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要向民国作文学习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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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要向民国作文学习什么？
■祝玲凤

    抒写“真精神”，文章舒畅自由的自然表达。这两点，即是民国学生作文在思想艺术上的主要特色。在表现“真精神”、自然表达思想方面，当代学生作文确实让人诟病。所以，我们应客观地找出两种作文的差别，分析民国学生作文背后形成的深厚历史文化根源，找到可资借鉴的路径。

    民国学生作文的时代，时间是在1922年之前。那是一个破旧立新的时代：实行了1300多年的封建科举制度被废除，民国成立仅10年，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3年之后。

    从当时的教育背景来看，这些“高小学生”多有受过传统私塾教育，年龄大多在十几岁，甚而有近20岁者，这一点，与我们当代的教育体制是有区别的。传统私塾教育，以国学经史思想精华为主。而民国早期的学校教育，形式虽已向现代新学转变，但仍沿袭继承了传统教育的许多精华。传统教育的是非，在此毋论，但这本民国学生作文，绝大部分内容题材还是来自传统的经史，如品评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评论经书及某些社会道德风习，等等。而其表达语体、体裁、风格及语言习惯等，也有不少古文及旧时科举文章的遗迹。

    基于以上两点，可知民国学生作文中的“真精神”、“真性情”及舒畅自然表达，大部分来自中国传统国学的深厚文化底蕴及其精神影响，如所谓的“道德文章”，所谓的“文道合一”等；另一部分则是受到五四新风如人文精神等的提振。一句话，即民国学生系“学养”为文，直抒“性情”。

                                  （作者系福建教育出版社编辑）

语文教育之魂：惟精神思想是取

■潘新和

    《民国学生这样写作文》原书为《全国高小国文成绩新文库（甲编）》，于1922年出版，由蔡元培先生鉴定。读了该书的编辑宗旨“惟精神思想是取”，品味孩子们率真坦诚、朴实无华的文章，对当今的语文教育，势必会有更深切的思考与领悟。

    上个世纪30年代，内忧外患、民生凋敝，国文界尚能抱持“以思想为主”、“具真精神”、“惟精神思想是取”的宗旨，小学生尚能写出有自我见解的文字，文章普遍可见勃勃之朝气、锐气、英气。该书选文辞章之美、修辞之工，非但今之小学生，甚至多数的大学生，恐怕都难以望其项背。最可贵的是久违了的“精神思想”，文章中人格方正、遒劲、蓬勃，文气自然、清新、豪迈。而当今衣食无虞之小康之世，学生的文章竟然思想萎靡，假话、空话、套话泛滥成灾，文章华而不实。对此，良知未泯的教师，定会感到痛且愧。决非调侃一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可以推脱、敷衍得过去。

    该书的文章，不是凭感觉、聪明，或者凭天生的灵性、悟性能写出来的。文章中的理论类，要有哲学修养；说经类，要熟读经典、积聚学养；论史类，要广读史书，谙熟史料，史识深刻；论事类，要知社会、民情、人事；杂说类，要广闻博见、杂学旁收……今之学生，缺乏文字技能，并不可怕，缺乏德性、学养、思考，缺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是致命伤。

    语文教育之所以沦落到这个地步，原因固然甚多，但与“应付生活”的本体论，“工具性”功能论，不无直接的关系。此一“应付生活”的“生活”，指的是日常“物质生活”，而不是人内在的“精神生活”；语文，仅仅被当作是“工具”，而不是人文、人生、生命。这便是问题的实质所在。沿着这条实利主义路径，自然便会走上应试、唯名利是图的道路，语文教育必然失魂落魄。

    语文教育是培育“物质人”还是“精神人”的矛盾，已然不能不予正视。语文教育本体论应向“人本主义”回归，也是势所必然。今天师生们怎么也想不到当年的“国文成绩”，即指优秀“作文”。因今天的“语文成绩”，指的是一纸试卷上的“分数”。试卷主要考的不是“作文”，而是以“阅读”、“语基”为主的试题。这涉及“语文成绩”是由什么来呈现的问题。——是写作，是阅读，还是语基？是考作文，还是考那些标准化题？

    作文即“国文成绩”，道出了语文教育最朴素的真理。语文成绩，不看“写作”看什么呢？作文好，就代表语文好，文章是语文水平的综合呈现、最高呈现。写作素养是语文教育的终极目标。中国两千多年官方的考试考的就是写文章，其间的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

    语文课的唯一目标就是学会写作。阅读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写作，阅读要指向写作。今天的孩子对该书的真文体写作，也已经久违了：说经类、论史类、杂说类、答述类、戏拟类、哀祭类、赞颂类、箴铭类、诗词类……这是按照传统的“真文体”分类，而今天惯用的是“教学、训练文体”——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是等则“伪文体”。

    当今教的是“伪文体”，即“伪写作”。学生辛辛苦苦学了十几年，到头来发现自己写的竟是报刊上从来不登的假文章——是到了诀别伪文体、伪写作，回归到真文体、真写作的时候了。民国小学生作文虽然重心是“实用写作”，在19类文体中，大约只有“戏拟类”与“诗词类”属于纯粹的文学，但其他17类，也有不同程度的文学色彩。其用语之考究、笔致之灵动，可归入广义的“文学”。对偶、象征、比喻、夸张等修辞手法，都可以视作“文学性”的体现。我国古代所谓的“文学”，指的是文质兼美的经典。文学性，并非只存在于文学写作中，实用写作也十分必要。

    我国现代语文教育的主流认知是重“应用”轻“文学”，或将二者对立起来。语文教育的急功近利，可能带来炫目的花环，但终将成为精神的绞索。——“重应用，也不轻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可打破“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是一个恰当的选择。就个体言语生命的发展而言，进一步的问题是：处理好写作“共能”与“异能”的矛盾。在这一点上，该书也提供了很好的导向。

    共能，是指所有人必备的写作能力；异能，是指个人专擅的写作能力。该书将重心放在“议论”上，体现了对作为“共能”的议论能力的重视，但是也不忽视个性化写作的“异能”的展示。语文教育应以培育写作共能为基础，以促成异能的发展为终极目标。而“精神思想”，是须臾不可或缺的言语生命之魂。

    历史昭示当下与未来：“惟精神思想是取”，是人之为人的普世价值，也是语文、写作教育的普世价值。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圈养与牧养

■王崧舟

    《民国学生这样写作文》一书读来最切近学生生活、最让人称羡感慨的，当属杂记类作文。徜徉在这类文章中，气象为之一新、精神为之一爽，那种久违了的童年意趣会重新在心中荡漾。

    很难想象，当代学生还有如此性情：“辟地构庐，环庐皆竹”的古典的性情，诗意人生，大抵只在此番高古的情怀中。（见该书《问竹庐记》）

    很难想象，当代教师还有如此胆魄：“乘此大雪之时，作行军之戏，以强健体魄，锻炼筋骨乎？”有此一举，遂有豪气冲天的文字（见该书《雪中行军记》）。

    很难想象，当代校长还有如此雅兴：邀请学生“盍随我作郊行？”在愈演愈烈的升学竞争中，当代校长还有那份“散步”的从容和淡定吗？（见该书《钟屋湾散步记》）

    我始终坚信，作文绝不只是“写”的事，更是“思考”的事、“体验”的事、“探索”的事、“发现”的事、“成长”的事！没有意气的充沛，怎会有笔墨的酣畅？没有情思的委婉，怎会有表达的曲致？没有精神的练达，怎会有文字的健朗？没有体验的深切，怎会有言辞的诚恳？

    而这一切，与民国学生相比，当代中国的孩子正在丧失。他们生活在过度保护中，他们被占有着、被控制着，也因此，他们生活在郁闷和恐惧之中。他们衣食无忧，但思想逼仄；他们见多闻广，但精神局促。他们被世风、被人心过度“文”化了，于是生命中缺失了野性的“质”。而文字，说到底是精神的显化、生命的舞动。被圈养的生活，不可能遇见率性、烂漫、撒着欢儿跑的文字。

    民国时期的学生，没有高科技的武装，没有高收入的保障，更没有天下太平、万物安宁的境遇，但我们却从他们的文字气象和精神中，感受到一种自由舒展的生活气息，感受到一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生命开阖。正是牧养着他们的生活这一源头活水，滋养了这些令人击节称叹、抚掌喝彩的好文字、真文字。

    什么时候还孩子以天性，什么时候我们的作文才会遇见问竹的高古、冒雪的雄劲、散步的从容。圈养的生活，只能滋长“圈养”的文字；牧养的生活，便是牧养文字的天性。

    （作者系杭州市拱宸桥小学特级教师）



只要先生有学问有见识有方法

■黄玉峰

    在网上曾有一篇民国小学生作文流传甚广，优美的句子叫众人难以置信。现在细读《民国学生这样写作文》一书，这样的文笔竟俯拾皆是。如一篇《芦洲晚眺记》的作文，小作者写去看芦花滩的风景：“一鞭残霭，十里斜阳；黄叶初飞，白棉轻叠。渔舟唱晚，响沉红蓼滩头；樵叟歌风，声断白蘋洲上……”

    作文里反映出来的，是学生读书多、深、广，这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为什么只是小学生，写出来的东西就要比现在的大学生甚至硕士、博士生都写得好？

    我们不禁要问一问，为什么我们的语文教育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潘新和老师在序言中的批判直指“叶圣陶现象”对语文乃至整个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是非常有勇气的。风起于青萍之末，语文教学的科学主义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叶圣陶模式放弃了语文教育的本，无视积累是语文学习的不二法门，否定了语文教学基本的循序渐进法则，废弃了独立思考是语文学习的精髓所在。而把所谓的“标准答案”的学习作为长期的追求，使得语文学习走上了邪道。以至于现在积重难返，在邪道上面越陷越深。

    现在兴起一股出版老课本的风潮，从2005年到2012年，国内11家出版社出版了41种民国时期的国文教材。这背后正是一股觉醒的思潮在涌动。但是那些老课本，对我来说，都不如这一本《民国学生这样写作文》来得震撼。因为之前那些都是教材，只能说明课本编辑的眼界。这本书却是成果，直接反映了教学的效果、学生的水平！

    不同的教材反映出不同的教育观念。问题的关键在于，教师教什么，怎么教。光是在教学大纲、教参的内容上做文章是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现状的。当年段力佩先生提出将一本《红楼梦》作为教材，人皆以为惊世骇俗。其实，只要先生有学问、有见识、有方法，即使是一本《红楼梦》也能成为最好的语文教材。

                             （作者系上海复旦附中特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