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批评的典范：梁启超与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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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批评的典范：梁启超与胡适
●蒋广学
      梁启超和胡适之间有着深厚的学术缘分。本世纪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先后发表过《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和关于论“墨学”的论著，胡适后来在《四十自述》中说，他的书，“给我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正如《胡适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的作者罗志所指出的：“胡适治学极受此文的影响是无疑的。”
      1918年11月，经友人介绍，梁启超和胡适在天津首次相会，相会的机缘不仅在于胡适对梁氏早已怀有崇敬之心，更在于胡适初露锋芒的墨学研究成果受到过梁启超的“嘉许”。意味深长的是，随着学术交往的加深，他们除私下进行切磋外，还相互进行过公开的学术批评。学术繁荣的基础在于研究，而研究的深入却赖于批评。研究他们是如何以平常心来互相批评对方的，对于我们今天的学界有着现实的意义。
      首先向对方提出公开批评的是胡适。二十年代初，梁启超曾将自己《墨经校释》一书的稿本送呈胡适，请胡氏给他写序，而胡适的序，却一反“叙作者之意”之常例，对梁作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说：《墨经校释》虽“有许多地方与张惠言、孙诒让诸人的校释大不相同”，“我们虽未必都能赞同他的见解，但这里面有许多新颖的校改，很可供治墨学的人的参考。”不过，“梁先生自己说他治这部书的方法中有一条重要的公例：‘凡经说，每条之首一字，必牒举所说经文此条之首一字为标题。此字在经文中可以与下文连读(续)成句；在经说中决不许与下文连读(续)成名句。’”梁先生自己非常自信，“但我觉得他把这条公例定得太狭窄了，应用时确有许多困难，若太拘泥了，一定要发生很可指摘的穿凿附会。”
      由于这一学问过专，胡适指陈的梁氏按自己发明的“引说就经”的公例所删各条此处不引。这并不妨碍我们作出如下的判断：梁公不是不讲科学原则，但他将“引说就经”公例用于实际时，过重地考虑到所为展转传抄者心理因素，致使八字、十六字、二十四字的文字都判定为由传抄者的无意识心理差错所造成，这很难令人信服；而胡适也不是不讲传抄者的心理因素，但他作为实证学派的新人物，宁肯相信校勘学的一般原则，而认定由传抄者心理因素所造成的差错只可能有一二字的“形似而误”、“涉上下文而衍”。看来，他们的见解之间虽有真谬之别，但从根本上说来，却是由治学旨趣不同而导致观点的分野。胡适崇尚科学方法，而任公心向人文因素。正因为有着这样强烈的差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不能不受到梁启超的严肃批评了。
      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是胡适经过北京大学一年的讲授之后完成的。如果以今天的眼光来评价它，本书的观点及材料都存在着许多缺陷。不过，这诚如蔡元培先生在序中所说：编纂中国哲学史有两大难点，一是材料的真伪考辨，二是从古至今，对中国古代哲学史还没有成系统的著作。因而，只有在考辨史料的基础上，“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才能完成这项任务。而胡适博士恰恰在这两点上发挥了他的长处：他既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在美国兼治文学和哲学，所以他写出的书，兼有科学的方法、截断众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和系统的研究四大长处。正因为本书有这些优点，所以出版2个月内就再次重版。
      作为中国哲学史的开山之作，胡适的著作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胡适本人也有些自鸣得意，以致在他晚年的《口述自传》中还不无荣耀地说：它是“一本开风气的作品(a pioneer)。我那本著作里至少有一项新特征，那便是[不分‘经学’、‘子学’]把各家思想，一视同仁。我把儒家以外的，甚至反儒非儒的思想家，如墨子与孔子并列，这在1919年[的中国学术界]便是一项小小的革命”。梁启超在《墨子学案》中就采用过该书的成果，但作为胡适的朋友，他借1922年初北京大学哲学社邀请他讲学之机，着重批评了胡著的缺点。这次讲演的题目就叫《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该讲演虽然称本书与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样“算得国民一种荣誉”(《饮冰室文集》50页)，“这书处处表现出著作人的个性，他那锐敏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都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
       但紧接着，梁氏用了万余字的篇幅，对其在资料的考辨特别在观点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他指出，本书的第一个大毛病是把思想的来源抹杀太过，使人觉得老子、孔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第二个缺点是写时代背景不太对头，仅仅依靠《诗经》的资料不足以说明诸子学说产生的根源；第三对于老子、杨朱的时代作了因袭陈说的判断；特别是第四，本书“全从‘知识论’方面下手”、“最尊‘实验主义’”，所以以此观察中国哲学史特别是论孔子和庄子，就不免有“偏宕狭隘的毛病”。除此之外，对于书中其他一些枝节问题，梁氏亦一一指出。总的结论是极其犀利的：“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现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人生观方面，十有九很浅薄或谬误。”
       今天看来，梁氏的批评虽有几分道理，但总体上说，他的批评主要是因为他们两人的学术观点不同所引起的。首先，在怎样看待中国哲学的特征上，梁、胡之间显然存在着深刻的分歧。胡适基本上是按照近代西方学者的思路来理解哲学(包括中国哲学)的。而梁启超则认为：“中国哲学上最重要的问题是：‘怎么样能够令我的思想行为和我的生命融合为一，怎么样能够令我的生命和宇宙融合为一。’”而这个问题，无论是道家、儒家，或者是佛家都是共同的。以此为准，那么对于孔子乃至整个儒家，若用知识论来评价他们，就是本末倒置：“弃精华而取糟粕。”
       其次，两人对于孔子、庄子的评价有深刻的分歧。由于胡适从自然、社会和人生这一广阔的领域来刨根问底，所以他研究孔子，把《易》作为观照孔子学说的焦点，这显然是把孔子的学说纳入了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系统，这是梁启超万万不能同意的。他认为，孔子学说的根本点是修己安人，其纲领就是《大学》中格物致知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对此纲领绝不是将格、致、诚、修、齐、平作前后阶段性的理解，《大学》此段最后一句说得明白：“一切皆以修身为本。”这就要求将它们融为一体来把握，从而认识和体验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至于庄子，胡适则将他的学说纳入“生物进化论”的系统。
       以上是他们两人互相进行公开的学术批评的概况，以及我对引起两人相互批评的原因的分析。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深刻的启迪：
       学者首先应当允许并欢迎学界对自己的作品提出批评意见，同时，学界乃至社会则不应该因为某一作品受到批评而否定其应有的价值，更不应对作者产生歧视。梁启超研究“墨学”的成果是举世公认的，但他并不以墨学的权威自居。学者的生命与真理的成长共始终，谁能说自己的一时之言就穷尽了真理?把自己作为真理的化身或代言人，不允许别人的批评，不仅是傲慢无知的表现，同时他也从根本上断送了自己的学术生命；真理的发展与学者年复一年、代复一代的永恒追求相彰益。
       而一个社会假若要真的尊重科学、推崇真理，怎能把一位学者一时一地的失误视为“棒杀”呢?他们的失误，可以成为后学者研究问题的始点，而他们的贡献则可以鼓舞人们向更高的学术境界攀登。
       其次，批评者既要固守自己的学术阵地，更要有护惜被批评者之心，绝不能任情置辞褒贬。所谓“固守自己的学术阵地”，是指批评别人的作品，一定要从自己的学术专长和传统出发，陈述自己的主见。乾嘉以降，学者均提倡“实事求是”，孰不知，人们对于同一件事，由于观察点不同、学术素养和传统不同，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所以就形成了《易·大传》天地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的局面。也就是说，“事”同而“是”异的事常常发生，不然怎么会有百家争鸣呢!而梁、胡之间的分歧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学术批评，应该讲求“实”，而对于“是”与“不是”，则应交给社会、交给历史来评判了。只有树立了这种观念，才能真正地摆平与对方的位置，才会不把“欢迎批评”、“欢迎反批评”之类本来很真诚谦逊的语言，变成言不由衷的空语假话。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提倡以平常心、平等心对待对方。
        中国人历来提倡所谓道德文章，一向反对“爱憎由己，高下在心”(刘知几《史通·曲笔》)，特别是“假人之美，藉为私恶”、“诬人之恶，持报己仇”的行为，历来为正直君子所不齿。无论是胡批评梁，还是梁批评胡，我们可以不赞成他们的观点，但观其批评之语，都给人以“虚其心以求之，平其心而论之”(戴名世《史论》)的强烈印象。梁氏说：“我很高兴，这次得有批评这部名著的光荣，我用十分的诚意，对于胡先生致敬礼，我希望胡先生和海内好学君子更有对于我这批评的批评。”胡适也说：梁先生“要我在这篇序里‘是正其讹谬’，这样的虚心与厚意，使我不敢做一篇仅仅应酬的序，我读了这部书，略有一点意见，贡献出来，请梁先生切实指教。”这种将批评作为相互切磋学问的思想，很值得我们现在效法。
        其三，要把学术批评作为学术创作的“题内之义”来对待，力发自己的观点和创意，从而提高学术批评的水平和档次。梁启超说过：“批评和介绍不同。介绍，只要把这书的要点和好处提挈出来便够了；批评，不单是如此，是要对原书别有贡献。”（《文集》之38，第51页）既然是“别有贡献”，那就要将自己的观点有根有据的一一陈说出来。事实上，所谓学术著作，一般都含有批评，不过其批评的对象不限于某一著作或某一作者而已。只有这样的批评文章，才能突破就事论事的界限，不在你我之间争长短，把读者带入广阔的学术领域，去享受哲人的智慧和思考更为深远的问题。
        学术界需要批评，批评界需要学术。这就是梁启超与胡适作为现代学术批评的典范给予我们的深刻启示。（载199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