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非百论《管子·轻重》的一批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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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非百论《管子·轻重》的一批信函
钟祥财
　　近期为写《〈管子·轻重〉经济思想研究述评》一文搜集资料，承岳父叶世昌示以马非百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前期写给他的一批信函，读后觉得很有价值。
　　近期为写《〈管子·轻重〉经济思想研究述评》一文搜集资料，承岳父叶世昌示以马非百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前期写给他的一批信函，读后觉得很有价值。
　　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管子·轻重》是一个特殊的研究课题。二十世纪初，梁启超读了严复翻译的《原富》以后，萌发了系统整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念头，但他没有写出完整的《中国生计学史》，而是以一册《管子传》开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先河，其中对《轻重》理论和政策的分析占很大篇幅。1949年以前，先后又有黄汉的《管子经济思想》和俞寰澄的《管子之统制经济》等问世。到了六十年代，围绕《管子》及《管子·轻重》的成书年代和经济思想属性等问题，学界曾出现争论。马非百从1929年起涉足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研究，先就秦诸家经济学说，发表数篇论文。后研究时段下移，撰著并出版了《桑弘羊年谱》《秦始皇帝传》《秦集史》《秦史纲要》《管子轻重篇新诠》等。
　　《管子轻重篇新诠》分上、下两册，197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作者在书中指出：“《管子·轻重》十九篇，亡失了三篇，现存十六篇。它和《管子》其它各篇不是一个思想体系。它是一部专门讨论财政经济问题的书。其中有许多问题，是西汉一代和王莽时代所特有的，与普通的财政经济的性质迥然不同。”又说：“梁启超作《管子传》一书，对于书中有关财政经济方面的理论，有些地方算是最能发前人之所未发。但他一则误信此书为管仲所作，把时代提前了好几百年，又由于梁氏对书中的财政经济理论，完全采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来进行解释，所以他对于此书的了解，也就不能达到‘心知其意’的境界。”关于《管子·轻重》的理论特点，马非百的看法是：“在总的精神方面，关于轻重理论的应用，只是说封建国家应通过应用‘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的供求规律，实行‘敛轻散重’的物价政策，以达到‘无籍而赡国’即‘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财政目的。换言之，就是要封建国家自己经营商业，采用商人所进行的不等价买卖的榨取的方式作为充裕国家财政收入的基本手段。”
　　那么，是什么原因引起马非百和叶世昌两人之间就学术问题频繁通信的呢？事情要追溯到“文革”前夕。1965年，叶世昌在《经济研究》第一期发表《论〈管子·轻重〉》一文。作者提出：“《管子·轻重》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初期讨论国家商业资本活动规律的文献”，它所讨论的商业资本是国家商业资本，“是与封建政权的超经济强制势力结合在一起的商业资本，它的活动方式可以归结为‘号令’和商业经营方式相结合，即书中所说的‘轻重之数’。借助于政权力量来控制商品流通，其作用自然不能和一般商业资本同日而语了”，其中的“国家商业和国家高利贷资本对劳动人民的榨取是极其残酷的，这是客观经济规律的必然表现。我们不能不加批判地片面地对它作出过分的颂扬”。正是这篇文章获得了马非百的赞赏，他在好几封信中提到此事。如说：“先生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论〈管子·轻重〉》一文，可以说是从尹知章以来最懂得书中内容的第一篇。这次又读了您的近著，明白说出《管子·轻重》是‘西汉前期的作品’，并认为桑弘羊的财政政策是‘吸收了管子轻重的合理部分’。虽然没有举出具体证据，但无论如何比之某大学的‘战国末期说’是具有比较大的说服力的。”（1976年4月8日信）后来又说：“从唐朝的尹知章，到当代的郭老，真正读懂了《管子》书者实无多人。文革前，从《经济研究》中发现先生大著，认为是发现了新大陆。……我和先生虽然没有见过面，而且发展通信关系，也不过四年。但‘神交’则已有十有数年之久了！老实说，我的《论管子轻重中——关于管子轻重之理论体系》，可以说是在先生的大作启发下发展而成的。”（1980年5月20日信）还说：“我对先生是从读到您的《论管子·轻重》一文开始注意的。那时还没有搞‘文化大革命’，我还在中山公园参加太极拳锻炼。从朋友中打听，有人说您是人民大学的教师。我就托他代为联系……直到退休以后，才有人把您的通讯处告知我，人生际遇，何等离奇而不容易啊！老实说：我认为从我所见到的有关《论管子·轻重》的文章，真正读懂了原文的，从尹知章到郭沫若可以说举不出几个人，而您却是这几个中的一个。”（1980年10月19日信）
　　看法相近是两人通信的基础，但马非百以年过八十的高龄，用颤抖之手写满几页甚至十几页纸，与年小三十多岁的“忘年交”笔谈，并非只是惺惺相惜，他有另外的话要说。他写道：“我尝说，要读懂《管子·轻重》，必须具备三条：①要懂一点中国历史，特别是战国秦汉史。②要懂一点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特别是西汉一代的财政经济史。③要能够辨证地运用汉学方法。”“可惜，从唐朝的尹知章直到今天的《管子集校》，一直没有发现具备这三个条件的人。因而对于这部古书，真正弄明白了的也就非常之少。有些人读不懂，就随意改字，原书十六篇，总共不过三万多字，而《管子集校》所改的字，竟达八十七个之多。（《管子轻重篇新诠》说，《轻重》原文两万五千九百九十八个字，各家变动的字共达三千三百七十六个——引者注）而且还一大段一大段地互相‘移项’，有时还一大段一大段地任意删掉。至于既读不懂，又不敢改的字，就千方百计加以曲解。例如释‘距周七千八百里’的‘周’为‘圆周’或‘四周’。释‘长度’为‘永久的葬地’……这样的搞法，除了把古书越弄越‘走样’外，别的什么也不能说明。”（1976年4月8日信）
　　显然，马非百对郭沫若研究的异议，不仅是在个别观点上，而且包括方法和学风方面的。他告诉叶世昌，他的《管子轻重篇新诠》“蒙郭沫若同志列为他的大作《管子集校》参考书之一，又对鄙说采用了将近百条之多。但是他的书出版以后，我曾用来和拙稿对比研究，认为他的书可以商榷之处甚多。特别是在大搞‘儒法斗争’时期，全国各地派代表来寓过访者，不下数十起之多。每一起对于《管子》部分，没有例外，都是以郭书为最高的判断标准。事实上，则郭书除关于‘著作年代’一点可商外，其他文字训诂、全书内容，错误也不少。可是该书出版，至今已二十余年，全国专业研究机关及大专院校研究《管子》者何啻数十百个，竟没有一个人在任何报刊杂志考□著作，提出过半个字的忌见。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学术界的一大怪事”。“我觉得郭老书中有个最突出的作风，可以用‘无错错改，有错错解’八个字来概括。这些，我在《论管子轻重下》中有比较详细的论证。……但由于郭老地位高，名气大，大家也就只有奉为圭臬，不敢另有什么独立思考了！”（1980年5月20日信）
　　1962年，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胡寄窗认为：“在《管子》的全部经济概念中，以其轻重论为最突出而又最复杂，可谓变化多端，在这里我们看到《管子》作者‘天才的闪耀’。”如果价值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则轻重论就是《管子》全部经济学说的基石。他对《管子》经济思想的总体评价是：“集中反映了新兴商人阶级的观点，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和小私有者阶层的政治经济要求”；“《管子》作者在商品生产、贸易、货币等古代与近代共通的现象方面，充分发挥了他们特有的市民阶级本能”；“尤其是其中与商品流通有较密切关系部分的理论分析，大都接近了初期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水平，甚至在某些地方还有它的独到见解”；等等。叶世昌的《论〈管子·轻重〉》一文是对这些结论提出的商榷。对此，马非百表示：“胡寄窗先生对《管子·轻重》了解得比一般汉学家要深刻得多。但他把《管子》全书作为一个体系，并且作为战国时作品是大错误。又对《轻重》篇中的字句也有误解的地方。”（1980年4月8日信）他还提到，1979年，“胡寄窗同志来信，说他要讲学，要我把拙稿观点摘要告诉他，以便讲学时向听者提出。我把《论管子轻重上、中、下》的手抄稿寄给他了。不久，他退了回来，并附写了一封长信，指出我是受了两种思想的影响：一是疑古派思想；二是繁琐的汉学方法思想”（1980年5月20日信）。后来胡寄窗在《中国经济问题》上发表《试论〈管子·轻重篇〉的成书年代问题》一文，马非百不以为然，但说：“我还是非常尊重我和胡寄老的友谊，我的《桑弘羊传》，还是希望他毫不保留地提出批评。学术研究，是不怕辩论的。”（1982年1月31日信）
　　为了确定《管子·轻重》的写作年代，马非百在出版了《管子轻重篇新诠》之后，仍然继续着思考。他向叶世昌提出了两个问题：其一，《管子·轻重》与《盐铁论》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也是我五十年来脑子里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在三十年代，我曾写过一本《桑弘羊年谱》（商务），那时就开始认为《管子·轻重》和《盐铁论》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中的姊妹篇。我之所以能够勉强领会《管子·轻重》中的一些内容（从名词术语到整个经济思想体系），可以说完全是用《盐铁论》来作钥匙，才把这把怪锁开开来的。也就由于这个原因，脑子里总怀着一个这样的问题——是《盐铁论》抄《管子·轻重》？还是《管子·轻重》抄《盐铁论》？”（1980年4月8日信）
　　其二，《管子·轻重》与《史记》究竟是什么关系？“司马迁真的读过《管子·轻重》吗？我认为从整部《史记》所反映出来的情况，一点也找不出司马迁读过《管子·轻重》的痕迹。与此相反，恰好反映了《史记》这部书倒是《管子·轻重》的主要来源。”“《史记》中提到管子和轻重的地方有很多处，但对于什么是‘轻重’？它的‘详哉其言之也’详在什么地方？却一个字也没有。它的《货殖传》和《齐世家》中，都说到‘太公用渔、盐致富强，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既没有说到‘铁’，也没有简单介绍一下‘轻重九府’的内容……这除了说明他没有读过这书之外，其他不可能有合理的解释。”（1976年4月8日信）
　　学术交流贵在坦诚，这在马非百的信中有鲜明体现。一次接到叶世昌讨论意见后，马非百即回函说：“承提出有关《轻重篇》问题，给了我不少启发。其中有的是我过去没考虑过的，例如‘本、末’问题。有的过去虽考虑过，但因不属于我当时集中力量进行工作的范围，考虑得不够深入，没有得出结论，就放弃了，例如《侈靡篇》的写作年代。至于‘轻重不是一时一人写的’，我过去就是这么主张（即认为《管子·轻重》是西汉至王莽时的作品——引者注），直到拙著付印前，我在《论管子轻重》第一篇中，还是如此主张。嗣以书局审查，提出异议，不得已把有关这一点的几段删去了。但书中在某些地方，还多少保留了不少这样的观点。”“至于‘末’字不见于《轻重》，但也不见于《王莽传》及《食货志》有关王莽时代的记载。又《侈靡篇》很不好懂，郭老用‘测字’的方式来判定它的著作年代，是不容易说服人的。我没有作过深入研究，根本就没有发言权。”（1980年5月30日信）另一封信说：“您所提的意见，除‘无籍主义’一点须加以补充说明外，其余两点，完全正确，我一定要在日记中详细记下，如果将来拙著有再版机会时，自当遵照补入。”（1980年6月10日信）
　　叶世昌曾去信马非百，告知把“钱”称为“泉”始于王莽时，这不仅使马非百对《管子·轻重》的诠释更为准确，而且给他的《管子·轻重》完成于王莽说提供了一条新证据。对此，马非百复信说：“今早起床，又想到《轻重丁篇》的‘泉’字问题，确实不是个小的问题。除自己在拙稿自用本上加以订补外，还要求您立即向您所领导的全班进修老师，代为转达歉意”，这样做是要“使他们都知道我的错误，以免遗害下一代人。此外，我还对两次前来访问我的美国朋友李克教授，也去了信，把这个错误和您的纠正，详尽地告知他。因为他正在翻译《管子》全书，免得他以讹传讹，流毒全世界读者”（1984年9月24日信）。这是马非百给叶世昌的最后一封信。三个月后，马非百溘然逝世。
　　由于《管子》的轻重理论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国家控制经济的政策依据，研究《管子·轻重》经济思想的现实意义正日益彰显。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翻检马非百写给叶世昌的亲笔信函，进一步了解他在《管子·轻重》研究中阐述的学术观点，体会他的治学精神，是有益处的。
文章来源：文汇报2013-0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