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道常胜——我印象中的钱中文先生

教师之友网

中道常胜——我印象中的钱中文先生

来源：《当代文艺学的变革与走 作者：许明

钱老师也八十岁了！我只是在大成兄打电话来说起在京的师友为钱老师祝寿时顿然感到岁月之不饶人。 在我的印象中，现在的钱中文与1978年时的钱中文仿佛没有什么变化：中等的个头，偏瘦，普通话夹带着无锡口音，一副十足的书卷气；他永远不会大悲大喜，暴跳如雷，真生气的时候，喜欢说“不像话”！ 这个20世纪50年代留学莫斯科大学的高材生，带着江南水乡的人文气息和高等学府的长期熏陶形成的特有书卷气，三十年来，始终活跃在中国中外理论研究的第一线。 三十年间，我除了蔡仪先生之外，在个人关系上最亲密的先生就是中文老师了。说起其中因缘，性格、思维特点使然吧！ 1978年9月，我考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实际上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导师蔡仪先生。1978年的我，三十不到，现在看来年轻得令人羡慕。我有这么好的机缘考入科学院，除了时代条件外，得益于我在严酷条件下的苦学。 文革中十六、七岁，开始乱读一些《资本论》啊，《工资、价值和利润》啊，当时最受影响的是《马克思的青年时代》，这本苏联作家写的传记，把马克思的苦学与燕妮的爱情刻画得栩栩如生。我的青年时代是在对爱情的幻想和对知识的渴求中度过的。无论在下乡，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吉林师大（现东北师大），还是在一个大型机械厂的子弟中学度过沉闷的六年，我都没有放下手中能找到的一切社会科学书籍。 这样，我就凭着满脑子未经梳理的、乱七八糟的从黑格尔、康德，到古希腊、俄国革命、文艺复兴的一堆知识，走上了1978年的使命运转折的考场。 由于大家无书可读，而在这十年中，我读了上百部著作，作了几十万字的笔记，在考场上，我显而易见地感受到了蔡老和其他老师的青睐之情。钱中文老师就是当时的考官之一。 主考官是蔡老，钱先生话不多，但他当时说的一句话，我到现在还清晰记得：“在社会科学研究上，推进一小步也是很难的。”这是经验，也是教诲。当时他四十几岁。前辈过来的经验之谈，时时在鞭策我前进。 2002年我离开文学所调入上海社会科学院，我与中文老师相处共事了20来年，即使2002年以后，由于学会工作的关系，也常常见面，常来常往，所经历的事不可谓不多，但印象最深的一件事，仍是学术上的一个争论。 中文先生的治学，在文艺理论界形成一个独特的气场。“不偏不倚可谓中”，当然，这不是说“中庸”的“中”，而是不走偏锋的“中”。“审美意识形态”的提出，就是一例。我清楚地记得我与中文先生私下交流时的情景，我们共同感叹：文艺理论界崇西、崇洋风潮太紧，中国本土的、本传统的舍弃得太快。中文先生说：即使是极左时期的一些理论，其中有些合理因素，也可以挖掘出来。我对这种立场深表同意。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一次闲谈时我说，在文学所，可能我的立场与中文先生的立场最为接近的。 本来，理论建树应遵循的原创只能是面对实际。西方的理论大家，甚至康德、黑格尔的思想，也只能是理论之“流”而不是理论之“源”，更不用说是当代西方的某某人了。可惜的是，中国学界似乎已经失去独立思考能力，已经不会从实际生活的感悟中提问。即使你提出问题来，时风会认为你“不前沿”，“落伍”了。中文先生不会跟着别人的屁股转圈，这是我最为佩服的一点。80年代中后期，他与北师大童庆炳先生共同形成了“审美意识形态”的观点，一经提出，即广为注意并成为争论的一大热点。 我没有写文章参与“审美意识形态”的争论。审美意识形态的提出，在我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过去在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下的文艺理论，把意识形态作为文艺的唯一属性，强调到了十分片面的地步，甚至完全忽视文艺的审美特性。但文艺作为社会性活动的一部分，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性是不可回避的一个话题，是必定存在的。新时期的中国文艺学的发展，在拨乱反正的同时，不能犯“把脏水连同孩子一起泼掉”的错误，审美意识形态的提出，就是要在强调审美的同时，保持其社会特有的属性。 在我看来这是象一杯开水那么清澈的道理，怎么会遭遇到那么严重的讨伐式的冲撞？ 中文先生左右的朋友们我都熟悉和认识，有的甚至还是他的学生。他们对“审美意识形态”抱着冷漠的观看态度，对“意识形态”甚至是天然地怀抱敌意。其产生这种情绪的根源，我都是清楚的。从情感上说，他们不愿再搭理与“意识形态”牵连的任何回忆，这是让人伤心和伤气的回忆。这种态度，本身就是非常“意识形态”化的。其实，我知道中文先生讲的“审美意识形态”中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大的意识形态范畴，是文艺的“社会存在”的标志。 自阶级意识形态产生以来，作为上层建筑的文艺活动已有特定的社会属性，其中的意识形态属性是不可否认的，我们应当理解广义的意识形态并不只是被左倾教条主义定格化的政治文艺话语，它有广泛得多的范围。人的信仰、社会意识、政治意识、家庭伦理等等，都属于广义的意识形态范围，人的生活活动的主要内容，是社会性的，其中信仰、价值、宗教、传统，都与意识形态有关,所以，反映人的生活的文艺怎么能拒绝意识形态呢？在这一点上，中文先生的坚持完全是合理的。 但我们又不得不尊重另一个事实：在中国20世纪的文化活动历史上，有过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绝对化，把文艺等同于政治化的阶段，有过沉重的历史教训。 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历史是可悲的。在严酷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文艺成了政治生活的唯一的传声筒，成为政治的符号。其结果就是抹煞了文艺的审美属性。在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这种偏颇导致了左翼文艺运动的泛政治化，危害匪浅。 选择两个极端都不走的道路往往是吃力不讨好的。极端和偏激往往会影响舆论、误导大众，也往往会以“新潮”、“反叛”等由头来左右思潮。这在当今中国社会中是一个“常规”而不是另类。相反，在左右激进势力大张旗鼓的时候，“中间”倒反而显得守旧和“平庸”了。 中文先生在这种根本性的理论选择上，就处在这种境地。不幸的是，我也是这种立场，所以，我能理解他并支持他。 把文艺的审美特性与意识形态特性要有机地联系起来，而不是简单地迭加，这要在理论上作出艰苦的努力，而这一点，中文先生与童庆炳先生已经做了许多扎实的工作，在这里我就不再赘述了。 我在这里要多写几句的是：在文艺的审美意识形态特性的讨论中，有人竟对“审美意识形态”大加讨伐，上纲上线。可能有人会认为审美意识形态论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真是这样吗？ 在文艺学领域，我们应当遵从什么“主义”，是必须具体化的。文艺活动本身上是人的生命活动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它的本质特点是一个客观存在，人对它的认识是在不断的深化之中的，没有，也不可能有已经完成的，不需要再深入的认识结果。也就是说，历史上没有一种研究成果是已经完成而我们只需要“遵从”的。 这样一个基本态度，是科学地对待一切历史性成果的理性的态度。 文艺与意识形态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一个基本内容。这个命题具有真实性的原因是：意识形态属性确实是文艺的一个基本属性，而且在阶级社会中（也可以说是在可见的历史阶段中），是不可能否认的一个基本属性。但这个属性不是文艺唯一的、仅有的属性。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初期发展过程中，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之际诞生的。它兴盛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以改造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为己任。所以，它不是伺花弄草的闲情逸致，用“革命”两字赋予它的全部意义，是一点也不为过的。在我看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存在的主要内容，这个内容无疑是有历史的真理性的。但是，它是历史地存在的，而不是超时空地存在的。它的革命含义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有正义性，但不是在全部历史阶段都有正义性，或者确切地说，它的内在的正义性，需要经过提升、扬弃和再造——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存在的当代意义。 有一个基本事实是可以确立的：当代中国不需要阶级斗争与血与火的杀戮。要和谐，不要内斗，要和平，不要战争，这是世界性的社会潮流，而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中国社会的总体性改革，也与战争年代的“革命”大相径庭了。这里不需要什么理论，而只是一个生活常识而已。 所以，现在说在文艺理论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意味着什么呢？显然，不应当再是“革命”、“斗争”、“造反”，而指的是在这一连串火辣辣的名词后面仍然有现实主义的精神：“公平”、“正义”、“解放”……这就是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也是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精髓。 这个基本观点，是中文先生一贯接受和坚守的，所以，如果有人给中文先生扣上反马克思主义的大帽子，就有点滑稽可笑了。除非有人会认为应坚守的“马克思主义”仅仅只是“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 中文先生的治学严谨，追求专注，在这篇短文中是无法一一细说的。但就这一件学术争论中的事来说，足以说明中文先生的学术上的理性态度，而这种理性态度，在我们治学过程中常常是稀缺的。 （作者简介：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