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忠担心国学变成生意 不赞同把孩子送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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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文忠担心国学变成生意 不赞同把孩子送培训班2013年05月17日 来源：北京晨报 作者：周怀宗

钱文忠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华东师范大学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电影学院客座教授，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儒藏(精华编)》编纂委员会委员。汇名家网特约讲师。

日前，钱文忠新作《钱文忠解读百家姓》正式面世，这本书是钱文忠根据《百家讲坛》的讲稿整理而成，内容更加详实和丰富。据钱文忠介绍，和《百家讲坛》的讲述同步，《钱文忠解读百家姓》共分为五部，电视节目会在接下来的四个春节期间播出，而四部书也会跟随电视讲演计划分部出版。
解读《百家姓》，钱文忠希望能够唤起人们寻根的欲望，钱文忠说：“这是一个开放的时代，但是人们的心态却越来越封闭，人心越来越小，很多人习惯于用‘你是哪里人？户籍哪里？城市还是农村’等，去区分所遇见的人，这是一种奇怪的状态，如果这种观念不能改变，那么这个民族就可能会被撕裂，同一个民族之间，人们越来越对立，裂痕越来越大。”钱文忠说，他讲《百家姓》，一是希望告诉人们历史的真相，每个人都是有来历的，都是有根的，不要因为狭隘的观念使得人们对立起来，其次，也希望由此增强人们的敬畏之心，由此想到祖先，想到每个人的姓的来源。
通过“姓”改变地域歧视
北京晨报：传统的蒙学经典《百家姓》，现在讲解，有什么特别的感触？
钱文忠：我比较关注的，是怎么看待在传统文化中姓氏的重要性和凝聚力，《百家讲坛》所属央视十频道总监金越是一个有艺术理想和文化担当的电视人，他有个观点我很认同，他说很多时候这个地方的人瞧不起那个地方的人，比如很多上海人、北京人都有这个毛病，其实不少大城市都有这种现象。但是当你慢慢了解了姓的渊源，就知道其实所有人都是有来历的，不要用那种非常狭隘的观念，南北的区别，东西的区别，城乡的区别把这个社会划分开。一个人的姓是代表了他的血脉，而他的血脉又是从哪里来的？明白了这些，可能那些互相之间的看不起会少很多。
为自己的姓氏骄傲
北京晨报：那么您最想告诉人们的是什么呢？
钱文忠：现在是一个开放的时代，但是人的心态越来越封闭，人的心越来越小，人们用家乡、户籍等互相区分，如果这种现象不能改变，那么整个民族都很可能会被撕裂。我讲解《百家姓》，讲这些姓的来源、演变，里面流传的故事等，就是希望引起人们寻根的欲望，告诉人们每个姓都是有来历的，不要因为一些没有必要的原因而互相看不起。还有一个，就是希望每一个人能为自己的姓氏骄傲，在传统社会，开除出族谱是比判刑更重的惩罚，皇帝杀了人还能平反，比如岳飞，没有人说岳飞丢脸的，但是如果赶出家谱，那是巨大的耻辱。现在我们的民族缺少一种敬畏，我希望能够通过讲姓氏文化，能够有一种敬畏文化，能够想到祖先，想到你这个姓。
每一个姓都是平等的
北京晨报：姓是家族的象征之一，而家族又是传统社会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但是在现代，家族这个词似乎离人们越来越远了，您怎么看？
钱文忠：家族这个词是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概念之一，在独生子女大量出现之后，家族已经逐渐消失了。但这几年社会上家族这个词用得很多，名门望族、官二代、富二代等，这是很奇怪的概念，我似乎接受不了。比如我姓钱，很多人说我们家是书香世家。我说这就是一个看起来美好的故事，我小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家里头出过那么多学者，而且那个年代都恨不得说自己世代贫农、不识字才好，即便知道也不敢说。所以要告诉人家历史的真实，今天的中国根本没有名门望族，大家都是平等的。哪怕过去曾经不平等，但中国的历史太长了，长到足够把一切不平等都抹平。春秋时代的诸侯之家，传到现在，也就是个普通人了。记者周怀宗
钱文忠：孝敬比孝顺更重要
讲《弟子规》、讲《三字经》、讲《百家姓》，这些传统时代重要的蒙学典籍，在现代化的社会中究竟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与此同时，国学热潮下，许许多多的家长把孩子送到各种各样的国学班里，背诵“人之初、性本善”，背诵“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穿汉服、学经典……在现代社会究竟应该如何看待？
钱文忠说：“我们原来把国学一脚踩到底，后来又把国学捧上天，其实这都是不对的。传统的东西，有很多好的东西，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也有不好的地方，需要改变。比如说，我一直都很提倡孝道的，但这个孝道，我认为在今天应该提倡的是孝敬，而不简单的只是孝顺。孝顺是传统社会的特征，而现代社会，不应该单讲顺，而是更要讲敬，敬畏之心。”
国学不能当成生意
北京晨报：《百家姓》是启蒙读物，其实现在有很多教国学的培训班，五花八门，甚至有教用《周易》算卦的，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钱文忠：中国现在有一种最可怕现象，就是一种热潮一旦出现，马上就会变成生意，这个我特别担心。有很多讲国学的人是带着一种传销的热情讲的，特别可怕。像周易八卦我就不敢说理解了，更不用说讲给别人听了。而现在好多国学班，其实也就是生意。这种泛商业化的现象是致命的，国学就像盐一样，一杯水，盐撒进去，看不见，但有滋有味有益处，那才是最好的境界。不是说你缺盐我就给你吃盐，不是这么补的。现在的国学热还有一个最可怕的现象，就是大跃进式的大干快上，似乎猛干二十年国学又复兴了，其实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北京晨报：那么对于孩子学国学您怎么看？
钱文忠：有很多人把孩子送到各种国学培训班，这个我不太赞成，因为你把孩子跟活生生的现实隔离开了，其实这也是国学在现在所面临的一个最重大的矛盾，比如我们用传统的规范去要求孩子，要为人诚实，要温良恭俭让，要仁义礼智信，但是这个孩子要真的按照这一套去做，那将来进入社会就可能会“吃亏”。当然，这不是说这些道德规范有问题，而是我们这个社会出现了许多很难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又无力去改变这个社会。我们只能做一点算一点，我是一直想早点退休，因为我想搞个学校，也讲国学，但是不是这种讲法，是跟孩子聊天，聊点国学。
启蒙不仅是背诵
北京晨报：您设想中的学校和其他的学校有什么不同呢？
钱文忠：这个学校，第一个就必须是非盈利的。我一直在琢磨，我想跟孩子直接接触，同时会引导他，去对国学产生兴趣，去了解传统文化，了解我们的历史和文明。其实这样一种方式就是讲学的方式，老师和学生聊天。现在很多讲国学是营销和传销的方式，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北京晨报：讲学的方式，在传统社会中也并不适用于启蒙，传统的启蒙更多是背诵，现在很多教孩子国学的也是背诵，你怎么看这两种区别？
钱文忠：一个是过去的孩子只学一门，现在的孩子在学校学的课程已经很多，负担非常重。其次，单单的背诵其实还是错的，过去孩子确实是要背书的，我们看鲁迅先生的《三味书屋》，看到他描写老夫子念“铁如意，指挥倜傥……”他确实背书，但不是只有背诵，过去的老师跟孩子是有交流的，不仅交流，很多时候还是一起生活的，所以叫言传身教。如果仅仅把过去的启蒙当作背诵，这显然是不对的。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非常重要，像《论语》就是老师和学生聊天，学生有一些问题，咱们互相聊聊，是很平等的，《朱子语类》也是聊天，近到《无邪堂答问》还是聊天；而且过去又没有考试，也不打分。但是现在不一样，学生本身的课业非常多，各门各科都要考试，期中考、期末考、升学考试……
自我管理并不是自我压制
北京晨报：那么对学习的内容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传统的文化又如何和现代文化相关联呢？
钱文忠：我们原来是把国学一脚踩到底，后来又把国学捧上天，这是不对的。传统中有好多东西确实是要不得的，比如对权力的一种极端的谄媚，比如对女性的漠视不尊重，这都是传统文化不好的东西。当然也是有很多的好东西的。比如讲诚信，讲自我克制。比如说《弟子规》，其中就有非常多的自我管理的内容，教孩子学会怎么样待人接物、立身处世，也就是“成人之教”，教孩子怎么样更好地做人。
北京晨报：自我管理会不会变成一种自我的压制，自己学会束缚自己？
钱文忠：这就是问题所在，很多地方讲《弟子规》，强调孩子要服从，要听话。《弟子规》讲究的是自我管理，但是往往就会被曲解，反而要求孩子放弃自我管理的能力，改为服从、顺从。任何一味良药都是暗含毒性的。必须担心的是，大家名义上教传统文化，其实却是要求别人服从。
北京晨报：怎样避免这种状况？
钱文忠：其实这一点中国传统中是很清楚的，教人保持自我，又不侵犯别人，传统文化中我认为最精华的一句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据说这句话是刻在联合国大厦的台基上的。自我管理不是说自己把自己权限给压没了，而是：你有你的，我有我的。
传统文化就是我们的根
北京晨报：姓是血缘、家族的一种象征，而家族文化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孝，在今天，如何看待这个孝？
钱文忠：我一直提倡孝道，但是这个孝也应该认真理解，不能说古人怎么孝，我们就跟着怎么孝，社会在变化，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古人说孝，更多时候强调的是“孝顺”，其实就是顺，“顺，孝在其中”；这么一来，“百善孝为先”偷偷地变成了“百善顺为先”。这种孝顺我不赞成。我认为，今天更应该讲孝敬，我敬重我的父母，而不是无条件地顺从于父母，我这几年一直在讲孝敬，但我发现很多人还是在讲孝顺，尤其现在好多推广国学的，动不动就是“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一套又来了，这就很吓人。
北京晨报：孝顺和孝敬有什么区别？
钱文忠：孝顺强调的是顺，其实这是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统治方法所致，传统社会就是以顺治天下，要求人们顺从、服从。现代社会不同，是以敬治天下，教人心存敬畏，敬畏法律、敬畏道德、敬畏人的精神。
北京晨报：也就是说对于传统文化，也需要现代化，让它适合现代社会？
钱文忠：还是那句话，传统文化有它自己时代的特征，现代社会的人看来，当然有很多不对的地方，你可以改变它，但是你不能砸烂它。和姓一样，传统文化就是我们的根，我们的来源，不能说结了果子，就不要根了，也不能说有一部分根不能供给养分了，就干脆把整个根都砍断。
晨报记者周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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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趣闻：有人姓死
北京晨报：讲《百家姓》，有没有什么让你影响特别深刻的事情？
钱文忠：其实我开始讲《百家姓》以后，引发了很多让我很感动的事情。比如死姓，死亡的死，我当时讲到“死”姓在台湾只有一家三口人，而且他们没有儿子，他们很担心这个姓氏从此以后就消亡了，后来有个河南的朋友在微博上告诉我，他们整个村子都姓“死”，这就很有意思。当然，这还有待核实。
●谈误读：五百年前是一家
北京晨报：人们碰到同姓的人，总会说一句“同宗”，或者“五百年前是一家”，是这样吗？
钱文忠：未必是一家。每个姓的形成都有不同的历史过程，同姓不一定同源，异姓也可能同出一脉，每个姓里几乎都有这样的情况。
●谈经济：
不能指望学问带来财富
北京晨报：不论是电视讲学、还是出书，您都做得很成功。对于生活，还有什么期待？

钱文忠：我就是拿我左手劳动赚来的钱去养我右手紧攥的兴趣。陈寅恪先生讲过，知识分子的经济独立是很重要的，鲁迅先生也是这样，为什么？值得深思。我觉得他们是很真实，你衣食不饱，何况你还有家人孩子呢？你就特别容易妥协。而且很多人会给这种妥协披上牺牲的华冠，妥协后不但自我安慰，“我是为家人牺牲”，还显得你是个殉道的人，把妥协变得很高尚，这很可怕。现在很多朋友关注我的物质生活，我理解，因为大家好奇。但是我就怕有一个副作用：别人认为你的学问是可以带来财富的，但事实上，学问基本上直接换不来物质财富，起码不能这么指望。我可以挣点版税，一本书版税多少大家都能算出来，一百多万，那就很畅销啦！一百多万也不能说少，这些钱可能不能让我完全地不妥协，完全地不出卖自我兴趣，但至少可以让我少妥协一些，可以让我“惜售”，这当然是比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