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人文精神”缺失引发学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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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程度超过20年前危机蔓延到所有角落
新媒体时代“人文精神”缺失引发学界关注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10月09日   01 版）


    本报讯(记者舒晋瑜)20年前的“人文精神”的讨论近日引发学者的又一轮关注。20年过去，市场经济的快速推进，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当初指涉的人文精神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人文精神在当下的社会、经济生活中面临着什么样的新冲击?人文精神又该如何重新建构?近日，“新媒体时代‘人文精神’重建与弘扬———人文精神再讨论”活动在上海大学延长校区举行。

    对比20年前后人文精神的讨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扬感到有些悲哀。他说，中国实际上是不缺批判，问题在于很多批判没有意义。“批判或认同一个作家，我们的文字都没有意义。”杨扬在阅读中常常对于批判传统产生怀疑。“中国的古典传统有没有批判精神?为什么我们的批判让人感觉很无力?”杨扬分析，之所以无力是因为“无根”。中国人不讲究批判精神，而是讲究通和变。批判在中国古典文学当中处于次要的位置，而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则需要批判的尺度。

    这种批评的无力与无奈清华大学教授肖鹰也深有体会。他以郭敬明的个案展开观点。他说，作为人文研究的学者，面对很多社会文化现象常常感到困惑、无法解读。比如今年文化界最有点击率、最吸引眼球的“郭敬明现象”，尤其是他的《小时代》电影，引起一系列的文化争议。面对这种市场化的现象，主流评论已经没有话语权了，你可以发声，但是没有力量。“我不认为作为人文学者应该对这种文化的市场化发展产生简单的抵制情绪，但是我们应该有一种距离感，以一种批评的意识来面对它。”肖鹰指出，在社会商品化的层面谈人文精神，要有一种深层的认知，人文学者有这样的使命和责任，让文学回归心灵、回归自我、回归精神。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提出，关注当年人文精神讨论的发起人今天的去向，应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当年的人文精神讨论虽然有些混乱，甚至有些连人文精神的基本概念都搞不清楚，但是文风清楚易懂、也有争执。若干年之后，今天关于人文精神讨论的文章，反而令人看不懂了。郜元宝认为，如果今天人文精神的讨论是学术性的、不涉及到个人、不涉及个案毫无意义。

    “20年前人文精神的话题只是表达了大家的焦虑，今天的严重程度则远远超过了20年前;20年前我们主要关注和反思知识分子层面，今天人文精神的危机几乎蔓延到所有的角落。”评论家李建军说，知识分子阶层对于主导人们精神生活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作家在这个时代起的作用非常之大，有时候引领风气，有时候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学习的榜样。在整个作家代际结构里，80后作家是一个热点话题，但是真正主宰当下的中国作家却是50后。无论哪个领域，50后起着中坚作用，而且获取最大的市场资源、权利资源、话语资源，他们具有示范性，但是问题也很多。所以关注、研究50后个案，对当下、至少是文学的人文精神的重建、对于文学危机的克服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今天的人文精神失落了?作家张生认为，我们不必为人文精神的失落唱挽歌，其实新的人文精神已经开始重现并且重建。文学多元化了，作家、学者都不再是社会的导师，随着工业社会到来的新的文明的转变，人文精神正在重现，所以谈人文精神要以一种开放的心态。这一观点得到了河北大学文学院院长田建民的认同，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最本质的内容，是人的个体欲望和社会整体的文明规范之间的矛盾和统一，才使我们的社会能够协调的发展。这是人文精神最本质的内核。

    研讨会由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和《文学报》社共同主办。《文学报》主编陈歆耕认为，思考当下的人文精神存在什么问题，重提人文精神的重建有很多现实意义。文化产业化的大势所趋，更是让文化前所未有地成为赚钱的工具。原本应该承担开启心智、开启民智大任的文化创造，却正在沦为商品化的奴婢。由此，作为能够深入有效解决当下文化建设问题的有效路径，人文精神的重建与弘扬问题，显得尤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