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波：坚持“有难度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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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好书的价值，就是读者读后能在心中激起强烈的涟漪，后慢慢沉淀下来转化为自身的品质。金波：坚持“有难度的写作”“乌丢丢”出版十年记《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01月02日   12 版）

金波

《乌丢丢的奇遇·十年典藏本》�俳鸩�/著�俳�苏少年儿童出版社2012年4月第一版��29.00元

    “乌丢丢”今年10岁了。回望走过的10年，独脚大侠乌丢丢带给小读者、甚至成年人如此多的感动，“乌丢丢”的父亲、儿童文学作家金波以他充满爱的声音，让嘈杂的社会顿时柔软许多。
    “说起写这本书的灵感，是一次次所遇所感的积累。在我看来，灵感只不过是稍纵即逝的火花，你要在短暂的光照下，唤起记忆中丰富的事物和激发深入的思考。”正是积累了这一次次短暂微光，金波找到了埋藏在记忆中许久的童年时光，才带给我们这么动人的“乌丢丢”。
    让乌丢丢死于火中是金波一开始写作没有预想到的，可正是乌丢丢的死亡才让他的爱得到无限延伸，“生活的发展和变化有它自己的逻辑，正是因为乌丢丢死于火灾中，他才可能和珍儿融为一体，变成珍儿健康的一只脚”。金波希望通过乌丢丢的牺牲向读者们传递一种精神——以爱回报爱。“我希望我们的孩子都有感恩的情怀，希望我们的孩子从小就知道以爱回报别人的爱，我认为，有这样的情怀才能和谐相处，生活才能畅怀适意。”
    “我希望在人与人之间，不但奉献着爱，也用爱回报着爱。我希望孩子们能读懂作者的寄托，这并不难。”这也是金波先生的初衷。他以诗性文字，让更多的小读者们感受到乌丢丢的美好，通过乌丢丢一次次与吟老先生的对话，让小读者也向自己的内心发问，在追随乌丢丢的奇遇中，用爱填充自己。
    在本书的写作的形式上，金波有意以一种独特的写作方式——十四行诗花环体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充满童话色彩的世界。“不仅在故事情节和语言上追求诗意的表现，还要在结构上鲜明地表现出诗与故事的融合。在不疾不徐的阅读中，能感受到语言的音乐性和故事的叙述节奏，在行文加入一些诗歌外，我还用了十四行诗花环作为每一章的开头，希望读者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能够感受到童话故事和诗的韵律是如何相融合的。”
    乌丢丢今年10岁了，金波的儿童文学创作也已经持续了五十多年，他一直实践自己写作的准则，便是用“爱”与“感动”为冷漠社会带来温暖。他说，读者的阅读趣味是多样的，儿童文学创作有多种题材和多种表现手法，不同的艺术风格的作品培养出不同趣味的读者。但儿童文学家特别要理解孩子，尊重孩子，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尊重他们的所思所想，尊重他们的审美趣味，写出贴近他们心灵的作品。
    金波对于儿童文学创作有着独特的理解，“儿童文学要突出一个情字”。他在《乌丢丢的奇遇》中写道：“感情是做人的根本，一个人心里有了感情，才能与世界相处，才能和人交流，才能享受生活。”金波一直都在努力写这样的作品，也有自己追随的目标，那就是安徒生。“作为一个诗人，一旦涉入理想和浪漫的精神家园，就拥有了永恒的快乐和幸福。安徒生就是这样一位童话诗人。我在追求并实践着。”
    童年，从生理上是可以消失的，但在记忆中，它会伴随人的一生。对于儿童文学家来说，童年是挖掘好作品的源泉。“对于童年的回味和思考，是每一个人，特别是儿童文学作家经常要做的。对自己的作品经常否定，坚持精益求精的原则，正是一个作为成年人的儿童文学作家对童年的永不休止的探索和发现。儿童文学不只是儿童的文学。”书中的吟老对自己的诗要求很严格，写一首扔一首，永不满意，金波喜欢用这样严谨的态度要求自己。在吟老的形象塑造中，他融入了自己的影子，也加入了别的老诗人的影子，他说，吟老的形象代表了那一代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
    《乌丢丢的奇遇》获得的成功，是金波在创作之前没有想到的，他只是用自己最真的感情写出令人感动的故事，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目的。他说，对于自己的创作，从来不敢奢望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他只记住想要达到的目标。“我体验过自己创作时的快乐、困惑、艰辛和精神上的满足，《乌丢丢的奇遇》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是对我的鼓励，读者的喜爱给我了勇气，让我坚持写下去。”《乌丢丢的奇遇》出版10年，受到读者的喜爱，鼓励了金波先生“坚持有难度的写作”。他对当下的儿童文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当下的儿童文学呈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作家多，作品多，琳琅满目，五光十色，但也给人带来了儿童文学门槛低的错觉，不能因为儿童文学的创作容易获得反响，便降低小读者的阅读品位。
    金波表示，若读者能够在看完《乌丢丢的奇遇》后，把故事保存在记忆中，提炼成一种信念，这便是乌丢丢存在的价值。一本好书的价值，就是读者读后能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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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印象最深的还是童年成长。到了人生的某个阶段，回望历史，更有岁月的绵长味道，像茶一样越醇越香。黄蓓佳：40岁后，我对回忆铭心刻骨《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8月22日   12 版）

“中国童话美绘书系”（含《花儿与少年》、《牛郎织女》、《泸沽湖的儿女》、《橘子里的仙女》、《欢喜河娃》、《小渔夫与宝镜公主》等），黄蓓佳/著，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2012年5月第一版，18.00元/册

    采访手记：
    合上《家人们》（人民文学出版社）时，我很想借用黄蓓佳小说结尾的一句话表达阅读的心情：“该找个什么样的安静的地方，来细细地消化这么巨大的喜悦呢？”在她不动声色的叙述中，完成了情感纠葛在物质富饶时代的碰撞。她冷静的笔端，流淌着人生的悲凉与无奈；她的《中国童话》（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那又是一种别样的阅读感受：纯净清澈，恍若泉水潺潺浸润心扉。
    “写作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东西，从生命中抽出来的一根细细的丝，总也抽不尽，甚至不抽也会自动地游出来。如果不将它及时地捺到纸上成为文字，它就要放赖一样地纠缠住我们，裹住我们的手脚，勒住我们的脖子，卡在我们的咽喉处，总之让你不能呼吸不能说话不能行动。”黄蓓佳说。她的生命，正因这写作，因这“折磨”人的“烦恼”，日益丰盈。

    儿童文学是冰山上的一角，下面要有庞大的冰块撑着，作品才有份量。

    读书报：《中国童话》是受到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影响与启发吗？虽然只有10篇，但这种对本土民间故事的重新发现与重新书写，其意义要远远大于这10篇童话。
    黄蓓佳：很多有知识的父母崇尚外国的儿童文学，给孩子读外国的童话，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读中国童话少，我觉得这是缺陷，作为中国人，无论生活在哪里，对本民族的文化传承还是要有所了解。我小时候听过的故事非常有价值，我希望把这些故事原汁原味地告诉孩子们。写这本《中国童话》之前，我做了很多案头工作，打捞收集了各个民族口头流传的故事。一篇篇看过来，这些故事中有很多相似和重复的东西，因为是口述文学，文字也简单和粗疏，甚至没有人物形象，没有场景描写。这些故事我们小时候曾经读得津津有味，但是现在孩子的阅读口味比我们那时候高得多，简朴的民间文学吸引不了他们的眼球。所以我在写作过程中，把原始的故事重新分类组合，调动了一切文学手段，编写出故事性更丰富、人物更丰满、文字更华美，同时又是原汁原味的童话作品。
    读书报：在具体创作的过程中，是怎样的心态？您希望达到怎样的目标？
    黄蓓佳：这事看着容易，做起来还是费了功夫，我中间甚至都后悔当初动这个念头。把粗糙的口头传说打造成精致的文学作品，其中要丰富很多细节，我在人物对话、文字描写上下了很大功夫，希望能够体现民族的童话之美，又能在阅读时体现中国文字之美，给孩子双重的享受。我自认为尽到了我的努力。过去我写作品基本都是一稿，这些作品我每稿都磨了几遍。江苏少儿社为弘扬民族文化，跟南京艺术学院的插图系师生们合作，为这本书配上大量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图画。小孩子对图画有天生的亲近感，图画能帮助小孩子建立和外部世界的联系，尤其我写的是各个民族的故事，借助插图，能详细地表现不同民族的古老的生活细节，有一种情景再现的意思。
    读书报：童年的经历对作家的影响很大，从《没有名字的身体》到《所有的》，再到《家人们》，虽然前者私密的东西多一些，人生的感慨多一些，后者对于社会对于历史关注更多一些，格局更大一些——您好像不遗余力地发掘着来自故乡的人和事，能谈谈故乡对您的影响吗？
    黄蓓佳：年轻的时候，眼睛总是往前看，我在４０岁之前写故乡的作品非常少，总在写自己生活的大城市，写城市知识分子；４０岁以后开始怀旧，对从前的回忆铭心刻骨。我不是有意识地写故乡，而是自然而然，到了年龄目光就往回看了。人的一生，印象最深的还是童年成长。文学作品要有岁月的沉淀，写当代的作品，有时效性和针对性，但是文学品质不一定最好。只有经过时间考验的东西才是站得住的。到了人生的某个阶段，回望历史，更有岁月的绵长味道，像茶一样越醇越香。写作要有思考的过程，这个思考需要岁月来延展。
    读书报：作品出版后，您会关注外界的评论吗？手头上正创作什么作品？
    黄蓓佳：我最大的享受就是坐在家里写作，我的全部快乐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不大关心成书后带来什么效果，也不大关心评论如何，得奖与否。我是比较内向也比较矜持的人，不太善于跟外界打交道。当然，如果得奖，如果好评如潮，如果读者厚爱，我会更加开心。
    我不喜欢重复自己，那不是技术活儿，没有意思。我希望每一部新作品都跟前一部不一样。目前刚写完一部“重口味”的儿童文学《鬼眼男孩》，在题材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思想深度超出儿童文学的范畴，写了失败的人生，写了谋杀和死亡，写了社会边缘地带的边缘生活，这是以往儿童文学尚未涉足过的话题。我想试试儿童文学在关注社会现实方面能往前走多远，读者能接受到什么程度。这一次写作有点风险，但是我准备承受。
    读书报：如何评价中国的儿童文学？
    黄蓓佳：我读过的儿童文学不多，没有资格做这个比较。作品与儿童文学作家自身的修养，以及对社会、对人生方方面面的认知度有很大关系。虽然写的是轻浅的儿童文学，写作背后还是要有很大的文化储备。作品中呈现出来的只是冰山上的一角，下面有庞大的冰座支撑着，这样的作品才有份量。
    没有童年时候的阅读，就不会有后来对文学的浓厚兴趣。也许黄蓓佳和周围的同龄人一样安安稳稳当上街道工人，平凡度过一生。
    读书报：童年的阅读对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您的阅读是怎样的情况？最初的文学滋养来自哪里？
    黄蓓佳：一是来自阅读，虽然那个时候书特别少，得到书的机会少，可读的书也少，但是阅读很有效率。60年代没有儿童文学的概念，因为父母是中学老师，我读小学的时候把中学的教科书通通读了，手上能够找到的书，包括历史、地理甚至卫生知识我都读。那个时候非常渴望阅读，实在找不到书，就从废品摊上找到小纸片反复读，没事的时候上街去看大字报，也不知道批斗谁，看到字心里就很开心。二是来自外婆的影响，小时候我听外婆的童话和地方戏曲长大，受益很多。
    读书报：写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黄蓓佳：高中毕业后去插队，我所去的地方就是本地农场，在长江下游一个江心小岛上当农业工人，很艰苦，但是比起边远的地方来还算幸运。插队的时候我开始写东西，目的非常单纯，就是希望通过编写戏曲歌词、写点材料调到广播站或通讯报道组，把自己从农村拯救出来。
    读书报：文革后恢复高考，您是在什么情况下考上的北大，当时的文学氛围对您的创作是否有很大影响？
    黄蓓佳：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少年时代在学校里特别抬不起头，我总是“夹着尾巴做人”，很自卑。我特别盼望考试，因为考试能得到好成绩，老师和同学会另眼看待，能赢得他们的尊敬。第一年恢复高考，每天在农场劳动，没有复习资料，也没有时间，考什么题目、有多大难度，大家心里完全没底，谈不上有多少准备。我当时特别想读复旦大学新闻系和北京大学中文系，那个时候很讲究政治审查，报新闻系，对政治上考察很严，报北大中文系，我又缺乏自信，因此填的最高志愿是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恢复高考第一年招生，北京大学有优先选择权，录取了全国各地高考成绩好的学生，所以我们班好几个没报中文系的同学也都被录取到北大中文系了，我是其中之一。我的高考作文《苦战》后来发表在好几家报刊上，其中的《山西青年》杂志给我寄来了我生平第一笔稿费。之前在文革中发表小说散文，是没有稿费可拿的。稿费七块钱，我买了一本新华字典，一个漂亮的文具盒。
    读书报：听说您当时在北大读书，《少年文艺》的编辑不断地约稿，成为您写作的动力。那时候编辑和作者接触，甚至介入创作，和现在大不一样吧？
    黄蓓佳：从前编辑修改作品，改得密密麻麻，甚至重新写一遍。当然未必都是好事，但是说明那时的编辑有奉献精神，无私地奉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无偿地为作者做嫁衣，现在也有一些编辑像朋友、像亲人，只是在这方面不如以前，至多是改改错别字。
    那时的人和人之间相处也非常纯朴，江苏《少年文艺》的一个老编辑顾宪谟，非常喜欢我的儿童文学作品。我在北大读书期间，他大概每个星期都给我写信鼓励我，从生活到写作上处处都非常关心我。他在南京工作，我在北京读书，我老家在小县城，每年寒假回家，我要在南京转车，车票不好买，他还会帮我买票，买不到就帮我找招待所住一晚。1980年我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拿到800多元的稿费，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他还写信交待我，不要乱花，告诉我要存着，结婚生孩子用得上。像父亲一样。我那时非常感动。
    很难用成人文学或儿童文学作家来界定黄蓓佳，也许这样的概括本身就不够科学。
    读书报：写作四十年，回过头来看，您走过了怎样的历程？
    黄蓓佳：去北大之前是懵懂的阶段，有点稀里糊涂，包括创作上的准备完全不够，不懂得写作，完全模仿，当时还模仿过浩然。他是用北方语言创作，我是南方人，写小说居然也跟着他用“俺”。父亲看到我写这个字觉得很奇怪，还笑话过我。那种情况下居然也发了七八篇小说，在省里小有名气。可能我文字的青涩也有让人动心的地方吧。
    1978年初进入北京大学，改革开放同时开始，新时代来临。在北大，我大量接触到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品，对过去的创作有了彻底反思和否定，但是却不知道新文学道路怎么走，很徬徨。也多次下河试水，但老是走不通。这时候开始转向儿童文学，一下子找到了感觉。那时候全国性刊物很少，读者数量又极大，作品发表后传播量很广泛，编辑欣赏，读者也喜欢，所以我现在有大量读者是四十多岁的人，他们碰到我总是说，小时候是读我的作品长大的。于是我一半时间写儿童文学，一半时间写成人文学。我一开始起步写的就是成人文学，我最喜欢的还是写成人文学，总觉得写儿童文学不足以表达人生的感慨，毕竟是给孩子看的，受很多局限。
    读书报：您的成人文学，关注知识分子比较多。后来又如何转向儿童文学？
    黄蓓佳：从８０年代回到成人文学，写了大量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惆怅、迷惘、失意，现在想起来，很有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是青春期的反映。但是那些作品得到了很多同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呼应，尤其是年轻人比较喜欢我的小说，因为作品和他们的思想同步，比较浪漫、华美、小资。但是也有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太自我，太狭窄，在空中飘着。直到８０年代末，我的整个思想有很大的转变。作品一下子从飘渺浪漫的风格变得比较现实，有一些悲凉。在９０年代初，我所有的中篇、短篇都是死亡的结局。我自己的生活，家庭生活和事业都比较顺利，为什么作品中屡屡出现死亡结局？是社会观、人生观不自觉的反映。
    １９９６年的时候，女儿小升初考试，竞争非常激烈，有半年时间，我陪伴孩子应付考试，对教育状况和孩子成长的环境有很多感慨，也经常和同事聊孩子，他们都知道我写过儿童文学，怂恿我不如再写一部。我很快写了长篇小说《我要做好孩子》。也是无心插柳，只是想写写自己的感觉，没想到《我要做好孩子》一下子走红，不光在当年就得了很多大奖，家长、小孩、老师也都喜欢这部作品，１５年过去了，这部作品仍然被各地列为学校阅读课的必读书目，发行数量早已超过百万。作家写作需要读者的呼应，如果没有呼应，也许我写完这一本，又回到成人文学的领域去了。可是就因为读者喜欢，加上出版社接二连三地约稿，重新勾起了我的儿童文学瘾，此后这些年的创作态势，基本是成人长篇和儿童长篇交叉着写。   
    读书报：在儿童文学或成人文学创作中间，您的心态有怎样的变化？在两种心态中，您自己获得了什么？
    黄蓓佳：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快乐。儿童文学是简单和纯粹的，写作时好像自己重新变回了孩子，回到孩子们中，能嗅到孩子身上的汗味，感觉非常美妙；写成人文学则是痛快淋漓，完全释放自己，无所顾忌地表达。儿童文学是写给孩子看的，方方面面都要考虑，考虑孩子的接受程度，我能给他们什么，都要思考，写起来不比成人文学轻巧或简单。很多人认为儿童文学很小儿科，实际上很多方面花的心思更大，因为真正让孩子喜欢不容易，他们有自己的阅读口味和审美情趣。
    读书报：儿童文学的创作尤其需要不断从孩子们中间获取新的信息，和孩子保持密切联系是创作的必需吧？
    黄蓓佳：《我要做好孩子》、《今天我是升旗手》都和孩子关系密切，我从女儿身上观察到很多。后来我的作品回到我的童年，孩子们也非常喜欢。过去和现在，虽然时代不同，生活环境不同，但是我们的所想、所爱和所恨基本都一样，因为人类的灵魂没有太大改变。而且我觉得，我写自己童年的作品他们更有兴趣探究，他们也想知道父辈的童年。
    读书报：那么您认为什么是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
    黄蓓佳：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大人和孩子都应该读得津津有味。如果一本书只是小孩子喜欢，大人读不下去，我不认为是优秀的，它可能过于轻浅喧闹，而缺失了文字背后的有力量的东西。
    本报记者  舒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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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文君：不做跟随者文字飞起来了中国式幻想文学不做跟随者《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7月25日   12 版）

    对秦文君这样一位已在儿童文学界拥有崇高声誉的作家来说，转型意味着什么？在幻想小说的创作历程，她看到了怎样不同的风景？
    秦文君：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1982年开始文学创作，其作品往往从儿童视角出发，展现儿童的所思所行，非常富于感染力。已出版作品400万字，代表作有《男生贾里》、《女生贾梅》、《小鬼鲁智胜》、《小丫林晓梅》、《会跳舞的向日葵》等，先后数十次获得各种奖项，包括“五个一”工程奖、全国优秀少儿读物奖、中国作协全国儿童文学奖、宋庆龄儿童文学优秀小说奖、冰心儿童图书奖，中国图书奖、台湾九歌文学奖、台湾杨唤儿童文学奖等，2002年在瑞士获安徒生文学奖提名奖。
    秦文君的代表作是《男生贾里》和《小鬼鲁智胜》这样贴近校园生活的作品，她的新作却是一部幻想小说。对秦文君这样一位已在儿童文学界拥有崇高声誉的作家来说，转型意味着什么？在幻想小说的创作历程，她看到了怎样不同的风景？抱着这样的疑问，《中华读书报》对她进行了专访。
    一切从梦开始
    秦文君说自己有个多梦的童年，每天晚上她都会做梦，有些梦是非常奇异的。梦境中的她，经常做着一些危险的事，比如在悬崖边跳舞，比如从很高的地方跳下来，或者被女巫追赶。这些梦如此之多，即使在成年之后，秦文君对其中相当一部分也难以忘记。后来，秦文君的女儿到了十来岁的年龄，也开始做一些梦，这些梦大都跟爱、恐惧、愤怒有关。女儿曾经梦见自己最好的朋友变成了吸血鬼，而现在，有的孩子给秦文君写信说，他们做的梦中，同学变成了炸弹。
    谈到自己为什么写幻想小说时，秦文君说起了自己和女儿的梦，她认为孩子们在“半大不大”的时候，总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拨弄他们，让他们内心对与刺激、冒险的渴望在梦境中实现；而这种渴望，往往也会体现在孩子们对现实生活的解读中。秦文君的女儿上小学时，向她描述过这么一件事：隔壁班的一个男同学，在上体育课的时候背了一个军用水壶跑步。那天的天气是那么热，只有他一个人在跑步，水壶不断地拍打着他的身体，发出“砰砰”的声音。这天之后，这个男孩子就不见了，再没有来上课。而一个月后的体育课上，男孩又出现了，仍然背着那个军用水壶在跑步。
    秦文君后来了解到，那个男孩离家出走了一段时间，所以在那一个月中没去上课。但她的女儿和她所有的同学都固执的认为，那个男孩那天就是从操场上消失了，然后又在一个月后凭空出现了。
    孩子们独特的想象力和对生活的解读吸引着秦文君，她说：“孩子们的幻想与生活的真相截然不同，但有时正是这种幻想让孩子能够应付生活的坎坷，让他们战胜过早遭遇的无奈。”孩子们的心中有很多美梦，也有很多不安和敏感，幻想与冲动，正是这些梦，让秦文君有了创作幻想小说的冲动。她认为，贴近现实的儿童文学能满足孩子们一部分的需求，而幻想小说也能让他们另一方面的想象力得到释放，获得享受。
    文字飞起来了
    很多人认为，秦文君功成名就，该是追求稳定的时候了，但她却说，“创作上始终应该冒一冒险，打破固定的模式”。30多年的创作历程中，她出版了40多本书，都是基于孩子的现实生活。如今，她想追求自己渴望的东西，她希望不断挖掘脑海里的艺术想象，她说自己不安分，她要不断地尝试，不断颠覆。
    新的尝试让秦文君惊喜不已，幻想小说为她的儿童文学创作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这感觉就像第一次坐上了敞篷汽车：头顶上的天空一下子打开来，蓝天或星空如此清晰，如此接近，自己好像融化在宇宙里。
    在现实生活中，母亲对孩子的爱更多地表达为理解和守护，温馨而平凡。在《王子的长夜》中，小主人公的母亲变成了会飞的鸟，本可以去更舒适的天空翱翔，但她却选择回到了孩子的身边。正是因为小说中加入了幻想的元素，才让秦文君把母亲的爱和牺牲刻画得更加鲜亮和深刻。在时空变换的处理上，幻想小说则更游刃有余：小主人公一家搬进100年的老房子，100年前发生的故事和现代的故事的衔接可以非常自由。这就像是把一个“幻想的按钮”交给了作者，有了这个按钮，创作就可以突破一些常规，人与人之间的爱就可以超越下雨送伞等平凡的情节，作者也可以发挥自己更有力的表达和更浪漫的想象力，去描绘一些超越时空的情节、情感。
    秦文君把写幻想小说的感觉称为“在书里驰骋”，对她而言，在校园小说的创作中，总有些现实的泥泞是逃避不开的，但在现实中加上幻想后，文字一下就能飞起来，像长了翅膀一样，这个写作过程让她非常愉快。而她，更希望也能给小读者们带来飞翔一般的感觉。
    中国式幻想文学
    近年来，国外的幻想文学作品一直深刻影响着国内类似题材的创作，在秦文君看来，西方的幻想儿童文学大多带有鲜明的西方文化烙印，比如《纳尼亚传奇》和《哈利·波特》系列，都与巫师文化有紧密关系。而《王子的长夜》，无论艺术构思、创意，还是故事内核和审美价值都是东方的、中国的，小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和处理问题的方式也完全是中国孩子式的。
    在这部新作中，秦文君描写了一群当代中国小学生的冒险经历，这部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既有幻想的部分，也有非常贴近现实的校园生活部分。幻想的部分固然天马行空，现实的部分也非常真实。秦文君相信，喜欢自己校园小说的孩子也会喜欢这部作品，因为它保留了秦文君写现实题材儿童文学最核心的部分——作者依然站在儿童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即使进入了幻想世界，也依然在描写儿童的心灵。秦文君很明白，即使是最张扬的幻想也不能脱离现实的根，因为很多感动的本质都源于真实。在《王子的长夜》的长夜中虽然有幻想的存在，但这部小说的主题，本质上仍是孩子的情感——母爱、冒险、孩子们自我的确立，还有小顽皮和小尴尬。在秦文君心中，儿童文学的基础始终是现实，幻想只不过是现实的另一种更灵动的表现手法。
    因此，她作品中的情感自然会是东方式的，她作品的核心也自然会是东方文化的忍耐和仁爱，追求的是符合东方价值观的美、宽容和天人合一的境界。
    秦文君是如何在作品中交融现实与幻想的呢？她把过去的校园小说比作一个平面，而“幻想小说就是给这个平面加上了一个天空，是在孩子们校园生活的基础上，探索创作空间的扩展”。这种尝试不但给了秦文君更大、更自由的表达空间，同时也基于孩子们夸张、千奇百怪的，有时混沌有时清晰的内心。这样，作品也被赋予了不同的颜色，秦文君形容自己原来的校园小说是彩虹的颜色，有蓝天，有风雨，风雨过后的彩虹则是主色调。而在《王子的长夜》中，现实的校园生活与幻想世界紧密相连，作品的天空就有了更多变换，有了四季轮转，有了狂风和阴霾，色彩开始微妙起来，表达也多彩起来。
    第一次尝试幻想小说写作的秦文君，对孩子们喜不喜欢自己的新作终究还是有几分忐忑的。前一段时间，她去湖南的一所小学参加活动，一位老师把《王子的长夜》中的两页内容念给了三年级的孩子听——这本书，秦文君本来是写给五年级孩子的。没想到，老师念完后，孩子们都纷纷举手，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秦文君这才放下了心，正如她创作时预想的一样：幻想的东西很“透气”，留给孩子们的想象空间很大，也符合孩子们的审美。
    在中国，现实题材的儿童文学创作繁荣，而童话和幻想类创作则相对较弱，秦文君说：“我认为未来的十年，幻想与现实的结合将成为儿童文学创作的重要方向，因为这样的作品最能反映以孩子为本位的思想。”《王子的长夜》只是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其续集已开始创作。
    不做跟随者
    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秦文君感叹：她的文学创作和与孩子们的接触息息相关。80年代初，她还在一所学校当老师，出于对孩子们的爱和对艺术的追求，她提笔创作。那个时期秦文君的作品都像是老师在跟孩子们讲故事，分享自己的童年。进入90年代，《男生贾里》的灵感更完全来自于小读者。当时她收到一封信，一个男孩子在信中写道：“你快到我们学校来看一看吧！我们学校里的女孩子越来越厉害了，她们欺负我们。”当时秦文君就灵机一动，决定塑造一个电脑时代的阳光小男孩形象，他帅气，有侠义心肠，也有冒险精神，却总是被他漂亮的双胞胎妹妹在各种场合胜过。20多年过去了，《男生贾里》已成为一代中国人最熟悉的儿童文学作品之一。
    《男生贾里》出版后，来自全国各地的小读者来信如雪片般飞来，要用一个个大口袋才能装下。孩子们的来信大多是说“贾里简直就是我”，或者“贾梅就住我家楼上”，让秦文君意外的是，一个孩子竟寄来了他写的《男生贾里》的续篇，足足有五万字。这个孩子的信中说，他曾给出版社写过三次信，要求出版贾里和贾梅的续篇，但却迟迟没有盼到，终于决定自己提笔来写。
    秦文君特别希望孩子的这个续篇能够出版，但出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付梓。她对这个男孩始终抱着遗憾和愧疚，于是写下了《男生贾里》和《女生贾梅》的续篇《小鬼鲁智胜》。
    《男生贾里》刚出版的时候，首印数是两万册，秦文君拿到稿费一千多元。那个时候的儿童文学，读者少、反响小，被当做是文学中的“小儿科”。秦文君坚持了下来，如今，《男生贾里》总计已印刷近两百万册。2012年，中国的原创儿童文学正经历着空前的繁荣时代，儿童文学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秦文君说：“这种多元化与繁荣的景象是几代人的梦想，一个作家所能做的就是拿出最好的作品回报这个时代。我希望自己不做跟随者，而成为走在儿童文学创作最前沿的人，这就是我的梦想和定位。”
    本报记者  宋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