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官正:毕业证书上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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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张毕业证书，四十年前我很珍视对它们的保管，藏在木箱底层，上面放了些书和当“礼服”穿的的确良衬衣，以及一条半新不旧的茄色裤子。
　　1986年到江西当省长时，不知是由于淡忘还是衣服多了几件，也不知是谁有意无意的“帮助”，证书找不到了，政务缠身，无暇以顾，也未放在心上。
　　约两年前，要搬家，杂七杂八的东西不少，家人在破烂堆里扒拉，可能是找找还有没有可用的东西。据说在一个旧塑料包里发现了我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和研究生的毕业证书，通电话告诉我时，我说：“莫烧掉了，请放到我楼上书桌抽屉里。”去年回南昌时，看到了它们，翻了翻，又放回去，也没多想。
　　退休后，闲来无事，不知怎的，又想起它们，拿出来看看。
　　小学毕业证书上的照片，剃了个瓦片头，似乎向人炫耀说，土改时，人民政府分给我家瓦房，不再住茅草屋了，头顶上的这片瓦可以作证。脸部是皮包骨、棱角清晰的孩子相。之前没照过相，第一次摆姿势，显得很不自然;龇牙咧嘴，好像饿狼吃食，没个看相。
　　1953年，我对小学毕业证上的照片就很不满意，也不相信自己是这般模样。一天，我到王老师房间里去，向她借镜子照了照，尽管摆过几个姿势，都差不多。当时想，算了吧，不是照片的问题，就是这个又黑又瘦的样子，再说又不是我的错。
　　这张照片，勾起了我一段难忘的记忆。解放后，想读书，家里穷无钱上学。一天，我下定决心，把父亲的土布裤子的一条裤脚扎死，“偷”了米，到学校报了名。后来父母知道了，也没责怪我，只是无奈地说：“实在没钱，家里人多劳力少，还去读什么书?你不听，我们也没法。”
　　余干初中毕业证书上的照片，头发有些乱，比三年前“一团茅草”盖在头上好了一些，脸还是那样瘦、那样黑，嘴巴还是张开的，但牙齿外露已不太显眼。对这张照片，我虽不满意，但还勉强能接受。
　　这张毕业证书得来可真不容易啊!1954年发大水，家里的田地几乎淹光，住的破牛栏砖瓦房被水浸了两米高，拆了家里一些旧船板做挡风壁的板子，在高的地方露天过夜，蚊子很多，我得了疟疾，死里逃生。没有钱上学怎么办?母亲把自己的耳环，姐姐、妹妹头上手上的首饰都狠心地摘了下来，几经周折才到县银行换了十元四角钱，用十元钱报了到。由于政府的关心，学校的照顾，我得了乙等助学金，才得以延续学业。这张毕业证后面，隐含着多少生活的艰辛、人情的冷暖、师长的关怀!
　　鄱阳高中毕业证书上的照片，发型是与时俱进了，但因长时间生病，样子更难看，像个捡垃圾的，面无表情，病态木讷，毫无精神，看了心酸。怎么能不心酸呢?得了副伤寒，差点儿死了，还有一连串的苦难，至今不堪回首。填报大学志愿时，班主任薛番琛老师的建议，影响了我大半辈子的命运。学校给了我二十元到北京的路费，实在是喜从天降，要是这时照毕业照，脸上兴许会有点儿笑容啊!
　　清华大学毕业证书上的照片，发型在大城市都不算落后，脸上长了点儿肉，表情还比较自然，也有点儿自信的样子。在首都上大学，党和政府关怀照顾，一直领的是最高等级的助学金。后来，生均伙食费每月增加了四元钱，生活改善了，再不长肉，效益太差了吧?恐怕也对不起助学金。大学六年，辛辛苦苦，顺利完成学业，心里好像放下了一块石头。想到今后当个工程师不会有问题时，眼前好像一片光明。
　　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证书是参加工作后补发的。一些造反派说我们这样的人是走白专道路的，是修正主义苗子，不给我们发毕业证，也不按研究生发工资。当时家庭负担很重，读了九年大学同读四年大学的发一样的工资，心里很有想法，对发不发毕业证书倒无所谓。清华大学通知补发研究生毕业证书时，要我拿照片去，我选了一张自己认为对得起观众的照片。头发有些长，向左边倒，是个货真价实的“左派”。脸上还是很瘦削，额头上多了几条浅浅的皱纹，五官尚端正，嘴巴的样子自然从容，头微昂，两眼有神，看上去像个年老学生。这时，我已是葛店化工厂党委委员、车间主任，还做出了点儿成绩，同工人和技术人员在一起，心情很好。
　　看到这些照片，我心里难安的是，没有为母亲的哺育做半点儿回报，她就过早离开了人间;没能对卖首饰为我筹学费的姐姐有所关照，她也离我而去;没有为对我人生命运起关键作用的张泗安、薛番琛二位班主任做什么事情，两位恩师也过早离世。这些有恩于我的亲人，没得到我半点儿好处，也没看到他们的心血和期望没有被辜负，想来又何以心安!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党和政府重视教育，资助学子。只要个人努力，考取了中学、大学、研究生的都能完成学业，怎么能不为今天的青年、为祖国的明天而欣慰!
　　五张毕业证书和上面的照片，尘封起来，也许随着时间的流逝或许被扔掉、被烧掉，或许被保存下来，这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见证了我个人艰难曲折的成长，也从细微处见证了共和国历史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