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我永远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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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我永远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10月10日   11 版）

《学习蒲松龄》，莫言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第一版，33.00元

    两年前，复旦大学召开“莫言创作研讨会”，总结他三十年文学创作。莫言觉得这是一件“尴尬事”：到底我该表现得冷若冰霜呢，还是得意忘形？我决定麻木，我对自己说，被讨论的是另外一个人，是一个与你无关的人。
    他常常以这种冷静的、旁观的姿态看自己，包括被家乡人引以为豪的“莫言文学馆”。馆名是王蒙题写，对联则是贾平凹的手迹：“身居平安里，心忧天下；神游东北乡，笔写华章。”高密老乡的极大热情，又有当代著名作家助力，莫言走进文学馆时，也依然觉得“荒诞”：文学馆里的莫言，是与己无关的外人。
    正因为有这种清醒的认识，莫言在文学之旅中走得稳健执着且心无旁鹜。无论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带来的荣誉、第八届作代会上当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的声名，还是当下纷纷扬扬的预测他得诺奖的传言，没有给他的生活增加或减少什么，作家最重要的还是作品。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的“作家与故乡系列”莫言小说卷《学习蒲松龄》中，他还是一如既往地，走到哪里，就把故乡“带”到哪里。“吾家高密东北乡，三贤四宝美名扬。石磨火烧咬头好，韮菜炉包滋味香。曾经村村酿新酒，如今户户存陈粮。高梁虽美无人种，唯有玉米遍地黄。”他说：“故乡留给我的印象，是我小说的魂魄。”《学习蒲松龄》收入的19个短篇，不但故事各异，在结构风格各有变化：写实的、魔幻的……莫言称：“写着写着笔就飞起来了”。
    读书报：您曾经提到自己对短篇小说的创作和销售充满信心，喜欢阅读短篇小说的读者大有人在。为什么近年反而短篇写得少了？
    莫言：我对短篇一直情有独钟，短篇自身有长篇不可代替的价值，对作家的想象力也是一种考验。前一段时间我又尝试写了一组短篇。短篇的特点就是短、平、快，对我的创作也是一种挑战。写长篇还是大工程，即便是文坛的老工匠，面临巨大的工程也会发怵。长期不写，刚上来就写长篇会觉得手生，通过写短篇热热手再写长篇，就像赛马一样跑热蹄子再比赛。
    我一直认为，不能把长篇作为衡量作家的唯一标准。写短篇也可以写出成就。国外的契诃夫、莫泊桑，中国的苏童、迟子建、刘庆邦……不说长篇、中篇，单凭短篇也能确立他们在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地位——写短篇完全可以写成一个大家。   
    读书报：无论故事的氛围是荒诞无稽还是鬼怪精灵，作品丰富的想象空间与澎湃辗转的辞锋总是能叫人惊叹不已——一提到您的作品，评价总离不开想象力。尤其在《学习蒲松龄》中，从书名到内容都是对中国民间想象传统的一种回归。您怎么看待作家的想象力？
    莫言：每一个时代的作家都有独特的想象力。我最近担任“柔石短篇小说奖”的评委，天天在读小说，发现每一个作家的想象力各具特点：刘慈欣的短篇《瞻仰上帝》 写到天体物理，有非常深厚的修养和准备。他利用深厚的科学知识作为想象力的基础，把人间的生活、想象的生活，融合在一起，产生独特的趣味。这样的能力我就不具备。须一瓜、哲贵、海飞、杨少衡……各自都有特别的想象风格。我是比较土的想象，离开乡村和农业就没有想象的材料。有人说写作就是天马行空，这是狂妄之言。创作必须借助物质的材料才可展翅飞翔。杨少衡对官场非常熟悉，写官场小说就如鱼得水；海飞写的谍战小说跟麦家又不一样，他写人性的纠葛；叶广苓写满清贵族有关的小说，因为血液里有这些东西，写得就炉火纯青。如果让我来写满清贵族的格格，可以通过查资料写作，但是肯定不如人家。
    每个人的想象力是有限的，想象是很物质的东西，即使胡思乱想，也要有物质依托。我的想象力凭借什么？马牛羊鸡犬豕，高粱地玉米田……写这些得心应手；一进入城市生活、科幻领域，一进入特殊的历史题材领域，就不是我的长项了。这也是作家应该注意的方面。
    读书报：在阅读您的作品时，常常感觉到一种激情，从故事到语言，有一种一泻千里的畅快。按差不多两年一部新作的节奏，有人提到您的创作速度是偏快的，您认为呢？写作速度对作品质量有影响吗？
    莫言：《蛙》是很技术的写作，写得很冷静，很慢；写《生死疲劳》的时候感受到激情和灵感，是感性的写作，可遇而不可求。我也希望能有像《生死疲劳》的放松和灵感，一年哪怕来一次也行。
    我写得越来越慢，《生死疲劳》是2006年出版的，《蛙》是2009年底出版的，到现在3年了，这期间只写了四五个短篇。我不勉强自己。有时候也没必要跟自己较劲，不一定非要写什么，当你感觉哪一部作品一瞬间让你非常激动，只能去写它。创作道路很难设计，有些作家为十年或几年写作排了计划，但是大多数作家跟我一样，计划往往难以落实，往往不由自主，被现实打乱。下一部写家庭伦理小说，或战争小说，也可能是官场小说。
    读书报：在写不出来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焦虑之感？
    莫言：我只能按自己的想法来，不要非几年内出一部长篇，作家写得再多，能留下的也就那么几部。十部中上水平的作品，还不如写一部好作品。我把写十部作品的精力集中起来写一部，写起来可能不由自主，还是希望下一部小说能够有所变化，和前一部有所区别。不能脱胎换骨，至少能改头换面。否则写作的意义不大。
    现在作品太多太多。这次参加柔石短篇小说评奖，我读了很多作品，单独读一篇，感觉语言机智，人物塑造栩栩如生，故事很好，几十篇读了一遍，很难说哪一篇小说好，没有让我太兴奋的作品，也没有太失望的作品，像是一个作家写的。这很可怕。刘慈欣的小说，有新意、有亮点，有别人没有的东西，看了以后能让人记住，现在缺的就是有原创意义、有鲜明个性的小说。我们老说纯文学，其实哪有纯文学、通俗文学之分。一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地位也在不断变化，当年的纯文学，现在可能无人问津；当年的通俗文学可能成为阳春白雪。就像当年写唐诗的人认为宋词通俗，写宋词的人认为小说通俗。现在通俗小说反而是纯粹的，比如写盗墓就是盗墓，纯文学反而是不纯粹的。好的文学应该包罗万象，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就包罗很多思想、包容了很多艺术的风格，它的伟大就在于不纯粹，兼容并蓄，但是又把各种因素很好地融合在一起。
    读书报：写了这么多年，写作的技巧越来越纯熟，创作中还存在什么困惑吗？
    莫言：困惑太多了，越写越困惑。当年写《红高粱》时没有困惑，感觉到手握真理，脚踏祥云，天马行空。现在越写越老实，老觉得当初的写法不对。自己作品的数量不断增加，重复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是当代生活对作家创作生命力的一种挑战，如果不能跟当代生活保持亲密无间的关系，就只能去写历史。不是不可以写，但是即使写几千年的历史，当代的生活气息也要贯注其间。当代生活气息应成为历史题材的灵魂。对当下把握越准确，写历史题材越有当下性。我越来越认识到，生活确实非常重要。我这样的作家要想获得新生，写出超越自己的作品，只能自己救自己，铺下身子，沉入到生活的底下。
    这么说可能会有人嘲笑。跟最底层的老百姓建立不分彼此的亲密关系，难度很大，但是必须这么做。我一直努力这么做。但是一回去就“被隔绝”。同年代的人，认为我混好了；晚辈们认为我高高在上，无论辈份还是年纪都难以接近。
    最重要的是自我调控。不要把自己想象成了不起的人物衣锦还乡——虽然这样可以获得虚荣的满足。我永远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不要忘了自己的根本，不要忘了吃几碗干饭。
    读书报：听说在您的老家高密，建立了莫言文学馆，能介绍一下具体情况吗？
    莫言：高密的宣传部长退休后希望成立莫言研究会，我说研究我没有意义，他说跟你没关系，没侵犯你的利益。我就没法拒绝了。正好高密一中有一处80年代的旧楼，空着，他们跟一中商量了一下，希望办成文学社团的场所，建成莫言文学馆。因为有很多文学爱好者参与其间，我也没法反对。如果非闹着不让办，也有点矫情，什么事情一旦过分就不真实了。他们一腔热情在那里办，也没有占县里资源，没要财政拨款，只好顺其自然。但我心里很清楚，文学馆里的人不完全是我，实事求是那部分是我，夸大的那部分，溢美的那部分不是我。办起来后我大力支持，把过去的书做了几次大的精减，几千册图书刊物和各种证书、报刊资料，全部给他们了，里面所收集的东西很多。
    读书报：您回老家也常去莫言文学馆吗？利用率怎样？
    莫言：他们每周对中学文学社团的孩子们开放，看刊物讨论文学作品，举办阅读演讲会，不定期对社会开放。我去看过，感觉很荒诞，完全像是外人。文学馆里的莫言，是他们塑造的另外一个莫言。
    这种事全国一阵风，很多省都有当地作家的文学馆。网上有批评意见，认为给健在作家办文学馆是讽刺和挖苦，我也很无奈。当地政府搞文化建设，有的地方历史上有很多名人，没有历史名人就找当代名人，难免有吹捧，要往好里说。里面介绍你“少有天份”，说你天才你就真把自己当天才，这就成傻瓜了。很多文学馆现在存在着，但很可能被后人拆掉。（本报记者  舒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