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化的感恩糟蹋“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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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化的感恩糟蹋“感激”
徐 贲

《中国青年报》2013年7月9日刊登文章追忆韩亚航空坠机事故遇难浙江女孩，文章中有这一段：“如果她们在世，知道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蔡奇在关注她俩，王琳佳也许会惊喜地睁大了眼睛，笑眯眯的，而叶梦圆也许不敢相信地跳了起来。”死者“感激”领导的“关心”，这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人们还记得，2008年汶川地震前后，时任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的王兆山，曾发表长诗《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诗中的“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当时便引发舆论哗然，被指责为缺乏人性，媚态毕现。
当然，死人的感激是说给活人听到，目的其实是要活人感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仅可以利用死人，还可以利用遭受了不幸的，或其他需要帮助的活人。例如，2010年10月，4家企业向河南文化教育事业捐助2亿元，在捐助仪式上，河南省豫剧二团团长、省文联副主席、剧协主席、一级演员李树建说：“卢书记到河南之后，我们河南文化界的春天就到了。我们每天激动万分，以泪洗面。”
每次有灾情发生，领导视察、关心后，都少不了“人民感激”的报道，甚至连帮助救灾，本应该被感激的人也会感激领导。辽阳市人民政府网站就有一封2008年5月20日登记的《感谢领导的亲切关怀》的来信，写信人的爱人是一名医生，她响应市领导的召唤，奔赴北川抗震第一线。领导给她打了几个鼓励的电话，为此她爱人对大大小小的领导都表示感激，“这几天来，卫生局正、副领导、二院的正副领导，多次给我爱人去电询问，亲切关怀，以至上门看望家属。我爱人多次提出感谢领导的关怀，会更好的为灾区人民服务。二高的马德露校长，也时常问候我爱人的事情，对我十分的关怀，问常问暖体贴帮助。我感谢领导对我们的帮助和关怀，感谢市长你的关怀。”
虽然对领导的感谢，特别是当领导似乎并不特别值得感激的时候，会有谄媚之嫌，但“感激”本身并不是一种不良的情感。需要与感激（gratitude）加以区别的不仅仅是不感激，而且更是“承情”（indebtedness）。心理学家菲利普·瓦特金斯（Philip Watkins）等人在《感激的债务：区分感激与承情》（The debt of gratitude: Dissociating gratitude and indebtedness）一文中指出，感激与承情虽然都是人因接受了某种帮助而产生的“情感”（emotions），但性质并不相同。一个人接受帮助或赠与后，感觉到承情是一种负债的感觉，帮助者或赠与者也希望他有这样一种感觉，会不断提醒他，一再要求他应该“感恩”或“知恩图报”，否则就是“不知感激”、“没良心”或者“忘本”。政治宣传中的“某某恩情说不完”要造就的就是“知恩图报”的群众心理，我让你有吃有住，对你有恩，所以你得知足，要听我的，不要再有抱怨。
感激是一种与承情或知恩图报不同的情感。感激是接受善意和无私的礼物的心情。感激者了解和相赠与者的动机是无私的，不是为了求回报，更不是用礼物来做控制他人的手段。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西塞罗说，“感激不仅是一种最高的美德，而且还是一切其他美德之父。”当一个人接受善意的赠与是，他的感激之情是一种温馨的内心快乐，而不是一种受人恩惠后不得不偿还的心理负担。感激应该超越个人的或政治的自私利益考量，它因此不是一种伴随感恩戴德和必须勉强回报的心情。正因为如此，感激往往在宗教信仰中特别典型的表现。以基督教为例，马丁·路德把感激称为“基督徒最基本的心态”，一直到今天，感激仍然被看成是“福音的核心”。基督教的感激是一种美德，它给人以好的情感和想法，也使人有好多行为和行动。基督徒相信自己是由上帝创造的，上帝用爱给了人类所有最美好的东西，是这些无私礼物的赠与者。人类对上帝心存感激，是因为受到了感召，愿意用同样的精神去对待自己的人类同伴，以赠与他人而非直接效劳上帝来感激，这便是对神恩的回报，因此，神学家把感激看成是衡量一个基督徒是否真有信仰的一项重要标准，也把感激当成是在人生中接近上帝的不二之途。
17世纪英国思想家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对感激的道德哲学思考至今仍有影响。尽管他认为个人利益是比仁慈之心更强的人心动力，但他却还是把感激看成是社会文明和稳定的一个基础。他把感激之情视为一种爱，一种令人幸福的情感。他写道，“爱的情感本身对于感受到它的人来说是合乎心意的，它抚慰心灵，似乎有利于维持生命的活动，并且促进人体的健康；它因意识到所爱的对象必然会产生的感激和满足心情而变得更加令人愉快。他们的相互关心使得彼此幸福，而对这种相互关心的同情，又使得他们同其他任何人保持一致。”虽然人不可能摆脱私利，但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人与人之间有超越斤斤计较、全然出于算计的关系，感激之情便可以成为这样一种非私利关系的粘合剂。
一个社会以完全以私利的“实利的互惠”而没有爱的关系存在，这不是不可能的，“虽然在不同的社会成员之中缺乏相互之间的爱和感情，虽然这一社会并不带来较多的幸福和愉快，但是它必定不会消失。” 他写道，社会关系“可以在人们相互之间缺乏爱或感情的情况下，像它存在于不同的商人中间那样，存在于不同的人中间；并且，虽然在这一社会中，没有人负有任何义务，或者一定要对别人表示感激，但是社会仍然可以根据一种一致的估价，通过完全着眼于实利的互惠行为而被维持下去。”这似乎正是今天我们在中国看到的景象。但是，这样的社会是冷酷的，缺少温情的，也却是人们称为“慈善”、“友谊”、“慷慨”这样的事情，这也是我们今天在中国所看到的。
人们因为感激之情而会自愿去做对别人有益的时间，这叫做感激的“责任”，斯密说：“各种慈善行为的责任，最接近于理想和完美的责任。友谊、慷慨和宽容促使我们去做的得到普遍赞同的事情，更加不受约束，更加不是外力逼迫而是感激的责任所致。” 感激之情既是必须的，但也是自愿的，体现了人的自由的责任意识。一方面，做人要知恩图报，“如果一个人有能力报答他的恩人，或者他的恩人需要他帮助，而他不这样做，毫无疑问他是犯了最丢人的忘恩负义之罪。”另一方面,强迫别人报恩则是不当的行为，“如果他的恩人企图用暴力强迫他表示感激，那就会玷污自己的名声。”这样的感激之情会使人际关系远胜于实利互惠关系，在私人关系（父母子女、朋友、爱人）中是如此，在社会的其他人间关系中也是如此。
亚当·斯密对感激之情的看法对今天许多心理学们对感激的看法都有深刻的影响。心理学是从这个世纪初才开始关心“感激”这个问题，这可能是因为心理学一向对人的负面、消极情感投以比正面、积极情感更大的关注。随着关于感激之情的研究越来越广泛、深入，心理学家们一方面认识到，正当的感激对提高个人的和社会整体的幸福感有积极作用，一方面也认识到，不当的感激可能被利用为一种控制和操纵他人，加强统治权力的统治手段。因此，区分作为自由美德的“感激”与不自由“欠情”也就成为一种能揭露政治化感恩实质的知识启蒙。
斯大林有一句糟蹋人类感激之情的名言：“感激是一种狗才会得的病。” （Gratitude is a sickness suffered by dogs）他鄙视感激，他是一个绝不懂得感激的人。但是，他却要求人民对他做的每一件事感恩戴德，对他的每一句话绝对顺从。因此，正如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奧（Simon Sebag Montefiore）在《斯大林：红色沙皇的宫廷》（Stalin: The Court of the Red Tsar）一书中所描述的，斯大林周围老是包围着一群像狗一样摇尾乞怜，歌功颂德，曲意奉承，极度夸张地表白感恩、谄媚、讨好的廷臣、优伶和奴才。
政治化的感恩是感激领袖或领导，感激政府或某个政党执政的恩惠，并因此夸张地表白谢恩与忠诚。政治化的感恩之所以有害，是因为它是一种与礼物精神背道而驰的强行索取，而表示“感激”的目的则是谄媚、讨好、奉承和忠诚表白。这样的感恩会使道谢者觉得欠下了某种永远还不清的政治恩情债务，因而一辈子在人格上都挺不起腰杆。政治化感恩会糟蹋掉人类真诚的感激之情。所以，不妨对向你索取感激的人礼貌地说一声：谢谢，但我不欠你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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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掌是一种“社会传染病”
徐贲

前不久，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科学家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人们对一场表演鼓掌欢呼的程度并不取决于表演的水平，而更多地取决于观众间的相互影响。欢呼往往是传染性的，几个人开始鼓掌欢呼，便会在人群中扩散开来，而一两个人停止鼓掌，则又会导致大家都停下来。即便是对于质量相同的表演，鼓掌欢呼的时间也会长短不一，差别很大，这完全取决于人群的压力。当 “鼓掌的压力来自于整个房间里的掌声，而不是坐在你身旁的个人的行为”时，鼓掌欢呼便成为一种具有标志意义的“社会传染病”。
鼓掌不是一种单纯的个人身体语言，而是一种集体的社会行为。这在罗马时代就已经有了充分显现。鼓掌的拉丁语是applaudere，原意为“击”和“拍”，但重点却在表示欣赏、认同、鼓励、庆祝。罗马人把多种仪式，不一定是拍手鼓掌，都叫作applaudere，它可以是用手指打响指，也可以是挥动宽袍（toga）的衣襟，后来则是挥动手巾。手巾是罗马皇帝奥瑞利安（公元270-275年在位）发给罗马市民的，就像“文革”时的“红宝书”，在重要的场合用来一起挥舞欢呼。罗马剧院里一剧终了时，主角就会喊一声“再见，鼓掌！”（Valete et plaudite!），于是在鼓掌员（choragus）的带领下，观众便会有节奏地鼓掌。
这往往是预先安排好的，鼓掌员也是花钱雇来的。好多年前，某昆剧团到美国伯克莱献演昆剧《牡丹亭》，也是事先把一些自己人的“托”安排在剧场里的不同地方，让他们充当这样的观众鼓掌员，他们每次一开始鼓掌，美国观众就算是莫名其妙，也会照样跟着鼓掌。这与瑞典学者的研究结果完全一致。
如今，西方政治生活中常可以看到这种有人带头的仪式性鼓掌。有组织背景的政治人物登台演讲，还没开口，支持者就开始鼓掌，表示拥护和爱戴。这种鼓掌与这位政治人物在演说中要说什么完全没有关系。这种掌声当然也会在演说之后热烈地响起。哪怕演说很糟糕，了无新意，或者根本就是假大空，忠实的听众也照样会热烈鼓掌，因为这本来就是一种政治仪式。
政治礼仪的鼓掌可以在某些制度下变成恐怖统治的手段。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说了这么一件事情，莫斯科附近的一个小城召开政治会议，当地要人们均参加会议。便衣警察像以往一样，渗入了大厅里群众之中。众多的演讲之後，进入晚会的最高潮——歌颂俄罗斯的伟大领袖斯大林。歌颂完毕。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掌声持续了三四分钟还不停歇。人人都知道祕密警察在监视谁先停止鼓掌，于是六分钟，八分钟……掌声还在继续，老年人的心脏跳得厉害。九分钟，十分钟过去了，大家害怕起来，没人知道这情形如何结束。这时，一位坐在讲台上的造纸厂厂长鼓起了勇气，停止鼓掌，坐下。好像发生奇迹似的，宁静降落在整个大厅内：现在可以不鼓掌了，大家如从恶梦中醒了过来。一星期后，造纸厂厂主以玩忽职责的罪名被捕，判监禁十年。审判结束，法官走过他身边时，对他说：“下次当涉及斯大林时，你可要小心，不要率先停止鼓掌。” 在这种表演性的政治仪式中，人们用鼓掌表演对领袖的绝对忠诚，在它的背后则隐藏着极端的恐惧。
德国思想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于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愤然辞去汉堡大学校长职务，他曾对表演性政治仪式的功效和目的这样写道：“它们就像我们在原始社会里所看到的仪式一样固定、严厉和不可抗拒。每一个阶级、每一个性别、各个年龄，都没有自己的意志。不表演一种政治仪式，谁都不敢在大街上行走，谁都不能招呼自己的邻居或朋友。就与原始社会 一样，忽略一个规定的仪式就意味着痛苦和死亡。甚至在年幼的孩子那里，这也不能仅仅看作是一种疏忽罪，它成了反对领袖和集权国家威严的一种罪行。”
在纳粹德国，对领袖鼓掌欢呼只是众多政治仪式中的一种，高抬右臂45度，手指并拢向前的“纳粹礼”更是每个德国人见面时必须行使的仪式。卡西尔说，“这些 新仪式的效果是很明显的。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该仪式的不变的、统一的、单调的表演更能销蚀我们的全部活动力、判断力和批判的识别力，并攫走我们人的情感和个 人责任感了。”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什么人都必须参加这种表演，“他们表演着同样规定的仪式，开始用同样的方式感觉、思维和说话。他们的姿态是强烈而狂热 的，但这只是一种做作的假的生活。事实上，他们是受外力所驱动的。他们的行动就像木偶剧里的挂线木偶，他甚至不知道，这个剧的绳子，以及人的整个个人生活 和社会生活的绳子，都由政治领袖们在那里牵动。”（恩斯特·卡西尔：《国家的神话》，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347页）
政治仪式的鼓掌欢呼并不一定需要用手掌拍出响亮的声音，或者用嘴巴发出激动的呼叫，它也可以用其他更有创造性的方式来进行表演。例如，“中国梦”成为新的“理论建树”后，先是有报道说四川成都市成立所谓的“中国梦办公室”，接着众多媒体报道，四川省多地先后成立了“中国梦办公室”。可以设想，率先撤销“梦办”要比率先成立“梦办”需要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有人批评说建“梦办”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跟风，其实，这个跟风不只是形式主义，它根本就是一种“鼓掌病”，而它的压力则来自“整个房间里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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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心理学和人心的启蒙
徐 贲

美国的大众心理学是大众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它不是娱乐性质的，而是兼有生活辅导和社会伦理讨论的特征，是一种人性、人心的启蒙知识来源。它可以说是美国民主文化的产物或共生物，它涉及的许多心理问题和调适建议都包含民主价值的考量，成为美国整体社会自由、平等、尊严等价值的一部分。
大众心理学的书籍林林总总，不计其数，许多书店都会把这类书籍摆在比较显眼的部位，内容也各种各样，稍微举一些例子就可以列一个长长的书单：《男人如何寻找意义》、《情感智能2.0》、《转折点：小事如何能有大影响》、《可预测的非理性：影响我们做决定的不可见力量》、《快和慢的思考》、《情感智能：为什么它比IQ更重要》、《巧遇幸福》、《习惯的力量》、《路西华效应：好人怎么会作恶》（路西华，Lucifer是堕落的天使)、《如何交朋友和影响别人》、《爱的艺术》、《动力：上进心的惊人真相》、《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选择的困难：为何想要多反而得到少》、《奥菲利娅的复活：保护青春期少女的自我》（奥菲利娅是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女主角）。
这些书大多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可能碰到的一些难题来做心理和伦理的讨论题材，既能满足人们的知识兴趣，也能引起他们的思考。有的还提出一些通俗易懂的心理学概念，使读者能够通过“问题概念”来对类似的现象做举一反三的联想。如果读者对某个问题感兴趣或有不同的想法，也可以找同类其他书籍来阅读。
弗华德（Susan Forward）的《情感讹诈：当你的生活中有人用害怕、义务和罪感来操纵你的时候》（Emotional Blackmail: When the People in Your Life Use Fear, Obligation, and Guilt to Manipulate You）就是一个例子，它讨论的是我们许多人都有过的被亲近者利用的经验体会——“情感讹诈”。这一般发生在亲密的人际关系中——家人、夫妻、情侣，当然还有亲人化了的伙伴、帮派、同志、战友，等等。它通过这类话语来起作用：“如果你真爱我，那你就……”，“我这都是为了你好，……”“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你这么做，对得起……吗？”
说这些话的人都是想利用亲近的感情，如爱、忠诚、尊重、信任等等，来达到影响和操控对方的目的，说话者可能是我们的父母、恋人、师长、领导，利用我们的情感向我们索取他们想要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顺从和服从。
弗华特在书里不仅分析了这种讹诈的手段及其对人际亲密关系的实质损害，而且还提供了如何抗御情感讹诈的一些可行方法。例如，事先想好可能发生的情况和对话情景，做好回答的应对准备，反复练习回答，直到能自然说出。如果听到，“你要把我气死（气病）吗？”就可以回答：“我知道你不会的，但我已经决定了。”听到“你会后悔的”或者“你这么做对不起我”，就说：“你是在气头上，过一阵子你就不这么想了”或者“我们都多考虑一下吧。”
这样的心理分析和指导显然是大众层次的读物，但却体现了美国社会的基本价值，如人与人的平等、尊重，人应该有自己的选择自由，不应该听命于他人的操控和摆布。但是，心理和伦理都不是简单的逻辑推理，人的心理动机和人际伦理之所以值得关注和讨论，是因为它们总是因人而异，因事而异。米勒(Daniel Miller)在《事物的宽慰》（The Comfort of Things）中就提出，不应该对亲近者的感情处处设防，“英语中所谓的情感讹诈，那种你必须揣度别人的感情的想法，其实有害于个人自由。这么一来，慷慨、仁爱、体贴全都变成了情感讹诈的咒语。”
美国的大众心理学涉及伦理和价值的讨论，对大众道德有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19世纪上半叶，心理学在美国得到介绍和发展，也是得力于教育人士的推动。斯坦利·霍尔（Stanley Hall)就是一位代表人物。他的学术兴趣从早年的神学和哲学转向心理学，他从在德国的留学经历认识到，教育改革可能帮助美国在精神方面发生重大的变化。他敏锐地预见了与美国民主相联系的两个未来的文化潮流，一个是作为关于人的民主科学的心理学，另一个则是作为新的民主宗教的教育。大众心理学——涉及实验心理学、生理心理学、行为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等——正是这两股文化潮流在大众文化中的汇合。
美国文化历史学家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ein）在《美国人》第三卷“民主的经历”中，把美国的心理学看成是为这个国家提供科学信仰的 “宗教科学”，认为它可以“帮助建设美国制度并对美国道德作出新的解释。” 布尔斯廷在心理学中看到了“某种具有吸引人的民主的东西。”心理学要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自己，这成为它的神圣使命，心理学家也成为新福音的传布者，“他们只是帮助人来发现他真正是什么样的人，他的真正行为是怎样的。就像路德和基督教新教牧师过去曾经努力把人从僧侣的支配和高高在上的教皇权威中解放出来一样，心理学家们现在努力把人从恐惧、禁忌和独裁的新教道德的清规戒律中解放出来。”心理学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获取对人的知识，他们对民众感受和心理的调查方法也是民主的，民众调查让心理学家们“找到了探索当前男男女女的内心世界的新方法，让他们自己来说话。这种调查表就是一种选票，是把民主投票运用到心理学问题的一个实例。”这种研究方式和结果为大众心理学吸引了广大的读者群体，在一个人性、人心知识直接有助于公民自我启蒙的民主国家里，这应该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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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上的公民教育
徐 贲

在互联网的时代，公民教育已经不再局限于学校的课堂或纸媒的报刊了。网络正在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互联网公民教育的最大优势就是便利、迅速而不断更新的充足信息、多种多样的教育和参与项目，以及为网民提供的互动机会。从事公民教育的网站往往与新闻网站不同，它们有专门的宗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继承了纸媒文字思考和讨论的传统，也承担了学校公民教育的后续职能。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小学逐渐普及，成为公民教育的大学。十九世纪工业化时代，中学开始普及，也代替小学成为公民教育的大学。如今，互联网已经形成一种新的教育手段和方式，可以说，互联网也正在成为公民教育的大学。
然而，互联网不可能代替学校，互联网上的公民教育也不能代替学校里的公民教育。杜威把教育分成偶然的（非正式）和有意的（正式）两种，它们是有区别的。公民教育可以是非正式的，是在“和别人共同生活中得到的教育”；它也可以是正式的，是在学校里接受的。非正式的教育是偶然发生的，它有身历其境的好处，能将“知识用来应付迫切的日常事务，所以具有深刻的意义”。正式教育的好处是比较系统，但“容易变得脱离现实和呆板”。教育要有切实成效，“就是要在非正式的与正式的，偶然和有意的两种教育形式之间，找到保持恰当平衡的办法”。（赵祥麟、王承绪编译：《杜威教育论著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146-148页。）互联网的公民教育不是要代替学校的公民教育，而是要在生活中偶然的公民教育和学校里有意的公民教育之间建立一种恰当平衡的可能。
互联网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大大增加了知识的传播速度和信息量，但是，速度和信息量并不等于信息的质量，更不等于信息就能提高公民参与的素质与能力。以当前的情况来看，网络存在严重弊端，充斥着大量不可靠的信息，娱乐代替了求知，成为阅读的时尚，甚至根本令许多读者失去了阅读的兴趣，既没有耐心去细究事情的来龙去脉，也没有能力去察辩事理的是非对错。这样的民众不可能对公共事务做出独立的，有知识，有根据的判断。从博客到微博，信息越来越多，但字数越来越少，内容越来越贫乏。网络上充满了浮躁与不安，蔓延到现实社会中，扭曲着人们的认识方式和公共行为。
相比之下，网络上的公民教育则呈现出严肃、认真、深入的思考方式，然而，公民教育的网站并不是专家、学者发表高见的地方。网络上的公民教育是面对普通民众的，其任务不是提供关于民主或公民的学术研究知识，而是起到公民社会中的自我启蒙和自我教育作用，让尽量多的人有机会获得与公民权利、责任、参与技能和机会有关的实用性知识。这类网络公民教育的目的不是要把普通民众变成民主学识的渊博人士，而是帮助他们成为能够胜任民主政治的精明的公民。

学做精明的公民

“精明的公民”（smart citizens）是那些坚持公民自我治理和公民能力自我优化原则，并努力具备与之一致的知识与素质的公民。做精明的公民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积极、有效地进行民主参与，真正成为“人民政治”的主人。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也是一种公共生活方式。一种生活方式的诞生和存在总是伴随着一种新类型的人的出现。相反，一种生活方式的衰亡也总是伴随着某种类型的人的消逝。“精明的公民”往往是在政治民主的开端时期和公民文化的成长环境中有待充分形成的一种新型公民。
在当今世界里，特别需要“精明的公民”的是一些正在形成或尚未形成民主制度和公民文化的国家。这些国家正在经历从专制向民主的过渡， 许多在那里身为“国民”的公民还没有机会接受民主的公民教育，更没有机会在民主的历史传统、社会规范和日常生活方式中从小潜移默化地接受公民文化的熏陶。他们要成为“精明的公民”，特别需要公共信息的知情权，这包括自由的公民言论、公共新闻、民主知识的传播、历史真相的公开和澄清。有了这样的求知基础和条件，公民才能争取提高自己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和机会。
而且，参与公共事务要求的不仅是参与，而且是在知情条件下参与。知情的公民是积极获取、研究、消化信息，并用它来为增进社会共同福祉而进行参与的公民。不知情的参与不仅没有质量，而且还可能被专制权力蛊惑、操纵和利用，成为非理性的，暴力盲从的群众运动。在经历过专制统治的国家里，有见识的公民对此有特别深切的认识。21世纪初的智利便是一个例子。智利在经过了皮诺切特·乌加特的军事独裁和恐怖统治之后，艰难地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这时候，大多数的智利人都还缺乏如何进行民主参与的启蒙。2009年12月，在智利出现了一个叫“精明公民基金会”（Fundación Ciudadano Inteligente，英文名Smart Citizen Foundation，网站：http://www.ciudadanointeligente.org/)的组织，这正是智利在为即将来临的民主选举积极准备的一年。“精明公民基金会”是一个非盈利、非政府公民组织，总部设立在首都圣地亚哥。它的主要任务是运用网络技术收集与扩散有关民主政治的信息，推动知情的公民行动（informed citizen action），监督政府为其行为必须承担的责任。它同时进行好几种与民主公民政治有关的活动，包括“精明地投票”（Vota Inteligente, Vote Smartly），对公共信息的“精明地获得”（Acceso Inteligente, Smart Access）。
智利“精明公民基金会”的宗旨是缩小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信息差别、打破政府的信息垄断和控制、提高政府权力的公开化和透明度、鼓励公民们进行知情的独立思考并积极参与、帮助公民们增强集体行动的能力、保护公众利益不受少数权贵阶层的侵犯。成为精明的公民，公民们因知情而变得精明、能干、积极参与，这符合智利社会发展的需要，也符合享有普世共识的民主潮流和人权价值标准。“精明公民基金会”的宗旨和以此为原则的种种活动都很快获得了智利国内和国际间的认可和赞赏。
在非洲东部国家肯尼亚也有一个叫“精明的公民”（Smart Citizen）的公民组织（网站：http://www.smartcitizens.org/news/7/Kenya_Ni_Wajibu_Wangu）。肯尼亚是非洲一个政治比较稳定，民主制度比较有共识的国家。1890年，英、德瓜分东非，肯尼亚被划归英国，英政府于1895年宣布肯为其“东非保护地”，1920年改为其殖民地。1960年3月，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简称“肯盟”）和肯尼亚非洲民主联盟成立。1962年2月伦敦制宪会议决定由上述两党组成联合政府。1963年5月肯举行大选，肯盟获胜。同年6月1日成立自治政府，12月12日宣告独立。
独立以来，肯盟长期一党执政，1991年12月肯尼亚改行多党制后，肯盟又连获1992年和1997年两次多党选举胜利。2002年12月，由14个反对党组成的全国彩虹同盟（简称“全盟”）在第三次多党选举中击败肯盟上台。从一党制向多党制的转变是一种民主的转变，在长达近三十年的一党制统治下，肯尼亚人很少有学做精明的公民的机会。“精明的公民”这个公民组织便成为肯尼亚人为民主政治努力自我教育和自我启蒙的象征。这个组织在“自我介绍”中说，“精明的公民”是“一个公民社会组织，旨在推动肯尼亚和整个非洲的改革。……为了让所有阶层的公民能够享有个人和社会发展的资源，必须推动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改变。如果不能改变我们自己的听天由命和麻痹冷漠，任何有意义的改变都不可能发生。公民们站起来，承担自由参与治理的时刻已经来到。”
肯尼亚“精明的公民”组织的宗旨主要也是有关公共信息的， “创造和创地新收集、核对、传播客观信息，这些信息可以帮助公民们以一种知情的、非暴力的积极方式参与到与他们生活有关的治理程序中去。”这个组织同时明确地提出了四点“核心价值”：一、创新，增强符合肯尼亚国情的解决问题能力；二、正直，言行一致；三、知识，掌握客观信息；四、参与，了解协同行动的益处。它在网站上写道， “没有选择便没有人生，成千上万的公民以非暴力的方式形成的压力，想象一下它的威力吧。……做一个精明的公民就是要在所有的事情上争取客观的信息，了解真情，为争取进步发展而积极行动。” 面对这样的任务人民没有别的选择，“选择当精明的公民吧！”
知情权是公民的知的权利， 包括知悉权、资讯权、信息权或了解权。知情权是政治民主化的必然要求和结果，它不仅是一个法律领域（公法和私法）的概念，而且更是一个政府对公民思想、结社、知识传播是否拥有合法控制权力的概念。没有知情权便没有政治自由意义上的公民。徒有其名的“公民”被强制分割为相互孤立的，不能相互联系的散沙个体和群氓。正如塞奇·莫斯科维奇在《群氓的时代》中所说，这样的民众“就像是一堆码好的砖块，略经风雨就会坍塌，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把它们粘合起来”。（塞奇·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许列民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页。）这样的群氓没有办法结合成为有机的公民群体，这样的个体也没有办法成为精明而有效的公民。

“精明的公民” 与“受过教育的公民”

与智利和肯尼亚这样的国家相比，美国的民主制度和民主公共生活要健全得多，具有民主知识和素养的公民有一个历史更悠久，更为人们熟悉的名号：“受过教育的公民”。2009年11月奥巴马来访中国时，在给《南方周末》及其读者的题辞中写道，“我希望继续维护我们两国间的关系，并祝贺你们在分析及传递关键政治信息上的贡献。受过教育的公民是建立一个有为政府的重要前提，而出版自由对这一有智识的公民社会大有助益”，其中“政治信息”（知情）和“受过教育”（因有知识而聪明和精明）是联系在一起的。
民主理论中的“知情的公民”（informed citizen）概念在美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建国时期即已如此。1780年的麻萨诸塞州宪法中就这么写道，“与德性一样，普遍存在于人民中间的智慧和知识对于维护人民的权利与自由是必不可少的”。杰弗逊（美国第三任总统）说，“知情的公民是唯一靠得住的民意储藏”。19、20世纪，随着新闻、传媒、各种知识对公共生活影响的不断增强，知情权已经强化为公民的一种不可让渡的权利，也就是说，即使一个公民自己愿意放弃这种权利，政府也没有权力限制或剥夺他的这项权利。今天，在世界范围内，公民获取信息的权利已经成为普遍人权和民主权利的基石。智利和肯尼亚的那些有见识的公民不仅要捍卫这个权利，而且还把知情确立为他们民主参与的首要条件和任务。
优秀的民主离不开素质优秀的公民，优秀的公民是受过教育的公民。奥巴马所说，“受过教育的公民是建立一个有为政府的重要前提”（An educated citizenry is the key to an effective government），这也令人想起杰弗逊的另一句名言，“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是我们作为自由人民生存的关键”（An educated citizenry is a vital requisite for our survival as a free people）。奥巴马和杰弗逊之间隔着200多年，但民主和公民社会的传统，对公民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和强调却是一如既往地传承下来。杰弗逊和奥巴马所说的“受过教育的公民”并不是指那些仅仅拥有学历和文凭的人们，而是指那些懂得如何在民主政治中有效发挥参与能力的“精明的公民”。
杰弗逊是一位以强调民主公民教育著称的总统。他把公民教育确定为“公民的政治教育”。这是包括两个方面的“民众启蒙”：第一是让人民知道自己的权利，第二是让他们对暴政保持高度警觉。人民之所以需要一个政府，一个政府之所以具有合法性，乃是因为人民需要政府来保障个人的自然权利，政府滥用权力的野心是人民的自然权利经常遭受的威胁。
所以，民众获取关于政府形式的知识，了解那些既能够制衡政府权力，又能使政府运行的政治制度，便成为必须的教育。这种教育是为了让民众清楚地知道，即便是“最佳”的政府形式，对于民众的自由权利也不是充分安全的。因此，全体民众要随时对政府保持一种明达的、有知识的警觉，也就是成为精明的公民。与许多同时代的美国政治家不同，杰斐逊认为，民众并不会自然而然地知道自己的权利和对政府保持警觉，因此必须向民众提供启蒙教育，公民的政治精明不是天生的“智商”所致，也不存在于他们的文化基因（具有某国特色）之中。它完全是教育与自我教育的结果，精明的公民因此必须是“受过教育的公民”。
与美国的“受过教育的公民”相比，智利和肯尼亚公民的“精明”更具有自我教育和自我启蒙的含义。美国有比较健全的政治、社会制度、公民社会文化，学校公民教育也为美国人成长为民主公民提供了方便的教育环境。与美国相比，智利和肯尼亚的制度教育条件就要逊色得多。在这些国家里，精明的公民更有必要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变得聪明的人。学做精明的公民因此也成为更具有迫切现实意义的事情。

互联网上的公民教育和信息

尽管美国有着长期稳定的民主传统，民主的公民教育仍然是美国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现有的网络公民教育并不是要替代学校的公民教育，而是在不同学校，不同州的公民教育之间建立一个交流、参考、相互学习的公共平台。“公民教育中心”（The Center for Civic Education, 网址：http://www.civiced.org/index.php）便是一个例子。这个中心已经有近40年的历史，当然不可能全与互联网有关。1964年加大洛杉矶分校设立了一个跨学科的“公民教育委员会”，其宗旨是推动大学前教育（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的公民教育。
1969年，该委员会受加州律师公会（State Bar of California）委托，着手制定一个全加州范围内的公民教育课程，称作为“自由社会中的法律”，着重于向学生介绍宪政民主的基本概念，如正义（公正）、权威、隐私、责任。这个学习跨度超过12年的公民教育计划是由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资助的。1981年，公民教育中心成为一个无党派、非营利的独立组织，但仍附属于加州律师公会。它的总部设在加州的卡拉巴撒市（Calabasas），在首都华盛顿特区也设有办公室。自1969年创立以来，美国的50个州和华盛顿特区都运用过这个中心的公民教育材料。
公民教育中心的宗旨是: “致力于公民坚持民主的原则，积极参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民主实践而推动启蒙和有责任的公民精神。”它的工作着重在与法治有关的公民和公民素质教育，与其他国家的民主教育有交换计划。公民教育内容包括美国宪法和权力法案、在联邦、州和地方这三个层次上的政治传统和制度、公民参与、公民权利与责任。
公民教育中心采用传统与现实的结合方式，将杰弗逊的一句名言定为自己的目标：“把社会的最高权力存放在人民自己那里，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是比这更安全的。如果我们觉得人民在谨慎控制权力方面还不够有知识，那么补救的办法是，给他们知识，而不是把权力从他们那里夺去。” 该公民教育中心对学生进行公民教育，有三个现实的目标： 1. 不断增强对美国宪政民主及其基本原则、价值的认识。2. 提高作为有效和负责任的公民参与的技能。3. 服从决策和解决冲突的民主程序。
公民教育中心的内容非常丰富、实际、有趣，方式也与时俱进。它形成的正是杜威所期待的那种在非正式的与正式的，偶然和有意的两种教育形式之间找到平衡的教育方式。它生动而不呆板，联系现实而不只是书本知识。例如，打开它的网页，就能看到一个每日更新的民主知识小测验。例如，2102年8月20日的测验题是“下列选择中哪一个是民主制度中的共好所必不可少的”，四项选择分别为，1、个人的基本权利；2、国家变得更伟大；3、令人激动的爱国歌曲；4、所有公民的绝对经济平等。这样的小测验就像猜谜语和脑筋急转弯，对青少年有知识和智性上的挑战，符合他们的学习心理。它也照顾到视觉传媒时代青少年“注意力”（attention span）不足的特征，每次只有一题。它不以善小而不为，而是聚沙成塔，持之以恒。它完全不同于那种政治应试教育的强记硬背，临时抱佛脚。突击性的知识填塞看上去量大，但考试以后就算不忘个精光，也都抛到了脑后。相比之下，每天一题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做一题明白一个道理，哪一天做都可以，其实是个讲究实效的教育方法。
公民教育中心的内容还照顾到青少年所喜欢使用的娱乐和交际电子产品。例如，现在的学生几乎人人都使用ipod（大容量MP3播放器），公民教育中心的网页上有一个叫“60秒公民学”（60 Second Civics）的音频节目（称作为podcast，“pod 播送”）节目，可以在电脑上收听，也可以下载到ipod上。每次都是一篇只有1分钟时间的小文章，向听众介绍一些关于政府、宪法、历史的信息和知识。每天这个节目的内容与民主知识小测验是互相联系的。如果答对了小测验，得到的回答是，“棒极了，你答对了！”如果答错了，回答是，“对不起，你没答对。请听一下‘pod 播送’，并再做一次。” pod 播送是为了帮助答题者能够有理解地答题，而不是猜对答案。
“60秒公民学”的宗旨是，“探讨与公民学和政府，媒体重大事件背后的宪政议题、改变我们国家历史和政府的人物和观念等等有关的问题，由公民教育中心制作，内容主要来自本中心的民主课程，包括‘我们人民：公民与宪法’，‘公民项目’、‘民主基础’和‘民主面面观’”。音频和答题节目充分利用的是互联网的传播和互动功能，但是，公民咨询和公民学却是延续了美国200多年的民主教育传统。早在1788年麦迪逊（美国第四任总统）就说过，“全民政府却没有普及的资讯，或者未有获取普及资讯的方法，则不过只是场闹剧或悲剧的序幕，甚或两者皆是。”1826年杰弗逊就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到了公民学，他说，公民学的第一要义和“指北星”是，人民之所以需要一个政府，一个政府之所以具有合法性，乃是因为人民需要政府来保障个人的自然权利。
公民教育中心网站的互联网传媒还为学校的活动提供交流和示范的平台，这类活动还从社会上邀请来专家和有关人员参与评定和褒奖。例如，2012年7月24日，罗得岛州的一位名叫葛玛（James Gemma）的教师，他的五年级班学生们获得了“公民项目”的“全国示范”（National Showcase）奖。这些学生们花 了8个星期进行了一项关于二手烟的调查，并提出了一个在有未成年人的车内吸烟处罚的提案。许多医学界和政界的来宾访问了这个班并教学生们有关二手烟的知识和如何提出法律提案。学生们不仅学到了专门的科学知识，而且还学习到如何把知识运用到公共事务中去，并在法治的框架中采取行动，影响他人。这项研究被评定为“杰出”，是公民项目最不容易获得的高等评定。代表罗德岛的美国众议员汉迪（Art Handy）还亲自为教师葛玛颁发了奖励证书。
公民教育当然不只是在小、中学里才需要，成年公民同样需要有继续接受公民教育的机会，这种教育不是由什么知识或政府人士代替公民形成关于具体公共事务的想法，而是为他们提供独立思考，自由、理性判断所必不可少的公共信息。这样的信息必须是公开、透明，而不是经过特殊处理的宣传材料。其中最著名的要数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网址http://pewresearch.org/）。这是一个非营利，非党派的独立信息中心，2004年成为独立组织，附属于皮尤慈善基金，主要由该基金资助。皮尤中心的定位是为民主公民服务的“事实库”（fact tank），而不是为政府或其他权力机构服务的“智库”（think tank）。它的宗旨是“提供关于影响美国和世界的事件、态度和趋势的信息”。这个中心尤其以民意调查、人口研究、媒体内容分析和其他实证社会研究著称，提供客观结果和数据，但不对政策问题作是非评价，也不发表可能左右读者观点的评论文章。
皮尤研究中心本身是一个无倾向性（non-advocacy）的机构，而皮尤慈善信托基金既资助无倾向性项目，也资助倡议性项目。该中心的工作所致力的研究项目包括，优秀新闻、互联网和美国生活新闻、宗教信仰与公共生活论坛、西班牙语族裔中心、全球民调、社会与人口趋势。皮尤研究中心网页提供的材料非常翔实、客观、及时，经常被政治观点完全不同的各类学者、新闻记者和决策者引用，也是公民政治所需要的档次较高的资料信息来源。

结语

优秀的社会和良好的政治都需要高素质的，积极参与的公民。公民光有高素质而不积极参与，仍然不可能有好的公共政治，美国作家和评论家乔治·吉恩·内森（George Jean Nathan）上个世纪初的一句名言“坏官员是不投票的好公民选出来的”常被今天的美国人换成这样的说法，“坏政客是不投票的好人民保送到华盛顿去的”。内森所说的“好公民”不等于有效的公民，有效的公民是精明的、积极参与的公民，他们是康德所说的那种由启蒙而变成熟的公民，而公民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帮助尽可能多的公民尽可能快地变得成熟起来。康德说，当一本书代替了我们的知性，当一位牧师代替了我们的良心，当一位医生替我们规定了膳食，此时的我们就处于不成熟状态之中，我们应对自身的不成熟状态负责，但启蒙可以改变这种状态。这个启蒙是发生在公民社会里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启蒙是公民的自我启蒙，而不是什么圣人领袖对民众的启蒙。
民众因为得不到真实的历史、知识、信息而愚昧，因为缺乏启蒙而麻木，因为价值不明而迷茫，因为信仰匮乏而迷信。这些都是群众社会而不是公民社会的特征。一方面，互联网公民教育是公民社会自我优化，帮助公民变聪明的重要机制，另一方面，聪明的公民积极利用网络技术，通过自我教育来获取有关政治民主的必要知识。他们因为摆脱了政治愚昧而变得聪明和精明起来。政治上的精明使得他们了解民主的价值观是什么，懂得什么是政府、为什么政府是必须的、为什么限制政府的权力是必须的、如何才能限制政府的权力等等。政治上的精明也使得他们不那么容易被权力操纵，不那么容易上当受骗或被愚弄。他们能够自由而理性地思考，对事物有自己独立的看法和判断，不会像群众社会中的群氓那样，轻易就相信蛊惑家们的动听言辞和信仰表白，或是对领袖的魅力或魔力充满迷恋、敬畏和奴性。他们会自己选择值得认同和忠诚的对象，拒绝向那些自称是代表他们的政客无条件地献上自己的奉承和效忠。无论是学校里，还是互联网上，公民教育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培养具有这种素质与能力的广大公民。

教师之友网

中国人的良心问题:不做“吃米饭的机器人”
徐 贲

我们生活在一个良心匮缺的时代，我们胆怯、懦弱，看着别人受难，却自己躲在一边；看着强权施虐、却默不作声。虽然我们羡慕有良心的人，为自己没有良心勇气而羞愧，但在现实的考验面前还是会选择不理睬良心地存活下去。良心本身不是道德原则，良心是在处理具体情况时，在特殊场合和问题面前根据某种道德原则所做的选择和行动。这种道德原则往往来自一个人的信仰，尤其是道德信仰。
良心虽然能帮助人辨别对错和是非，但良心本身并没有什么好坏或善恶的实质内容。决定良心实质内容的是运用什么道德原则（这关乎承认哪种道德权威）和如何运用道德原则（这关乎运用者是否具有“审慎”这种实践性美德）。对于良心的这两个方面，理性的作用都特别重要，但宗教信仰却能给予特别的便利。在宗教信仰中，基本的道德原则及其权威来源都是清楚的，而宗教传统文献和共同经验则有许多良心行为引人向善的先例。这就像法治传统良好的社会不仅有受尊重、有威望的法律，而且还有许多可供咨询和参考的判决先例一样。
说到良心的道德原则的时侯，人们往往会想到神和神对人的道德诫命，因此，虽然美国宪法中没有关于保护个人良心的条文，但还是有法学家和伦理学家将宪法修正案第一条中的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解释为实际包含了保护个人的良心自由。那么，在神的诫命和人的良心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不妨用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做例子，那就是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在剧中，安提戈涅想方设法要安葬她的哥哥波吕尼克斯，但国王不允许，因为波吕尼克斯是在叛国的战斗中死去的。安提戈涅对国王说，有一种比国家法律更高的法，她要服从的是更高法律，只有更高法才具有神圣权威，更高法不仅要求人不做恶事，而且还要求人做善事。安提戈涅坚持说，神要求她善待自己兄弟的遗体，将其安葬，违反国法做这件事是她正当的良心行为。
那么安提戈涅所说的神法是什么呢？希腊的神从来没有向凡人宣喻过神法，希腊神话中的大英雄珀耳修斯（Perseus，宙斯和达那厄的儿子，传说中迈锡尼，Mycenae的开国者）从来没有像旧约中的摩西那样登上西奈山，在熊熊烈火中谛听上帝的诫命，接受上帝与以色列人的约定。大神宙斯也从来没有用文字公布过像《圣经》中的那种“十诫”。因此，尽管安提戈涅说到具有神圣权威的更高法，但那不可能是像基督徒从《圣经》里读到的戒律。当然，她说的也不是什么部落里的规定。她心目中的神法是每个正常的人都能用良心感知的原则，也就是后来自然法哲学家们长说的那种“刻印在人心上的律法”。
与异教的希腊人不同，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有文字的启示，摩西在西奈山上宣喻上帝的诫命，《圣经》里有十诫，都是用文字记载的。人们因此常常以为，犹太人和基督教徒有不同于自然法的道德传统，他们有了神法，因此根本不需要自然法。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天主教哲学教授布德西斯泽乌斯基（J. Budziszewski）在《良心的报复》（The Revenge of Conscience）一书中指出，犹太教和基督教并不排斥自然法，而且，“在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那里，写在人心上的律法要比在异教信徒那里更牢固、更坚实得多。”他还指出，“‘写在人心上的律法’这个说法本身就出自《圣经》，是从新约‘罗马书’里来的。”犹太教称自然法为“诺亚法”（Noahide Laws)，因为传说，在上帝与亚伯拉罕的后代订定盟约之前，上帝就已经为诺亚的后代（也就是全人类）设立了一些普遍的行为准则。
基督教因此有对“一般启示”和“特别启示”的区分。一般启示是对所有的人类而言的，只要是人，就不可能不受到一般的道德启示，即伦理学所说的“不可能不知道”。特别启示则是对教徒信众而言的，由见证过神迹的人传播于世，是写在《圣经》里的。一般启示让人知道举头三尺有神明，知道凡是人都可能有罪过。特殊启示让人知道罪过的性质和靠什么力量从中得到救赎。一般启示与特殊启示的关系可以理解为是自然法与神法关系的另一种表述。
中世纪伟大的神学家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对自然法有精辟的解释，他说，“就正确性和知识而言”，人类道德法的核心原则都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对所有的人类来说，这些伦理原则不仅是正确的，而且也都为他们所知晓（“是人就不可能不知道”），而基督教则坚信上帝是伦理的最后根源。阿奎那认为良心不是人的行为的最后规范，良心必须对应神法或自然法来断定，但是，人在行使伦理判断时，服从的是自己的良心, 因此人需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能把责任推给他所运用的道德原则。阿奎那身为基督徒，却有着开阔的道德眼光，他指出的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人类普世价值与特殊宗教价值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如何帮助人能有所良心行为。
《圣经》十诫中的前四诫（不可有别的神、不可拜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的神名、守安息日为圣日）对基督徒有特别的意义。但是，其他六诫，“不可对父母不孝”，“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他人之妻，女人不可与他妇之夫通奸”，“不可偷盗 ”，“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不可贪夺邻人的房屋、奴仆、牛等一切财物”，都是非基督徒也能接受的一般道德原则。即使是那些用“打土豪、分田地”来号召革命的人，也不会主张随意“贪夺邻人的房屋、奴仆、牛等一切财物”，而是必须先在道义上肯定他们抢夺别人财产行为的正当性和正义性，即他们抢夺的财产本来就是“不义之财”。
具有一般启示意义的道德原则，它们所关之事，如阿奎那所说，都是“每一个人天生的理性能自动并立即判断的，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当然，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并非所有的道德原则都是人类核心道德原则的一部分，但是，所有称得上是真正道德原则的都在不同程度上可以回溯到核心原则。有的是可以推导出来的，如杀人是错的，所以以任何政治理由草菅人命都是错的。有的则要求审慎对待道德罪过，例如，有罪过就应受惩罚，但合理的惩罚必须考虑到发生罪过的具体情况，有钱有势的官员盗窃国家财富与一个贫穷的母亲为饥饿的子女偷窃一块面包并不是同等性质的罪过。
在今天的世界里，更高法已经不需要是神法，也不需要是自然法或传统法，而是具有普世意义的人权。有人把人权说成是现代西方人发明的，用于推行西方“文化侵略”的道德观念。这是一种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谬说。政治学家尼克尔（James W. Nickel）在《理解人权》（Making Sense of Human Rights）一书中指出，尽管当代的人权观是二次大战后才形成的，但人权观念运用的是人类从古代就早已熟悉的自由和正义观念。人权成为当今国际间最通用的权利和价值概念，“只不过是将一个古老理念普及化了而已”。
今天，人们讲述良心行为的故事，说的已经不再是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而是缅甸的昂山素季，同样是一位女性，同样挑战她们国家里的“王法”，同样在真实的危险考验下表现了非凡的道德勇气和有所一般人无法做出的良心行为。然而，她们的良心行为却诉诸于不同权威的道德原则，一个是神，另一个是人类自己共同订立的人权原则。800多年前，伟大的神学家阿奎那看到神法与自然法的联系，今天，昂山素季同样看到了神法与人权法之间的关联。那些怀有反民主目的的人们，他们既藐视神法，又践踏人权法，他们的诡计正是千方百计地割裂这两种更高法之间的内在关系。在《恐惧、自由、人权与缅甸》中，昂山素季说，“一旦人权问题成为民主运动的组成部份，官方舆论就开始嘲弄并谴责有关人权的整个概念，将其贬为不容于传统价值的西洋货。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缅甸传统文化基石的佛教，恰恰将最大的价值寄托在人身上。在芸芸众生中，唯有人能够达到佛的至高无上境界。每个人都蕴藏着潜力，不但能通过自己的意志与努力去认识真理，而且也能帮助他人认识真理。因此，人的生命是无限宝贵的。”
良心不是只属于少数人的稀罕之物，而是能帮助每一个人成为“真正的人”的必须之物，正如昂山素季所说，没有良心的人只不过是“吃米饭的机器人” 。她告诉我们，“人民越来越渴望，要有一个制度能将他们由‘吃米饭的机器人’的地位提高为真正的人──在人权的保障下，能够自由思考，畅所欲言，昂首挺胸。” 自由思考，畅所欲言，昂首挺胸，那不正是我们所向往，所敬佩的良心行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