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思考城市问题——卡斯特城市理论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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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思考城市问题——卡斯特城市理论评述

来源：国外城市规划 作者：柏兰芝

我们要做好城市规划，得先了解城市，了解怎样分析城市问题。在这方面，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是推动整个城市研究领域范式转变最重要的理论家。我在青年时代，由于接触到卡斯特的著作，决定走进城市规划这个专业。后来到伯克利攻读博士，也有幸得到他的指导。在此，我愿意把卡斯特的思想为国内读者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曼纽尔·卡斯特，西班牙人，1942年出生于巴塞罗那的一个贵族家庭。他青年时代曾与姐姐一同断绝家庭关系而投身于反抗西班牙佛郎哥独裁政权的社会运动。后来他流亡到巴黎，成为法国社会学家阿兰·杜罕(Alain Touraine)的学生， 1967年在巴黎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并留校担任社会学助理教授。他曾经很得意地告诉我们，1968年法国的学生运动，其实就起源于他的教室--他们把一个课桌从二楼窗口丢了下去。这一次卡斯特再度被放逐，只得转赴加拿大。1969-1970年，卡斯特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大学担任社会学助理教授。1970年，卡斯特又转回到巴黎，在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担任社会学副教授和城市社会学研究室主任。1972年，卡斯特出版了法文版的《城市问题》(The Urban Question)，1977年英文版出版，在英美掀起很大的反响。1979年，受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主任Melvin Webber的盛情邀请，卡斯特离法赴美，在伯克利一待就是25年。2004年开始，卡斯特转赴南加大任教。          要介绍卡斯特的思想，必须从《城市问题》一书说起。该书最重要的贡献，是对当时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城市社会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成立于1892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潮，芝加哥作为一个移民的熔炉，本身成为一个城市问题的实验室。芝加哥学派从实地调查当地的问题着手，包括贫困、社会动荡、拥挤、种族冲突、犯罪、帮派等，一系列丰富的实证研究开启了城市社会学这个新的领域。当时对“城市问题”发问的主题是，来自不同背景的移民，如何在城市里融合？城市中各种“边缘社群”的问题如何解决？芝加哥学派将城市化过程中原有社会网络和文化规范的瓦解以及城市中社会关系的疏离视为城市问题的核心，也把文化融合和重新建立社区(community)视为解决城市问题的基本手段。这个主轴，形成了20世纪上半叶讨论城市问题的主流范式。          重视实证调查以及应用性研究的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为城市研究留下了丰富的著作。但到了1960年代，欧美所面对的“城市问题”已经和世纪之初大不相同。城市化的高峰已过。在美国，由于白人中产阶级向郊区逃逸，造成了城市中心区的萧条和破败。为了振兴城市经济，各级政府纷纷推动旧城改造，扫荡贫民窟，冀望建造新的CBD吸引新的经济活动。然而这种推土机式的改造计划，严重破坏了老城区中下阶层(以少数族裔为主)谋生和居住的网络。用卡斯特上课习惯的说法，美国本土从未发生战争，但这场“消灭贫穷”的战役却演变成“消灭穷人”，造成数十万家庭流离失所。反抗拆迁的行动遍地蜂起，并且与当时的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合流。社会冲突一触即发，仿如革命前夕[1]。在欧洲，英、法等具有浓重社会主义色彩的福利国家试图通过加大住房、交通等公共服务的提供来缓解阶级矛盾，却也无法阻挡针对各种福利计划引发的剧烈辩论、争吵和搏斗，以及来自城市贫民窟无止无尽的骚乱。          这样的城市危机，显然不是芝加哥学派所界定的“城市问题”。城市中不同文化、不同利益群体的多样化发展、集结和动员，更直接挑战了芝加哥学派主要的假设--文化融合。在此背景下，卡斯特的《城市问题》的出版，对主流的城市社会学提出了根本性的学术批判。卡斯特直指以芝加哥学派为首的城市研究中一再讨论的“城市文化”(urban culture)根本是一种意识形态。这样的意识形态无视都市居民的阶级、性别、族群差异，反而在假设有一个统一的城市文化的前提下讨论城市“边缘”族群以及文化整合，这显然是问错了问题，使我们无法看清城市问题的真相。          卡斯特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重新界定城市问题。他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已成为一支凌驾于社会生产方式之上的独立力量，它不仅对资本主义生产工具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进行调控，而且直接介入到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消费过程中，“成为日常生活的真正管理者”。而城市则成为一个提供每日生活所需各种服务的系统。住宅、交通运输、学校、健康照顾、社会服务、文化设施以及舒适的城市环境，这些都是每日生活和经济领域中不可或缺的成分，而且不可能不通过一些国家干预进行生产或交付。卡斯特还提出了“集体消费”(collective consumption)这个概念来强调此一国家中介的消费过程。如果国家没有能力提供集体消费，整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和再生产都会出现危机。集体消费不但构成城市基础建设的根本，也成为人民与国家的主要关系。城市被再界定为资本积累与社会分配之间、国家控制与人民自主性之间矛盾与冲突的焦点。          在那个狂飙的60年代，各种关注社区生活以及公共服务需求的新都市社会运动(new urban social movement)开始作为一种新的行动者(actors)面对社会冲突与政治权力，成为带动社会改造的主战场。1983年卡斯特在美国出版了“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直译为“城市与草根”。草根，就是人民群众的意思。此书讨论了西班牙的抗租运动、中南美洲的非正式住房、法国的公共住宅、美国旧金山的社区运动和同性恋运动等，从行动者的角度分析新都市社会运动如何围绕集体消费、地方自主性和文化认同等主题，改变了我们生活的城市。简言之，卡斯特一改他在《城市问题》一书中表现的结构主义立场，转而关心有主体性的行动者。他透过《城市与草根》这本书论证是群众运动改变了城市。而这样的论述，又呼应了60年代以后城市规划专业者对于由上而下的国家政策的反思。例如由达维多夫(Paul Davidoff)所倡导的“倡导式规划“(advocacy planning)和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提出的“激进式规划”(radical planning)均直指资本主义体制中规划的不公平性。他们拒绝假理性中立之名为体制护航，转而选择站在弱势的一方，为穷人和工人服务[2]。经过卡斯特的理论梳理，集体消费和都市社会运动成为了新都市社会学中两个最重要的批判性主题，影响了一代人的理论和实践方向。          1980年代中叶，伴随着硅谷的崛起，敏感的卡斯特觉察到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不但将会带动世界经济的重构，也将形成新的产业空间和新的劳动分工。1985年以后至今，他的著作都集中在这个主题上，包括《高科技、空间与社会》(1985)、《信息技术、经济重构与城市发展》(1988)、《信息化城市：信息技术、经济重构与城市区域化过程》(1989)、《世界的高技术园区：21世纪工业区的构成》(与彼得·霍尔合著，1994)、《地区化与全球化：信息时代的城市管理》(与博雅合著，1996)等。这些研究，最后又集大成于他的《信息时代：经济、社会与文化》三部曲，即《网络社会的崛起》(1996)、《认同的力量》(1997)以及《千年终结》(1998)。这一大部头巨作，被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评价为“可与马克斯·韦伯的巨著《经济与社会》相媲美”。卡斯特野心勃勃地试图解释我们身处的这个快速变化的社会，揭露新技术与经济文明所产生的社会、文化与心理变迁。          在这一系列关于技术和空间的讨论中，卡斯特描绘了向信息化社会转化的趋势，以及新的空间形式与过程，即“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的兴起。所谓 “流动空间”这个概念，乃是相对于我们经验感知的“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而提出的。由于我们的社会是围绕着“流动”而建构起来的，提出流动空间旨在强调在支配性的经济、政治与象征结构里，物质的空间和权力的空间是分离的。流动空间理论潜藏的假设是：社会是围绕着特定的支配性利益而不均衡地组织起来的。流动空间不是我们社会中唯一的空间逻辑，但它是支配性的空间逻辑。卡斯特指出此流动空间逻辑有以下三个层次的物质支持：     一是电子通信网络。就如同在工业经济里，铁路界定了“经济区域”和“全国市场”一样。在当今世界，信息网络的基础设施本身成为权力的流动网络的表现。     二是由节点与核心所构成的网络。这个空间的网络逻辑强调的是，尽管节点和核心可能根据它们在网络中的相对重要性，形成有层级的组织，但是，这种层级会随着网络活动的演变而有所改变。更重要的是，在某些状况里，有些地方会被切离网络，而这种切断可以导致一个地方的急速衰落--想象一下，当上海到北京的高速铁路建成以后，那些没有设站的城市将有什么命运？     第三，是占有支配地位的精英的空间组织。流动空间也是由社会行动者所发动、构想、决定与执行的。因此，占有社会领导位置的技术官僚--金融-管理精英，就他们的利益与实践而言，也需要特定的空间支持。信息精英的空间，构成了另一个流动空间的基本向度。这种空间呈现是什么呢？简言之，精英是世界主义的，而人民是地域性的。权力与财富的空间投射到全世界，而民众的生活和经验则根植于地方，根植于他们的文化和历史之中。精英形成他们自己的社会，构成隔绝的小区，并且企图营造一种生活方式与空间形式，以便统合全世界精英的象征环境，超越每个地域的历史特殊性。            卡斯特提醒我们，必须了解当前新的空间社会过程，才能知道新的城市管理的重点，也才能摸索破解这个新的权力逻辑的行动方向。          目前国内对卡斯特的翻译和介绍集中在他后期关于信息经济和网络社会的作品。已经出版的中译本包括《信息化城市》(崔宝国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信息时代三部曲》(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世界的高技术园区：21世纪工业区的构成》(李鹏飞等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等。对于卡斯特早期重新定义“城市问题”的经典概念，如“集体消费”和“新都市社会运动”，反而缺少讨论。本期《国外城市规划》期望能对卡斯特的思想做一个较为全面的介绍。这里发表的文章包括四部分。第一大部分是对城市问题的理论化，涵盖了他对城市化以及城市意识形态的破解，以及他如何阐述“集体消费”这个概念。第二大部分讨论新都市社会运动，节译了《城市与草根》书中的重要章节：“一个跨文化的都市社会变迁理论”。第三部分讨论信息时代的空间和规划，选录了《网络社会的崛起》中“流动空间”这个章节，并且翻译了《地区化与全球化：信息时代的城市管理》一书的导论“全球化、信息化与城市管理”。卡斯特的著作一向比较理论，但在这篇文章中，他对城市规划者提出了许多具有实用性的提醒。第四大部分为结论，“21世纪的都市社会学”一文特别重要。1968年，卡斯特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学术文章 “真的有都市社会学吗？”，三十二年后，他又回过头来看这段对于城市社会研究的亲身参与经历。他建议了一些新的概念、新的研究方法以及新的主题，期望都市社会学能在21世纪复活。最后，我们选录了“流动空间中社会意义的重建”一文，提醒大家，我们终究还是要从地方的历史和文化中寻找进步的力量。         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在于我们必须面对经济快速发展的压力以及社会快速变革的现实。在充满了冲突的社会过程中，有哪些支配性力量在决定政策的出台以及空间的变迁？我们需要重新掌握理论，重新发问，才能同时理解空间与社会，增进专业的分析、批判与实践能力。 作者：柏兰芝，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城市与区域规划系博士，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