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武陵抱酉州：序《漫话酉州》、《酉州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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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武陵抱酉州：序《漫话酉州》、《酉州风物》  
文/冉云飞



对于我的故乡酉阳，我认为有两个人说得比较靠谱，第一位就是文学大师沈从文。关于酉水河畔的景致，沈从文先生在《湘行散记》里借“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的话来说：‘这野杂种的景致，简直是画！’”杂种在外人看来固然是粗话，但在我看来却不乏褒意，因为土苗汉的杂居地，杂交自属不免。就是山川的情致也是杂交出来的，秀丽雄奇、宁静狂野原本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除了赞美这个“野杂种”，我再无二话。

我将内举不避亲地认为，第二位把酉阳形容得比较到位的就是在下。有次我接受《南方周末》的编辑、诗人马莉的访问，回答了二十四个问题，其中问到我的出生年月及产地时，我回答道：“襟连荆楚，攀依黔北，悬挂于巴蜀，势控南越，北纬三十度横切武陵地区，像日本武士切腹的勇毅决绝，神秘孤寂。陶翁所绘‘桃花源’，其模拟版本，遍布武陵地区，好比大城市百货市场一样泛滥。妙文诚为大地山川最佳化妆师，陶潜同学的广告可以将整个武陵地区打包带走。”

我承认上面都是比较文学性的表达，但我认为其现实感也将多少得到印证。酉阳建县的历史有两千多年，但真正被文明化育的历史却并不长，若从1408年兴儒学、习汉文化的冉兴邦开始，也就六百多年的历史。事实正是如此，在乾隆39年亦即1774年酉阳知州邵陆撰《酉阳州志》以前，即便土司掌控酉阳时代的旧志，也只存于文渊阁的书目，而不见任何志书之遗存。换言之，我们若不从其它书籍，如正史和野史等饾饤琐屑的搜集中，来拚凑和粘合一个过往的酉阳，那么酉阳的历史就会变得荒芜不彰。幸好我们的先人还算努力，除邵志外，还有冯世瀛、冉崇文任总纂的《酉阳直隶州总志》行世，使得酉阳在同治早期以前有个较好的规模，不致让后代再流布耳食之言，以讹传讹。文化是润物细无声的事情，总是细心搜求之事，来不得什么大跃进，放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酉阳县档案局诸位朋友们所做的努力，就非常值得嘉许了。因为像《酉阳州志》（巴蜀书社2010年版）和《酉阳直隶州总志》（巴蜀书社2009年版）这样的刻本存世量越来越稀有，如再不出排印本，那么酉阳乃至渝东南的历史就要从入荒臻草莽之中。同时，若没有《酉州漫话》和《酉州风物》这样的书来拾遗补阙，那么酉阳文化的骨肉将不够丰满匀称。

                            一、 酉阳的命名与桃花源之争

由于有“谁不说俺家乡好”的世俗习惯，因此在对自己故乡热爱的过程中，难免时有枉顾事实的过度美化之情形，我认为这是不得体的乡愿。我认为真正热爱自己故乡的人，一定会诚实地面对故乡的美好与弱点。故乡就像一个人，不是非黑即白，不是好到了完美无缺，也不是差到了一无是处。很多时候是好与坏融合成的一捆巨大矛盾，在好与坏的的上线与下线之间的广阔地带有许多难以遽下论断的东西。不管怎样，理性的评判和诚实地面对，只会给故乡增辉。若是反之，吹得来莲花现，那么徒贻笑柄给世人，反而对故乡是真正的伤害。在我看来，实事求是，不讳隐，不夸饰，是对自己热爱的人事之最高准则。

从最近几年酉阳大溪笔山坝和清泉邹家坝考古遗址的发现来看，六千年前酉阳便有人类生活的遗迹，这为研究酉阳地区的历史增添了厚重的上古史料。但酉阳可考的建制历史就算从南宋冉维义所管的州（其实属地只有一县，并非清代乾隆元年所置的直隶州可比）开始，也只有800多年的历史——在此点我同意学者邹明星先生的“汉酉阳非今酉阳”之说，故不同意酉阳建县两千多年之说——这无论如何是不能更改的基本事实。现在有研究者用比附性的“研究”把酉阳说成伏羲、女娲等神话人物的发祥地，以增添酉阳的古老，这些说法在我看来没有可考的史实支撑，这种不尊重事实的热爱，不能给故乡带来光荣。外人一看我们这样的“研究”，会引起夜郎自大，井蛙不可语海、夏虫不可语冰的不适反应。

许慎的《说文解字》里说 “酉，就也。八月黍成，可为酎酒。象古文酉之形。凡酉之属皆从酉。与久切。丣古文酉，从卯。卯为春门，万物已出；酉为秋门，万物已入。一，闭门象也”。许慎没有看到过“酉”字的甲骨文，其实甲骨文的“酉”就是酒器，而把酉当作酒，应该算引申义，至于说粮食发酵、食物腐败而造成酒的过程，进一步引申出庄稼成熟，乃至日落西沉，这是字义的进一步演进。用《史记》里之“酉者，万物之老也”来证明酉阳古老与上古神话时代的人物一脉相承，我认为是用引申义强夺本义的倒置，此种为我所用的证据凸显证据之粗疏与不足。

那么“酉阳”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在我看来，那就是因为酉阳一直在武陵郡的最西边，而酉所具有的日落西沉的引申义，与后来天干地支之酉时，所出现的时间段，一脉相承。《内经．灵枢·卫气行》说：“日有十二辰，子午为经，卯酉为纬”，也就是子午（北南）和卯酉（东西）的经纬，依据太阳的转动形成了十二个时辰的变化，太阳下山（十七点至十九点）自然是酉时。《后汉书.郡国志》说：“武陵郡酉阳县，酉水东出，东入湘”。确定了西边为酉，那么依据“山南水北”为阳的原则，在酉水之北之地，自然就命名为“酉阳”。

与此同时，陶渊明《桃花源记》里的“桃花源”依照科学的考证，是不是就一定在桃源县和酉阳县呢？我认为不一定。事实上关于“桃花源“在何处的争论一直没有断过，自少有包括常德桃花源县、安化县、重庆酉阳县等30处疑似“桃花源”遗迹（甚至有与武陵郡根本不沾边的云南广南县坝美村也认为自己是“桃花源”所在地）。有位叫张贻明的先生甚至把《桃花源记》逐字逐句进行逻辑分析，得出20多个特征信息，并将这20多个特征信息设为命题的边界条件，用数学的方式最终“证明”出“桃花源”就在安化县奎溪镇达坳村黄桑坪。老实说，这一切所谓的“证明”，在我看来属于焚琴煮鹤、佛头著粪，说其煞风景，一点都不过份。

当你证明的基础和文本只是文学作品时，你的证明再精妙，乃至看上去充满数学的“精确”，都只不过沙上建塔、水中捞月。前提和基础是虚构的，那么其推断和结论就无法立足，这是稍用点逻辑推理就能得出的结论。因为文学作品乃虚构，不是准确的历史事实，你像疱丁解牛一样轻施妙法，一一解剖，其实仿佛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断。进一步说，如果他说的与现实偶合，那也是因为碰巧，是小概率事件，而非事实之必然。也就是说，你不能抱着孩子（陶渊的《桃花源记》）去找现实中的“妈”，因为这个“孩子”的“生母”就是陶渊明本人。把文学作品胶柱鼓瑟地搞对号入座，不尊重文学本身的特性也就罢了，最重要的是，这些“论证”都没有足够的史料支撑，更遑论科学论证？

更为要紧的是，我们要弄清楚为何有30多个地方自称是“桃花源”呢？如此之多，未免大有滥街之迹象。历史上陶渊明到过武陵地区没有，目前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但他写一篇文章为何能特别切合武陵地区的情形呢？那是因为武陵地区的卡斯特地质地貌所决定的。天坑、溶洞、暗河、钟乳石等在武陵山区所在皆是，这样的地质地貌决定了对陶翁“桃花源”的雷同，因此多处呈报有类陶翁“桃花源”者，并不令人惊奇。

唐宋时期就有好事者刻碑说湖南桃源县是陶翁“桃花源”本事之所在，还撰有“红树青山，斜阳古道；桃花流水，福地洞天”的名联。我们酉阳大酉洞的确也很像陶翁“桃花源”的摹本，清代《酉阳直隶州总志》总纂冯世瀛、冉崇文在《酉阳直隶州总志》里面说“核其形，与渊明所谓桃花源者毫厘不爽”，并引常明纂《四川通志》的话说：“酉阳于汉属武陵郡之迁陵地，渔郎所问之津，安知不在于此？惟晋永嘉后地没蛮獠，自宋及明，又世为土司地，名儒硕彦，游迹罕到。故文献无征，不能正名之为桃源耳。”冯、冉二位先贤编志书很用心，他们尽量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只是说核其形毫厘不爽，并没说它一定是桃花源，因为这不能得到史料的确切论证。所以他们全引《四川通志》的话，也只是求备一说。因为《四川通志》只是一个对桃花源的反问性见解，自己也说“故文献无征，不能正名其桃花源耳”。

众所周知，著名作家、学者流沙河先生曾应酉阳之请，为“桃花源”写了副对联“无影无踪，渔郎路志；有根有据，陶令文章”，他的意思也相当于冯世瀛、冉崇文二位乡贤所说的“核其形，毫厘不爽”。但对于许多地方特别是湖南桃源及我们酉阳关于“桃花源”真假之争，流沙河先生说：“若比先后，当然是湘西的占先，川东的落后。若比真假，那就对不起了，都是假的。陶渊明是大文学家，具想像力，能从无中生出有来。两处桃花源都是照着葫芦画瓢，只能比较谁更画得更像而已。”（《两处桃花源》）换言之，两处“桃花源”（事实上包括任何地方的“桃花源”）都是“似”而不“是”。但这并不是说否认两处都不真，那这样的风景就没有意义，事情并不如此简单。神话和传说是事实与虚构的夹糅，是先民精神和夸张性反映，《四川通志》和《酉阳直隶州总志》里的记载，虽于史无征（湘西的亦然），但记载这样的事和传说，也构成了历史的一部分。史学大家顾颉刚关于历史的层累叠加学说，已经被证明是历史文化生成的一个观察角度，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桃花源”，虽非真实，也自有其一定之价值，值得人们去赏玩。

                           二、现存酉阳志书比较

文化涵育是慢工出细活的事，酉阳与其它文化发达的地方相比，其文化相对落后封闭，是不必为此讳饰的。但自从1408年冉兴邦兴儒学以来，确实也有了不少的积累，可惜的是这些积累，有的已经消失于天壤间。从邵陆的《酉阳州志》、冯世瀛、冉崇文的《酉阳直隶州总志》，到2002年版的《酉阳县志》，二千多年的历史只赖这三本志书来传承，实在太过寒伧。虽然历史的细节偏少，待搜查的史料还很多，但我还是很感谢各位乡贤的不懈努力，才使得我们对故乡的历史，不至于淹没在耳食之言中。

修志当然自有其历史传承和方法，其它方面暂存不论，我们仅以《酉阳州志》、《酉阳直隶州总志》和新修《酉阳县志》中关于“人物”的编撰方面来看，都自有其值得总结的得失。由于邵陆《酉阳州志》有开辟草莱的功用，所以他关于“人物”方面的编撰，有比较混乱不统一之处，如在《兵制》里有守备、千总、把总，官师里有知州、州同、州判、训导、巡检、吏目，在《选举》里有进士、举人、贡生，在《节孝》里专业节孝人物，而在单列的《人物》里只列了冉如彪以下的土司官七人。这里面体例的重叠和犬牙交错，以及在人物选择上的不完备，是一见而知的事。

到了《酉阳直隶州总志.》分类就详细清楚得多，计有《职官志》、《政绩志》、《列女志》、《人物志》，《人物志》里又细分了忠烈、孝友、高义、贤达、耆寿、流寓、方外、杂人等，虽然很难考出其间的文化人物（除像黄庭坚、贯休这样少数的流寓诗人外），但有三卷《艺文志》包括在书里面，比较好地展现了与酉阳有关的历史文化。而2002年版的《酉阳县志》单有小传的人物有42位（还不包括十一类更简略的“英名录”），其中除了三位文教人士、五位医学界人士外，其余34位全是政军两界人士，文教人士所占比例不到百分之八。其中陈德元当过两届酉一中校长、杜用选在成都参与办过《西顾报》和当过四川农业大学前身校长、吴汉骥教语文的同时，写过川剧《酉州恨》、《湘灵赋》等。至于所列文学创作活动等，除简列过往古人的诗文以外，民国付诸阙如，一九四九年过后的文学创作，只列了杨贤才、沈国凡等少数几人，像在全国名声很大的李亚伟及其所创的“莽汉派”诗歌创作群体、冉易光、冉冉、冉仲景等人的创作和评论，根本都没列入，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酉阳直隶州总志》初翻一过，感觉其精谨，但也偶有失误处，如《艺文志》里关于诗的一部分，是分朝列述，但说到文同的《施南太守以猿儿为寄作诗答之》（P561），却杂入唐朝。虽知文同是大诗人苏轼的从表兄，也是著名的画家和诗人，不应出这样常识性的错误。我因没看到过原刻本，不知是原本之错，还是排印本整理者之误。但无论怎样，这些错误的细节应该尽量杜绝。至于新版《酉阳县志》失载的文化人，还有待清理，值得增补者恐怕不少。我认为像1924年考入北京女师大的陈华先（《漫画酉州》一书编者在其小传中称她为酉阳县第一个女大学生，此说不确，至少目前我所知道的尚有1923年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系的甘濬昌）应该选入，其受教于黄侃、钱玄同、高步瀛等大学者，著有诗文行世。学者陈志宪，1935年在中央大学受教于著名学者吴梅，当过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著有《西厢记笺证》等书及文章行世。这二位的事迹，幸好在《漫话酉州》一书里有所弥补。但还有多少像这样失载的人，如今我们还不得而知。

《酉阳直隶州总志》里的一些名目及说法，现在看来也有一些值得正误之处。如卷十九之“菜之属”里专讲到红薯。红苕对我来一点都不陌生，幼时家贫常食，至今见此物反胃。然此物救荒作用之大，甚于它物，不可不大书一笔。不过，冯世瀛、冉崇文二乡贤在“甘藷”一条里讲红薯，在我看来就有讨论的余地。“甘藷”条里说：“一名朱薯，一名番薯，藷与薯同，俗名红薯，音讹苕。乾隆五十一年冬，高宗纯皇帝特允待郎张若渟之请，敕下直省广劝裁种甘薯，以为救荒之备，一时山东巡抚陆燿所著《甘薯录》颁行州县，自是种植日繁，大济民食。《异物志》云：南人用当米谷，蒸灸皆香美，益仰见圣天子爱民如子之心，有加无已也。”（P487）在此条下面还录了黔令翁若梅的《金薯传记录跋》“并颂”，以名心曲及此物的传播种植路线。

甘藷与甘薯，其实是二物。晋朝嵇含的《南方草木状》里已写得非常明白：“旧珠崖之地，海中之人皆不业耕稼，唯掘地种甘藷，秋熟收之。蒸，晒，切如米粒，仓圌贮之，以充粮糗，是名藷粮。”对甘藷的记载在宋代的《太平御览》里亦有两条，并非明万历年间从吕宋（菲律宾）和安南（越南）传过来的番薯。对此流沙河先生有确切的考证，他说，“甘藷是种，种藷块。番薯是栽，栽薯藤。繁殖方式相异，终非同类。”（《华南原有甘藷》，见现代出版社《书鱼知小》2012年增订版）并且他还对《新华字典》将藷字视为薯的异体字，使得华南原有的甘藷从此永远消失，表示批评与不满。事实上，蕃薯代替甘藷是物种（后者可能产量低，种植面积不广）的竞争使然，但我们必须尊重历史事实，不能说甘藷就是番薯。

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石柱在八十年代分别成为少数民族自治县后，各县在志书史料的搜集上做了不少工作，如四川黔江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的《川东南少数民族史料辑》（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就分别以“正史”、“别史、杂史”、“地理志”、“实录”、“地方志”、“谱牒”、“碑志”七大类并加上“附录”的形式，辑录了这五县少数民族的历史史料。这对夯实关于酉阳历史文化的研究，无疑是非常有助益的。但由于这主要涉及到少数民族史料，而对别的史料部分有所忽略，其对酉阳的了解和探索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比如对于酉阳古道，之于外来移民的重要性，在《川东南少数民族史料辑》中基本没有体现。而在《酉阳直隶州总志》和新版《酉阳县志》里虽对酉阳古今道路，都有记载，但这里面也没有涉及过往征夫商旅、宦游流寓的来往，偶有涉及也主要是战时谁曾于此路过或打战之类。于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二书基本未涉及。移民入川，酉州是个很重要的枢纽。与酉州有关的主要中转路线有二，一是常德到慈利到来凤，入川境到黔江，再到彭水（或由此到沿河而上遵义等地），沿乌江到涪陵再上到重庆；另一条是从常德沿沅水，到秀山经酉阳至龚滩（此处有至黔江至彭水者），沿乌江路线与上同。这方面学者蒋维明有专文《湖广填四川，昆弋入蜀的重要途径——酉州通道初探》（见四川客家研究中心2003年内部编印《移民与客家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探讨，这说明酉州通道不仅对移民的实际入川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还影响北方昆曲（昆弋风格）之入蜀，从而影响现代川剧的发展。

为何酉阳新旧志都不注重移民问题呢？那是因为酉阳土著影响力很大，而土著为外界知晓不多，所以大家的精力都花在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土著研究上，而相对忽视外来移民。《酉阳直隶州总志》的“人物志”里列有“流寓”一节，但这只是和较有名的人有关，那些藉藉无闻的外来移民则不与焉。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看上去与酉阳没有关系，其实这是大而化之的说法。酉州既是移民的主要路线之一，也是移民的落脚点，我们从《酉阳直隶州总志》可看到此时的移民多来自黔、楚、江西等地，更有地名能证实与清初移民潮有较深的关系。根据蓝勇、黄权生的《“湖广填四川”与清代四川社会》（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对一级移民地名（地名信息明确含藉贯非川藉）和二级移民地名（地名信息里不明藉贯，但此地名产生于明清之际）的研究，酉阳有十个一级地名，有一个二级地名。与此同时的黔江和彭水，均只有一级和二级地名各一个，石柱也只有一级和二级地名各两个，至于秀山则二者全无。如1984年编印出版的《四川省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地名录》里关于“百地”和“兴隆场”可见一斑，前者谓“据辰州人（湖南）迁此，当地人送给一坡荒地开垦，称为百地”，后者谓“据传早年一江西商人安居在此、生意兴隆故名”。综上观察，可以有两点总结：一来说明乾隆以来酉阳是州所在地，对移民相对有吸引力；再者也可以藉此证明酉阳为何在文化上较其它几县为优，除了学校因素外，恐怕不能不注意外来移民的因素。

                      三、文化活在细节中

要研究酉阳过往的历史文化，就要对有关酉阳的史料有细大不捐的梳理功夫。这梳理功夫，要的是著名学者傅斯年所谓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比如我曾读到过“近代日本人禹域踏查书系”中的一本《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录》（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日本人居然勘探至我们偏僻难行的家乡酉阳，一方面日本人求真吃苦的精神为我所深佩，另一方面为他们窥伺中国的祸心不寒而栗。请允许我插个嘴，几乎与著名地理学者胡焕庸1943编的《四川地理》同时出版的，就有日本学者神田正雄的《（最新）四川地理教科书》面世，其间少不了关于渝东南的物事。再者，我曾读到过未曾出版过的十几册民国时期学生日记里，记载着流亡的安徽八中在秀山、酉阳一带学习的情形，足可以了解彼时酉阳情形之一斑。

对于研究酉阳本地的历史，不仅要注意长期居住在酉阳本地或者路过酉阳的人，如沈从文、田汉、丁玲、流沙河、周克芹等都曾路过酉阳，他们的一鳞半爪本身就是酉阳历史人文的一点积累。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注意那些酉阳籍而在外地生活的人，因为这些人也是创造酉阳历史文化不可分缺少的一部分。他们早年生活在此地，为其立足腾飞之地，其桑梓之情，使得他们对酉阳诸方面的关心，能为酉阳做出他人不能相比的贡献。我在阅读有关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女作家石评梅的《评梅女士年谱长编》（文津出版社1990年版）时，就读到她的同班同学甘濬昌（之泉）是酉阳人，其与石评梅关系还比较好。1828年9月18日石评梅病笃时，甘濬昌悉心照料，“子英、瞿冰森来探望。由甘子泉女士招呼”。注者在甘子（之）泉后说其为“石评梅在女高师之同学，北京孔德学校教员”。根据《北京师范学校同学录1907—1935年》，女子高师体育系第二期15名学生于1923毕业，毕业后能到孔德学校任教表明甘之泉的学业优异。孔德学校（今北京二十七中前身）其校名来自法国著名的实证主义哲学家，是当时北京最好的私立学校之一，由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李石曾、沈尹默、马幼渔、马叔平等人创办，有不少著名人物都毕业于此校，如蔡元培的女儿蔡威廉、著名作曲家吴祖强等。彼时教师有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常惠、李霁野、张雪门等，就几乎是与甘之泉同时的孔德学校教员，说明孔德学校之注重新式教育包括体育教育。如能找到当时的《孔德旬刊》和《孔德校刊》的话，说不定尚能找到一些甘之泉的相关史料。

由于我勤于买旧书，广泛搜集诸种史料，有幸在地摊上得到一本至今尚未出版的打印本《一生献给盲聋哑教育事业——罗蜀芳回忆录》（是书九章，前有“致读者的信”，十六开，共104页，1986年），由罗蜀芳的学生王茂华、礼广贵整理。这位堪与张謇、傅兰雅等前辈媲美的特殊教育家，一生充满对盲聋哑孩子们的热爱。在抗战的艰难岁月，也没放弃自己的事业，在艰难的窘境里做着类同武训式的事业。我在《民国成都女“武训》一文里曾说：“更令我感慨万端的是，我的乡贤、酉阳人蔡朴的鼎力资助——1945年华阳县中本应迁回梨花街，但却看中了明声盲聋哑学校在何公巷的校址，省教育厅着令其搬迁，两家打起官司来。‘我坚决顶着不迁，好在后来酉阳县的绅士蔡朴先生申明了明声聋哑学校的校址及房舍是他的私产，并把房地契及营业证正式捐赠给明声聋哑学校，这场官司才算打完’（P49）。有这样热心助学的乡贤，我亦与有荣焉。”我认为以后再编辑酉阳志书时，不仅应该有“流寓”者，也应该有在外地的酉阳人，使我们的子孙后代知其所本。

在叙述明清两代和当今的文学创作之间，新版《酉阳县志》即说：“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川、黔、湘、鄂军阀皆以酉阳为缓冲之地，酉阳人的文学作品散逸于各种报刊的甚多，惜无人汇集成册”（P483）。若肯花功夫，即便没有汇集成册，也是能找到不少东西的，前述陈华先、陈志宪的诗文均可印证此点。民国时期酉阳离现在这么近，我们反而是知道得最少的，问题出在其时的国家境况。1936年至1948年之间，前辈乡贤为编辑民国时期的《酉阳县志》做了许多努力，但因在1949年后面临巨变，资料散佚而未能蒇事，十分令人遗憾。但我以为可把民国存世的《酉志征访例略》和酉阳县政府历次为修县志所做的一些决议，复以1944及1946年出版的两册《酉阳县简要统计手册》，再加上从相邻县市乃至省里的决议和刊物中，摘取与酉阳有关的人事，以填补民国无县志之缺陷，以利后来的研究者。

进一步说，我们要编辑更多更细的酉阳县志资料，就不仅要看《四川通志》，而且要看周边如湘西、鄂西、黔东北与酉阳毗邻的各县的资料，乃至涪陵清代及民国的志书都在我们的网罗范围内，因为涪陵在历史上与酉阳渊源较深。如《川东南少数民族史料辑》里的“附录”部分《酉属视察记》、《酉阳苗族调查》、《四川之边地开发》，是关于民国酉阳的珍贵史料。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学会利用家谱、方志等书籍目录，提高查找的准确度和效率。如1982年出版的线装本《四川省地方志联合目录》，酉阳就只有同治本《酉阳直隶州总志》入选，原来是因为酉阳图书馆、文化馆没参与之故，失去了一次让更多人查找和了解酉阳的机会。好在近年来出版了《酉阳州志》和《酉阳直隶州总志》后，酉阳档案局的一帮朋友又汇编了《酉州风物》、《漫话酉州》二书，使酉阳的历史得以呈现出更多以前人们不曾知晓的细部。

现仅据我手中所藏的1961年编的《馆藏四川地方资料目录》（初集，此目录全是关于民国时期四川地方资料的目录），将与酉阳有关的资料抄录出来，以利有心人进一步编辑酉阳民国时期的史料。叶懋著《川东农业调查》（四川省民政厅，92页）、四川省政府建设厅《四川东南边区酉秀黔彭石五县垦殖调查报告》（72页）、中国西部科学院图书馆编《四川产业记载索引》（合川民福铅印公司1934年版，10页）、1937年四川省建设厅编《四川各县统计》、1941年四川省国民教育指导月刊编《四川省边地教育实施》、傅双无《四川边区各民族之人口数字》（1941年书生书店，44页）、方兵孙撰《四川桐油贸易概述》（1937年省银行经调室，310页）、四川省农业改进所统计室编《四川省农业统计资料索引》（1937年，21页）、四川省政府秘书处公报室编《四川县政概况》（1936，285页）、四川省政府训令《整理川黔两省各县保甲方案》（1938年，23页）、《酉阳县二十八年度县地方总预算书》（9页）、薛建吾《湘川道上》（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57页）、薛绍铭《滇黔川旅行记》（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208页）等。

我曾在网络上看到一套清末民初秀山有名人物李稷勋（光绪《秀山县志》的撰写者）的线装诗集《甓盦诗录》红印本，价昂不谐，未能到手。大抵李氏曾长期在京中生活，诗集流传范围较广，而酉阳集部写作者，书和人多囿于地方传播，故不曾为外界所知晓。渝东南五县在明、清、民国三朝的个人集部目录之搜集，我认为是研究我们武陵地区文化历史、风俗民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可惜至今没有人起兴编一本《渝东南艺文志》，更没有人将这些存世比较稀少的集部做成校点本印行于世，实在是件非常可惜的事。我自知能力有限，但实在有感于故乡于我的影响和养育，故我会在不久的将来，花不少的精力来写作一本有田野调查、详赡史料的鲜活史书《我们的摇篮：被北纬三十度穿越的大武陵地区》，期望得到各位故乡友朋的襄助。

2012年10月11至15日于锦里，10月15日修订，2013年5月14再修订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