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文：人文学科范式转变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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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文：人文学科范式转变新思路记者 杨敏2013-06-2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6月24日　　

　　【核心提示】虽然数字技术的应用丰富了学者的研究方法，但不是所有问题都应“数字化解决”，数字方法的使用应该遵循因地制宜、量体裁衣的原则。

　　近年来，欧美学界涌现出许多古籍数字化、文献数据库建设等数字人文领域的新项目。一批数字人文研究机构，如国际数字人文组织联盟（The Alliance of Digital Humanities Organizations）、数字人文学会（The Society for Digital Humanities）相继成立。许多大学还设立了自己的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如美国斯坦福人文实验室、伦敦国王学院人文计算研究中心等。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的应用逐渐深入到人文研究的各个领域，数字技术与人文研究的结合成了学者时下讨论的热门话题。

　　随着数字化浪潮的推进，伦敦大学学院数字人文中心主任梅丽莎·M.特拉丝（Melissa M. Terras）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肯定地说：“未来，数字人文必将成为人文学科研究的主流之一。”

　　数字技术在人文学科中应用广泛

　　“对数字人文研究的讨论并不是近年来才兴起的，早在20世纪40—50年代计算机出现后，人们就开始思考如何利用计算机查询文本信息，对计算机如何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历史、语言和文化的探索也从未停歇。”特拉丝说。

　　记者发现，欧美国家的许多数字人文研究成果让人眼前一亮，例如在历史研究方面，越来越多的学者借助数字技术对历史事件进行静态和动态的可视化展示，弗吉尼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的“视界”（Visual Eyes）项目就利用数字化手段将大量数据转化为地图、图表、图片等，从另一个角度讲述重要的历史事件，并建立庞大的数据库，供用户搜索和了解历史事件的发展。

　　文本数据挖掘（text data mining）技术被广泛用于文学作品的文风分析、情感分析、人物关系分析等，丰富了文学的研究方法，为转变其研究范式提供了新思路。斯坦福人文实验室的创立者弗朗哥·莫雷蒂（Franco Moretti）教授曾利用计算机分析了1740—1850年间出版的英国小说，发现该时期内带有长标题的作品数量明显下降，有的作品题目中惯用形容词。在莫雷蒂看来，这一系列发现或许能解释该时期文体风格的发展变化。内布拉斯加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ebraska）英语系教授马修·乔卡斯（Matthew Jockers）也曾利用文本数据挖掘技术，对1780—1900年出版的3592部著作进行了词频和主题分析，并在自己的新书《宏观分析：数字化方法和文学史》（Macroanalysis: Digital Methods & Literary History）中表示，数据能窥探出简·奥斯丁等著名作家的写作风格是受何人影响。

　　遵循因地制宜原则

　　数字技术扩展了学者的研究视野、丰富了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特拉丝告诉记者：“这些数字化方法不仅能加速研究进程，让研究人员从繁琐的文献查找过程中解放出来，还能帮助人们解决此前难以解决的问题，如利用3D视觉技术让用户虚拟感受，调查用户体验；观察历史人口普查数据，结合疾病的历史记录确定疾病传播相关信息等。”

　　人们对任何一种新事物的流行都会产生质疑，现年82岁的美国著名文学教授、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曾表示自己能在1个小时内阅读1000页书籍内容，因此反对在计算机上阅读。2012年，加拿大作家史蒂芬·马尔什（Stephen Marche）在文章《文学不是数据：反对数字人文》（Literature is not Data: Against Digital Humanities）中表示，将文学当做数据会失去文学本身丰富的意蕴，文学应该与数据截然对立。面对这些质疑，特拉丝认为，就像人们最初质疑电影一样，尽管目前有学者对数字人文的研究成果持观望态度，但随着数据革命进程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找到更优质的信息整合与分析方法。

　　尽管如此，特拉丝也表示，学者对数字人文应保持谨慎的态度。虽然数字技术的应用丰富了学者的研究方法，但不是所有问题都应“数字化解决”，数字方法的使用应该遵循因地制宜、量体裁衣的原则。同时，学者有责任和义务让公众能够区分数字化与非数字化研究的异同，了解各种方法的优劣，进行合理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