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教育家们的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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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教育家们的教育思想

一、陶行知



　　在批判杜威“教育即生活”的基础上，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主张，形成“生活教育”的思想体系。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在陶行知看来，教育和生活是同一过程，教育含于生活之中，教育必须和生活结合才能发生作用，他主张把教育与生活完全熔于一炉。“生活即教育”的核心内容是“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陶行知所说的“教育”是指终生教育，它以“生活”为前提，不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的教育就不是真正的教育。他坚决反对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

　　“社会即学校”来源于杜威的“学校即社会”。陶行知认为，在“学校即社会”的主张下，学校里的东西太少，不如反过来主张“社会即学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地增加，学生、先生也可以多起来。

　　“教学做合一”用陶行知的话说，是生活现象之说明，即教育现象之说明，在生活里，对事说是做，对己之长进说是学，对人之影响说是教，教、学、做只是一种生活之三方面，不是三个各不相谋的过程。在陶行知看来，“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是教育法，它的含义是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要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而不做，不能算是教；学而不做，不能算是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

　　陶行知的教育智慧

　　抗日战争期间，陶行知在重庆创办了育才学校，把“生活教育”理论运用在培养“人才幼苗”的实践中。育才学校择优选拔有特殊才能的优秀儿童，并根据学生的兴趣和条件聘请大批专家学者担任教师。校内不仅教学生文化课，还努力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陶行知又派学生戴爱莲等人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学习《兄妹开荒》等秧歌剧，在校内组织演出。他还倡导学习“南泥湾精神”，带领师生开荒30亩，建立了育才农场。这种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引人瞩目的创举，使陶行知独特的教育理论和实践誉满中外。

　　陶行知有这样一则教育学生的故事。有一个男生用泥块砸自己班上的男生，被校长陶行知发现制止后，命令他放学时到校长室去。放学后，陶行知来到校长室，男生早已等着挨训了。可是陶行知却笑着掏出一颗糖果送给他，说：“这是奖给你的，因为你按时来到这里，而我却迟到了。”男生惊疑地接过糖果。随后陶行知高兴地又掏出第二颗糖果放到他的手里，说：“这是奖励你的，因为我不让你打人时，你立即住手了，这说明你很尊重我，我应该奖你。”男生更惊疑了。这时陶行知又掏出第三颗糖果塞到男生手里，说：“我调查过了，你用泥块砸那些男生，是因为他们欺负女生。你砸他们说明你很正直善良，且有跟坏人作斗争的勇气，应该奖励你啊！”男生感动极了，他流着眼泪后悔地喊道：“陶校长，我错了，我砸的不是坏人，而是同学……”陶行知满意地笑了，他随即掏出第四颗糖果递过来，说：“为你正确地认识自己的错误，我再奖给你一颗糖果，我没有更多的糖果了，我们的谈话也可以结束了。”

　　陶行知的教育观

　　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才能打动心灵的深处。

　　因为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使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

　　教师的职务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的职务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教育工作中的百分之一的废品，就会使国家遭受严重的损失。

　　要学生做的事，教职员躬亲共做；要学生学的知识，教职员躬亲共学；要学生守的规则，教职员躬亲共守。

　　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

　　把自己的私德健全起来，建筑起“人格长城”来。由私德的健全，而扩大公德的效用，来为集体谋利益……

　　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该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人像树木一样，要使他们尽量长上去，不能勉强都长得一样高，应当是：立脚点上求平等，于出头处谋自由。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我们反思：今天的教师如果还不敢放手发动学生去“学”，还在孜孜不倦地“以教为中心”，不妨回到陶行知那儿找寻力量，“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

二、蔡元培



　　提出“五育”(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和“尚自然”、“展个性”的儿童教育主张，以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

　　主张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方面实施美育，设想通过胎教院、育婴院、幼稚园三级机构实施学前儿童美育。

　　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以“沟通文理，废科设系”为原则设置学科；采取“选科制”的教学制度和教授治校的行政管理方式。

　　蔡元培的教育智慧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实行“选科制”，积极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力主自学，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

　　蔡元培在教师聘任上采取的是“学诣”第一的原则，对于具有真才实学，教学热心，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的学者，不管他的国籍、资格、年龄、思想倾向，都应加以聘任。北京大学根据这一原则对教师队伍进行充实和整顿，一方面延请学有所成、富有声誉的专家学者来北京大学任教，一方面辞掉了一些不称职的中外教师。梁漱溟投考北大落选，但对佛学有独到见解，引起学术界注意，为蔡元培所赏识，被聘为北京大学的印度哲学教席。

　　蔡元培在师生中提倡道德修养。上任伊始，他即告诫学生要砥砺德行、敬爱师长。针对北大缺乏高尚的娱乐和自发的组织，学生不得不于学校以外寻求不正当消遣的情况，他倡导成立了各种体育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演剧会等，培养学生的正当兴趣。对于教师，蔡元培历来以学识为重，认为个人的品行应由自己负责，学校不宜多加干涉。但是对于那些即使富有学术声誉，但私生活糜烂，甚至诱引学生与之堕落的教师，坚决解聘。

　　蔡元培的教育观

　　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

　　我们教书，是要引起学生的读书兴趣，做教员的不可一句一句或一字一字地讲给学生听，最好使学生自己去研究，教员不讲也可以，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去了解功课时，才去帮助他。

　　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

　　我们反思：长期以来，我们的教师已经习惯于对学生的掌控与钳制，热衷于替代、包办学生的一切，这甚至已经成为教师的“集体无意识”。蔡元培所提出的“尚自然”、“展个性”的儿童教育主张，或许可以纠正我们原有的教育理念，让我们可以真正做到“相信学生、解放学生、利用学生、发展学生”。

三、晏阳初





　　主张通过办平民学校对民众首先是农民，先教识字，再实施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培养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以造就“新民”，并主张在农村实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从而达到强国救国的目的。

　　教育智慧

　　“五四”运动之后，晏阳初回到中国。与朱其慧、陶行知等人创建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任总干事。先在长沙、烟台等地进行城市平民识字教育实验。1926年之后，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选取河北定县作为“社会改造实验室”，进行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实验。试图通过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医治中国社会的“愚、穷、弱、私”四大病症，为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与本土化，以及为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行探索。

　　他号召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回到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中间去。并身体力行，将“科学与民主”的口号，转化为文化启蒙、科学启蒙、民主启蒙与个体意识启蒙的具体实践。在他的倡导下，一大批中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学有所成的留学归来的博士、硕士，纷纷舍弃了城市中待遇优厚的职位与相对舒适的生活环境，携妻将雏，来到乡间，开始了乡村建设的实验，掀起了现代史上著名的“博士下乡”运动。

　　“定县实验”前后达10年之久，创造了乡村平民学校、生计巡回训练实验学校等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教育教学形式。他们还编制了不同程度不同对象使用的字表、词表、简化汉字，以及各种类型与不同程度的平民千字课本（城市平民、农民、士兵与初级、高级等）、历史图说、国族精神讲话等一系列平民教材。从教育入手，对农业生产、农村卫生、保健、社区组织、县政改革进行了一揽子实验。总结出教育、科技与农业生产结合，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互补以及农村教育基础化、经济化、普遍化等一系列经验。

　　观点

　　知识分子到乡村去，为农民办教育，要“化农民”，自己首先必须“农民化”。要虚心向农民学习，“给农民作学徒”。

　　要与农民共同生活和劳动，只有在同他们广泛深入的接触中，才能真正了解他们的需要，更好地为他们服务。

　　我是一个传教士，传的是平民教育，出发点是仁和爱。

　　教育并不是高高在上的“训育”，而是“到乡间来求知道”，“努力在农村作学徒”。

　　反思：晏阳初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是一个整体。他提出的“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结合并举，“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其实就是系统改造社会的良方。可惜，今天的教育依然偏“学校教育”轻“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教育之弊如何解，多看看晏阳初，或许就可迎刃而解。

四、梅贻琦

　　梅贻琦主张通才教育，他认为“通才教育”是一种以中国古代儒家“大学”教育思想为基础，博采近代中外大学教育思想的精粹融合而成的具有独立性的思想体系。大学阶段的直接培养目标应该是“通才”，不应该也不可能负担起直接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专才”的任务。这种任务应该由其他教育机构来承担。而大学应着眼于为学生们通向高深而做基本训练。

　　倡导学术自由，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强调教师的楷模作用，对学生一律采取爱护的态度。

　　教育智慧

　　梅贻琦任清华校长后，奉行“教授治校”原则。清华大学教授会由所有教授、副教授组成，其权限包括：审议改进教学及研究事业以及学风的方案；学生成绩的审核与学位的授予；从教授中推荐各院院长及教务长。教授会由校长召集和主持，但教授会成员也可以自行建议集会。

　　梅贻琦在礼聘教师方面，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延揽人才的诚意在华罗庚身上得到极好的体现，华罗庚从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人，先做小学教员，后为店员，被破格召进清华大学加以培养；又破格将一位系资料员转升为助教，而且被允许修习大学课程；破格被送到英国剑桥大学去“访问研究”；最后又破格未经讲师、副教授阶段而被聘为教授，上述过程大多是在梅贻琦的亲自过问下实现的。

　　梅贻琦特别鼓励中西学术交流，积极支持教师出国讲学与在国外发表论文。他实行休假制度--教授工作一定年限后，就可以休假一年，可赴欧美研究，学校开支一半薪水，还给予往返路费。这个传统在西南联大时结出硕果：西南联大的教师名士如云，共开出1600门课程，且各人学术及兴趣爱好迥异，互为印证。

　　梅贻琦特别强调教师的楷模作用，提出了著名的“从游论”：“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

　　观点

　　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反思：“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难道不是言传身教最生动的诠释吗？作为教师，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忘了要将真实的自己呈现给学生，因为对学生来说，我们就是“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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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张伯苓

　　张伯苓的人才教育信条兼顾德、智、体三个方面，且德育、智育、体育观都有其独到的见解。

　　重视对学生的德育教育，视“德育为万事之本”。他认为，“教育范围绝不可限于书本教育、智育教育，而应特别着手于人格教育、道德教育”。

　　重视学生的智力发展。他是大胆的革新者，早在1904年教家馆时，就敢于冲破封建教育束缚。他不宣传封建教义的四书五经，而致力于提倡科学，宣传西方文化，开设“算术”、“自然科学”、“英语”、“体育”等课程。

　　发展体育，增强国民的体质是张伯苓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曾多次谈道：教育的目的是救国，即以教育来改造中国，但中心是“改造她的道德，改造她的知识，改造她的体魄”。

　　倡导“公”“能”教育，即熔社会教育与个人教育于一炉的教育，寓教育于生活及课外活动之中。

　　教育智慧

　　张伯苓对学生的人格教育要求很严格。他认为“研究学问，固然要紧，而熏陶人格，尤其是根本”。他把人格的培养归纳为五个方面：(1)立志，(2)敦品，(3)勤勉，(4)虚心，(5)诚意。他亲自抓这方面的教育工作。每逢周三的“修身课”，总是邀请校外专家名流，或者自己对学生作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的讲授，宣传为人做事和处世治学之道，他曾不厌其烦地带着一把筷子登上讲台，向同学们做一根筷子一折就断，一把筷子百折不断的演示，说明“分则弱，合则强”的道理。从而强调团结可以拯救危难中的中华民族之真谛。他的这些爱国主义教育，言简意赅，在许多年轻人的灵魂深处，星火般地撒下救国图强的种子。

　　为了培养学生的文明行为，张伯苓专门在校门的一侧设整容镜。镜子上刻着严修书写的“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使学生出入校门有所警诫。

　　为了禁止学生吸烟，他曾带头折断自己的烟杆，并当众销毁所存的吕宋烟，终其一生不再吸烟。他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博得广大师生的尊敬，这种榜样的作用在德育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

　　为了强健学生的身体，他十分注意体育教育的普及，在南开学校的各年级均设体育课，每周两小时，他有时亲自带领学生踢足球或参加比赛。

　　为了使学生在校的时候就能了解社会的组织，南开的学生每年都有参观考察的活动。

　　为了培养民主政治的基础，学校里更特别注重学生们对集会组织的训练。

　　为了培养学生的自主精神，他从不肯为他们轻易地写一封谋事的介绍信。

　　观点

　　我之教育目的在以教育之力量，使我中国现代化，俾我中华民族能在世界上得到适当的地位，不至受淘汰。欲达此种目的务须对症下药，即：注重体育，锻炼健强之国民。

　　教育一事，非独使学生读书习字而已，尤要在造成完全人格，三育并进而不偏废。

　　无论学校与社会，必须德智体群四育并重，不可偏于求知的智育。

　　大家不要你赖我我赖你，自己要负些责任，国家的事情我有份责任，你不要指责这个指责那个，你指责你自己，你尽责任了没有？大家都说中国有我，中国就有办法了。

　　学生不单是要从书本上得学问，并且还要有课外活动，从这里得来的知识学问，比书本上好得多。

　　反思：今天的人们，言必谈素质教育，但什么是真正的素质教育，大家未必真正明白。在当年的南开系列学校里，“教育范围绝不可限于书本教育、智育教育……”，张伯苓对于教育的理解和实践，或许有助于我们读懂何为素质教育。

六、叶圣陶

　　教是为了不教。

　　提出基础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合格公民，提倡引导与启发，主张在教育和教学过程中，积极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良好习惯”。

　　教育智慧

　　叶圣陶做起事来刚强果断，认真负责，一贯如此。比如编讲义、写教材，他不但不满意有的人只是照搬照抄，而且指出其中须包括自己的研究，带有自己的心得。这种主张是他负责精神的表现。

　　叶至善在回忆其父指导他们练习写作时说：“我们各据桌子的一边，眼睛盯住父亲手里的笔尖儿，你一句，我一句，互相指摘，争辩。有时候，让父亲指出了可笑的错误，我们就尽情地笑了起来……说是父亲改，实际是商量着共同改。父亲一边看我们的习作一边问：这儿多了些什么？这儿少了些什么？能不能换一个比较恰当的词儿？把词儿调动一下，把句子改变一下，是不是好些？”

　　叶圣陶曾应某大学聘请，担任教授。本来他在大学教书并非第一次，又是很有名气的作家，而且在各大书局掌握过文柄，他可以把自己的经历写上几大行。可是叶老到校后，在经历栏中只写了4个字，“小学教师”。

　　叶圣陶的长子叶至善是著名的编辑出版家和作家，但小时候读书并不用功。当年小学一共1~2次升级考试,他竟有4次不及格，别人只需读6年的小学，他竟不得不读了8年。奇怪的是，被人称作大文学家、大教育家的叶圣陶，从未因此焦虑。在叶至善的印象中，父亲从不逼着他考个好分数，也从不强迫他将来一定要上大学。父亲对他实施的似乎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教育。

　　观点

　　教育就是为了培养习惯。

　　学校教育应当使受教育者一辈子受用。

　　应当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而不是长期详细的灌输书本知识。

　　反思：应当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而不是长期详细的灌输书本知识。“叶圣陶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然而今天的一些人，依然是在灌输，而不是给予方法。有时，教育不需要很多”创新“，而是去实践，实践那些朴素的教育理念。

七、经亨颐

　　经亨颐以西方教育的视角观察中国教育，认为中国传统教育是一种”铸型教育“，即教育目标只顾眼前、教育原则固步不前、教育手段千篇一律、教育方法一成不变、教育对象不分差别。针对这些弊端，他倡导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即”以社会教育个人，以个人教育社会“。

　　他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校训，首开浙江中学界男女同校之先河，并实施学生自治、教学自主，大力推行”人格教育“、”爱的教育“、”感化教育“、”个性教育“。

　　教育智慧

　　经亨颐把自己的教育思路称为”纯正教育“、”人格教育“。那么如何培养学生的人格？他认为，学校应纪律严明、学风鼎盛，且应常举办远足、运动会和文艺活动。在课程上，经亨颐认为图画与国文两科”最合人格教育之本旨“。所以经亨颐在浙江一师任校长期间，亲自给学生上课。每周他会为每个班级讲授”修身“课程。

　　在授课之外，经亨颐同样重视活动中的”修身“。1913年，浙江一师成立了”校友会“。成立校友会的第一个目的是弥补教室里教授智识之不足，使学生活泼、热情，使校风振作、清新，也使教师得以考察学生的个性。第二个目的是”联络感情、敦笃友谊“。校友会的会员包括本校全体教职员和全体学生，校友会设有文艺、运动等部门，定期组织演讲、文艺、运动会、远足会等活动。各部门部长由教师担任，学生任干事。另创办《校友会志》，刊登校友会的讯息和学生作品。

　　经亨颐倡导学生自治、教学自主的教育思想，并为学生写下自治歌：

　　不知人生，哪知自治？自然淘汰误至斯。

　　禽兽草木无理性，山川风月无意志。

　　教育为何治何为？理性意志各自制。

　　经亨颐要求教师必须有”高尚之品性“，反对那些”因循敷衍，全无理想，以教育为生计之方便，以学校为栖身之传舍“的庸碌之辈。1908年，正在东京高师读本科一年级的经亨颐在机缘巧合之下得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校长王廷扬的盛情邀请，特意休学一年，担任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来到学校后，经亨颐发现学校的教师也是参差不齐，有些是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新式教师，也有些是通过关系进来的，且只能教国文，如此一来，学校文学教员过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校的发展。有一位国文教员是抚台大人介绍来的，却在国文课上写错字，胡乱解释。学生来告状，经亨颐到教室查看后，顾不得抚台的面子，立刻解聘了那位教员。

　　观点

　　教育不以外力的改变而更改自己的本性

　　教育永恒的使命是尊重学生的人格，养成学生的人格。

　　训育之第一要义，须将教师本位之原状，改为学生本位。

　　反思：教育目标只顾眼前、教育原则固步不前、教育手段千篇一律、教育方法一成不变、教育对象不分差别……经亨颐当年所面对的那些棘手问题，今天的我们都解决了吗？如果没有，让我们沉下心来，阅读经亨颐，阅读当年的春晖中学，从而找到解决之道。

八、黄炎培

　　19l3年，提出实用主义教育学说，认为小学普通教育脱离学生生活实际，需要加以改良；1917年，针对当时学生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毕业即失业的现象，开始倡导职业教育；1926年，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认为职业教育只有冲破旧教育论的狭隘圈子，主动与社会保持沟通与联系，努力体现社会性的特点和社会化的作用，才可能最终形成与社会经济的良性互动、健康发展。

　　反对劳心劳力分离，注意学和用的联系，主张手脑并用”要使动手的读书，读书的动手，把读书和做工两下联系起来“，只有手脑两部联合才能产生世界文明。

　　教育智慧

　　1920年，美国哲学大师杜威博士应邀来华，黄炎培邀杜威在上海举行讲座。活动中，黄炎培根据自己掌握的数字，每百名中学毕业生中，升学的有多少、失业的有多少，数字翔实、有理有据，说明了传统教育已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台下听众中就有毛泽东。这场讲演给27岁的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25年后在延安机场，毛泽东迎接来访的黄炎培，握着黄的手说：“我们20多年不见了！”黄炎培疑惑不解，毛讲述了1920年这段往事。

　　黄炎培认为“要救中国，只有到处办学堂”，“教育为救国唯一方法”。中华民国成立后，他在江苏省教育司长任上，拟定了《江苏教育行政五年计划书》，其中不但规划了各县小学、师范学校、中学、农校、工校的校数和办学地点，而且还有关于大学、留学生、图书馆、博物馆的设立。

　　黄炎培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也是一位对子女循循善诱的好父亲。

　　一天，他故意把鸡毛掸子扔在地上，然后走出门来，喊道：“孩子们，赶快上楼来，爸爸有事找你们。”孩子们听到后急忙去找父亲，经过鸡毛掸子边时，孩子们有的绕过去，有的迈过去，有的干脆直接把它踢到一边，而黄炎培的妻子经过时却顺手捡起并放回原处。等孩子都来到他身边时，他问孩子们“刚才的鸡毛掸子在哪里”，“在屋地上。”孩子们答道。“是谁把它捡起来的？”“妈妈。”“为什么你们就不知道捡起来呢？”孩子们答不上来了。他用孩子母亲的行为告诉他们，“要养成勤劳的好习惯，不能事事依赖大人，要学会自己料理生活，才能为国家为人民做事情”。

　　观点

　　外国考察，读方书也；国内考察，寻病源也。方书诚不可不读，而病所由来，其现象不一，执古方治今病，执彼方治此病，病曷能已。

　　用教育方法，使人人依其个性，获得生活的供给和乐趣，同时尽其对群众的义务。

　　教育者，教之育之使备人生处世不可少之件而已。人不能舍此家庭绝此社会也，则亦教之育之，俾处家庭间社会间于己具有自立之能力，于人能为适宜之应付而已。

　　反思：尽管已经过了近百年，但黄炎培当年所面对的“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毕业即失业”等问题仍困扰着现在的教育工作者。其实，黄炎培已经找到了解决办法，“要使动手的读书，读书的动手，把读书和做工两下联系起来”，我们为何就不能遵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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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教育，永远面朝未来
    作者:傅国涌   

  
——《回望民国教育系列》总序

　　我曾在老杭大图书馆的七楼、八楼呆了大半年，几乎天天去那里，主要是看旧《大公报》影印本，也顺便看看其他的旧报刊。有一天，我在那里发现了一堆《教育杂志》，随手拿起来翻翻，那一期正好是1935年1月号，有“全国专家对于教育救国的信念”、“全国专家对于学制改造的态度”、“全国专家对于教育上特殊问题的意见”，周予同、吴俊升、王造时、周鲠生、杨端六、高觉敷、陶孟和、吴经熊等各领域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谈教育，他们知识背景各不相同，对教育的理解也有很多不同，但他们各抒己见，坦诚地将自己对教育的看法贡献出来。（已收入本丛书《给教育燃灯》）

　　抚摸布满灰尘的旧杂志，许多观点今天读来却依然新鲜。冬天的图书馆，不仅铁铸的楼梯是冰冷的，连每一页纸都是冷冰冰的，但是那个冬天因为很多的发现而变得温暖。

　　1909年，《教育杂志》诞生之时，正是晚清新式教育勃兴之初。已有十几年历史的商务印刷馆，在教科书编辑上刚刚获得巨大的市场，有意在教育上为古老的中国开辟新路。

　　1909年到1948年，可以看作新式教育在中国最初的起步阶段，却是一次壮丽的跋涉。《教育杂志》在这四十年间，历经世变，清朝垮台，民国破土，袁氏称帝，军阀混战，北伐洪流席卷江南，日本虎视眈眈，九一八到一二八，卢沟桥到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内忧外患连绵不断，《教育杂志》也曾两度被迫中断，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停刊，直到1934年9月复刊，1941年12月随着香港在太平洋战争中沦陷而停刊，直到1947年1月才复刊。最终在政权更迭的前夜，1948年冬天戛然而止，画上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句号。然而，在四十年间出版的三十三卷三百多期杂志，却保持着连贯的气韵，将几代教育研究者、第一线教师和教育编辑的思考和实迹记录下来了，体现了他们的教育报国情怀，他们在一个大变动时代推断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持续努力，他们在动荡岁月里以教育为切入点不断回应外部环境挑战的精神，他们开阔的视野、开放的胸怀，他们对每个具体教育环节细致深入的探索，都足以令后来者动容。如果考虑到这一切都是在那样不安定的环境下完成的，就更加难能可贵了。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从容，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坚定，他们安静的心态，开放的姿态，呈现出的正是这个老大民族在文化根脉未断时健康的状态，他们面临的压力、挑战是前所未有的，但他们并不妄自菲薄，他们更没有固步自封，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寻找合适的教育，他们在特定的时代探求一条更富前瞻性的教育之路。三百多期杂志涉及教育的方方面面，不仅有教育思想、教育理论的探究，也有具体学科、课堂教学的深入，不仅有对中国教育的回顾、摸索和展望，也引入了大量外国的教育资源，不仅有小学、中学、大学教育的讨论，也有职业教育、平民教育的拓展，特别是公民教育的线索始终清晰。大量的国内外教育资讯和国外教育期刊的介绍，也为当时的中国教育界引入了活水源泉。在这里，教育从来不只是学校、学科教育，更是全人教育、终生教育。作者和编者呈现在世界面前的不只是对教育的专业思考和实践，更是他们完整、健康的价值观，他们的思想或许是多元的，甚至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但他们的负责、他们的认真，都是值得尊重的。他们眼望世界，他们脚步实地，他们有自信，更有谦卑。

　　台湾出版的《《教育杂志》（1909-1948）索引》，使我们可以更便利地检索四十年间《教育杂志》留下的资源。在许多不同的时期，《教育杂志》曾推出许多有深度的专号，涉及教育的各个层面。1923年6月的“赔款办学计划专号”，就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余额给中国办学，陈启天、周太玄、张印通等十多位教育家和教育研究者发表了看法。同年8月推出的“性教育专号”是中国对学生性教育问题首次集中的探讨。（已收入本丛书《》）1924年1月、2月，连续推出《小学各科教学专号》，执笔的包括沈百英、舒新成、吴研因、黎锦熙、王伯祥、周越然、丰子恺等人。当年10月推出“小学教育参考书专号”。1925年1月20日推出“职业教育专号”，吴俊升、卫士生、刘湛恩、夏承枫等人执笔。1927年9月、10月连续有两期“平民教育专号”、“城市平民教育专号”，1928年3月有“职业指导专号”。1929年5、6月，连续两期都是“实验小学教育专号”。1930年6、7月两期是“现代世界教育专号”，不光介绍英、美、法、德国的教育，也介绍了意大利、西班牙、瑞典、日本、土耳其、印度等国的教育。1931年8月是“成人教育专号”。1935年5月，以全部篇幅刊登“全国专家对于读经问题的意见”，蔡元培、唐文治、任鸿隽、李书华、江问渔、翁文灏、陶希圣、林砺儒、柳亚子等数十人发表自己的见解。同年8月有“上海市推行识字教育专号”。1936年4月有“毕业会考问题专号”。1941年1月，推出的“抗战以来的高等教育专号”，穆旦介绍抗战以来的西南联大，王星拱介绍武汉大学，共介绍了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岭南大学等二十七所大学，有国立、私立的和教会大学，有综合性大学，也有专门的学院和上海美专、西北技专等专科学校。7月出的“抗战四周年纪念号”，介绍了抗战以来四川、广东、江西、贵州、湖北等地的教育，及中央大学等高校。1947年1月，《教育杂志》复刊伊始，就连续两期推出“战后中国教育专号”，不仅讨论大学、中学、小学、师范等学校教育，而且讨论国民教育、文盲教育、职业教育、华侨教育、边疆教育等。1948年是《教育杂志》最后一年，1月有“中国教育学会年会专辑”、四月有“教育心理研究专辑”、8月有“中学教育专号”，11月有“社会教育专辑”，专题如此密集也比较少见。

　　包天笑的《馨儿就学记》、《苦儿流浪记》，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夏丏尊译的《爱的教育》等也都是首先在《教育杂志》上连载的。这些作品今天仍有读者，而《教育杂志》早已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中。

　　但我深信，在这些发黄的老杂志中蕴藏着不会逝去的新生命。

　　教育从产生之日起--无论是古希腊时代，还是我国的诸子百家时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提升人类。教育到底是什么？不少人眼中的“教育”只有“教”，没有“育”。“育”是什么？我们可以联想到孕育、哺育、养育、涵育……这些都跟生命有关。如果我们把这个“育”作为“教育”的重心，就可以想到“教育”从来都不只是一个结果，它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生命展开的过程，就像一棵树的生长，是从一粒种子到大树的过程。教育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它永远面朝未来。

　　我粗浅的理解是，学校应该提供的是“常人”教育、“常态”教育，而不是“天才”教育、“非常态”教育。它只担负一个使命，培养普通人；不担负培养“天才”、“超人”的责任。学校并不担负培养爱因斯坦、莎士比亚、毕加索的责任……它不是为培养科学天才，也不是为了培养文学家、艺术家而存在的。试想贝多芬、莫扎特是学校能教出来的吗？他们本身就有天赋异能，在任何环境下他们都有可能通过自己的方式脱颖而出--当然，学校教育会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

　　学校只担负一个责任，就是让一个普通人成为在精神上健全的人，成为具有文明常识的社会人，或者说一个负责任的公民。自进入民国以来，《教育杂志》发表了大量关于公民教育的文章，并译介了世界上许多先进国家的范例，从理论到操作，从理念到实践都有探索，将这些放在我们面前，有一种陌生的新鲜感。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贯穿其中的其实就是公民教育，在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许多老辈人对此都有记忆。那是一个中断的话题，在老杂志里却是活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教育应该以人为本，而且应该以普通人为本的，尤其是基础教育。“把人当人”，不是说我们现在不把人当人，而是说我们现在更多的是把人当成工具。事实上，我们现在的教育设计更多的是把人工具化，因为学校要求学生在考试中胜出，要他成为考试的机器，整个设计的目的是为了考试而存在的，而不是为了教他成为一个人而存在的。这是最大的问题。当所有人都往这一个方向去的时候，你要扭转方向，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去拼，拼到最后大家都筋疲力尽了。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这些问题，民国的教育家和老师们大致上想清楚了，在诸多的文章和讨论中也一再得到了体现。在《教育杂志》存世的四十多年间，时局板荡，充满了不安和惊悚，但是，从教育家到第一线的老师们，包括关心教育的学者和各界精英，对教育仍充满着温暖的关怀，从没有停止他们的思考和探索，从各个不同的侧面不断地、一次次地逼近教育的本质。

　　我试图在过去寻找未来。

　　过去并没有过去，有那些前辈的思考在，有那些载入老杂志的文字在，他们已经融入这块土地，化作民族的精神养分。当我们打开尘封的杂志，这一切就会奇妙的复活。

　　我把自己的想法与郭初阳、王小庆、蔡朝阳、许骥等朋友分享，得到他们的支持，决定先从中选出三个专题，重新整理出版。初阳一直关注中学生的性教育，他编成了《让性回归常识》，王小庆留意公民教育多年，他编了《如何培养好公民》，许骥编了《给教育燃灯》，蔡朝阳欣然写下万字前言，从一个中学教师的角度，向民国教育致敬。没有他们的参与，这套书就不可能编成。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接纳了这套书，愿与一同关注中国教育和中国未来的朋友们一起，继续朝前走。农村教育、职业教育、……都是值得关注的，也是《教育杂志》中现成的资源。我一直说，回望过去，不是怀旧，而是为了寻找未来。回望民国教育也是如此。

　　2012年10月18日杭州

　　【傅国涌主编“回望民国教育系列”共三册：郭初阳编《让性回归常识》，王小庆编《如何培养好公民》，许骥编《给教育燃灯》，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