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空间政治变迁中的知识分子与文化传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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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空间政治变迁中的知识分子与文化传播
关键词： 现代性 知识分子 传播 政治

　　一、农民、市民与殖民

　　在缺少现代大众传播手段和本土职业传播者的情况下，鸦片战争前后的英国殖民者为了影响广州市民的舆论，曾通过中国地方官员的协助在城内张贴大量布告。这些布告总是坚持说英国只同中国官府作战，而不是同中国人民作战，它们告诉广州人，英国人“是这个城市的真正的保护者”，并要人们“想一想那些现在他们中间的外省军队是不是真正的祸害”[1]。类似的布告也出现在同一时期的其他中国沿海城市，例如，耆英和伊里布在向道光帝报告上海一带情形时说：“（英军）张贴伪示，本国与百姓毫无战争，最愿彼此和睦，广开通商之路，但大清官兵不肯议和。此等鬼域伎俩，尤令人愤满胸怀”[2]。虽然这些布告是在一个多世纪前由殖民者写作的，然而在当代语境下理解其政治内涵则别有一番深意：今天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中“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离和对立的观念；背离“内陆”和“外省”来建构市民身份和现代化目标的文化意识似乎都能在这些布告中找到影子。

　　实际上，当时侵略者真正想要保护的正是已经非常繁荣的殖民贸易，他们的直接利益关联者并非如布告宣传的那样是广义上的市民，而主要是地方官员和中国商人。自称是英国资本家“东方代理人”的义律（C. Elliot）在写给英国外交大臣的信中得意地告诉他的上司，广州的商人行会已正式禀明林则徐，请求不要开战，以免影响本省的贸易；而广州的地方官也请求与英军一起安排一场远离城市的象征性的战斗，以应付清帝国的抗敌命令[3]。然而，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却远远超越了这些布告和信件所能涵盖的问题。当广东三元里、福建厦门、浙江宁波、镇海、定海、江苏太仓、台湾台南、基隆等多处沿海地区农民团练组织起来大规模伏击英军时，我们看到了一个都市传播网络之外的底层乡村世界对殖民力量的反抗和威胁。殖民时代乡村与都市的对立在这些农民运动中得到充分展现，以1841年的广东为例，当时的乡下人认为广州城里都是汉奸、商人及同商人勾结的腐败的政府官员，“忽然间，乡勇们象忙于杀英国人一样，也忙于杀汉奸”[4]。19世纪后半期的华北和华南，农民排挤基督教民和西洋文化的运动此起彼伏，并最终以义和拳民打入北京追击通洋货、懂洋学、用洋货的“市民”，破坏铁路和城市通讯系统而达到顶峰。

　　魏斐德（F. Wakeman）曾经指出，当时的殖民者做出了“根本的错误估计”，“他们没有看到分裂是在城市、乡村之间，而不是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再三地诉诸城市居民将使农村武装起来，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农村人愈来愈怀疑城市人已同敌人串通一气了”[5]。表面看来，这段评论抓住了农民、市民与殖民之间的微妙关系，然而殖民者“诉诸城市居民”的做法却很难被简单归因于他们忽视城乡分裂的“错误估计”，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他们在文化传播上对乡村的漠视一直延续了几个世纪。在这几个世纪当中，针对殖民地“市民社会”的宣传不再像布告的内容那般简单——对解放政治和集体文化意识的拆解、对普遍主义契约关系和法权关系的倡导、对殖民历史和不平等交换的掩盖——吞没知识分子政治想象力的文化宣传总是藏在各种极为复杂的价值观外壳下登台亮相。

　　实际上，“乡村与都市”、“内陆与沿海”、“国家与市民社会”，这些看似中国内部的“空间政治区隔”正是“陆地与海洋”这一资本主义世界最重要的“空间政治区隔”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呈现。麦金德（H. Mackinder）在他的名著《历史的地理枢纽》中指出，好望角航路的开辟和美洲大陆的发现最终把欧洲和亚洲的关系颠倒过来，促成了“现代世界”中海洋与陆地的对立[6]。由于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主权由掌握国家债权的金融家和商人群体操纵，因此投资战争并通过战争赔款控制殖民地海关，进而在沿海都市培植本土精英帮助拓展帝国的海外市场是英国殖民者真正感兴趣的事情。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成本最低的方式就是“间接统治”。强世功将其概括为“统而不治”，即“殖民统治者避免采取直接的日常治理，并把这些容易引起殖民地人民反感的治理事务交给殖民地精英来做，从而避免殖民者与殖民地人民发生直接的治理冲突”，与此同时，殖民者需要“建构一套宪政体制来塑造殖民地精英与帝国精英的‘同僚’感觉……然后再建构精英养育机制来增强文化认同，强化殖民地精英对大英帝国的政治认同和政治忠诚”[7]。英帝国的理论家柏克（E. Burke）在《美洲三书》中对殖民领袖进言道：“我要让殖民地的人民，总把他们公民权利的观念和您的政府相联结；——他们将缠住您，箍住您；天下没有任何力量，能离间他们的忠诚……是英国宪法的精神，涵濡了这广大的人群，进而渗透、喂养、统一、鼓舞了帝国的每一部分，甚至其最小的成员，并使得它们生气勃勃”[8]。正如柏克的洞见，在这个海洋时代的“勇敢新世界”中，金融操纵和殖民贸易的顺利展开不仅要求军事力量的鸣锣开道，还要求文化传播和政治理念的统治力。当坚船利炮控制了航线、铁路和通讯这些殖民经济的生命线之后，文化与法的传播就成了维系英帝国既有权力和殖民利益的重要保障。让殖民地的都市精英臣服于“英国宪法的精神”，并让他们获得自由传播的权力，进而掌握文化领导权，形成对广大内陆地区的政治经济支配力，这正是殖民者指向世界大同和历史终结的宗教福音书。然而，正像鸦片战争前后在广州周边和运河沿岸发生的农民运动一样，在中国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体系中，面向海洋、背对内陆的发展方式和文化意识难免会带来城乡之间的持久对立。在这种状况下，由知识分子所掌握的现代文化传播网络如何塑造乡村和农民，如何推动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就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让殖民者失望的是，外敌入侵和国家能力羸弱的现实带来了众多中国都市知识分子的思想觉醒，他们明确拒绝了通向殖民代理的“印度道路”。如果说近代早期的农民自发抵抗运动由于组织涣散、价值判断杂乱和缺乏现代化手段等局限难逃失败的命运，那么这种落后的状况恰恰给城市中的新生代知识分子提供了历史机遇，正是十九世纪末开始涌现的几代启蒙者和革命者凭借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和现代化的传播手段最终承担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双重重任，即在完成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同时，抵御外部军事、经济和文化力量的侵扰。

　　如果我们观察晚清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就会发现城乡对立实际上也是殖民时代中国被动现代化过程的组成部分。在“落后就要挨打”的资本主义世界文明中，普遍的人道主义和乡愁毕竟无法解决第三世界国民安身立命的问题。改变“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始国家形态，将政权力量深入基层，从乡村抽取原始积累的资源，举全国之力建设现代工业，这种发展路径虽然不那么可爱，但是却贯穿了整个中国现代化历程。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这只是在政治经济意义上无奈的被动选择，能否在保障独立自主的前提下主动创造一种不同于“强力意志”的新文明和新政治才是殖民地知识分子替全人类承担的责任。在现代化任务与乌托邦想象的张力之间，几代中国知识分子探寻了各种不同的出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对待乡村和内陆的文化态度，不仅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命运，而且表征了不同的文化政治和不同的现代化方向。

　　二、“香港—上海走廊”

　　当代对中国文化传播业的讨论常常无意识地遗忘两个核心要素，一是“都市”，二是“知识分子”。前者指向传播的地理和文化环境，后者则标明传播主体及其文化意识。这两个核心要素之所以容易被遗忘，原因在于从事传播实践的都市知识分子常被视为一个有充分代表性的群体，他们的政治观念也常被视为普遍性的价值。与此同时，由于文化知识和受众商业价值上的区隔，当代大众传播主要的服务对象也基本限制在都市市民内部。在这种条件下，传播的地理、阶级和文化政治分析被无意识地悬置了，从书斋里喷涌而出的“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等理念则乘机而入，被用来维系一个普遍主义的知识氛围。然而，当我们将都市知识分子的“代表性”问题化，并具体剖析他们的传播实践与话语时，地理、阶级和文化政治则如幽灵一般时时显现在历史的每一个阶段。

　　与大多数第三世界民族国家一样，中国现代传播业的出现也与外来的影响息息相关。以新闻业为例，如戈公振所言，“我国现代报纸之产生，均出自外人之手”[9]。从19世纪初期开始，大量西方的商人和传教士进入中国，开始在南洋和广东的口岸城市出版报纸。到鸦片战争之后，外报的影响逐步扩大，中国人开始参加办报工作。清末科举落榜和躲避太平天国战乱的“士绅及末宦一流”为现代的都市传播业提供了最初的劳动力，以王韬为代表的一批体制外文人开始在教会和外报从事编写译的工作。与此同时，香港周边和上海周边的大量外国教会学校已经培养了中国最早接触西学和现代观念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在中国的沿海都市，一场千年未有的思想变局正徐徐拉开序幕。王韬、伍廷芳、唐廷枢、何启、容闳……这些中国现代传播业的开创者几乎全部来自穗港澳地区和上海地区，他们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光。由于他们来往于这两个地区的频率特别高，柯文（P. A. Cohen）形象地将其称为“香港—上海走廊”[10]。

　　中国的艰难时局和西洋文化展示的进步气息使得这些最早接触西学的知识分子确立了“现代性精神”的萌芽。这种“现代性精神”最常被提起的一面是新的世界观念：对商业和外贸的支持，对先进科技和制度的追慕，对国族身份的认同等都是他们的前辈们从未有过的观念。然而，人们往往会忽略“现代性精神”的另一面，即这些都市知识分子的反殖民观念。正如柯文的概括，“从这种世界观念在近代中国刚刚出现的时候起，它就暗含着一种强烈的（有时是无声）向西方复仇的不满和义愤之情”[11]。所谓“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12]，即学习先进科技文化，振兴中华，抵御外患正是这代知识分子传播实践的主要政治诉求。在报章杂志上号召建设富强国家，与外国人竞争经营近代民族企业，控诉中国苦力在海外的恶劣处境，掀起轰轰烈烈的抵制美货运动……众多沿海都市知识分子始终将自己的社会实践与反抗外侮和国家富强的期许连在一起。

　　然而，当我们具体观察这批沿海知识分子践行现代化方案的过程时，会发现一个明显特点，他们尝试对话的对象基本限制在掌握现代科技文化的西方人和中国的“开明政治精英”这两个群体上：接触西人、饱览西学、游历欧美、开眼看世界是这批沿海知识分子的共同经历自不待说，而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曾经是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末洋务大臣的重要参谋。在这些知识分子的文化传播实践中，中国庞大的内陆乡村和底层世界始终是一个远远落在现代文明身后的他者。穿行在“香港—上海走廊”上的现代中国文人们实际上与他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国家”中最庞大的群体有着文化观念上的巨大隔膜，而他们在主观上寻求的传播对象和想要动员的变革主体显然也没有纳入中国内陆那些沉默的同胞们。新闻传播界所谓的“通上下”和“博采舆评”不过是希望濒临没落的政治权力精英更多地与这些沿海都市的现代知识分子对话罢了。发展近代工业、促进对外贸易、举办新式教育、改革政治体制等呼吁作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必要手段”会对中国庞大的乡土社会产生何种影响几乎从来不曾成为讨论的重点。

　　乡村被遗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发展主义等西方思想在清末的引入，使得“乡村—都市”的空间二元结构与“落后—进步”、“传统—现代”的时间二元结构勾连在一起。掌握了文化领导权的新式知识分子需要通过告别乡土中国的文化传统来推进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现代化。与此同时，原本起到沟通城乡文化的士绅阶层逐渐从乡村中分离出来，这“意味着时间序列上的新旧之间, 以及空间上的城乡之间的交流都成为不可能”[13]。新式的产业部门和政法文教部门在沿海都市的设立也创造了一种令乡土社会无所适从的“现代时间”，并确立了大量陌生人社会中特有的管理方式和契约方式。所有这一切以自然的、潜移默化的方式进入知识分子的传播实践，从而创造了一种新的关于乡村与都市的文化想象。

　　在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文化传播上的“偏向”恰好为政治经济上的进一步“偏向”创造了条件。都市知识分子依据其“世界主义观念”和“国富”、“国强”的期许而大力提倡的对外贸易使国内生产的主要目的渐渐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转为与一个以“中心—边缘”为构造特征的世界经济体系勾连在一起。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中国内部地理空间上的倾斜。宫崎市定在《东亚的近代化》中描述了号称“与洋争利”的洋务运动给中国内陆带来的影响：“以前中国国内交通是依靠以大运河为干线的内陆水路，自从欧洲和中国的轮船开始在沿海航行后……大运河便降为地方性的交通线了。这是中国交通上的大变革，运河沿岸繁荣的古老城市衰落了，天津、上海和广州等海港发展起来了，同时，运河沿岸的人口也开始向海岸地区迁移和集中……向来在运河航运上劳动的工人失了业，使运河沿岸地区陷于十分萧条的境地，同时使这里产生了排外的情绪”[14]。实际上，19世纪末的义和团运动正是吸收了“全球化”过程中内陆水运地区的大量失业者才迅速发展起来的。被今天中国都市知识精英所不齿的这场前现代农民抗争固然充满暴力和迷信，但它实际上正是世界体系边缘“反全球化运动”的先声。

　　内陆的凋敝当然不仅局限在运河水路周边，加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过程也带来了乡村自然经济的迅速解体。1860 年代以后，廉价商品如海潮般的涌进，而廉价原料亦较之以往更易于出口。从鸦片战争到19世纪末，中外进出口贸易额增加了十倍以上。其中，消费资料的进口常常占到贸易额的90%以上，居于绝对优势，而生产资料进口不到10％[15]，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商品推销地和原料供给地。殖民地经济的门户洞开当然不会使广大中国社会分享“比较优势”带来的实惠，反而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凋敝和乡村世界的动荡。外部的商品冲击和内部的连年战乱使得优质文化资源和物质财富普遍向都市转移、秘密团练和土匪则在边远地区大量出现，乡村的衰落成为一个不断恶化的循环。这一过程加剧了农民的破产，制造了大量脱离土地的低价劳动力。中国最早的“农民工”开始源源不断地涌入沿海都市从事毫无保障的低收入体力劳动，甚至被运到太平洋的另一端修筑横跨北美大陆的铁轨。一个经济上被剥夺，文化上被遗忘的中国乡村世界赤裸裸地暴露在世人面前。几十年中，知识分子不可谓没有为国家倾尽心力，但他们依靠上层推行的，以沿海都市为中心的改革却始终无法拯救这个动荡的社会，无法“摆正”这个“倾斜的国家”。

　　在缺乏现代国家组织构架的前提下，洋务运动式的工业化不但没能“强国”、“富国”，反而是武装了军阀，致富了官僚资本家，这一点在甲午战争中得到充分验证，并由此促发新一代都市知识分子寻求政治体制上更为彻底的变革。“制度调整”是清末政治的核心，也是知识分子传播实践中最为热衷的议题。从戊戌到辛亥，国家组织结构的现代化成为最重要的政治诉求，此时的大众传播媒介几乎都在服务于这一明确的政治目标。正如浦嘉珉（J. R. Pusey）在描述这一时代新闻业者的职业志趣时所指出的，这些人感兴趣的“并不是‘所有适合印刷的新闻’，而仅仅是那些他们最为关心的，有关中国富强的内容”[16]。齐慕实（T. Cheek）也曾指出，“一方面，梁启超等人意在运用新闻媒介来吸引君主的注意，以求说服国家权力核心推动改良；另一方面，战后民族国家所面临的极端危急的状况也使得此时中国新闻业的传播内容相比西方更加严肃”[17]。从立宪的政治、议会的政治到政党的政治、共和的政治，在现代传播业的舆论鼓噪下，知识分子的每一轮行动都更为激进和彻底，然而这种政治现代化在紧跟西方经验的同时仍然无法纳入“社会”的视角，知识分子热衷建构的现代“国家”成了一个与“社会”相分离的国家。在中国，这个“社会”显然不能仅仅是现代传播网络覆盖下的“市民社会”，而主要是一个庞大的内陆乡村世界。清末新政废除科举、大办新式学堂并批量生产与西洋“接轨”的“海归”，最终带来城乡之间更大的文化隔膜。辛亥革命推倒了普遍皇权，带来了传统政治合法性的流散，却并没有换回一个能够深入基层的，组织能力强大到足以抵御外侮的“共和国”，反而带来了持久的政治动荡。正如鲁迅形容一百年前的事变，“竟没有历史上定例的开国之初的盛世，只枉然失了一条辫子”[18]。

　　三、“觉悟到农村”

　　1919年2月，李大钊在北京《晨报》上发表了一篇激情洋溢的文章——《青年与农村》，他在文中这样写道：

　　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痛苦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痛苦；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利病 …… 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19]

　　李大钊对乡村的发现，当然可能是受了俄国民粹派和日本新村主义的启发，也固然有些卢梭式的反现代化情绪，然而除了协力互助、公正平等、追求“人的生活”这些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空想之外，我们分明看到了将“国民全体”的命运与农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倡导知识分子走入“父老妇孺”中间结成“同心伴侣”等全新的政治观念。在这里，对“新人”和新的政治行动的呼唤，终于代替了对“新制度”的呼唤。更重要的是，“国民全体的解放”这一政治目标，暗示着“新文化”的“启蒙”并不是与“救亡”相分离的阳春白雪，文化观念上的转变仍然在潜意识中为未来新型的政治运动做着思想上的准备。

　　当然，“新文化运动”有多个面向，产生了多种不同的观念，也并没有彻底消弭知识分子群体对乡村的偏见。用“新文化”来代替“旧政治”的过程甚至更加深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乡村文化前现代特征的本质化叙述，这既表现在鲁迅的《祝福》、《故乡》中那些落后、封闭、愚昧、麻木的农民形象中，也表现在沈从文充满怀旧情调的，对乡土文化美感的复原中。然而，我们十分清楚，在20世纪文化政治的走向中，这些观念最终都没有占据主流。更重要的是，无论持有何种观点，在都市知识分子的视野中，中国的乡村问题终于与全体国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正如梁漱溟所说，现在“麻木的神经开始感到疼痛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认识现实。“民族自觉的头一步便是觉悟到农村；从这一步就可以觉悟到一切。觉悟到我们原来社会构造的特殊，觉悟到我们不能不自有我们的前途”[20]。

　　从1920年代开始，各种政治诉求完全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开始进入农村，并试图通过改变农村和农民来改变中国。20年代末，全国各地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各种教育机构和学术团体开始在农村建立实验区推行改革，陶行知、黄炎培、晏阳初、梁漱溟等人都尝试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和移风易俗的方式使农村的经济和文化得以复兴，以此达到“民族再造”的目的。这些知识分子创办了《村治》、《乡村建设》等颇有影响的刊物宣传乡建思想，《东方杂志》等重要报刊也推出了农村问题专刊。在“农村经济破产”、“农村崩溃”的呼号中，“乡村建设”、“农村复兴”的口号弥漫于全国，成为朝野的一种新觉悟[21]。

　　乡村建设运动中展现出的问题意识和思想观念非常复杂，其中有两种思路最有代表性：其一是认为中国农民“愚、穷、弱、私”，必须要用现代观念和现代组织加以改造的思路，如晏阳初所组织的乡村建设就将农村凋敝的原因归结为科学文化的落后，农民是必须用以西方为标准的现代文明纲领加以拯救的客体；另一种观念则刚好相反，梁漱溟认为中国乡村凋敝的重要原因正在于传统文化和乡村有机体在西洋文明和清末新政的冲击下衰落和涣散了，因而拯救乡村要从恢复“乡学”传统，重建乡村文明和乡村组织着手。无论这些知识分子在乡村重建中持有何种具体观点，从乡村内部的文化教育和组织形式上来解决问题看起来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共识，乡村外部的结构性政治经济问题相比之下则不那么重要。这一特点使乡村建设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叙述中被定义为一场“改良主义运动”，即“都以承认现存的社会政治机构为先决条件；对于阻碍中国农村，以至阻碍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残余势力之统治，是秋毫无犯的”[22]。不幸的是，实际的历史走向确实让乡村文化自救的理念显得有些书生气。在土地不均、租税过重、军阀土匪肆虐的情况没有改变的情况下，1929年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又使得半殖民地中国成为粮食倾销的重灾区，这些复杂的结构性问题最终导致农村进一步破产和乡村建设运动陷入低潮。

　　几乎与乡村建设运动同时出现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话语，列宁的革命建国方案非常迅速地改造了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他们在乡村所从事的政治实践和传播实践与以往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出现了减租减息，甚至平分土地等经济上的诉求，农民运动迅速激进化和暴力化。共产党人认为一个新的乡村文明的实现只能依靠血腥的阶级斗争这个严厉的助产婆[23]；另一方面，在文化传播领域，农民开始被塑造为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和知识分子的“伙伴”，这一群体受到了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重视。在浙江萧山、广东海丰、湖南衡山出现了最早的农民协会和农民运动讲习所，不过几年，相似的机构散播在湖北、江西、山东、陕西等全国各地，这些直接负责组织农民运动，进行农民运动宣传的机构主办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农民报刊：《犁头》、《锄头》、《耕牛》、《湖北农民》、《江西农民》、《山东农民》、《海丰半月刊》、《血潮画报》……号召农民革命的墙报、传单、标语、漫画等宣传品更是到处可见[24]。在这些传播实践中，农民成为动员的对象，而不再是改造的对象，他们的形象不再与落后、愚昧和麻木等本质化的文化叙述连在一起，而是与被欺压、求解放的“阶级地位”连在一起。改变中国的希望因此不全寄托在文化上和制度上，而是更多地寄托在这个作为“阶级”而存在的人群身上。“阶级意识”当然是由知识分子给予的，甚至是宣传的和施加的，然而无法否认的是，中国农民的形象从未像大革命时期共产党的文化叙述中那样积极和正面，在“落后的传统”中浸润最深的农民们，居然被看作是现代革命的一支关键力量，甚至是未来乌托邦的开拓者。

　　经历了大革命的失败和长期的路线斗争，早期农民运动的经验和传统被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进一步继承和巩固。在陕北这片全中国最落后、最缺乏现代气息、与西方文化接触最少的贫瘠土地上，“都市与乡村”的命题被“革命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命题所替换，大量来自都市的年轻文化人如何将传统的乡村社会引入现代政治成为传播实践的核心问题。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中共的政权创造出了一套独特的政治体制和文化模式。

　　曾就读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画家赵泮滨曾经这样描述延安整风运动过程中的经历：“整风生产，三年时间过去了，画室总是空闲着。磨起老茧的手很久不摸画笔了。但是，延安文艺界，三年内发生了根本变化，空前活跃起来，作家艺术家纷纷打起背包，下农村，去部队，深入生活改造思想。暂时不下去的，也活跃在街头，办墙报，出画刊，尤其是闹秧歌，更为深入人心”[25]。反对“关门提高”，强调文化传播的政治性、阶级性，组织知识分子走入乡间，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是整风运动前后延安文化传播实践的显著特征，是一场强调知识分子与基层农民相结合的“群众路线”的大规模尝试。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如何处理来自城市的文化传播业者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更是上升到了政治原则的层面。“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这句毛泽东的名言成为当年鲁迅艺术学院的学生考题[26]，能否真切地理解这个命题成为衡量知识分子政治觉悟的关键要素。

　　在新闻领域，编辑、记者们深入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也是一种惯常的工作和生活模式。他们一方面强调蹲点驻村，通过调查研究呈现基层实际状况，一方面要参加基层的生产劳动实践，熟悉农民的生活并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同时，他们也是党和政府的政策在群众中的宣传员，且要用农民熟悉的语言和方式传播现代文化和科学知识。与此同时，在各级党报新闻消息来源中，基层通讯员的报道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构成了一个独特的上下沟通机制。专业记者下乡，业余通讯员发稿，明确的意识形态指向，这样的新闻实践有意识地否定了现代都市大众传播业的职业化特征。

　　如果单从知识分子深入乡村的行动来看，我们可能会将“群众路线”的文化传播实践简单等同于“民粹主义”。然而，如果仔细分析这些传播实践的政治诉求，我们能够发现延安的知识分子正在以全新的方式展开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从晚清到“五四”的文化政治中，“现代的”和“中国的”一直是一对难以破解的矛盾，它隐含的是乡土传统给知识分子的现代革新带来的沉重负担，并由此转化为“都市”与“乡村”之间难以破解的文化藩篱，形成了彼此隔绝的文化政治空间。在延安，虽然对待知识分子的翻云覆雨的整风运动和思想改造带有强烈的政治整肃性质，付出了组织资源和历史道义上的成本，然而正是这种政治整肃和教育使得大批在都市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能够走入乡村，与传统进行直接的对话。他们利用本土资源，吸引本土大众，关键的目的还是传播现代理念和现代知识。在这一过程中，没有丢弃的是对“现代”的追求，而努力要拆解的则是“都市”与“乡村”的隔阂，或者说现代都市中作为脑力劳动者的文化人与乡土传统中作为体力劳动者的农民的隔阂。

　　四、乡村与国家

　　马克思对都市与乡村之间关系的看法在亚非拉殖民地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中被部分地倒置，这是一个非常有意味的现象。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城乡之间的对立固然造成了社会大分工、资本和劳动、地产分离等众多异化状况，然而这一过程也被他认为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通向更高级社会的必然路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写到，“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27]。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指出：“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28]。然而，正如迈斯纳（M. Meisner）所发现的那样，毛泽东、卡斯特罗（F. Castro）、尼雷尔（J. Nyerere）、范农（F. Fanon）等众多亚非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家们不但拒绝将城乡分离看作是现代化的必然路径，反而常常将回归乡村、建设乡村，避免城乡分离的出现当成一项重要的使命。在他们的著作中，常常将城市看作是“外国人创造的世界”和“革命的墓地”，将城市生活看作是腐蚀革命力量的潜在威胁，他们号召革命者“离开城市，到山上去”，与农民这个“真正的革命阶级”打成一片[29]。通过这种革命与发展观念的差异，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殖民地现代化的特殊性。

　　但是，落后国家通过自我剥夺实现工业化的现实使命曾给革命家们重建乡村的理想带来了重要挑战，也形成了一个两难困境。1949年共和国成立之后，将一个落后农业国转变为现代工业国的世纪难题转移给了中国共产党，这使得依靠农民力量取得政权的革命领袖们不得不将政策的中心向资源集中的城市倾斜，而乡村则成为提取农业剩余的对象。依照这一思路制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曾经引发了以农民代言人自居的梁漱溟与毛泽东之间的激烈争论。从历史发展的实际状况来看，大批苏联专家的涌入、现代管理体制的确立、按照科技知识选拔和使用人才的制度、为确保工业生产而提供的福利保障和户籍制度，所有这些政策安排确实造成了城乡之间各方面的差距。然而，这种城乡之间的分化明显具有国家计划安排下的功能性特征，它与依靠全球资本力量产生的城乡分化有着本质的不同。如果后者的核心矛盾是“乡村与都市”的话，那么前者的核心矛盾实际上是“乡村与国家”，后者的矛盾既是经济上的，也是文化上的，是殖民经济对乡村的支配和侵蚀；而前者则只有经济上的矛盾，乡村是国家整个工业化方案的组成部分，其自身也被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在建国初期的发展方案中，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都是以生产性而不是消费和资本投机为核心的地域，都服务于建立现代国家这个最终的目标。城市虽然在经济和福利方面占有优势，但前提是几十年来的摩登文化和消费场所被扫荡一空。不仅如此，在社会经济资源和文化传播资源的分布中，防止“乡村与国家”的矛盾滑向“乡村与都市”的矛盾，防止都市成为特权阶层的消费中心，防止乡村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崩溃，一直是毛泽东时代执政党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乡村在经历国家工业化剥削的过程中没有出现混乱和反抗的重要原因。与依靠中央计划强力推行国家工业化相类似，为了完成同步的文化宣传使命，大众传播的管理也基本上是通过集中组织和控制来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实际上成为乡村与都市之间的“中介”，它在经济发展上依靠城市的官僚和科技人员，却在文化传播上与都市知识分子的另类意识形态保持着非常紧张的矛盾关系，甚至是斗争和批判的关系；它需要农民在工业化过程中做出经济上的牺牲，却始终在政治和文化上给予农村和农民极高的重视。

　　在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和1957年莫斯科会议等一连串事件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空前提升。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状况下，中共的领袖迫切希望创造出新的、更进步的社会组织模式和文化样态从而示范和主导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单纯从经济发展合理性的角度很难解释“大跃进”的各种政策安排，激进的政治心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1957年以后的国内政策。一方面是城市工业的“超英赶美”，另一方面是农村的“人民公社”。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农村推行的新型的庞大政治组织完全是一种前无古人的“创新”，它已经超越了经济上的合作与生产互助，是一个“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的统一体”，是“工、农、商、学、兵互助结合”[30]。迈斯纳曾经对“人民公社”带来的城乡关系变化做出这样的评价：“（农村的变化）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城市及其居民在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此相似，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基础（通过“红专大学”和许多“半工半读”方案来实现）的新教育政策，降低了以城市为中心、面向城市的高等教育制度的价值。人们寄希望于那些新型农村学校，它们应培养出既有社会主义觉悟又有专业科学知识的‘新农民’”[31]。

　　高度的集体性和公共性一方面在农村基础设施上搭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平台，兴修水利、集体生产、新技术迅速推广、大型公共福利等项目都是中国千年农业发展中未曾有过的新事物，然而这一政策过程也同时要求新农村斩断与传统乡土社会的任何文化政治联结，飞跃式地创造农村的现代文化，这带有比较明显的拒绝与传统对话的激进性，并造成了严重问题。

　　激进的政治态度需要立刻塑造出“新农民”和“新农村”的形象，这自然需要文化传播系统的全力配合。从“大跃进”时期开始，大众传播对农村工作的宣传，对农民形象的塑造呈现出极为明显的试图超越现实状况的倾向，延安时代确立的现代与传统的对话，以及借助传统形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被一种创造理想社会和社会主义新人的象征风格所取代。现实主义不但彻底破产，而且备受责难。在新闻传播领域，对农村生产能力和进步热情的怀疑是不被允许的，“浮夸风”在一种道德恐怖主义的气氛下逐渐扩散和升级。在文化艺术界，出现了大批脱离传统的农村“新人”形象，如《创业史》中的梁生宝、《艳阳天》中的萧长春、《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等等。这些“新农民”的一致特点是与传统乡土文化彻底决裂，并具有“圣人”一般的道德理想。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柳青所塑造的梁生宝的形象。李杨曾指出柳青将梁三老汉设置为梁生宝的继父这一细节“大有深意”，“它切断了我们的英雄人物与传统农民的血缘关系，使他们能够彻底摆脱传统伦理关系的缠绕”，这种手法“深刻地影响了‘文革’文学的写作方式。充斥于‘文革’文学舞台上的正面人物，无一不是鳏夫、寡妇这些摆脱了自然血缘缠绕的政治符码”。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叙事不同，“梁生宝的新农民本质的获得并不是通过‘成长’得以实现的，‘无父’的梁生宝是一个天生的圣徒，选择社会主义只是他“学好”的结果。社会主义者通常是心地善良、思想单纯、诚信自律、克己奉公、内心慈悲、外表慈祥、富有同情心的‘好人’”[32]。

　　希望中国农民中出现千千万万个“梁生宝”，这自然是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大跃进”的美好理想。然而一旦这种充满革命浪漫情怀的艺术态度和传播实践对实际政治生活产生影响，就出现了非常尴尬的局面。将“道德标杆”树立在远离农民实际思想素质的高度，并通过传播与政治的配合塑造出强大的压力，甚至形成道德恐怖主义的气氛而影响基层的政治行动则被事实证明太过于激进。实际上，50至70年代的中国农村，不仅在农业科技上还十分落后，农民的道德水准也很难随着公社化的进程而同步提高，千年来形成的生产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更不可能在短短几年中被颠覆。公社化初期，农业现代化所需要的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项目需要抽调和组织大量劳动力，这不但对基层干部是一个挑战，也加重了农业生产的负担，而这些公共支出的效果则要在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漫长过程中才能显现出来。不仅如此，共产党推行的农村治理，主要依靠道德感召、群众动员和基层干部的政治觉悟，而不是法权关系和现代科层管理制度，这虽然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体制僵化、不平等和腐败问题，但是毕竟不容易在短期内成功运转并获得效率，这一点从当时农村基层干部的总体表现和农业生产的衰退中可以明显感知。

　　总之，由于后期文化政治领域内的激进状况和对乡村传统与现实一定程度上的排斥，不仅乡村现代化方案遇到了阻碍，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方向也被迫调整。乡村现代化的支持者没有在1962年之后找到恰当而有效的方式继续推行他们雄心勃勃的计划，城市中的政治运动和青年知识分子走入乡村的计划也没有达到所期待的结局，这使得他们最终不得不从历史进步引领者的位置上退下，并重新顺从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但是，50至70年代中国在农村建设中取得的成绩是不容抹煞的，其最重要的目标，即从基层组织国家完成现代化转型，取得了成功。随着中国脱离殖民经济体系，乡村与都市的分离和对立不再成为文化传播领域内的一个主要问题，乡村和都市被成功地整合进国家的整体现代化方案。

　　黄仁宇曾经形容前现代的中国社会像一个庞大的“潜水艇夹心面包”。“上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官僚阶级，下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农民”[33]。普遍的皇权高高在上，下层的小农社会则如麻袋里的马铃薯一般分散，一个经济与文化的共同体缺乏起码的组织力，这对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事业来说显然是一个重大的缺陷。因此，在外部殖民力量的经济和军事压力下改造社会结构，构建一个具有强大组织能力的国家就兼具反殖民和现代化的双重功能。无论当代都市知识分子如何将“主权”和“民族国家”这些概念进行本质性的负面解读，从历史实际来看，对于所有前殖民地国家来说，独立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必然无法逃脱的国家化过程。现代历史变迁中的空间政治向我们表明，忽视从基层组织现代国家的结果是都市和乡村的发展失衡，甚至相互对立，是知识分子与底层社会的隔阂，是文化传播上的严重偏向，这种状况将使整个社会更深地陷入殖民经济的漩涡不能自拔。

　　五、十九世纪的归来

　　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退出地方经济是中国1970年代末推行改革的基本逻辑，发展主义经济学将这一“放权让利”的过程看成是“绕过很长的弯路最终走入正轨”的过程。但是对社会组织方式和发展模式的价值判断如果完全以眼前的经济增长作为指标则必然会掩盖一些重要的结构性问题。追求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研究很容易忽视文化、政治、经济中的权力重组，由此成就一种反历史的倾向。在分析这场改革前因后果的过程中，我们无法忽视一些比短期经济增长更重要的问题。

　　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19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很难说是经济政策的自我修正和完善，而主要是一个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调整发展方向和国际角色的结果。温铁军曾经指出“中国50年来都是先开放，后改革。改革是开放派生的，其内容方面的不同一般都取决于政府向哪里开放”[34]。实际上，从197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就已经通过“开放”方向的调整转变了自身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角色，向西方打开了国门。新的国际关系格局使得中国得以大规模引进欧、美、日的设备和技术，对“重偏斜”的工业结构进行调整，为日后顺利地进入国际市场展开商品交换创造条件。这一过程带来了经济管理方式的变革，也同时带来了整个社会文化政治方面的转向。技术和资本的开放当然要以文化和商品市场的开放为条件。这种状况不仅使中国重新回到了面向海洋的发展模式中，而且迅速改变了直接接触西方文化的沿海都市的文化面貌。

　　“改革”的过程中，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从社会经济生活中“撤出”，实际上抽掉了建国后一直存在的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强大中介，弱化了在经济资源和文化政治方面的整体调节能力，这带来了中国内陆乡村和沿海城市之间关系的新一轮调整。在农村，经济权利下放到传统家庭的过程，也是乡村集体政治组织开始解体的过程。“大包干”在改革初期展现的“优越性”渐渐由于农业生产缺乏规模和国际贸易的扩大而失去作用。在城市，国家的一部分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重新回归城市知识精英的手中，最终赋予这一社会群体更大的文化感召力和舆论影响力。各种欧美新式消费品和文化产品的涌入使得都市生活充满诱惑，也使得“乡村—都市”与“落后—先进”这两对概念重新耦合在一起。乡村文化自信持续衰落，组织能力渐渐涣散，这种状况不仅带来基础设施建设、粮食生产和生态环境等领域的问题，而且客观上为大量劳工涌入城市，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参与世界工厂的商品生产创造了条件。

　　新的“乡村—都市”的空间政治立刻反映在知识分子的文化传播实践当中。1980年代初，中国文化传播界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基调就是以揭示和告别内陆乡村的“落后封建文化”的方式开启一个面向海洋和现代的新时期。乡村、乡土文化和农民的形象历经半个世纪的重新塑造又回到了落后和将要被抛弃的地位上。这一点从当时众多的文化艺术作品中可以明显地察觉。罗中立的油画《父亲》和陈丹青的《西藏组画》是所谓“乡土现实主义”在美术界的代表。中国农民和农村的形象在几十年中从没有80年代这些美术作品所再现的那样落后、木讷、愚昧、颓废和了无生气，知识分子所希冀的进步和未来绝对不会再和这些落后的乡村文化联系在一起。易英在评价《西藏组画》的现实政治意义时曾经提出，“‘伤痕’美术涉及的还只是‘文化大革命’的具体事件，而《西藏组画》则使人联想到产生‘文化大革命’的根源，那种由历史积淀造成的封闭、麻木与愚昧的国民性不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基础之一吗？”[35]在官方传媒将“文革”定性为“封建”的知识背景下[36]，乡村文化地位的衰落所具有的现实政治意义在这样的观念中可见一般。在这个意义上，对农村和农民的落后形象的刻画不仅是新的空间政治结构变化的结果，也是进一步强调政治经济转型合理性的凭据。这一点在1980年代末的纪录片《河殇》中得到最为显著的表达。类似的文化意识也出现在同一时期“第五代”电影导演的作品中，陈凯歌的《黄土地》颇有代表性，在这部故事片中，一个希望逃离封建婚姻的少女只有跟着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永远离开乡村这个麻木和落后的土地，才能获得人性的解放，这成为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政治隐喻。

　　进入九十年代，以城市为中心的“乡村—都市”的二元对立不仅以文化方式巩固和加强，而且经由大众传播业的市场化和资本化改革以政治经济的方式固化下来。在阅听率和受众消费能力成为广告经营主要指标的前提下，都市生活不仅为大众传播提供着“先进的”文化内容，而且成为传媒机构和传媒从业者服务和获利的主要对象。在这一时期，都市知识分子已经不再需要通过对落后乡村文化的刻画来确认自己现代文化引领者的身份了，“面向海洋，背对内陆”的文化思维已经进入了全社会的政治潜意识当中。在直接服务乡村的文化传播产品慢慢绝迹的同时，农民开始以“超生游击队”和“二人转”等文化作品中的丑角形象出现在市民面前，成为被消费的他者。与此同时，乡村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组织则处于一个快速衰落的过程中。向国际市场开放带来了农产品贸易的进口逐年增多，这不仅降低了农业生产的利润，也使得农民税收的负担加重，由此出现了1990年代中后期大量农地被抛荒，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成为低收入劳工的现象。此时，“乡村与都市”的二元对立已经不仅是一个文化问题，而成为了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民工潮”并不是历史上的新事物，在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危机的粮食倾销地时，类似现象就曾经出现，然而正如吕新雨所言，“三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清楚中国农业的破产与危机与世界市场的关系，是‘一战’与‘二战’之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后果 …… 但是今天的中国知识界却不愿建立和检讨全球化市场与中国农业凋敝的联系。这个反差是耐人寻味的”[37]。这种状况一方面反映了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化意识已经将当代知识分子的视野束缚在狭隘的都市空间之中，面向海洋，背对内陆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普世出路”，另一方面，沿海都市的大众传媒业和知识界经历几十年改革，越来越多地受到各种复杂资本力量的政治牵制，常常适应全球经济体系不平等交换的需要，以积极姿态推进“乡村与都市”的背离。赵月枝曾经分析了1999年中国报刊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的相关报道和评论，得出了令人惊讶的结果，通过将“老百姓”直接等同于富裕城市消费者，几乎所有报刊都一致拥护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视为中国的归宿，部分知识精英还不忘借用官方政治话语的尚方宝剑，指出反对的声音就是要使“改革”走回头路[38]。在积极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2004年中国开始出现农产品的贸易逆差并逐年扩大，农村的群体性事件爆炸性地增加，为了挽救社会，国家开始采取免除农业税和进行农业补贴等一系列措施，逐渐扭转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沿海都市传媒也开始以鲜明的政治诉求对舆论施加影响， “小政府、大社会”被看做理想的国家形态，城乡二元结构要由不合理的国家户籍制度负责，法权和契约关系要代替现行的政策模式……国际金融危机之中，中国的经济转型面对着几十年来积累的各种矛盾和都市知识精英制造的尴尬局面。

　　十九世纪的归来！这是阿兰·巴丢（A. Badiou）对今天全球状况的精妙概括，他指出，“从许多方面来看，我们今天更接近于19世纪而不是20世纪。19世纪的诸多现象正在重新上演：大范围贫困，不平等加剧；政治蜕变为服务于财富、青年中大部分所秉持的虚无主义，众多知识分子的奴性屈从，探索表达共产主义构想的众多小团体的实验精神被群起而攻之，被围追堵截……就是因为这样，和19世纪一样，今天最关键的不是共产主义构想的胜利，而是它的存在条件”[39]。在20世纪末以来的中国，“乡村与都市”这一二元对立格局的重新确立正是十九世纪国际政治经济状况的原画复现。从鸦片战争至今，中国乡村与都市的关系走过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历程而又似乎回到了原点。这一过程不仅展现了知识分子文化政治心态的变迁，也说明着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位置变化。今天，都市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如何对待历史和现实中的乡村问题再次成为影响中国命运的关键。

[注释]
[1]【美】魏斐德著，《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8页。
[2] 《道光夷务》第四册，第2024页。
[3] 同注释1，第48页。
[4] 同注释1，第48-50页。
[5] 同注释1，第48页。
[6] 【英】哈•麦金德著，《历史的地理枢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64-65页。
[7] 强世功著，《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76页。
[8] 【英】爱德蒙•柏克著，《美洲三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51-152页。
[9] 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第64页。
[10] 【美】柯文著，《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6页。
[11] 同注释10，第164页。
[12] 王韬著，《上潘伟如中丞》，见《弢园尺牍》，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6页。
[13] Tang, Xiaobing. Global Space and the Nationalist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he Historical Thinking of Liang Qichao [ M]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71.
[14] 【日】宫崎市定著，《东亚的近代化》，载于《宫崎市定论文选（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96页。
[15] 夏东元著，《洋务运动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8页。
[16] Pusey, James R. Wu Han: Attacking the Present through the Past,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84-85.
[17] Cheek, Timothy. Propaganda and culture in Mao's China: Deng Tuo and the intelligentsia., [M], Oxford [England]: Clarendon Press, 1997, p.17.
[18] 鲁迅著，《鲁迅选集（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年版，第37 页。
[19] 李大钊著，《青年与农村》，载于《晨报》，1919年第2期。
[20] 梁漱溟著，《乡村建设理论》，邹平出版，1937年版，第394-395页。转引自【美】艾恺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1页。
[21] 孔雪雄著，《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上海，1934年，第1页。转引自【美】艾恺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4页。
[22] 孙冶方著，《为什么要批评乡村改良主义工作》，《中国农村》第2卷第5期。
[23] 【美】艾恺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1页。
[24]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页。
[25] 赵泮滨著，《整风随想》，载于《延安岁月》，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00页。
[26] 朱鸿召著，《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9页。
[27] 马克思著，《德意志意识形态》，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104页。
[28] 马克思著，《资本论》，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卷，第390页。
[29] 【美】莫里斯•迈斯纳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
[30] 人民日报社论，《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人民日报》，1958年9月3日，第一版。
[31] 同注释29，第58页。
[32] 李杨著，《50—70年代文学经典再解读》，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4、163页。
[33] 黄仁宇著，《中国大历史》，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55页。
[34] 温铁军著，《我们到底要什么？》，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85至86页。
[35] 易英著，《从英雄赞歌到平凡世界》，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
[36] 《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封建主义遗毒应该肃清》，《人民日报》1980年7月18日。
[37] 吕新雨著，《“民工潮”的问题意识》，载于《读书》，2003年第10期，第56页。
[38] 赵月枝著，《“入世”：全球化、强国梦与中国报刊关于WTO的话语》，载于《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8至226页。
[39] 【法】阿兰•巴迪乌著，《共产主义设想》，载于《国外理论动态》， 2008年第10期，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