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国的圣人放到人性与逻辑的天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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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国的圣人放到人性与逻辑的天平上

　　　　　　       许锡良

尼采曾经宣布上帝死了，提出重估一切价值，那显然是过于狂妄了，所以，尼采晚年的十年处于精神分裂状态，那是应得的报应。但是，对于中国的圣人，用逻辑与人性的天平重新权衡一下还是很有必要的。

西方的哲人多是殉道者，比如苏格拉底，比如上帝之子耶稣。然而，中国的圣人却常常是要人命的。孔曰：杀身成仁，孟曰：舍生取义，然而，杀的都是别人的“身”，舍的都是别人的“生”，自己都是长寿的。关于中国的圣人，这里仅以孔子为例。孔子何以成为圣人？其所作所为究竟如何？对人类文明究竟有什么贡献？这个必须重新来审视。

首先，把中国的圣人放在人性的天平上来称一下。我们会发现什么呢？

最早听到对中国圣人的质疑是从老子的《道德经》里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本来是一句非常明白的话，那就是说天地是无情无义的，万物在在天地的存在都是一种临时的存在物，圣人也是无情无义的，所有的百姓都不过是圣人的愚弄与奴役的对象。魏源解释为：“结刍为狗，用之祭祀，既毕事则弃而践之。”这一点在《庄子·天运》中也有类似的解释：“夫刍狗之未陈也，盛以箧衍，巾以文绣，尸祝齐戒以将之；及其已陈也，行者践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狗在古代是普通百姓作祭祀用的牲畜（因为用不起猪、牛、羊等大的牲畜）。随着社会风气的演变，人们渐渐不再用真的狗，而是用草扎一只狗形来代替（就相当于后来在拜祀的时候，用面做的猪头来代替真的猪头一样）。刍狗做好以后，在还没有用来祭祀之前，大家对它都很重视，碰都不敢随便碰；等到举行祭祀以后，就把它扔下不管了。联想到孔子在有人曾经想制止当时用活人殉葬的恶劣野蛮的社会风俗而发明了用陶俑代替活人殉葬，而骂的那句狠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可以看出孔子是缺乏一点人性的关怀的。从职业利益来看，孔子骂出这句话完全符合他的利益诉求。因为，孔子的职业做祭祀生意。无论是陶俑的发明，还是刍狗的出现，显然都严重削弱了祭祀的庄重性、严肃性与利益性。所以庄子才会说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这样的话。

老子作为孔子同时代的人，他对圣人下的结论不会是无缘无故的。他耳闻目睹了孔子当时的所言所行及所作所为，这些事件包括了许多在当时看来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比如，孔子上任鲁国司寇七天，便捏造五条莫须有的罪名杀掉了同僚、竞争对手少正卯。为中国开了思想言论罪及文字狱的先河。再比如，孔子上任伊始，便利用手中的权力在鲁国大搞拆迁运动，这就是著名的“隳三都”，孔子反对晋国人“铸刑鼎”。这个事件的简要过程是这样的：子产、赵鞅要把刑法铸在铜鼎上，让公众知晓，一方面让百姓知法守法，一方面让官员不可以垄断法律的解释权。然而，此事与孔子的“以仁德治国”思想相违背。因此，他明确表示反对晋国“铸刑鼎”，当时晋国士大夫们自己准备“铸刑鼎”，在规范国人的行为的同时也能够约束士大夫们，然而，孔子对此却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以现代的法律眼光来看，法律是用来规范人们行为的，是带有强制执行的公共规则，因此，法律公开是法律存在的首要条件。当时，晋国“铸刑鼎”是要让法律成文化、明确化与公开化，这是符合社会治理要求的。然而，孔子要反对晋国铸刑鼎，明显是包藏了孔子的私心：希望维护当时贵族随心所欲做坏事谋私利，使特权最大化的私心。这一点从他的反对铸刑鼎的理由来看就不难理解：“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其实就是要明确上下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如果铸刑鼎这个事情开了头，那么，发展下去很可能会在晋国形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实，这是孔子极其不愿意看到的。如果，再联系到季氏擅自僭用了天子舞乐规格的八佾，孔子义愤填膺地指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还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也不难明白孔子这样做就是为了维护自己贵族特权阶层的需要，并没有什么仁义的内涵。再联想到孔子的那句名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愚民的态度与他强烈反对晋国“铸刑鼎”是完全一脉相承的。

因此，老子说“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都是有根据的，这些根据主要来源于孔子的所作所为。

其次，我们把圣人放到逻辑的天平上来权衡一下又会怎样呢？

中国第一逻辑大师金岳霖先生曾早在少年时期就通过儒家的经典名句：“金钱如粪土，仁义值千金”直接推出：仁义如粪土的结论。不愧为中国现代逻辑的奠基人与开山大师。

儒学及其推崇的圣人常常不讲逻辑，也经不住逻辑的检验。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为，孔子既然要愚弄百姓，除了反对铸刑鼎、杀少正卯这样的竞争对手之外，当然是不讲逻辑的。因为，要讲逻辑，就是讲理的开端。人类一旦开始讲理，也就是开始了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人类的利益纷争，这其实也就是文明的开始。但是，如果孔子真的要这样做，他杀少正卯的理由就远不够充分。他反对铸刑鼎也就缺乏根据。而且最重要的是与他的一贯的愚民思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相违背。

大凡一种思想，一种理论的出台，最重要的是要发明概念，而且概念要清晰准确。这一点来说，孔子倒是发明了一个“仁”的概念，礼，虽然也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概念，但是，礼并不是他发明的。孔子在《论语》中提到“仁”有人统计高达１０９次之多。然而，几乎每一次孔子的解释都不一样。简直到了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地步。比如：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这段话是说，仲弓问仁。孔子说：“出门时要象会见贵宾一样庄重，建工程时要象举行盛大祭典一样严肃。自己不愿做的，不要强加于人。同事中相处融洽，亲属中和睦友爱。”仲弓说：“我虽不才，愿照此办理。”　　 到樊迟问仁时又变成了这样的：子曰：“爱人。”问智，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措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向也吾见于夫子而问智，子曰：‘举直措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译文：樊迟问仁，孔子说：“对人慈爱。”问智，孔子说：“对人了解。”樊迟不理解。孔子说：“以正压邪，能使邪者正。”樊迟退出来，见子夏说：“刚才我见到老师，问什么是智，老师说：‘以正压邪，能使邪者正’，是什么意思？”子夏说：“这话很深刻！舜管理天下，从群众中选拔人才，选了皋陶，邪恶之徒从此销声匿迹。汤管理天下，从群众中选拔人才，选了伊尹，不法之徒从此无影无踪。”这似乎是在管理上说仁这个概念。然而，一会“仁”又变成了一个人不善言辞。比如孔子说：“巧言乱德。”“巧言令色，鲜矣仁。”“刚、毅、木、讷近仁。”实在想不通，一个人不善于言辞怎么就会成为了“仁人”？这里毫无逻辑上的推理，也没有明确清晰的概念。

从孔子的“仁者爱人”来看照说是尊重人的生命的了，然而，矛盾的概念立即随之而来：“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己，不亦远乎？”“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就是孔子“杀身成仁”的来源，后来孟子又进一步演绎成“舍生取义”。可惜，杀的都是别人的“身”，舍的都是别人的“生”，无论孔子，还是孟子，都是七十三，八十四，活得滋润而长寿。

　对于财富的态度，我们如果仅从孔子的这些言论来看，孔子是对世俗利益淡泊的人，比如他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其实，这是孔子对学生的要求，对自己并不是这个态度。孔子一生收学生三千人之多，学生交足了学费“束修”（约合一百公斤肉干）之后，就在孔子家修行，其实多数的时候是做孔子的家奴，自然是要节约开支的。

　孔子在财富问题上对自己的态度与对学生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用的是两把不同的尺子。孔子厉害就厉害在他能够把两种话说得都很完满。比如刚刚对学生说了要安贫乐道，在自己要追求财富，享受快乐的时候，话又被说成了这样：“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接下来就更直接一些了：“自行束侑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我们开始还以为孔子所说的发家之“道”有多么崇高，说破了其实就是发财本身，如果能够发财，连赶马车这样的事情，孔子也干得不亦乐乎。可以想见，孔子可不是随便给人赶马车，而是要替帝王将相赶马车，类似我们今天，虽然大家都开车，但是，只有替领导开车的司机，才有希望升官发财一样。然而，为发财而替帝王将相赶马车还不是孔子最露骨的，最露骨的那段话是关于他自己如何讲究吃穿住行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洁，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恶臭不食；失饪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论语.乡党第十》》）在这里，你很难用逻辑一贯的标准来衡量孔子的言行举止。

　再比如，如果单从孔子的这些话里看，孔子是充满勇敢精神和正气凛然的人。“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但是，如果再看这段话：“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唁唁如也。君子，椒错如也，与与如也。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攫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谵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攫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翼如也，复其位，椒措如也。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缩缩，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枧，愉愉如也。君子不以绀诹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当暑，诊浠裕，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裘，素衣霓裘，黄衣狐裘。亵裘长，短右抉。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丧无所不佩。非帷裳，必杀之。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月，必朝服而朝。齐，必有明衣。齐必变食，居必迁坐。” 一个奴性十足，惯于见风驶舵的集骄奢淫逸为一身的奴才形象跃然纸上。

圣人所到之处，不可能会有什么道理可讲，不可能会遵守逻辑规则，不可能有什么推理与辩论。整部《论语》充满的是圣贤君子式的独断语。这样的话语方式与思维方式，必然导致专制独裁的制度。圣人文化发展到北宋时的张载，又有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到南宋的朱熹的时候，一句话：“天不生仲尼，则万古如长夜。”对圣人的探讨空间就此完全堵塞，中国人只好跪拜在圣人的独断语之下。

用人性的标准与逻辑的标准来衡量一下中国的圣人，就不难发现，中国要走上民主宪政之路何等困难。这种困难主要来源于官僚集团的特殊利益与圣人长期愚民的结果，多数国人因此彻底丧失了反思能力，丧失批判分析精神，转了二千多年，还是转不出圣人的巨大阴影。“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这恐怕是中国千年一治一乱的根本原因。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６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