄在增长，经历的世事越来越多，可写作对我而言，仍是释放自己。三十岁后，常独自看戏，精美绝伦的戏中人，演绎着世情人爱，生死爱恨都安搁在心，情义的美好无不往极致去。记得黛玉焚稿有唱词“一生心血结成字”，每每听到这句，我就忍不住流泪，一个处于心无着处又对所生的时世有念想而不得的人，才会结字成行汇于手中的笔，这样的写也是我心的宣告。
    2007年，是我人生中最孤独苦痛且病痛缠身的一年，所幸女儿小村一直在身边。孩子上学后，我便开始写作，那年先后写了《昨日已随风吹逝》、《思富湾》初稿、《人间欢乐》、《白莲浦》。前三篇文稿写成后，到创作《白莲浦》时，我只觉自己已活到世外，至少是飘于半空，创作的过程是一遍遍对人世间的回望，我希望不管生活如何，一定要透出些些暖意来，至少要让人活下去，而不是使人消亡。那年，写作同我女儿一道支撑着我活下去。
    近几年，有意识地对创作进行理性认识，可在具体创作中，那些理性认识和思考于我仍是不显现的，我依然放自己于世情人情之上去写去言说，我仍是感性地写着，描画我心中那个苍凉而又美丽的人世间。
    生活中，当困顿压迫过紧，我会跳脱出来，去寺庙找僧尼们谈空说有，寻思人该如何住世。因果报应说最能劝解人内心的愤懑和不平，今世的一切不好全是为前世的业所报，也许内心并不真的信，可仍会解度些些，这大约也算是活人的智慧吧！世间种种事因，无不为人而为，由此，创作中的我开始有意识地思虑写出来的文字是否给自己和读者的心灵带来收益，生活太累，片刻的阅读若能引起心灵的微颤和轻扬那便是功德了。
    近两年创作不多，但每篇文章写来仍很艰苦，人物的心历在我心里同样要经历一次才行。他们因为世象来到我心里，又从我心里再生长出来，我无比悲怜地看着他们一个个“万类有情登十地”，看着他们“相好光明无等伦”，我哀怜他们更是哀怜自己在世为人的无奈。至今，我仍不是个自觉意识强的写作者，我的心里一直有着沉沉的悲凉，眼前的创作状态是为了缓解这份悲凉。写作于我来讲，更多地是为了营造理想世界，在那里，世间清华洁净，人是光明相好，无欺无压。
    我的这些所谓创作经验，与别人的一对照，就令人惭愧。我不是个理性而明晰的创作者，也没法就创作谈经验，更总结不出几条几款来，总之，挺含混的。在我所写过的文字里，我只关心我的人物如何不违心地生活着。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忘了创作这一行为是干什么。好在我也没想过自己的创作要到达一种什么境地，只是现时它仍为我所需，当会继续。由此便知，我离能容含一切的文学还有距离，在我，继续修为才是。

《湖北日报》2013年2月24日第7版，湖北新锐作家展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