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之韵：教什么与怎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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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什么与怎么教

——读杨骐文老师研修发言有感

期末监考大学语文的时候，我看到第一道填空题是，王小波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被认为是继奥威尔的（ ）之后，一部最好的以猪为题材的小说。有的同学答，三只小猪。有的答，我是一只猪。虽然我觉得这样的回答实在有点搞笑，强忍住笑，但心里清楚这真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交卷的时候我统计了一下，答上的同学顶多也就三分之一。而这三分之一答对的同学，有多少人看了这部著作，真不好说。



很久了，我被一个问题压得沉重，这个问题就是，十二年的基础教育我们到底给了孩子什么？一想这个问题，就有痛心之感。我这些年教书的过程中，总是发现学生被各种错误的结论、名词和概念束缚着，脑袋被塞得满满的。少得可怜的真知，在头脑又是七零八零，碎片化存在。对社会秩序如何可能，对人类社会的分工、协作的机制，对一项经济政策的认知和评判，即便是大学毕业之后，还是几乎惊人的肤浅和无知，还处于童稚状态。比如在谈论某些社会问题的时候，只能从狭窄的经验出发、本能的感情出发，逃不开根深蒂固国家崇拜思维和民粹情结，局限于那些看得见的，直接的、简单因果的，而看不见的，间接的，迂回因果的层面，几乎不可能去关照的。普遍地匮乏常识感，缺少哲学素养，缺失分析和推理能力，抽象思辨能力极差，更谈不上方法论，这一点最要命，因为这意味着丧失自我教育、自我学习的能力。



连坐井观天都谈不上，而是一种被遮蔽的蒙昧状态。这样蒙昧的可悲状态，新中国的教育绝对功不可没。
如果不是有特殊的机缘，尤其是，如果没有超常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冲破这种牢固的钳制几乎是不可能的。其结果几乎就是油盐不进，定了型了。



我把这些看做是教育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教育无法回避这样的考量。教育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个价值的问题，或者说，是教育目的和内容正当性的问题。



这个引子实在太长，其实我想谈的是对骐文新贴的文字的看法，以前我们交流过问题，我一直把他看做是那种最好的研讨问题的伙伴，所以我把一些异样的想法说出来，应该也无妨的。当然，整体的精神指向我是非常赞同的。


实施面对生命整体的教学，无疑是十分美好的理念和行动。但若没有教育内容正当性层面的审视，就会流于虚化。“学生获取的只是一些碎片化的、僵死的知识，这些知识的获得或许可以使学生考高分，但与人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毫无关联，与人的整体的生命活动毫不相关，了无生气。”“在琐细的知识罗列和练习中，学生的学习变成一种机械地抠知识点和概念，急功近利地找答案的行为，不会引起对当时历史事件的真思考、整体思考和体验。”其实碎片化还是次要的问题，首先需要的恰好是对知识本身真伪的审视，毫无客气地说，虽然经过了课改，但是我们的教科书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伪知识。高中政治教材里，比比皆是。比如文章中提到的“分配制度”，还有关于所有制的那些说法，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等等，早已被经济学大佬们以雄辩的论证，批驳得得体无完肤，我们教科书里却还奉为圭臬。



还有这道习题，“新中国成立时，上海一资本家说，共产党在军事上可以打100，政治上80分，经济上只能是0分。请结合20世纪50——70年代我国经济建设的史实，给中共的经济能力打分。”这道题其实想灌输的结论，已经呼之欲出了，若考试就考它的话，如果想拿考分，肯定要投其所好，将某党的经济能力大大肯定一番。倒也不是说一点肯定不得。而是，这类话题如果想要有透脱的认识，里面必然涉及经济学的常识，比如对于私有产权、对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对计划、市场的认识，当然更涉及到对政治哲学层面的理解，而一旦对这些有所认识，就发现这个题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反对僵死的灌输、主张恢复课堂生动的气息，提升课堂生命的气象，本没有错。只是我们还需要认识到，灌输的本质是什么。罗伯特·霍尔认为，“灌输乃是一个涉及学科内容以及教育者目的或意图这两个方面混合的概念。灌输是“任何一套信念的三番五次的重述，而在这样做的时候，这些信念的根据或证据却没有受到公开的检查”。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撇开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意图来判断某种教育行为是否是“灌输”，灌输是意识形态规训的实践表征，它不是一个单纯方法的概念。


当无视内容层面的致命问题，从方法的层面上界定“灌输”，也必然试图从方法层面上寻求对问题的解决，那么课堂就极易掉入技术主义的陷阱。实质性的探讨和交流其实是很难生发的，这时无论我们采用多么生动的形式，无论我们多么关照学生主体性的投入，无论我们怎样点拨，课堂教学都摆脱不了虚假的气息。当大量伪知识、大量被涂抹被改写甚至被捏造的史实充斥占据学生的大脑时，他们还凭借什么和整体的历史境遇相遇和历史事件相遇？说白了，是把灌输做得更精致了。而一旦虚假，面向生命整体就是空谈。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一个微博上看到的故事。50年代初期，《朱德的扁担》被编入小学教材。然而1967年，学生们过完寒假回校后发现，同样一篇课文已经换成了《林彪的扁担》。“红小兵”们又开始学习林彪的艰苦朴素的精神。数年之后林彪事件发生，教材又悄然换回了《朱德的扁担》。这样的问题，不是我们实施面向生命整体教学最大的阻滞和瓶颈么？


类似的情况有如唱红歌，比如把党当妈的那首歌，二重唱也好，小合唱、大合唱也好，热闹是热闹，听起来也蛮深情，但是堆起来的笑容是真的笑容吗？能叫做艺术吗？只是表演而已。


虚假的课堂培养不出自由民，同样也培养不出性灵的人。谈猜想、直觉、想象、思维，综合体验，都将是虚妄的。当我们将大量错误的内容代代相传时，不管用什么方式，都意味着教育的失败。我很困惑，对于《桥》、《毛主席在花山》这样的课文，假如我们就在既定的内容框架下，孩子再生机勃勃地交流，又有什么用处呢？面对民主集中制、剩余价值论、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些所谓的知识点，我们再教出花样又能怎样呢？



如果我们眼里有一个大写的人的形象，如果我们还把教育当做希望的承载，就不能不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尤其需要的，是教师面对既定文本时，跳脱、引出、延展的能力。而这样做的前提是，教师自己必须是一个真理的探求者。“除了追求理性、真理和事实的意愿，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作为准绳。”只有这样，他才能激励学生“对所有可知事物、科学的意义以及生活的真实性持开放的态度”，培养他们质疑、批判的精神，成全他们的自我学习和自我成长。当然，在应试教育之下，教师必须处理好启智与考试的关系，思想再敏锐，表达再明晰，如果考试实话实说的话，卷面肯定还会吃亏。一个人再有理想精神，也需要向现实适当地妥协。这一切都太难了，但是，不面对这样的难题，不迎接这样的挑战，我们会有希望吗？



大学的教学自主性相对强一些，我教学8年了，包括必修课的授课内容和考试内容都有很大的自主权，致力于反洗脑工作有一定的优势。可是难题照样是存在的。几乎要从头开始，有同行说得好：“在长达十多二十年的全天候洗脑流水线上，不在这里掉下去，就在那里掉下去，躲得过初一，也躲不过十五。而原始的哲学基础又已坍塌，四处都是漏洞和矛盾，看上去不堪一击。但因其非常广泛，涉及政治学、法学、经济学、语言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全面开花，几乎无远弗届，简直是人海战术的翻版。好容易击破一环，还有千万重的包围等着你，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那抽刀断水水更流。反洗脑工作者势单力薄，而且其中许多人本身就曾深受洗脑之害，尚未完全脱毒，无力将反洗脑理论系统化，即使能凿开一线光亮，也很容易被其他人堵上而前功尽弃。”这样的状态，我有深深的体会。


可是，除了坚持，真的别无选择。因为根子上的工作，终究是要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