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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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称呼问题作者：李镇西


         校园里有许多称呼， 比如学生对老师的称呼，老师对学生的称呼，还有学校同事之间的称呼，等等。这些称呼看起来似乎是小事——不过就是一个称呼吗？但实际上，不同的称呼折射出某些不同的观念。称呼里面“学问”大着呢！

比如，一般情况下，学生见了老师都叫“某老师好”，这是没错的。，哦不，岂止是“没错”，简直就是最标准的称呼。但如果碰见学校干部——比如校长、副校长、主任等等，又怎么称呼呢？

一天，我校校长助理唐剑鸿老师在和我聊天时说，有学生叫他“唐校助”，他感到不舒服。其实，我常常听有同学在校园里招呼“某主任”“某校助”，心里总觉得别扭。别扭在哪里呢？本来，那个老师的确是“主任”啊，那个老师的确是“校助”啊！可是，这称呼用于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招呼他的老师，总觉得怪怪的。

为什么不称呼“老师”而要叫职务呢？背后的原因，还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中国人都习惯于叫干部的头衔，比如某局长，某校长，某科长，而且有趣的是，第一，从来都把把副职叫成正职，比如王副市长往往叫成“王市长”，陈副校长往往叫成“陈校长”第二，叫着叫着还把“长”给省略了，简称为“雷局”“胡科”“王队”之类，好像这个局这个科是他一个人似的。我曾在一个地方讲学时，听见有人叫“黄县”，哦，原来这个县姓黄！让人莫名其妙。

如果都以叫干部职务为时尚，那校园里同学之间的称呼，是不是也可以有“某班长”“某班委”“某主席”“某书记”“某部长”“某副部长”呢？若真这样，那学校则成了官场了，同学之间则应该互称“同僚”，学生干部在老师面前则应该自称“卑职”——多么可笑，更多么可怕！

中国现在是共和国，每一个国民都应该是公民——注意，我这里说的是“应该”，就意味还实际上还有不少公民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公民。公民，就意味着拥有民主情怀和平等思想。这种民主情怀和平等思想，可以体现在大的方面，也可以体现于生活细节，比如称呼。作为理应成为现代公民的每一位老师每一位同学，都应该唾弃任何具有封建色彩的官本位思想。在校园，学生之间只应该有一种正式称呼，叫“同学”——一起学习；所有教育者——无论他是班主任还是任课教师，或者是主任、校长，在同学口中也只有一种称呼，叫“老师”。“同学”和“老师”是校园最美的称呼，既平等又尊重。

其实，学生之所以有诸如“唐校助”之类的称呼，还是受成年人的影响。在校园里，老师口中“张校长”“陈书记”“王主任”之类的称呼太普遍了。其实，无论校长还是主任，无非是学校工作的分工不同而已，而本质上都是教育者，因此彼此最好的称呼还是“老师”。这是一种平等的互相尊重。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当校长第一天，就给老师们提出了要求，希望不要叫我“校长”，而叫“老师”，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谦虚，更不是故作谦虚，而是希望从称呼上在学校倡导一种平等意识。所以，我一直在学校倡导，我校老师和学校干部之间，都互称“老师”，这是一种真正的尊重。而且互相为师，彼此学习。这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境界！

当然，有的场合亮出行政职务是必要的，比如在一些正式会议上，需要校长代表学校讲话，如果主持人宣布“请某老师发言”显然不妥。那么，我认为主持人可以这样说：“下面，请我校校长某某某老师讲话”。这个“矛盾”不就解决了吗？同样，在新学期开学典礼上向新生介绍学校领导班子，也可以这样介绍：“这位是我校校长某某某老师，这位是我校副校长某某某老师，这位是我校德育处主任某某某老师……”这不挺好吗？

老师们对学生的称呼比较多，又叫“同学们”的，也有叫“孩子们”的；单个叫学生，有直呼其名的，也有省去姓而直叫其名的。我认为，种种称呼不可以一概而论，还得看具体场合。比如，在课堂上，就不宜叫“孩子们”而应该称“同学们”，因为在庄重的课堂上，叫学生的姓名更能体现尊重。同样的道理，在课堂上单独抽学生发言，叫其全名而后缀“同学”——如“某某某同学”，更得体一些。而在课余活动中，或私下交往中，叫“孩子们”更亲切，对单个学生也完全可以直叫其名，甚至叫他的昵称。

还有一类特殊的学生，不少老师在称呼上也煞费苦心，那就是对那些成绩差表现也很差的学生。通常我们更直接地叫这类学生为“差生”。但有人说“差生”带有歧视性，好像一说“差生”就把学生贴了标签定了性，便改称“后进生”。当然，我首先声明，我坚决反对直接用“差生”二字称呼具体的某一个学生。不过，如果说“差生”是一种定性的标签，那“后进生”不也是一种定性的标签吗？语气似乎要缓和一些，但本质都一样，都是说某个或某些学生不优秀，一贯表现不好，成绩也很差。

于是，又有老师或专家发明了许多叫法来称呼这样的学生：“个性生”（不是“差”，只是有“个性”）、“潜力生”（这样的学生成绩虽然差，但有潜力）、“待优生”（等待“优秀”的学生）、“学困生”（学习困难的学生），等等。然而在我看来，这都不过是掩耳盗铃。因为不管叫什么，教师对这类学生的认识是明确的，就是“差”，就是“后进”。

其实，“好”与“差”，“先进”与“后进”，是一种客观而动态的存在。所谓“客观”，就是你不叫它也存在；所谓“动态”，就是“差生”也好“后进生”也罢，在不同程度上是可以转化的，向“先进”和“优秀”转化。既然如此，我们与其在叫什么上变着花样地“发明”称呼，不如在如何善待如何转化方面动脑筋。

所以，我认为，“差生”这个说法是可以用的，但不要直接用于称呼，而用于分析研究。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能直接用来称呼学生，比如：“喂，差生，过来过来，我和你谈谈。”但我们在研究学生状况时，完全可以在文章中，甚至在班科会（班主任和科任老师会）上分析发言时用这个说法。我不认为这样就是在“歧视”某些学生。还是那句话，重要的不是怎么个叫法，而是如何对待。

在谈到这类学生时，和老师聊天时口语中我偶尔也用“差生”这个说法，但更多的时候特别是书面论述时，我往往用的是“后进生”这个词。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习惯而已。

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中，谈到这类学生时，用的是“难教儿童”，我看其含义也和“差生”和“后进生”差不多，只是他的重点放在“教师难教”上，但为什么“教师难教”呢？不就是因为这类学生“差”吗？可是，尽管“难教”，但苏霍姆林斯基却没有放弃，而是花了大量心血几十年如一日的和这些孩子打交道，在爱他们的同时研究他们。苏霍姆林斯基的研究，不是冷静的分析，而是充满感情的投入，是全身心的实践。与学生一起摸爬滚打，和学生心心相印。他身为校长，几十年不断地研究儿童，他先后曾为3700名左右的学生做了观察记录，他能指名道姓地说出25年中178名“最难教育的”学生的曲折成长过程。有了这样惊人的投入，苏霍姆林斯基转化“难教儿童”卓有成效。我看，在这一点上，的确要向苏霍姆林斯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