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丰谈写作：顺向思维和逆向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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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丰谈写作：顺向思维和逆向思维

    新闻思维主要特点是：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结合，以逻辑思维为指导；系统思维和重点思维相结合，以重点思维为体现；顺向思维和逆向思维相结合，以实践为基础；发散思维和聚拢思维相结合，以聚拢思维为主；顺序思维和跳跃思维相结合，以跳跃思维为主。新闻写作思维的第三个特点：它是顺向思维和逆向思维的结合，是证实思维和证伪思维的结合。
    所谓顺向思维和证实思维属于肯定方向上的思维。这种思维对认识的对象所采取的态度是肯定性的态度。证明它是真实的、正确的态度。
    例如我们通过新闻报道宣传某项党的政策，在确定报道选题时，我们的出发点不是去否定党的这项政策，而是肯定这项党的政策。这时，记者已经把“党的这项政策是正确的”，作为一个必然的前提，一个不需论证的“公理”来对待的。他在新闻采访和写作中所要做的工作，只是用新的事实来证明或再次证明它是正确的。这就是顺向思维、证实思维。 对某某发言人说的内容，某某采访对象说的话，某某单位介绍的经验，某某人说的某个事件的经过，等等，记者都抱不怀疑的态度，然后又在自己的作品中加以肯定性的报道。这也是这种思维的体现。
    所谓逆向思维和证伪思维，属于否定方向上的思维。
    这种思维对它的认识对象所采取的态度是否定的态度，证明它是虚假的、错误的，或起码是不全面、不准确的。
    例如，某采访对象讲了一番话，记者这时所思考的不是他说得如何对、如何真实，而是相反的问题：他说的是实话吗？他说的正确吗？并且极力从他的讲述中或者从其他的方面，找出否定的根据。一个厂长说，“我们产品的质量是很好的。”记者就要提出怀疑，是这样的吗？并从自己掌握的线索中提出否定性的问题。
    例如，某一项政策出台，记者并不马上认为它是正确的、可行的。而是提出这样的问题：它是正确的吗？它是可行的吗？在对方用事实证实这项政策是正确的时候，记者也并不是马上相信他，而是想，他说的这个事实能够证明吗？他的这个证明真实吗？如果是真实的，那么它证实的是这项政策吗？他在考虑这种证明和证实的严密性。如对方用粮食增产来证明某项政策的正确性，那么记者就想，粮食丰收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那么是由于气候好的原因获得的呢，还就真的就是这个政策的结果呢？如此等等。这时的记者的思维就像马克思说的格言一样：“怀疑一切”。
    就我国记者的实际工作来看，应该说是顺向思维用得多一些，这是由我国的国情所决定的。我们的中国共产党是经过历史检验的正确的党，我们的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人们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我们的新闻宣传工具是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的，新闻记者不是站在党外、人民外工作和报道的，他也是党的一员和人民的一员，新闻工作还有必要的组织纪律，等等。正是这些原因，记者必然要更多地运用顺向思维。
    但是，实践证明，只是一种顺向思维，也会发生问题。1958年的“大跃进”的宣传和它造成的恶果，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样的一个唯心主义的口号，竟然被我们的一些记者用自己的报道来“证实”了；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的亩产多少万斤的“卫星田”，也被我们的记者连篇累牍地报道了。人家说什么，记者就信什么，记者信什么，就宣传什么。如果当时有一种逆向思维，对这些提出疑问，即使站得没有后来那样高，头脑没有后来那样清醒，情况也会好得多。“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就更严重了，顺向思维滑向了赤裸裸的唯心主义，这就有了非要用“事实”证明那种错误理论的“主题先行”论，风行所谓的“没有的可以加上去”的主张。
    但是，在这里与运用逆向思维一样，也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不要过了度。如果一味地认为证伪思维是比证实思维高级，认为任何事物和政策都要经过我的证伪思维的检验，并且有了明确的看法以后，我才能够报道，那也是不切实际地夸大了记者的本事和作用。有些事情，记者是很难去证伪的，记者只能采取客观报道的方法，引证消息来源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就记者的总体思维来说，应该是证实思维和证伪思维相结合。实际上，证实和证伪两者是辩证的统一。肯定了的东西，自然是肯定，肯定不了的东西，自然是否定；否定了的东西，自然是否定，否定不了的东西，自然是肯定。那些既肯定了的，又否定不了的肯定，才是最“结实”的肯定；那些既否定得了的，又没有任何肯定根据的否定，是最彻底的否定。
    有人会说，历史的发展走的是“否定之否定”的道路，因而否定的思维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肯定的思维是趋于保守的。他们又把否定思维简单地归结为记者要对任何宣传报道的事情和对象的完全怀疑，归结为只是要去“证伪”它们和他们。
    不能对哲学原理作这样简单的形式逻辑般的引申，不能把哲学原理完全等同于日常操作性的东西。
    首先不能把否定之否定完全理解为只是否定，其实否定之否定就是肯定，不过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里说的是新的层次上的肯定。一粒小麦种下去，变成了麦苗，这是否定；麦子成熟结了种，又变成了麦粒，这是否定之否定。实际上是对麦粒更新更高层次上的肯定。怎么能够把否定之否定只看成是否定呢？
    或许说，这里不正说明了肯定的方式是否定吗？对的。但它仅仅是方式而已。就以上面说的小麦为例，它的遗传基因实际上一直是作为肯定的因素保存下来、延续下去的。不然不成其为小麦了。
    更重要的是，哲学意义上的否定，在实际的生活和工作中，并不总是以否定的面目出现的。例如我们的新闻报道肯定某项改革措施，宣传它的正确，这是肯定思维方式，但是它肯定的正是一种否定——改革就是对旧体制的否定。否定旧的东西的否定，也是需要肯定来支持的；改革是需要肯定性的宣传来支持的。没有这种对否定的肯定，否定也是不能进行的。没有对改革的肯定，改革可能进行下去吗？我们常说，新闻报道要支持新生事物，这自然是肯定，但这种肯定不主要是一种否定——否定旧事物的意思吗？
    因此，我们不要自己把自己弄糊涂了。
    新闻记者的这种顺向思维和逆向思维的结合，是从采访就开始了的。不过在写作阶段则要把它深化和凝固化。
    记者在写作阶段所作的主要工作是用这两种思维的结合的眼光来审视他的作品中的两个要素：材料和观点。
    这种审视，包括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用证实和证伪两个角度来审视一下采访中获得的材料是否是真实的、完整的。
    第二个层次，用证实和证伪两个角度来审视一下报道中要体现的观点是否正确。
    第三个层次，用证实和证伪的角度来审视一下报道中的事实和报道中的观点是否“对应”。或者是现有的材料能否证实你要说的观点；或者是你要说的观点是否有事实依据。
    只有这样几个回合考虑过的新闻报道，才会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报道。
    记者在写作的时候，还要考虑到读者是顺向思维和逆向思维的问题。一些记者往往有一种错觉(办报的人往往更有这种错觉)，以为报道什么，读者就会接受什么；我们说得多，读者就会接受得多。他们不了解读者在读报的时候，也有个顺向思维和逆向思维的问题。你说东，他可能往西想，你说西，他可能往东想；你说得少，他还不反感，你说得太多，他反而产生腻烦和逆反心理。
    这种顺向思维和逆向思维的情况，是读者本来就有的。但是随着不同的历史背景，又会有所不同。有时候，顺向思维成为主流，有时候在某些问题上，逆向思维甚至成为主流，或者相当地严重。产生这种情况，不仅是我们的新闻报道造成的，也与社会的大背景有关。我们的记者必须洞察到这种情况。在自己的新闻报道中，注意与读者心理的协调和沟通。
    (作者　艾丰　为经济日报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