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崇高”与“被幸福”的教育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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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崇高”与“被幸福”的教育人生

蔡朝阳


　　做教师多年，目睹教育界各种现象，几乎已经到了无感的程度，唯有一件，始终不能免疫，便是时近教师节的各类官方庆典中的一种：师德演讲。犹记得初为教师的17年前，被指派作为听众之一，参加一个师德演讲比赛，不得退场，席间如坐针毡。我的一个直觉是，演讲者与倾听者，对审美的观念截然不同。是以讲者可能声嘶力竭，痛哭流涕，以为这时师德与感情同时到了极致，而听者只觉毛骨悚然，汗出如浆。


　　当然审美无争辩，我不能说我的感受一定是正常的，而演讲者一定是煽情的。幸而选择有自主，是以后来若有可能，我便本能地远离这一类演讲比赛，以及与之相差无几的诗朗诵。


　　审美的不适自然是最重要的原因，但事后我也在反思，这种强烈的欲要逃离的情绪，是否还有另外的原因。于是就想到一个词：常识。常识告诉我们，教师首先也是常人，常人便生活在常识之中。常识告诉我们，多么崇高的师德，多么幸福的生活，都生长于微小的细节之中。所以，越是崇高的师德，越是贯彻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之中。而教师的幸福，则恐怕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所谓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因而，不妨这么理解，我所要逃离的演讲与朗诵，仍是一种命题作文，接近于一种被规定了形式与内容的表演，而表演者所展示的幸福的教育人生，无非也是一种被规定的幸福。


　　有一首旋律优美的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小时候只记得湖水倒映着白塔，长大才明白，歌词里全部的奥秘都包括在一句话里：我问你亲爱的伙伴，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原来幸福的生活不是靠我们自己努力，用辛勤劳动、汗水和创造换取的，而是被安排的……


　　弗里德曼认为，自由选择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是以有的人宁可过一种可以自由选择的残缺人生，也不愿意过一种被安排的幸福人生。如果幸福总是相同的，而不幸却各有各的不幸，那么这种幸福是否值得，也需要再经思考，不是有一句话说，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吗？电影《楚门的世界》所讲的无非就是这个道理。就物质生活而言，楚门足够幸福，但那是一种任何细节被安排得丝丝入扣的幸福。因而楚门不惜一切代价想要逃离。桃源镇之外的未知世界，楚门从未涉足，尽管有无数未知的风险，但那是个人实现自由意志的必然代价。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认为，所谓的幸福，是每个个体去追求属于自己的人生，那里有值得为之冒险的丰富的幸福的可能性。


　　教育的意义何尝不是如此。教师的价值与意义，自然要在教育中获得。教师的幸福人生，也需要在教育之中获得。但这些都是教师个体的事情，因为属于个人，所以表现各异。如果全体教师都被安排了同样幸福的教育人生，那么这种相同的幸福也很可疑，教师个体便也可能成为出逃的楚门。


　　近些年来，教师的社会地位确实是大幅度提升了。首先提升的是物质生活，尤其是东南沿海一带。教师也可以买房买车了。这自然是好的。物质条件的改善，是幸福的源泉之一。然而，更重要的在于，对于教师而言，每个个体对教育的认知都是不一样的，只有个体领会到教育之于其自身的意义，这才是教育之于起个人的幸福之源泉。就我自身而言，在17年的教师生涯中，至少有10年，是没有在教育中发现自我的，无非教育流水线上的螺丝钉。一直要到2010年左右，才有一种脱胎换骨的自我感觉，从而明白了教育人生对我个人的价值何在。我能有这样的觉解，来自我不断的阅读、思考与写作。我认识到，现在，我恰好是一名中学教师，我所不得不面对的，便是教育，所以透过对教育的谈论，无非也是在寻找我生而为人的意义。若我们爱教育，视之为一种自由的传递，那么，我要寻找的，便是教育生命的意义。只有理解到教育与我个体生命密不可分开的纠合之后，才重新发现这一任务的艰巨与幸福，这便是教育的自觉时代。


　　若问教师不需要什么，我想，我们不需要“被崇高”与“被幸福”的教育人生，我们会从自我，贴着教育的地平线，寻找个体与职业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