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曾有这样一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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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前，曾有这样一所学校

作者：冯远理 来源: 文摘

一 “在这里求学真是幸福啊！”说这话的是新女性、新文学作家石评梅，她是对来自家乡的学生李健吾说的，当时她是这所学校的老师。 另一个山西学生，也来到了这所学校求学，一进学校，“看到校园到处都是壁报和文艺园地，我狂喜了。”说这话的是郭根，他曾经是《大公报》要闻版编辑，后出任《文汇报》总编辑，他认为这所学校培育了他一生。 在这所学校求学四年，“这是对我一生最有影响的四年。每回想起当年在校的种种情景，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这是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深圳大学首任校长两院院士张维先生所言。 “学校有个特别优良的学校环境，我就是在那里度过了六年，这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六年。”这是钱学森先生回忆当时在那所学校求学的情景。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物理学家马大猷回忆自己在这所学校上学时也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受益终生。” 原中央乐团交响乐队著名指挥、“中国交响乐之父”李德伦也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他生前不论走到哪里，只要遇到这所学校的校友都要谈起这所学校，眷恋着这所学校。在台湾，他和林海音的夫婿夏承楹先生一起回忆起在这所学校的美好时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发现另一个中国》的作者、著名学者王学泰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起自己的老师，还充满温情和骄傲：“讲课能让学生如痴如醉。”这里有比听梅兰芳的戏都过瘾的语文老师时雁行、翻译过“大代数”的数学老师韩满庐，还有精通古典诗词的自然地理老师、他初一的班主任王树声。 从这所学校还走出了赵世炎、刘仁、于光远、张岱年、林庚、何兆武、黄仁宇、蓝英年、池际尚、杨联升、老鬼、熊大缜、陈舜瑶、赵荣琛、郑天挺、周祖谟、史树青、于浩成、蹇先艾、成思危、叶佩英、王光美、张光直……这些名字，我想，只要稍微有些人文修养的人都不陌生。看到这些名字，你也许会问，他们都是哪所大学毕业的？你猜猜看—— 他们是不是毕业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交通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都不是，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他们竟然都毕业于同一所中学——北师大附中，这是中国绝大多数大学也未有过的辉煌啊！作为一所百年中学，它在20世纪上半叶取得的成绩让我们今天的后人真不知说什么才好！ 二 从19世纪末中国开始的现代化进程中，最早接触西方思想观念的是一批传统的读书人。道理很简单，读书人本就是知识的吸收者、捍卫者和创造者。在这批传统读书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不但系统地接受了中国的传统教育，还因历史的因缘际会经历了欧风美雨，他们都是学贯中西的通才。于是我们看到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教育、新闻、出版领域群星璀璨。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出版业，有让后人无限敬仰的张元济、王云五等一批大师；以《大公报》《观察》为代表的现代新闻业中，则有以胡政之、张季鸾、王芸生、储安平等为代表的一批大师。教育的天空更是星光灿烂：蔡元培、蒋梦麟、胡适时代的北大，梅贻琦掌校时的清华，司徒雷登任校长的燕京大学，竺可桢的浙江大学，罗家伦十年任上的中央大学，张伯苓化缘而来的南开大学……直让后人有白头宫女说玄宗之嫌。其实，不但是大学，当时的中学也很幸运，有一大批具有世界眼光的教育家在中学从事教育事业，如林砺儒、张伯苓、经亨颐、夏丏尊、朱自清、朱光潜等。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们这才幸运地拥有了北师大附中、南开中学、扬州中学、春晖中学、南通中学、天津耀华中学等一大批名校。 三 北师大附中在它发展的关键时期，有幸拥有了林砺儒先生。林砺儒（1889-1977），广东信宜人，自幼失怙，母患癫痫，靠祖母和伯父、叔父抚养成人。尤其是伯父和叔父，在他的教育上花费了极大的心血。怀着“教育救国”的美梦，林砺儒于1911年赴日留学，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堂攻读师范教育。1918年学成归国，1919年就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师大前身）教授，以后又兼任教育系主任，1922年开始兼任北京高师附中主任。林砺儒在就任北京高师附中主任时发表了著名的演说——《我的中等教育见解》。这篇演说，可以说是中国中等教育史上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雄文。在演说中，林砺儒提出了中等教育应该是“全人格的教育”。因为中等教育是最适合少年人的教育，所以它本身就是目的。“教育是生活”并不是说教育要为生活做准备，而是说它本身就是最适合学生的生活。中等教育本身的目的就是引导学生的人格向各个方向发展，不可偏废。在学校里“来实际经验各种高尚有价值的生活”，具体来说就是，学生活动要“直接经验道德生活、科学生活、艺术生活、宗教生活，换句话，就是善、真、美、圣的生活”。林砺儒先生说：“若有人问我中学毕业生做什么，我就说也不为士，也不为农，也不为工，也不为商，是为人；也可为士，也可为农，也可为工，也可为商；而且为士而士，为农而农，为工而工，为商而商。若不认定全人格的陶冶，而老早赶紧把未熟的少年铸入于一定的职业之型，以充社会之工具，作吃饭的工具，是误认为社会为目的，人格为手段，且误会人生的目的就是吃饭。这种短视的教育主张，我老实地不赞成。”林砺儒90年前的这段话，放在今天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仍然有醍醐灌顶之作用。在林砺儒的倡导和身体力行的影响下，北师大附中率先推行六三三学制（即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提倡并试办女子班，自编教材，自定课程标准，自定学则。在此基础上，林砺儒先生广揽名师，给教师、学生充分的自由，从此这所学校人才辈出，让人得见中国教育的实绩。 四 一个学校的成功，除了有一个对世界大势明了、具有高屋建瓴教育思想的校长外，还必须有一个对教育事业真挚热爱，学识渊博、人格高尚的教师群体。幸运的是，北师大附中这二者都拥有了。这些天来，我在阅读北师大附中的资料时，常常难以抑制自己激动的心情。这种温馨来自于北师大附中的学生们在回忆中自然流露出的对校长、老师和学校发自内心的爱，流露出的师生们共同学习、实践、创造的自由和欢乐。1929年毕业于北师大附中的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在回忆林砺儒校长时，满怀深情地说：“20年代，我在师大附中读书，受到了深切的教育，奠定了我一生治学的基础。”他永远忘不了林先生1924年对全校学生的一次演讲。在那次集会中，林先生提到了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三大律令，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把人人都看做目的，不要看做手段，认为这是康德的大发现。这一教诲，他在70年后仍然记忆犹新：“当时我听了非常感动，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由于是中国第一所且是最著名的师范大学的附中，加上地处中国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北京，附中的师资得天独厚，许多著名学者、作家、艺术家都曾在此任教过。其师资力量之雄厚，大概只有位于浙江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可与之媲美。“五四运动”的健将、著名学者钱玄同，执掌清华大学17年的梅贻琦先生的胞弟梅贻瑞，新女性、新文学作家石评梅和黄庐隐，曾经是本校学生的李健吾，出身于教育世家的韩振华，投笔从戎参加福建事变的徐名鸿，在学生中最有威信的语文老师董鲁安（即后来的于力），对学生要求严格的英语老师赵海天，知识渊博的博物老师李士博，音乐家柯政和，国画大师高希舜，后来出任北师大副校长的傅种孙等都是这所学校的老师。傅种孙先生和同事翻译、自编的中学数学教材，曾经几乎是全国通用的教材。这些老师不但学识渊博、人格高洁，而且具有发自内心的对学生的爱以及对神圣教育的理解和追求。在这样的校风、学风的长期熏陶下，学生自然就养成了知书达礼、勤奋好学、互相关爱、志向高远的传统。这样的学校，岂能不人才辈出！ 五 曾在中学任教、对教育有着深刻见解的著名学者傅国涌先生对教育有过精彩的论述：“在本质的意义上，我感到学校不仅是传承知识的场所，更是培养学生精神气质的圣地。走进校园不是为了走进一条课本知识的胡同，而是走向一个追求真、善、美的广阔原野。一个老师如果不能给与学生在人格、精神上的影响，就不可能是好老师。”“同样，一所学校如果不能让莘莘学子从中感受一种强烈的人文氛围，不能给学生以潜移默化的人文熏陶，整天只是让他们在教科书和题山卷海中跋涉，抹杀个性，遏制创造力，这样的学校就是升学率再高也不会是什么好学校。”傅国涌先生对教育的理解和林砺儒先生的教育观不谋而合，触摸到了教育的价值和真谛，让我们这些从事教育多年的人如醍醐灌顶。事实也正是如此，近几十年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文理科状元几乎“全军覆没”就是最好的例证，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以北师大附中为代表的一批过去的中学实行“全人格教育”的成功。在阅读北师大附中资料的过程中，我特别留意三点：一是学生的课外阅读，二是学生的课外生活，三是学生的作业量。我感叹那个时代的学生有福。多年来我都坚信，如果一个学生在中学时代不能在老师引导下博览群书，那么这个学生在将来绝不会有很大的发展。而学生一旦错过中小学阶段，就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在中小学没有养成读书习惯，到大学不可能爱读书。而一个对社会、人生和自然没有基本了解的人，他连自己的兴趣都不知道，怎么可能做出很大的成绩？在这一点上，北师大附中恰恰没有这些遗憾，老师们都鼓励学生大量阅读课外书籍，特别是人文类书籍。李德伦先生回忆自己在北师大附中读书时说：“我特别喜欢到图书馆看书，好像里面有无限宝藏，我有时不喜欢上课，而一头钻进图书馆，一呆就是一整天。除文学书外，我还喜欢美术和音乐，读了许多丰子恺等人有关美术、音乐的书，还有《美术全集》，对于我后来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不去上课，整天泡在图书馆，如果放在今天，不要说学生自己不会干，老师、家长会容忍吗？广泛的阅读，最后成全了李德伦先生。曾任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主任的孙念台教授也回忆说，为了提高学生的素质尤其是理科生的人文修养，附中理科生开设的功课比文科生还多，特别是选修课。以高中为例，国文高一开设文学文选读、论理学（即现在的逻辑学）和心理学，高二的选修课则有修辞学，高三有学术文选读；英语高一有英文短篇小说，高二有英文长篇小说，高三则有英文时事文选。众多的选修课，开阔了学生视野，使学生不再被课本局限，从而为走向无限广阔的心灵和世界打下了基础。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附中的学生哪来时间阅读？让我们来听听钱学森先生的说法：我们 “放了学在学校里玩，天不黑不回家，不怕考试，不突击考试，没有考不上大学的，班里最好的学生考八十多分就行了。不死抠课本，提倡多看课外书”。钱学森他们为什么不拼命去学，而仅仅满足于七八十分呢？因为他们的老师和他们都明白，把过多的时间用在二三十分上，就会把他们休息和阅读的时间挤掉，那是得不偿失的！尤其是阅读，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 阅读只是学生发展自己兴趣和爱好的一个方向的测试，附中的课外活动丰富多彩、有声有色，为学生的无限发展还提供了另一种可能。附中对体育很重视，每天有课间操，每周有体育课，当然这没有什么，现在哪个学校没有这些!重要的是下午的操场上常常“满堂红”，人人都上场打球。附中的排球队在北京是数一数二的，从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连续七八年获得过北京市中学冠军，被称为“校技”。《城南旧事》的作者林海音的夫婿夏承楹先生当年就是校队的成员。在1933年的运动会上，初中女生力伯津打破了全国女子跳远纪录。李德伦说他每天酷爱体育，每天都要在操场上活动五六个小时。 众多的社团是附中的另一特色，也可以说是附中最大的特色。当然，那些社团都是名副其实的社团，而不是由组织控制的装样子社团。自治是现代社会的象征，而社团又是自治的象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教育是否成功也可以从社团活动中反映出来。附中的社团特点，一是众多，二是学生自愿组织，三是学生活动基本不受干涉。通过社团活动，不但能了解和培养兴趣，从而为今后的发展打下基础，最主要的是可以培养能够关心社会和自律的现代公民。在附中的学生社团中，有学生会、校友会、各种各样的文艺团体。郭根先生曾任学生会主席和《校友会会刊》编辑，钱学森和熊大缜曾任校友会会计。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源于对中国社会的责任感：“‘中国人无论做什么事，单独地干起来还行，若是两个人合作一定难免中途出岔。’这是外人评论中国人时一种普遍的论调。此外更有人说：‘中国人不但团结力薄弱，就是自治的能力也十分缺乏，如果没有人监督，是不会做成什么事的。’以上两种评论实在是中国国民性的写真，这种脾气也确实有改良的必要。本班和同校其他各班的自治会便是应这个需要而产生的一个组织，它创设的目的是想在无形中养成合作的能力和自治的习惯，以雪洗那些外来的诟辱。”于是他们都尝试着自治，“小小的心境里都放着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自治会”。经过这样长期训练的学生，他们既不是暴民，也不是顺民，而是经过现代洗礼的公民。李健吾先生在当年求学时和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一起组织了一个文学社，名曰“爝火”，并办了两期《爝火》杂志，附在《国风日报》出版。鲁迅、徐志摩都被他们请来演讲，师大的杨树达、黎锦熙先生都曾来过学校指导。学物理的孙念台先生所在的班级，几个爱好文艺的同学也组成一个小组，出版了一个文艺刊物，取名“葵心”。时读初一的孙念台，写了一个剧本《绨袍》投稿。当时附中各个年级都有一些学生自己组织的文艺社团，他们出版壁报、文艺刊物，演出话剧等。更有甚者，哈佛大学东方语言学系终身教授杨联升当年也组织了以他为首，包括赵荣琛在内的六人国剧（京剧）社，这个国剧社吸引了众多的学生甚至部分老师参加。他们曾参加过师大校庆的演出，也曾在老师家里和老师们同台演出。他们甚至把锣鼓家伙和胡琴都放在教室后面，一到下课，各班戏迷又拉又唱，赵荣琛当然更不甘人后，使得各教室不得安宁，学校为了顾全大局，将国剧社移到不影响正常教学的美工教室。没想到这个小小的国剧社最后出了个京剧程派大师赵荣琛。 六 1920年，附中的老主任程伯庐亲自撰写了校歌，音乐教师冯亚雄为之谱曲，后任的林砺儒主任每天领着学生们唱这首歌：    附中 正正堂堂本校风 我们莫忘了诚、爱、勤、勇 你是个海 涵真理无穷 你是个神 愿人生大同 附中 太阳照着你笑容 我们努力读书和做工 在“诚、爱、勤、勇”校训的熏陶下，老附中的师生们每天进步着。我不知现在的附中如何，我只知道附中的优秀毕业生基本上都是60年前的学生。可能北师大附中高考更为辉煌，但这又能如何呢？也许这不是北师大附中一所名校的命运，而是所有高中学校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