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大学的理想 ——《大学20讲》序言

教师之友网

求索大学的理想 ——《大学20讲》序言


                            作者：杨东平


    1852年，牛津大学的神学家、后来成为英国红衣主教的纽曼，写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专门探讨大学的专著《大学的理念》。由此，关于大学的研究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参与讨论的不仅有大学校长、高等教育专家，也包括哲学家、科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等等。这并不完全出于“学术兴趣”，主要还是因为近世以来大学教育——乃至人类的文化生产、精神生活——遭遇的危机。

    大学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心议题之一，是近百年的事。中世纪的大学，是一种远离尘嚣、修道院式的小型学院，被喻为“僧侣的村庄”。早期的西方大学在摆脱了教会的附庸地位之后，逐渐成为学者自治自足的学术机构，在围墙后面静悄悄地从事学术探索和知识传授活动，是名副其实的“象牙之塔”。纽曼所坚持的，正是这种欧洲古典大学的传统，也是那个时代人文学者关于大学教育的主流认识。他从大学(university)的逻辑起点上判定大学是传授普遍（universal）知识的地方，而非狭隘的专业知识；大学教育的目的是理智训练，发展人的理性。在那个时代，大学的职能是清晰和单一的，是传授知识而非发现知识。纽曼揶揄地发问：“假如大学的宗旨是科学上的发明和哲学上的发现，那么我不明白大学要学生做什么？”

    然而，那时的欧洲大学已经不是古典人文主义的一统天下。从培根、斯宾塞开始，关于什么是有用的知识的讨论就没有停止过。挟工业革命的强劲动力，功利主义、科学主义的涓涓细流，逐渐汹涌澎湃，与源远流长的人文主义传统成二水分流之势。纽曼虽然未能对科学革命做出积极的反应，但揭晓了这场持续至今的关于大学之道的争论。

    正是从那时起，大学开始了由边缘向中心的转移和加速发展的过程。英式传统大学的理想逐渐黯淡，新的明星是德国的研究型大学，它是由洪堡创立的柏林大学而奠定的。在教学之外，洪堡确立了大学学术研究的功能，使大学真正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科学与学术的中心。他奠定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价值，成为现代大学的基本准则。

    20世纪以来，伴随着政治民主、经济增长、科技革命、人口激增、知识爆炸等进程，大学的功能和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德国大学的模式飘洋过海，与美国的实用主义精神相结合，由“赠地学院”生长出的为地方和社区经济发展服务的功能，打破了学院和社会的藩篱。大学不容置疑地成为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成为社会的知识工厂和思想库，成为科技进步的“孵化器”和经济发展的“加速器”，成为社会服务的“超市”和“加油站”。布鲁贝克高度评价了这一变化：上大学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且，人们向它探求的不仅是知识，不仅是关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重大判断和决策，而且是对人类命运的信念，是关于如何区分善恶、真理和谬误之类的问题。“在以往的时代，这些问题的答案看管人是牧师和各王朝的国王、皇帝、朝臣、官吏和部长。但今天，所有这些人都必须让位给全体学者”。因为“在认识事物、认识真理与谬误方面，现代世界中还没有什么社团比大学学者社团犯的错误更少”。通过吸收知识和运用知识来拯救自己已经日益成为“现代人的宗教，”大学同时也成为“社会的良心”，成为现代社会“世俗的教会”。[1]

     在社会现代化和世俗化的过程中，大学所发生的变化不都是令人欢欣鼓舞的，关于现代大学的功能和使命，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的边界，政府和国家力量干预的限度，大学参与社会的程度和方式等等，一直是高等教育哲学的基本主题。

    身兼教育家和官员的洪堡，比别人更早、更清晰地意识到大学的这一重危机。他强调大学、科学与国家和政治的本质区别，认为大学应当独立于社会经济生活，国家应当尊重科学活动的特性，明确自身对大学所具的天然和潜在的危害，不试图将大学的活动纳入政府的行为系统。洪堡提出：“国家在整体上……不应就其利益直接所关系者，要求于大学，而应抱定这样的信念，大学倘若实现其目标，同时也就实现了、而且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国家的目标，由此而来的收效之大和影响之广，远非国家之力所及。”[2]

他并且提供了处理大学与社会关系的类似准则。他认为科学的目的在于探索纯粹的学问，而非满足实际的社会需要。“当科学似乎多少忘记生活时，它常常才会为生活带来至善的福祉”。[3]

    20世纪上半叶的特殊经历，使洪堡的这一理想遭遇严重的挫折和拷问。海德格尔关于德国大学的自我宣言，突出了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国家责任，将大学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如果考虑到他这篇洋溢着国家主义精神的演讲，正值纳粹势力勃兴之时，他后来之备受争议，就不难理解了。大数学家赫尔曼·外尔更为清醒、冷静地看待德国大学的使命和国家的命运。他揭示了大学纳粹化的必然后果：当大学的权威被公然否认和摧毁时，政府的权威也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

    伴随大学的扩张和变革，大学精神的衰微越来越成为世界性的话题。爱因斯坦1931年所作的演讲，显示了他洞察历史的先见之明。核武器加害于人类的惨烈现实，以及一大批科学家沦为纳粹帮凶的惨痛教训，使人们深悟没有灵魂的科学教育之危险。如何使科学技术能够造福于人类而非造祸于人类，成为文明社会和大学迫待解决的共同使命。

    “教育的钟摆”朝向了人文主义的方向，古希腊的大学理想重放光芒。如同弥尔顿、杰斐逊所珍视的，源自古希腊的博雅教育、文艺复兴之后“绅士教育”的精神，教育要培养的不仅是有知识的人，尤其是有教养的人，通过以“七艺”课程为主的广博的学习，获得丰富高尚的精神生活和人生幸福。如同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指出的，“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要对学生进行全面的教育，也就是精神的培养，要改善学生的人性。学生仅仅获得知识是不够的，教育的使命在于成为“全人”。科南特的“要素主义”，反对以儿童经验为中心的教学，主张将“文化的共同要素”作为课程的核心，使经过检验的社会遗产在新生的一代得以再现和传递。1945年，科南特在哈佛大学的改革，提供了《自由社会的通才教育》的著名报告，开启了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的变革。赫钦斯的“永恒主义”则认为人性是不变的，因此教育的性质和基本原则也是不变的；它从“永恒的真理”中引申出“永恒的学科”，推动了以古希腊的“伟大思想家”的“伟大著作”为主的经典阅读。

    “保卫自由教育”成为一个具有战斗性的口号。事实上，所谓的自由教育、通才教育、博雅教育等，来自同一个英语词汇Liberal Education。时移势易，古希腊贵族的“博雅教育”转义为培养现代社会具有自由博大精神的知识分子的“自由教育”；而在以科技和职业教育为主的时代，它不可避免地被转化为一种更具操作性的“通识教育”（或曰普通教育），“General education”。大学课程中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冲突此起彼伏，从未停歇。

     在这一论争背后，有一个为人忽视的事实，它是由C.P.斯诺在《两种文化》中揭示的：知识分子已经分裂成两个语言不通、志趣不同、互相鄙视，不相往来的群体：工程师-科学家集团和文科知识分子集团。这种分裂对形成统一的知识、统一的文化和统一的人格构成真正的威胁。尽管如此，怀特海、外尔作为数学家，爱因斯坦作为物理学家对人文和艺术教育的高度推崇，成为科学和人文未必绝缘的强有力的证明。如同罗素所言，教育除了直接实用的目的之外，还有其他的目的。“无需为传统的课程辩护。其实当我们对实用和文化这两方面做广泛的考虑时，我们会发现这两者并不象他们的狂热的拥护者所认为的那样不相容。”[4]杜威强烈地反对在前科学时代形成的关于自由教育的概念。在《民主信仰与教育》和《关于文学院的问题》的文中，他认为民主主义的教育不应将学科划分为高贵的、“学术的”和低级的、不自由的，真正的问题是“使现在社会所必需的技术科目具有一个人文的方向”，即促成“科学的人文化”。[5]

    类似地，雅斯贝尔斯也认为大学的教学并不拒绝职业教育，“每一个时代的大学都必须满足实用职业的要求……但是大学却带来一个崭新的观念，那就是把实用知识收纳在整体的知识范围之中”。[6]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中探讨了“为自由教育奠定实用主义基础”的途径，以及把重点从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转向普通教育(general education)的合理性，“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必须携手并进”。[7]

    关于科学的人文化、融合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努力即便在自由教育的框架中也并非水火不容。科南特在《美国师范教育》一书中说：对千百年来人们所珍视的博雅教育的概念，“它本质上不属于一种课程计划或范型，假如我们把它看作是一种过程和志向，我们才会接近于标准，”“博雅教育的特征，与其说在于它所包涵的内容，不如说在于它所追求的东西；它的目的在于扩大理解力，发展对事实的尊重心，增强合乎情理地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因此，进行博雅教育的过程不限于教室，也不以所学习的科目或有助于学习这些科目的种种经验来定界限。它所追求的是在于造就一种有学识的、好探问的、善于判断的心理习惯，而不是在于造就某种特殊的才能”。[8]

    事实上，现代大学的发展过程，在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冲突和制衡中，“教育的钟摆”并未真正偏斜，教育的人文性和教育中人的主体性从未真正丧失。大学仍然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它描绘出理智的疆域，并表明……在那里对任何一边既不侵犯也不屈服”。[9]

    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主要是向西方学习的产物。不难看到，西方国家高等教育曾面临的各种问题，都是我国正在面临的；由于特殊的发展路径，我国的这些问题可能更为严重、更为复杂，迫切需要重温大学精神，重建大学的理想和现代大学制度。愿西方先哲的智慧和思想，能帮助我们校准坐标，指引我们在新世纪的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