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以文明大国出现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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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以文明大国出现于世界？
         


                                                          许纪霖



刊载于《文化纵横》2013年6月号



21世纪世界历史的最重要事件，可能是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大国的重新崛起，从而改变世界历史本身。最近，国内学界热议姚中秋教授提出的“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这是一个好命题。问题在于，当世界历史中的中国时刻呼之欲出的时候，中国自身准备好了吗？中国将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于世界？是西方文明的追随者、挑战者，抑或发展者？再进一步追问：那又是谁之世界历史，何种中国时刻呢？

在所谓的中国时刻降临之际，与其盲目地乐观欢呼，不如冷静地在世界大势之中重新思考中国的位置，找到她的未来轨迹。



一，世界格局中的三个重心



今日的世界，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时代，也是一个帝国并行的时代。超越民族国家的资本与权力体系，为帝国霸权的兴衰提供了物质和组织化条件。在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美苏两大帝国对抗的冷战之后，21世纪初所展现的新的帝国图景，乃是美国、欧盟和新崛起的中国的三分天下。

现代帝国的争霸，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在全球资本与权力体系中的实力，二是其各自所凭借的文明。一个具有长久竞争力和统治力的帝国，实力与文明，缺一不可。军事和经济的硬实力，如潮水一般有涨有落，然而文明，却是长时段竞争的底蕴所在。

美国衰落了吗？这是中国崛起之后世界热议的话题。虽然按照目前GDP增加的速度，中国将在未来十年之内综合国力上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衰落。究竟谁是世界老大，不仅要看GDP总量，而且要看其他同样重要的指标。在全球化的资本和权力体系之中，以美元作为全球金融货币、科技的强大创造力和无可比拟的军事威慑力，美国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继续保持其全球第一霸主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自身文明的可持续性发展性。与欧洲相比较，美国建国的主流文明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明历经二个多世纪，依然有其充沛的活力，远未走到尽头。作为一个移民国家，世界各国的精英依然向往美国，他们从四面八方涌向那里，源源不断地给美国带来新的创造性元素和竞争能力。诚如布热津斯基所说：“美国的吸引力经久不衰的关键在于，它把理想主义和物质主义这两大激励人类进步的精神动力结合在一起。……在公民权利与创业精神两个方面，美国所能提供的一切，都是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不具备的。”[1] 一个文明的生命，在于其核心价值的吸引力，是否有自信对其他文明开放，并且将异质元素转化为自身新陈代谢的造血功能。从这点而言，美国的衰落尚且为之过早，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明的核心价值，再加上多元文化带来的竞争性活力，将使美国继续扮演世界文明帝国不可代替的头号角色。

自2008年之后，欧洲陷入了持续的财务危机之中，至今不能自拔。危机的背后是文明出了问题。如今我们去欧洲游览考察，特别是那些天主教的拉丁国家，会发现19世纪工业革命时代欧洲人的那种发奋图强、努力工作的工作伦理丧失了，到处充满了松散、闲适、安逸的氛围，度假比工作更重要，全民福利造就了许多人不思有进、坐享其成。科耶夫在冷战时期曾经设想要在基督新教的美国和东正教的苏联两大帝国的抗衡之中，建立一个以法国为轴心的新拉丁帝国。半个世纪之后，这个新拉丁帝国以自我毁灭的方式出现了，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这几个拉丁国家再加上希腊被讥讽为拖累了欧盟的“笨猪四国”，在这些国家内部弥漫着一种罗马帝国晚期的“死于安乐”的文明堕落迹象。古老的欧洲虽然实现了统一，不再有国家主义的冲突，也超越了对物质的无限贪婪、对富强的过度冲动，但在一个激烈竞争的世界之中，其自身却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当在世界金融和贸易等级秩序中对第三世界的优势丧失殆尽，欧洲可能将陷入一个长期的、缓慢的相对衰落之中。

然而，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也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弗格森在《文明》一书中指出，16世纪之前的欧洲陷入黑死病的绝望之中，如果有人告诉你，欧洲将在未来主宰世界，一定会被认为是疯子的梦呓。然而自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欧洲以科学技术的革命、勤俭竞争的工作伦理和民主法治的制度优势逐渐领先于世界，创造了普世化的现代文明。[2] 欧洲有一种置死地而后生的能力。之所以如此，乃是欧洲文明内部的丰富性和多歧性。法国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莫兰指出：欧洲精神就在于它的异质性和不确定性：“如果说它是崇尚精神的欧洲，那它也是追逐物质的欧洲。如果说它是有节制的欧洲，它也是无节制的欧洲。如果说它是理性的欧洲，它也是神话的欧洲，即便在其理性思想内核里也包含神话梦想成分”。[3] 欧洲不仅有拉丁文化，也有新教文化，欧洲在被逼到悬崖之后，有可能重新焕发出活力。在一片萧条之中，德国作为欧洲经济的引擎依然强劲有力，而且经历过二次大战的惨痛教训，德国将英美的盎格鲁·撒克逊政治文明与德国自身的路德新教传统与近代以来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融合，既保持了新教的勤奋节俭和竞争精神，又有充分的国家福利保障，在二者之间保持了微妙的平衡。当代德国的文明模式成功综合了西方文明各种异质元素，将是带领欧洲走出低谷、重新复兴的希望。

     19世纪和20世纪，世界秩序的重心在大西洋，先是英国、然后是美国，成为主宰世界的头号帝国。在18世纪还领先于世界的东亚，不仅衰落了，而且一度成为西方列强瓜分和掠夺的猎场。然而，20世纪70年代之后，儒家文明圈的东亚开始复兴，经济高速发展，首先是儒家文明圈的外围日本，随后是边缘地区东亚“四小龙”，最后轮到儒家文明圈的核心中国大陆。到21世纪初，以中国的崛起为标志，整个世界的权力结构、财富结构逐渐从欧洲转移向亚洲，从大西洋地区转移到太平洋地区。世界历史重新向亚洲倾斜，地球的重心发生了偏离。

未来的世界，将有三个世界重心，一个是美国，另一个是欧洲，第三个是中国。三个不同形态的世界帝国，彼此之间形成了三种共同体：大西洋共同体、欧亚大陆共同体和太平洋共同体。以往的两个世纪，世界的重心在大西洋，战后又以北约为标志，形成了美国、西欧联盟的大西洋共同体。在这两个共同体当中，除了美国、中国和欧盟三个中心之外，日本、俄罗斯和印度，都不容小觑。日本作为最早在东亚崛起的国家，既有现代化的持续动力，又保持了日本亚文明中的本土传统，近年来恢复“正常化国家”的冲动，将让日本在亚太事务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俄罗斯虽然不复有当年苏联帝国时期的辉煌，但它的东正教文明底蕴再加上能源、科技、军事和人才优势，不排除有重新崛起的可能，普京最近推出的新“独联体”计划，便是再造帝国的第一步。而南亚次大陆的印度，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开始雄心勃勃，其古老的印度文明是否有助于让其从印度洋的地区大国，进一步发展为欧亚大陆板块中的全球大国，也有待于观察。

三个重心，三大板块，21世纪的世界面临着一个几百年来从未有过的多元格局，它将改变和结束西方统治世界的历史，出现一个新的文明世纪。



                         二，从一神教到多神教的世界历史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2012年会上，姚中秋教授提出了“世界历史中的中国时刻”，这是一个好命题，但也颇受争论。我们首先要讨论的是：谁之世界历史？何种中国时刻？





在全球化出现之前，没有统一的世界历史，只有各文明的历史。在最早的轴心文明时代，欧亚大陆的犹太教-基督教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教文明和中国文明，都只是区域性的文明，相互之间虽然有影响，但整个地球并没有形成密不可分的整体。一直到1500年之后，随着欧洲的帝国列强对亚非拉美和澳洲的发现、移民和征服，特别是工业革命打垮了各国的地方手工业，缔造了全球经济贸易共同体，西方文明通过价廉物美的货物、虔诚的传教士和无所不催的军舰大炮征服了整个世界，一部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历史才真正出现。

从历史学家的书写到各国历史教科书，至今我们所熟悉的世界历史，乃是以大西洋文明为核心所展开的历史，其背后预设了一个基本的历史观:历史是有终极目标的，向着一个确定的时间终点展开和发展。这是从基督教到黑格尔的一元线性的欧洲历史观，而无论是古希腊还是东方的历史观都是循环的或轮回的。基督教的末世论相信人类的历史最后将出现末日审判的弥赛亚时刻，基督的重返人间，将代表上帝在人间实现普遍的正义，一切善恶是非都将得以清算。这一基督教的历史观在启蒙运动之中得以世俗化，转型为向善的历史进步主义。而深受基督教文明和启蒙运动浸润的黑格尔，将上帝的意志变异为理性的绝对精神，它在现实世界体现为一种世界精神。人类的历史是有自身目的的，向着世界精神的最终实现而展开。他说：“世界精神是人类的本体。这种世界精神与神圣的精神，即绝对精神保持一致。个别民族的特殊精神也许会没落，但由于它是‘世界精神’发展链条中的一环，因此这种普遍精神就不能消失。民族精神是以特殊形式出现的普遍精神”。[4]

黑格尔将整个世界视为绝对精神历史性展开的整体，具有世界精神的民族（不是所有的民族）将通过自己特殊的民族精神逐次体现普遍的世界精神。世界精神的太阳最早在东方升起，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和波斯文明是人类历史的童年，然后一路向西来到欧洲，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则是它的青壮年，最后世界精神的太阳降落于日耳曼民族，实现自由的终极目的。

我们可以看到，从基督教到黑格尔的欧洲历史观，乃是一个一神教的一元化世界。在统一的世界历史进程之中，有一个超越性的绝对意志（无论是上帝的意志还是叫世界精神）在东西方游荡。而所谓某某时刻的出现，乃是说在这个一元论的世界历史中，担负着绝对精神使命的某个世界民族的出场，于是1500年之后的世界历史，曾经有过西班牙时刻、荷兰时刻、英国时刻和美国时刻，也有过失败了的德国时刻。那么，“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是否意味着历史的最后时刻将不再像福山所说的终结于拿破仑在耶拿战役的胜利，而是终结于中国的重新崛起？到21世纪中国作为世界民族的登场，世界精神将重新回到东方，匍匐于中国文明的长城脚下？

如果以这样美好而诱人的前景理解“中国时刻”的出现，首先不符合黑格尔的原意。在黑格尔看来，文明的死而复生，像神秘的不死鸟，通过凤凰涅槃再现辉煌，产生新的生命，这只是东方的思想，而对于西方的观念来说，整个世界历史是不可逆的，向着一个确定的目标发展，不会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一个承担了世界精神的民族，虽然也会衰亡，焚毁自己，但不可能死而复生，只能将世界精神的火炬传承给下一个世界民族。[5] 处于19世纪的黑格尔虽然认为世界精神已经落在普鲁士国家身上，但他也预感到20世纪的美国将接棒：“美洲是明日的国土，未来的时代将在那里实现，世界历史也将会在美洲实现”。[6] 的确，美国充当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世界霸主，承担着世界精神，当21世纪来临，美国时刻即将终结、所谓的“中国时刻”即将来临的时候，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假如真的有“中国时刻”出现的话，它将终结的不是西方文明，而是黑格尔式的一元论世界历史本身。“中国时刻”在世界历史中的出现，首先改变的将是世界历史的存在方式。世界精神依然存在，但它不再以某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展现自己，而是以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和超越轴心文明的普世价值出现，那也是一种文明，一种普世的现代性文明。这一文明可以与各种不同的轴心文明相结合，从而呈现出世界精神的多元性和丰富性。世界精神既不终结于西方，也不是以轮回或循环的方式重返东方，而是在多种轴心文明和多级世界帝国的平行共处之中。

于是，一个新的世界历史即将展开，将从一元性文明的线性进化转型为多元文明的空间并存。21世纪的世界，在各大帝国的力量和文明的均势之下，将重新回到一个多元的轴心文明时代，即所谓“后轴心文明”时代。在这个“后轴心文明”时代里面，世界历史既不是以西方为中心，也不会以中国为中心，而将从一元的世界精神走向多元的文明和谐，从时间性的世界历史走向空间性的比较文明。

以往两个世纪的世界之核心，乃是大西洋共同体。大西洋的两岸，无论是西欧还是北美，都是上帝子民的基督教世界，大西洋的秩序乃是一神教文明的秩序。而正在形成的太平洋共同体和欧亚大陆共同体，并存着不同的轴心文明。欧洲衰落之后，整个世界的金融、财富和权力从大西洋地区向太平洋地区转移，中美国（Chimerica）的出现，正是这一太平洋共同体的符号象征。正在崛起的太平洋共同体，乃是一种新的文明秩序，既不是东凤压倒西风，也非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一种对流风，甚至八面来风，是各种不同的轴心文明共享这个世界的多神教的后轴心文明时代。

    一神教的文明与多神教的文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基督教的一神教传统相信普天之下只有一个上帝，其他的神皆是魔鬼的化身，因而上帝的意志是唯一的、绝对的意志，世界历史的本质乃是上帝与魔鬼、正义与邪恶斗争的过程。18世纪启蒙运动之后，上帝的绝对意志经过人文的洗礼，世俗化为普世的绝对价值，而这一普世的绝对价值在黑格尔那里被演绎为统一的世界精神。然而，真正的困境在于，世界的绝对精神并没有超越民族国家的客观形态，世界精神之实现，最后总是落实在具体的国家，那些自以为担当了世界使命、能够拯救全人类的超级帝国。但至今为止的帝国秩序，都是不平等的等级贸易、等级金融和等级权力的世界秩序，19世纪英帝国主宰下的世界如此，20世界美国统治下的世界亦是如此。

何种中国时刻？在我看来，所谓“中国时刻”的出现，应该是改变这种一神教世界历史的时刻，让整个世界不再在不平等的金融、贸易和权力等级秩序之下继续生存，而在多神教的文明之中寻求平等的合作与共处。如果说，一神教相信的是神正论之下的普遍一元秩序的话，那么多神教追求的是各种不同价值理念之间的多元和谐。中国儒家文明中的和谐观念，将为世界的多神教新秩序之建立，提供重要的东方智慧。在传统的中国文明的天下观之中，不是只有一种宗教、一个神灵，而是儒道佛三教合一，是一个众神狂欢、生机勃勃的和谐世界。孔夫子说“君子和而不同”，意味着一个君子所生活的世界，乃是一个可以由不同宗教、信仰和神灵所组成的大家族，既承认不同宗教之间的差异性，但又寻求不同宗教之间的和谐之道，即在共享的那些价值基础之上，相互融合，互补短长，构成一个有机的众神共同体。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一样，都没有一神的宗教，在远古的历史当中充满着神话的传说。神话世界是一个众神和谐的世界，从神话中转化出来的哲学，也是一个充满了和谐精神的智慧。

以中国的天下智慧，来重新构建未来世界的多元文明秩序，将是一个可欲的方向。李零指出：“欧洲只有宗教大一统，没有国家大一统。我们中国，正好相反，特点是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7] 历史上的欧洲，是一个宗教，多个国家，而历史上的中国，则是一个国家，多种宗教。基督教的一神教传统，使得西方人有将上帝的福音传播到全球的热情，却缺乏如何尊重异教的神祇、与别的文明和平共处的经验。而历史上的中国文明，虽然以儒家为核心，但从来不是儒家独纲，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心灵秩序上是儒道佛三教并存，政治秩序则是霸王道杂之。无论是处理人的精神信仰，还是建构政治共同体，中国文明有自己的“多元一体”的历史经验。以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大清帝国为例，它虽然由满清少数民族统治，却是一个政治相当成熟的庞大帝国。帝国内部民族关系错综复杂，既包括以华夏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原农耕民族，也包括西部高原的藏民族和西北、北方大草原中的游牧民族和东北森林的满族，宗教形态也相当多元，儒道佛回并存。清帝国以“多元一体”的方式成功地将这些不同的民族、宗教和地域整合进来，作为大一统象征的帝国王权，在汉民族这里被称为皇帝，在游牧民族那里被奉为草原各部落的共主大可汗，而在藏族那里又被视为文殊菩萨的化身。清朝统治者在汉族区域以儒教治国，在蒙藏民族那里尊奉喇嘛教。这一多神论的双重政教体系使得清帝国维持了将近三百年的统治，若非更高级、更强大的西方文明入侵，可以想象清帝国将会有更长的寿命。

中国文明的这些历史性经验刚好可以为逐渐降临的太平洋多神教文明秩序提供借鉴。所谓“中国时刻”的出现，不是仅仅参与现存世界秩序，而一定是以中国的智慧重新定义世界历史，改变世界秩序的时刻。今天的世界已经形成多元文明的格局，亨廷顿因此认为未来的世界战争将以文明冲突为轴心。问题在于如何在多元文明之中形成一体的秩序？这个一体以一种什么样的建制得以实现？不同的文明之间不可通约，需要有多神教的智慧，相互和谐。

而和谐的基础，乃是在各种文明之上，有近代启蒙的普世文明和普遍人权。普世文明超越于各轴心文明之上，既是对轴心文明、也是对国家理性的制约。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整个世界在价值观上已经逐渐接近，公认联合国各种宣言、决议所确定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公平正义等为普世的文明价值观----尽管不同的国家对其的理解和何为优先性上理解不同----但至今为止，世界的普遍秩序依然在理念形态，而缺乏超越国家主权的约束性建制。康德所追求的“世界永久和平”如何实现？全球的文明价值如何落实为一套有效治理世界不同主权利益冲突的机制？二战之后建立的联合国以及安理会是一套成熟的机制，但功能有限，哈贝马斯设想过全球的公共领域、《帝国》的作者哈特、奈格里想象的全球的“杂众”共同体等等，至今为止都是乌托邦，还没有落实为现实的建制。因为全球治理秩序的缺位，美国因此得以常常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随着未来多元文明的格局来临，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恐怕是怎样建立一个超国家的有效的国际机制，以维护“多元一体”的和平秩序。

世界核心秩序从大西洋的一神教文明到太平洋多神教文明的转换，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一种可能的发展趋向，尚未成为完全的现实。欧洲和北美经过20世纪二次世界大战惨痛教训，扩张性的国家主义得到了抑制，整个西欧和北美在现代文明价值和民主宪政体制的基础上得以整合，而冷战结束之后，整个欧洲又基本实现了一体化，一神教的大西洋文明实现了长久的稳定秩序。相形之下，东太平洋地区至今为止依然不太平，潜伏着局部战争的威胁。布热津斯基将21世纪的新亚洲视为20世纪上半叶的老欧洲，他说：“世界的权力正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新亚洲在21世纪会像老欧洲在20世纪那样热衷于国家之间的争斗，最终成为自我毁灭的受害者吗？”[8] 布热津斯基的担忧不是没有理由的。东亚和南亚各国在经济上崛起之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普遍将国家利益视为最高原则，多国之间领土纠纷、海洋资源和水资源的争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另一方面，从文明的角度而言，东太平洋地区的各种文明像欧亚大陆的结合部中东地区一样复杂：东亚的儒家文明、混合形态的日本文明，南亚的印度教文明，东南亚的小乘佛教文明，印尼、马来亚的伊斯兰教文明、韩国的基督教文明、菲律宾的天主教文明……各种轴心文明在东亚和南亚地区业已内在化，它们与国家利益相纠缠，同样潜伏着文明冲突的危险。



三，中国作为世界民族的天下使命



     当整个世界都在期待“中国时刻”到来的时候，中国准备好了吗？要回答这个问题，要首先讨论所谓的中国时刻，究竟意味着什么。关于中国时刻的出现，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中国的综合国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老大的那一刻，还有一种是中国文明的崛起，重新定义世界历史的时刻。

如前所述，至今为止的世界历史，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叙事。中国早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就被迫加入全球化，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但在差不多一个半世纪当中，中国始终在这个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之边缘，而在毛泽东时代，甚至一度在世界历史之外。自邓小平时代之后中国重新进入世界历史，经济高速发展，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终于从边缘走向中心，在综合国力上赶超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并在不远的将来压倒美国，成为头号经济强国。然而，即使这一刻到来，也并不意味着中国时刻的出现。因为世界秩序并没有随中国的崛起而改变，而反过来倒是中国被世界秩序所改变。中国为了加入世界，自己也便成了欧洲的一部分，到了今天，甚至比欧洲更欧洲，今天的中国人，比今天的欧洲人更像19世纪的欧洲人：野心勃勃、勤劳节制、充满着贪婪和欲望，相信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而与重义轻利、懒散中庸的传统中国人大异其趣。简单地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崛起只是富强的崛起，还不是文明的崛起。就像当年的日本一样，中国成为模仿西方文明的模范生，而且还是一个偏科的模范生。

早在晚清的时候，无论是严复，还是梁启超，都发现欧洲的崛起有两个秘密，一个是富强，另一个是文明。所谓富强，指的是近代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带来的科学技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世俗化与工具理性化，以及由此发展出来一套理性化秩序与制度设置，以及永不满足、无限追求的浮士德精神。而所谓文明，乃是指一套启蒙价值观以此相适应的制度化建制，即严复所说的“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富强是中性的、去价值的，从世界实践来看，可以与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嫁接，产生不同的现代性制度类型。而文明则有着确定的价值内涵：自由、平等、民主，以及相应的制度建构，包括现代的法治、责任制政府等等。

在富强方面，中国不仅学得惟妙惟肖，而且在有些地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欧洲还欧洲。比如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崇尚的竞争法则，如今在中国已经到了上面“赢者通吃”、下面“末位淘汰”的登峰造极地步；为了当下的成就和享受，不惜破坏生态环境，对老祖宗留下的地下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提前预支子孙后代几代人的红利。然而，在富强崛起的同时，中国却面临着文明价值失落和制度改革空缺的巨大危机。传统的中国文明已经解体，毛时代遗留的意识形态也陷入虚空，而普世的启蒙价值尚未成为主流。与此同时，现代的法治、政府的合法性权威和广泛的民主参与----这些政治秩序的基本建设，依然有待于清扫地基。

今天的中国，是否会重蹈13-14世纪蒙元帝国的覆辙？当年的蒙古铁骑不仅征服大江南北，而且横扫中亚东欧，成为跨越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然而，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蒙古征服者独有武功，唯缺文明。没有精神魅力和先进制度所支撑的帝国是支撑不了多久的，不到一百年，曾经不可一世的蒙元帝国便分崩离析，走向灭亡。古代的世界由军事力决胜负，今天的世界则是经济力定乾坤。今天中国这个新帝国的崛起，所凭借的也是横扫世界的中国产品和中国投资。各大洲都可以看到中国商人的活跃身影，涌入众多国家的中国热钱。然而，中国商人给世界带来的只是金钱和商品，却没有像当年的西方列强那样，还有更厉害的软实力----文明的价值观和先进的制度。实力所能征服的只是国家，唯有文明方能俘获人心。一种缺乏文明导向的实力崛起，给世界带来的只是恐惧、不安和误解，而不是世界的新希望。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一个民族在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中究竟占据什么样的位置，不在于这个民族外在成就的高低，而在于这个民族所体现出的精神，要看该民族体现了何种阶段的世界精神”。[9] 中国不是一般的民族，盘古以来就是一个世界性的民族，是有着天下主义胸怀、对世界精神有担当的民族。轴心文明的核心国家，都有这样义不容辞的世界历史使命。

     作为一个古老的文明帝国，中国到了19世纪之后，被全球化的资本-权力体系边缘化，开始了民族国家化的历程。然而，作为一个有着庞大人口、国土、资源和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在其文明内部一直有着再造帝国的原始冲动。这头被拿破仑称为“东方沉睡的狮子”，要么不醒来，一旦苏醒，就不会甘于仅仅作为一个边缘性的民族国家存在，她一定会走向世界的中心，天生就是一个帝国的命。在冷战时期，毛泽东试图在美苏之间，建立一个领导第三世界的红色帝国。帝国的真正梦想是在邓小平决定打开国门、加入全球世界体系之后开始实现的，中国逐步从世界资本与权力体系的边陲走向半边陲，随后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进入了世界体系的中心。相隔一个世纪之后，中国在国际社会不再作为受屈辱的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一个世界帝国被尊重和对待。

   世界帝国之间的争霸，不仅是实力的高下，更取决于文明的制度和话语的较量。至今为止，全球的文明话语权依然在西方手里，西方也继续显示出政治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崛起的中国无论在文明话语的塑造、还是制度的合法性建构，依然处于过渡的、不稳定状态。中国步入了全球的经济中心，但尚未成为国际事务的政治中心。30年毛泽东的闭关锁国和30年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使得中国对全球事务依然陌生，对国际法则和普世价值相当隔膜。在文明的意义上，中国并没有准备好担当一个世界性帝国的角色。一个拥有世界第二实力的大国，陷入了文明的迷茫之中。

     白鲁恂说中国是一个用民族国家伪装的文明国家，按照中国的本性来说，这话不错。然而伪装得时间长了，假作真来真亦假，今日的中国真的忘记了自己的文明本性。文明国家考虑的是天下，而民族国家想的只是主权；文明国家追求的是普世之理，而民族国家在意的只是一己之势。自晚清之后，中国被西方列强的势力打怕了，越来越重视势，而不在乎理，以理代势、势就是理，在中国似乎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基辛格在与中国领导人接触和会谈中，留下一个强烈的印象：在中国人看来，国家利益压倒其他所有的原则，是最重要的国家利益，国际关系是由国际利益和国家目标决定的，再无其他。[10] 今天的中国从上到下，从政府到媒体、知识界，所熟悉和操作的都是民族国家的话语，从主权政治和地缘政治角度观察世界，为中国定位，唯独陌生的是超越国家利益的普世文明。我们不再懂得用世界通行的文明话语为自己辩护，不再懂得对国家利益的最好守护，乃是站在文明的制高点上。美国之所以持续强大，不仅在于军事、金融的统治力，更重要的是掌控了文明的话语权。难怪北京一位学者如此感叹：毛泽东解决了中国的挨打问题，邓小平解决了中国的挨饿问题，但至今中国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挨骂。为什么挨骂？因为普世文明的话语权不在中国一边。

中国作为富强的崛起，其潜力已经基本穷尽，要进一步发展，成为改变天下的世界民族，下一步则是文明的崛起。过去拿破仑有一句话，中国是一头东方沉睡的狮子，最好不要唤醒它。这是拿破仑作为伟大战略家的深思熟虑，中国这个帝国一旦苏醒就不得了，一定会震撼整个世界，改变世界历史。但这一切仅仅是“应当”，要将“应当”转变为“可能”乃至“现实”，首先要改变的是中国自己。如何从民族国家的思维回到文明大国的天下主义思维，如何将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内化到为人类贡献的世界民族当中，如何从全球的世界工厂走向明的思想工厂?----这些问题都值得今天的中国人重新思考。

    今日的世界精神，就是各轴心文明和民族国家所公认的普世价值和主流文明。对于至今还迷茫于“打什么旗、走什么路”的中国来说，在“外在成就”辉煌、综合国力崛起的今天，在内在的文明建构上，究竟是要当主流文明的追随者还是反抗者，抑或发展者？

如果中国仅仅扮演主流文明追随者角色的话，即使学得再惟妙惟肖，即使从一个只知富强、不懂文明的偏科生进步为德艺双馨的模范生，那也不算是中国文明的复兴，而只是西方文明的胜利。世界精神的中心依然在大西洋，依然是一个一神教的无趣世界，或者用科耶夫的话说，是一个“普遍同质国家”的世界。世界精神即使回到东方，但东方不但对它毫无贡献，而且以牺牲自己的文明作为代价成全了历史的终结，窒息了世界精神向更高阶段的提升。

那么，充当主流文明的反抗者行不行？这几年一些“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鼓吹者试图将主流文明简单混同于西方模式，视之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邪路，强调中国文明的特殊性、近代以来中国反抗西方、探索强国之路的“伟大意义”，似乎中国将为天下开辟的，将是一条与之前的世界精神完全迥异的现代化道路。时殷弘曾经做过一个富有启发性的研究，他借助乔治·莫德尔斯基的世界政治大循环理论，发现近五百年来，所有对世界领导者的挑战无一不落入失败者的行列，替代老霸主成就新一代霸业的国家，都是先前世界领导者的合作伙伴。比如17世纪取代葡萄牙、西班牙的荷兰、18、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11] 国与国之间的世界争霸战，较量的虽然是实力，但背后是对世界精神的争夺，是对普世文明的态度：凡欲挑战主流文明的，最终难免失败，比如曾经是那样地野心勃勃试图的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和下半叶的苏联。而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都曾经是当年世界霸主的同盟与伙伴，他们尊重主流的普世文明，又在自身的文化传统上有所发展，最后代替老霸主，成为世界精神的领导民族。

对世界主流文明，追随是没有出息的，反抗终将头破血流，唯有在顺应主流文明的基点上，有所创新、有所发展，才是中国文明崛起的正道。黑格尔说：“个别的民族精神通过与其他民族的民族精神的融会贯通才能实现自己的任务，才能完成自己，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民族原则之间存在着一个前进、发展的连续的关系。世界历史哲学的哲学就是要在这种运动发掘其内在连续性”。[12] 一个伟大的世界民族，不是固守自家文明传统的民族，而是将民族复兴的大业融入到世界历史中的民族。中国需要一种新天下主义精神，能够将全球优秀的文明遗产（包括自己的文明传统）都包容进来，一方面融入世界的普世文明，另一方面又保留中国文明的自身主体性；一方面将普世文明转化为中国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又将中国的特殊性提升为普世文明的一部分，如此中国才能真正成为一个世界民族，中国文明对全人类才有伟大的贡献。

    一个新的世界历史即将降临，它将改变过去几个世纪的大西洋文明的一神教历史，开始太平洋文明的多神教历史，而黑格尔所说的世界精神，将存在于被现代文明所内化了的各大轴心文明的共享之中。过去一个半世纪的中国，生存于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历史边缘，到了21世纪，中国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央，那是各大世界民族展现普遍精神的舞台。中国的返场，东方睡狮的苏醒，将重新定义并改变世界历史本身，那就是一个“后轴心文明”时代的降临。

中国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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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布热津斯基：（《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洪漫等译，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第38页。

[2] 尼尔·弗格森：《文明》序言部分，曾显明、唐殷华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3] 埃德加·莫兰：《反思欧洲》，康征、齐小曼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2页。

[4] 《黑格尔历史哲学》，潘高峰编译，九州出版社（北京）2011年版，第57-58页。

[5] 参见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李秋零、田薇译，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香港）1997年版，第68-69页。

[6] 《黑格尔历史哲学》，潘高峰编译，第205页。



[7] 李零：《环球同此凉热：我的中国观和美国观》，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35402627/。

[8] 布热津斯基：《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第162页。

[9] 《黑格尔历史哲学》，第58页。

[10] 参见亨利·基辛格：《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420-421页。

[11] 时殷弘：《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战略与管理》杂志，1995年第5期。

[12] 《黑格尔历史哲学》，第63-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