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百年儒学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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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百年儒学感言  
   （作者按：本文的初稿于2009年9月28日上午在台湾台北鹅湖人文书院举行的题为“百年儒学与东亚思潮”的综合座谈会上发表；本文的修改稿于2009年11月12日上午在广东肇庆抱绿山庄出席由香港东方人文学院及香港法住文化书院主办、武汉大学孔子与儒学研究中心等单位协办的“‘百年儒学’学术研讨会”会上发表，乃为主题演讲的讲辞。）

    百年儒学是本次会议的主题，百年儒学中，以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为代表的当代新儒学对儒学贡献很大，他们重新确立了中华文化的精神方向。

    1905年，科举考试废止；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一百年以来，中国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面临东西方列强的瓜分豆剖，中国战乱连连，社会解体，一盘散沙。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一百年以来，中国思想的主轴是民族主义思潮，民族的独立和富强是中国一百年以来的最大呼声和主要趋势。一百年以来，特别是五四以来，儒家、新儒家受到很多误解、误会，人们往往要中国文化、儒家文化来承担中国落后挨打的责任。中国走向了一条激进的反传统主义的更新之路，儒学渐趋没落，儒学处在不断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我们知道，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有赖于中华民族的主体性；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则有赖于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的国力，目前还不敢说已经崛起，但毕竟走在崛起的道路上，人民生活状况有了很大改善。现在的物质、文化生活，与当时比较起来，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中国以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中国依赖土地红利、人口红利，至少还可以在经济上高速发展十几年。中国的问题，西方人搞不懂，西方某些悲观的预言不断被打破。这也从一方面印证了中国、中华民族、中国文化的魅力，其生命力很强，我们常说，历史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之势，完全不可阻挡。船山云，理在势中，道在器中，理势相乘，那当然是理想的状况。船山又说：”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国家的独立与富强，不受东西洋人的侵侮，这是多少代人的期待啊！

    以前要为中国的落后挨打承担责任的儒家文化，随着国力的增强，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的理解有了多维向度，现在反过来成为了全社会的迫切需要。这是中国历史辩证法的弔诡。就大学之国学教育而言，继武汉大学之后，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等也开办了国学班；公私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由热衷于学习西方式的管理转过来学习古代哲学智慧与管理方略，一些MBA、EMBA、总裁班等更多地转向学习中国经典来丰富人生（尽管不乏附庸风雅者，尽管不少办老板班的人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在民间，不少有识之士努力开拓更多的空间，创造条件让儿童在记忆力最好的时期诵读一点蒙学读物与经典，打一点童子功。这都是十分可喜的现象。

    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到，媒体炒作的所谓“国学热”，只是表面现象，国学只是假热，并没有真正热起来。由于社会巨变所发生的诸多新问题，特别是强势的西化趋向的影响，百多年来文化观念与国民教育的某些失当，国人对于传统文化其实还是相当地陌生、隔膜。于丹的“《论语》讲座”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对传统文化在民间的普及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毕竟是俗讲、戏说。孔子学院在全世界开办是件好事，但目前不过只是教一点现代汉语而已，然现在的中文、汉语，完全没有体现出古代汉语之美。大陆的小学、中学缺乏起码的人文价值的教育与熏陶，大学中文系也没有了经学，国民对本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常识还不甚了了。近年来，我们提倡将“四书”教育纳入到国民教育体系之中，积极推动“四书”进中学课堂。但是，由于科技至上、西化派知识分子的傲慢，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与转化，还需要我们做很大的努力，儒学的复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近年来所暴露出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为官者官风不正，官德不在，吏治不清，贪污腐化；在民间，唯利是图，没有信仰，人欲横流，还有暴民意识……这些问题的解决的确需要中华人文，特别是儒家核心价值的创造性转化和大本大源的重建。这当然迫切需要客观制度化的保证！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国民教育、中小学教育对一代代国民的基本素养的形成与提高最为关键。目前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存在着很多问题，个人以为最大的问题是：知性教育太过，德性教育不足；科技教育偏胜，人文教育不及。

    中国的教育界太过功利化，目光短浅，问题很多。目前我国中学生数理化教育的水准，特别是数学教育的水平，已高出欧美四、五个档次，还在不断拔高、加码、升级。在高考指挥棒下，当下的”课改”适得其反，只能是更加层层加码，又增加了数理化，特别是数学的难度，揠苗助长，使不少中学生失去了学习数学（或数理化）的兴趣。中小学，特别是中学理工科基础教育与人文学科基础教育严重失衡，理科太偏重了。如果拿智育与德育相比，智育太过，德育不及。两者根本未达到所谓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的平衡状态。人性、心性、性情教育，文化理念与信仰的教育是根本的、管总的、长久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价值是长久的，根本的。这里有本末的关系，不可颠倒。我们现在最缺乏的是生动活泼的、适合不同学龄孩子的人性的教育，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价值观、做人做事底线与终极信仰的教育，而这对于国家民族的长久利益，对现代法治社会、公民社会的公民底线伦理与伦理共识的建构，意义十分重大。做什么人，培养什么人，是根本。人是目的，不是工具、手段。现在的社会风气，声色犬马与坑蒙拐骗横行无忌，使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都面临很多难题。社会上成年人、老师、家长的生活方式、行多方式、情感方式、价值观念，对孩子们的影响是最大最直接的。社会暴力、家庭暴力、大中小学出现的校园暴力与其他现象，例如有的孩子受到性侵害的现象，令人忧心忡忡。故我们不仅希望学校师长，更呼吁整个社会都来整齐风俗，移风易俗；教师、白领、公务员宜正心诚意，洁身自好，坚持做人的底线，并用心去做好人性、心性、性情的教育。以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价值来美政美俗、养心养性是历史上儒家教育的传统，值得我们借鉴，将其用于今天公民社会之公民道德的建设。

    我们要进一步在民间推动和重整儒学与当代新儒学，积极推动传统的人文教育，尽心尽力把儒学基本价值的温习与陶冶，终极信念与理想境界的追求，逐步推进到体制内小、中、大学的教育中，以影响更多的后人。我们要动心忍性，以扎实的工夫，来担当起这一重大责任，承继熊、梁、马、钱、唐、牟、徐等先生的志业而奋力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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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论儒学的复兴——“新轴心时代”或将到来
2009年9月24日发表在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学术研讨会

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四届会员大会上



（一）

    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民族复兴的进程之中，民族的复兴必然与民族文化的复兴相关联，在我国历史上虽说是由儒、道、释三家构成中华文化，但儒学却一直曾居于主流地位，影响着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儒学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分不开的，这是由历史原因形成的。儒学自孔子起就自觉地继承着夏、商、周三代的文化，从历史上看它曾是中华民族发育、成长的根，我们没有可能把这个根子斩断。如果我们人为地把中国民族曾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子斩断，那么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没有希望了。因此，我们只能适时地在传承这个文化命脉的基础上，使之更新。就目前我国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在21世纪儒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在中国、甚至在世界（特别是在东亚地区）将会有新的发展。为什么儒学会有一个新的发展？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有经济的原因，但与“西学”（主要指作为精神文化的西方哲学等等）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所进行的全方位的冲击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由于“西学”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使得我们得到对自身文化传统有个自我反省的机会。我们逐渐知道，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应该发扬什么和应该抛弃什么以及应该吸收什么。因而在长达一百多年中，我们中国人在努力学习、吸收和消化“西学”，这为儒学从传统走向现代奠定了基础。新的现代儒学必须是能为当前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前景提供有意义的精神力量的儒学，应该是有益于促进各国人民团结、友好、互信、互助、和睦相处的大家庭的儒学。新的现代儒学必是“反本开新”的儒学，“反本”才能“开新”，“反本”更重要的是为了开新。

（二）

    从当今世界处于全球化的形势下，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世界各地的思想界出现了对“新轴心时代”的呼唤，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对古代思想智慧的温习与发掘，回顾我们文化发展的源头。关于“轴心时代”的观念是由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1864－1920）提出的。他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中国、古波斯都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在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古波斯有索罗亚斯特，等等，形成了不同文化传统。这些文化起初并没有互相影响，都是独立发展起来的。这些文化传统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在相互影响中已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精神财富。雅斯贝尔斯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此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力量。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 例如，我们知道，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把其目光投向其文化的源头古希腊，而使欧洲文明重新燃起新的光辉，而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宋明理学（新儒学）在印度佛教文化的冲击后，充分吸收和消化了佛教文化，“出入佛老，而反求之六经”，再次回归先秦孔孟而把中国儒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并对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的文化发生过重大影响。

    在人类社会进入新千年之际，人类文化是否会有新的飞跃？雅斯贝尔斯为什么特别提到中国、印度和西方对轴心期的回忆，或曰“复兴”的问题？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文化又有一次“复兴”的机会？我认为，答案应是肯定的。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国学热”的兴起，可以说预示着，我们正在从传统中找寻精神力量，以便创造新的中华文化。自上个世纪末，我国学术界出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重视的趋势，而进入21世纪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潮流，“读经”、“读古典诗词”恢复优良的道德教化传统，蔚然成风，不少中小学设有读《三字经》、《弟子规》、《论语》等等的有关课程内容。许多大学生建立了国学院，孔子学院，开设了多门与儒学有关的课程。社会各阶层、团体、社区也办起了读古代经典的讲习班和讲座。众多的企业家在学习诵读儒家经典，希望把他们的企业办成以儒家伦理指导的新型企业。特别是胡锦涛总书记在17大中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将有力地推动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还必须注意的是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在深入研究中国自身文化传统的同时，对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更加关注和有较深地研究了。他们知道，中国文化必须在传承中更新，这样中国文化才得以真正的“复兴”，而“重新燃起新的火焰”。因此，我们期待着和各国的学者一起为建设全球化形势下文化上的“新轴心时代”的早日到来而努力。在欧洲，经过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思潮的批判之后，出现了以过程哲学为基础的“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他们认为：“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对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持批判态度，……以建构一个所有生命共同福祉都得到重视和关心的后现代世界。” 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认为，在崭新的时代，每个人的权利都获得尊重，如果说第一次启蒙的口号是“解放自我”，那么新世纪的第二次启蒙的口号则是尊重他者，尊重差别。他们提出“人和自然是一生命共同体”的宇宙有机整体观，以此反对“现代二元论的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里夫金在他的《欧洲梦》中强调，在崭新的时代，每个人的权力都获得尊重，文化的差异受到欢迎，每个人都在地球可以维持的范围内享受着高质量生活（不是奢侈生活），而人类生活在安定与和谐之中。因此，他们认为，必须对自身的前现代传统某些观念加以重视，要重视两千多年前哲人的智慧。印度在1947年取得了独立。在她争取独立的过程中，许多民族运动的领袖都把印度的传统思想作为一种精神武器。早在上个世纪中期印度思想家戈尔瓦卡就提出：印度必须建立强大的印度教国家，他特别强调“印度的文明是印度教的文明”。1985年国大党的“诞生是印度民族团结和复兴的标志”。他们认为，只有把印度人民的宗教热忱和宗教精神注入到政治中，才是印度觉醒和复兴的必要条件。因此，印度民族的复兴必须依靠其自身印度教的思想文化传统。在进入21世纪，印度国大党连续取得选举的胜利，印度社会“是靠共同的宗教、文化、历史、种族、语言和其他亲缘关系所结合起来的同质民族。”这有力地说明印度正是“新轴心时代”兴起的一个重镇。这是不是可以说，在全球化的情况下，中国、印度和欧洲都处在一个新的变革时期，他们都将再一次得到了“复兴”的机会？我认为，雅期贝尔斯的看法是有远见的。这里，我必须说明，我并没有要否定其他民族文化也同样将会得到“复兴”的机会，如拉美、北非等等，但是，无论如何，中国、印度、欧洲（欧盟）的“复兴”很可能预示着“新轴心时代”的到来。

（三）

    我们特别要注意到，在本世纪初，我国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这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十分重要，它会对人类社会健康合理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我们知道，“和谐”是儒学的中心观念，在我国传统儒学中包含着“和谐社会”的理想以及可以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大量的有意义的思想资源。《礼记·礼运》的“大国”思想可以说为中华民族勾画出一幅“和谐社会”的蓝图。《论语》中的“礼之用，和为贵”，这就是说“和谐”将会对调节人们社会生活起着最重要的作用；而“和而不同”又可以为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和平共处”提供了理据。特别是《周易》中的“太和”观念经过历代儒学思想家的发挥，已具有“普遍和谐”的意义，这就是说，“和谐”应该包含“人与自然”、“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人的自我身心内外”等诸多方面的“和谐”，才可以称为“普遍和谐”。所以王夫之说“太和”是“和之至”，“太和”是最完美的“和谐”，如此等等，在儒家思想中比比皆是。

    为什么，我们国家在21世纪初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理想？我认为，这是我国的领导人和广大学术界有见于当今世界正处在一大的转折关头。我们可以看到当今人类社会正处在十分不和谐的情态之中，有许多人类社会要面对的共同问题。近两百多年来，由于对自然界无量的开发，残酷的掠夺，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由于人们片面物质利益的追求和权力欲望的无限的膨胀，造成了人与人之间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至于残酷的战争。由于过分注重金钱的感官享受，致使身心失调，人类分裂，造成自我身心的扭曲，已成为一种社会病。因此，当前人类迫切需要解决，甚至今后还要长期不断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或者说“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以及“人自我身心”之间的种种矛盾问题，这些无疑是人类面临的最重大课题，其中人们必须对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自我觉醒。针对上面说到的三大矛盾，我们认为，儒学可以为当今人类社会提供某些有益的思想资源。当然，必须注意，我并无意说，上述三大矛盾仅靠儒家思想可以完全解决，真正的较完满的解决还是要靠全世界各民族各国家的人民共同努力不断的在实践中创造新的理论来逐步解决。但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儒家思想可以无疑为解决上述三大矛盾提供了可供参照的智慧。

（四）

    儒家的“天人合一”（合天人）的观念将会为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提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郭店楚简?语丛一》中说：“易，所以合天道人道也。”这是说，《周易》是一部会通“天道”、“人道”所以然道理的书，也就是说它是一部讲“天人合一”的书。对于如何了解“天人合一”思想，朱熹有段话很重要，他说：“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即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天”离不开“人”，“人”也离不开“天”。人初产生时，虽然得之于天，但是一旦有人，“天”的道理就要由“人”来彰显，即“人”对“天”就有了责任。“天人合一”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思维模式，它要求人们不能把“人”看成是和“天”对立的，这是由于“人”是“天”的一部分，破坏“天”就是对“人”自身的破坏，“人”就要受到惩罚。因此，“天人合一”学说认为，“知天”（认识自然，以便合理地利用自然）和“畏天”（对“自然”应有所敬畏，要把保护自然作为一种神圣的责任）是统一的。 “知天”而不“畏天”，就会把“天”看成一死物，不了解“天”乃是有机的生生不息的刚健大流行，“畏天”而不“知天”，就会把“天”看成外在于“人”的神秘力量，而使人不能真正得到“天”（自然）的恩惠。所以“天人合一”思想要求“人”应担当起合理利用自然，又负责任地保护自然的使命。“天人合一”这种思维模式和理念应该说可以为解决当前“生态危机”提供某些有意义的资源。

    “人我合一”（同人我）的观念将会为解决“人与人（社会）”之间的矛盾提供某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人我合一”是说在“自我”和“他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为什么“自我”和“他人”之间存在着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说：“道始于情”。人世间的道理（人道）是由情感开始的，这正是孔子“仁学”的出发点。孔子的弟子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这种爱人的品质由何而来呢？《中庸》引孔子的话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爱”的品德是人本身所具有的，爱自己的亲人是最根本的。但孔子的儒家认为“仁爱”不能停留在只是爱自己的亲人，而应该由“亲亲”扩大到“仁民”以及“爱物”。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把爱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爱”扩大到对别的国家、别的民族的爱，那么世界不就可以和平了吗？把“亲亲”扩大到“仁民”，就是要行“仁政”。我想，我们今天要建设“和谐社会”，首要之事就是要使我们的老百姓都有自己的固定的产业，要爱老百姓要像爱自己的父母、亲人一样。就全人类说，就是要使各国、各民族都能自主地拥有其应有的资源和财富，强国不能掠夺别国的资源和财富以推行强权政治。所以“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爱护和相互尊重的“人我合一”思想对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应是有重要意义的。

    “身心合一”（一内外）将会为调节自我身心内外的矛盾提供某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身心合一”是说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即不离的和谐关系。儒家认为达到“身心合一”要靠“修身”。《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说：“闻道反己，修身者也。”意思是说，知道了做人的道理，就应该反求诸己，这就是“修身”。所以《大学》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如果一个社会有了良好的制度，再加之以有道德修养的人来管理这个社会，社会上的人都能“以修身为本”，那么这个社会也许就可以成为一个“和谐的社会”，世界就可以成为一个“和谐的世界”了。

    在儒家看，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自我身心内外”的种种矛盾其中“人”是关键。因为，只有人才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不是我们可以说，当今人类社会遇到的问题，儒学可以为其提供某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善于利用儒学资源来解决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是不是可以说为儒学的复兴提供了机会？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到，孔子的儒家思想并不十全十美的，它并不能全盘解决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诸多复杂问题，它只能给我们提供思考的路子和有价值的理念（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等的理念），启发我们用儒学的思维方式和人生智慧，在给这些思想资源以适应现代社会和人类社会发展前途新诠释的基础上，为建设和谐的人类社会作出它可能作出的贡献。

    司马迁说的“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者，未必尽同”是很有道理的名言。我们生活在今天，要了解自古以来治乱兴衰的道理，把它作一面镜子，但是古今不一定都相同，需要以我们的智慧在传承前人有价值的思想中不断创新。因此，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对自古以来的有价值的思想（包括儒家思想）进行现代诠释，创造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新学说、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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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钟鉴：让当代温和主义流行起来——孔子能为世界提供什么








一，首届尼山论坛开展“儒家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对话”非常重要。现今影响世界最主要的有四大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教文明、儒家文明。其中基督教在西方是主流信仰，传播世界，影响人口最多。儒家文明代表东亚文明，历史悠久，积蕴深厚，虽然在近代有所衰落，却正在复苏，潜力巨大。两种文明异质性明显，思想距离较大，也因此而有较强互补性，彼此若能取长补短，将对人类文明转型、构建和谐世界，发挥重大作用。


中国历史上有过儒耶对话，最成功的是利玛窦推动天主教儒化，可惜后继乏人，加上殖民主义的介入，欧洲文明中心论流行，对话不能顺利进行。当代中国一批基督教神学家吴耀宗、吴雷川、赵紫宸、丁光训、陈泽民、汪维藩等努力将基督教文明与儒家道家文明相结合，推出中国化的新神学，但影响不够广泛。上世纪中叶以来，天主教与基督教有识之士提倡宗教对话，尊重差异，包容多元，逐渐形成潮流。中国摆脱“文革”极左思潮，取得和平发展巨大成就，世人瞩目。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文明经历磨难和洗礼，获得新生，并正在走向世界。现在儒耶平等对话已经具有空前良好的国际国内社会条件，可以在更大的规模上、更深的层次上进行。


二，世界上有众多宗教文化和人文学说，就其多数而言，其经典宗旨都追求真善美，希望解除人类痛苦，向往幸福美好的生活。但为什么人类一直冲突不断，甚至互相残杀？有时候战争和暴力是在宗教旗帜下进行的，如欧洲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如当今宗教极端主义导致的暴力恐怖主义。这背后有利益的争夺，也有思想的偏颇。可以说信仰和主义一旦被极端化，就会走向反面，为代表特定集团利益的政治势力所利用，成为破坏文明的工具。民族主义是正常的，大民族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就造成罪恶。宗教是和平的，宗教极端主义就导致暴力。社会主义是美好的，极“左”思潮就带来“文革”灾难。


历史上有两种思想对今天极端主义产生深刻影响：一是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奉信“基督以外无拯救”，以救世主在人间的唯一代表自居；二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把自然选择搬到社会，奉信弱肉强食、强者为王。这两种思想的共同点就是唯我独尊、唯我独重，强烈排他。后来的各种极端主义大都源于此：自己是最优秀的，代表唯一真理，他人都在我的脚下，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不择手段。极端主义已成为当代人类一大公害。因此从思想上挖掘极端主义的根源，揭露极端主义的危害，反思人类文明的得失，寻找未来文明的出路，就成为今天人类的共同课题。西方许多有识之士正在做深刻反省，并从孔子那里吸取智慧。


三，儒家文明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从创建之始便种下了温和主义的基因，孔子乃是温和主义的始祖。这种温和主义的哲学便是中和之道。孔子称赞大舜“允执其中”（《论语?尧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认为“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孔子认为“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中庸》提出“时中”，将孔子“中”与“和”的思想融为“致中和”之道。程子的解释是：“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用现代的语言说：中是顺乎时代，合乎民心，不偏不党；和是尊重差异，协调关系，和谐共处。与“中”相反的是偏激、守旧、诡异，与“和”相反的是对抗、驯人、独尊。中和之道背后是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关心人、帮助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尊重人、体谅人），忠恕是仁爱的两个方面。忠恕之道最可贵之处是把“平等”的理念融入“仁爱”之中，使爱成为一种包含尊严的爱。忠道的“立人”、“达人”是指希望别人自立、发达，并非顺从自己的模式；恕道的“不欲勿施”更是要将心比心，不强加于人，进行换位思维。有了忠恕之道就容易致中和，不偏倚、求协调，乃是体仁行仁之道。


孔子之后，《中庸》提出“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易传》提出“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宋明理学提出“理一分殊”，当代哲学家冯友兰提出“同不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当代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一条贯穿中国思想史的温和主义中和之道的路线。这条路线是贵和的改良的路线，不能成为革命的旗帜，却能成为治世的方略。


从实践的层面看，受儒学影响，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多元通和，宗教理性较强，排它性弱，包容性大，不易产生狂热和极端主义，儒、佛、道三教合流，传统宗教与外来宗教共存，制度化大教与民间信仰并行，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华文化、世界文化互融。文化的冲突与摩擦是有的，但未形成主流传统。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和谐性、开放性背后的重要推动力量是儒家的中和之道，儒学是中国的底色。


四，当今时代，面临生态危机、社会危机、战争威胁和全球化的挑战，人类已经成为真正的地球村村民，成为命运共同体，共同利益远大于彼此的差异，不能共存共荣便是互损俱伤，和平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一家独尊、崇尚斗争都已过时，温和主义的时代已经到来。资本主义要抛弃单边主义，走和解路线；社会主义已接纳温和主义，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各种宗教健康力量在反对极端主义，走理性的稳健的道路。在这样时代条件下，孔子和儒学的中和之道的精神会大放光彩，它反对一方消灭或取代另一方，反对斗争到底，反对霸道和以力服人，主张“仇必和而解”，主张彼此理解、彼此尊重，主张和谈、妥协、求同存异、交流合作，它将促进文明对话、宗教对话，推动纷争不宁的世界走向和解。


欧洲中心论已经过时，中华中心论也是错误的。儒家温和主义的忠恕中和之道使儒学避免走上霸权道路，它的传播不仅不会威胁任何其他文明，而且会促进各种文明之间的对话与和解，给世界带来和平。


五，基督教文化中有许多积极的因素有益于现代文明的建设。如：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爱人如己，荣神益人；我们希望别人怎样对待我们，我们就必须怎样对待别人。这后一思想与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同工异曲之妙。中国当代思想家贺麟就说过，儒学应当“吸收基督教之精华，以充实儒家之礼教”，即吸收其“精诚信仰，坚贞不贰之精神”，“博爱慈悲，服务人类之精神”，“襟怀旷大，超脱现世之精神”（《儒家思想的开展》）。当代许多开明的神学家批评基要派的保守主义，超越唯我独尊、一家拯救人类的傲慢，发挥基督教的精华，推动基督教走向开放，包容多元，如约翰?希克、孔汉思、斯威得勒、保罗?尼特、蒂利希、库比特等。虽然他们还不是主流人士，但是代表着基督教的未来。孔汉思推动宗教对话，探讨全球伦理，提出“没有各宗教间的和平便没有各文明间的和平”，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列为全球伦理的金规则（《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保罗?尼特在《全球责任和基督信仰》一书中指出，宣称拥有唯一真理的宗教容易导致暴力，只有尊重“宗教的他者”，在对话中与别的宗教成为“好邻居”，才能克尽宗教徒的全球责任。他深刻指出：“爱他人意味着重视他们，尊敬他们，真正开放地倾听他们说话。”他还认为神学教育“必须从单一宗教的结构转向多宗教的结构”。保罗?尼特着力于发掘基督教最深层的有普世价值的内涵，以便于基督教与其它宗教接近并友好相处，也从而与孔子的中和之道相沟通了。这就是当代基督教的温和主义。


六，孔子讲仁爱，有些宗教极端派也讲爱，区别在哪里？爱有两种：前者的爱是“互尊的爱”，后者的爱是“强加的爱”。尊重对方，理解对方，实行忠恕之道，才能有真爱，才能使对方感受到真爱。以己度人，强人从己，不倾听，只训导，实行精神推销，只是偏执的爱，对方感受不到温暖，却会感受到伤害，爱会变成恨。和而不同就是承认真理的多样性，真理并不都在自己手里，因此要多元和谐，相互学习。把自己与他者放在平等的位置上，不以施爱者自居，而以参与者的身份共建人类之爱，这才是仁爱的本质。温和主义之所以为温和，就在于自尊的同时，能够尊重他者，包括他国、他族、他教、他人。


对于建设和谐世界来说，信仰的多样性是人类良性文化生态的体现，如同自然和生物的多样性一样；但信仰需要是温和的理性的，不能是极端的反理性的，否则会破坏和平。人文主义（包括无神论）应当是温和的，宗教信仰（包括有神论）也应当是温和的。信仰什么不是问题，只要是温和主义，世界就会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