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历史可以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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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历史可以观看本报记者 林衍 《 中国青年报 》（ 2013年08月28日   12 版）

一张拍摄于1900年的全家福照片，装裱空白处留下几代人的题识。

冯克力近照

《老照片》系列

1935年，一位幼儿园女教师带着孩子在草坪上做游戏。

    邀著名画家陈丹青为自己的新书作序之前，冯克力踌躇了许久。那天已是深夜，出乎意料，邮件发出不到10分钟，陈丹青的回信便来了：“克力兄，你做了积德的事，我当然愿意写。”
    陈丹青所言“积德的事”指的是编《老照片》。上世纪90年代，陈丹青旅居美国，但每年仍会回国内走动。偶然间，他在书店里发现了这本部头不大的杂志书。此后，他收齐了《老照片》的单行本与合集，再忙，也必逐页细看。“如今很难有哪篇文章打动我，可我常被《老照片》里不少书写所触动，读过后，惟呆呆复看照片，说不出话。”
    作为“国内第一家围绕照片讲述历史”的读物，《老照片》曾被称为“摄影版的《读书》”，它的出现亦被视为“读图时代”到来的标志性事件。从1996年至今，《老照片》已经出版88辑，而最新一辑也将于9月出版。
    陈丹青这样评价《老照片》的价值：“它已成为全体国民的私人照相簿，人人会在其中找到既属于亲属、又属于国家的记忆。这是一份持续遗失而遭贬值的记忆，《老照片》使之不断扩展、传递，默默增值，有如人找回了家族的遗物。”
    今年5月，作为《老照片》主编，冯克力将自己的专栏文章结集出版，讲述了他17年来的经历与感触。
    新书名为《当历史可以观看》。书中几篇文章的题目，拼接成封面的两行题记：这里，是一些“不宜发表”、“曾入敌档”、“让历史成见尴尬”的照片，在“蔚为大观的家国影像”之外，凝视“个体生命与时代记忆”。
    繁复多变的历史现象被归纳成了几条不容置疑的公式和一些精确到标点符号的简单概念
    在序言里，陈丹青不吝给出“我读了，篇篇都好”这样的评价，图书编辑也曾一度想用这句话作为封底的推荐语。
    但在冯克力的建议下，推荐最终变成了陈丹青文中一段颇具学术意味的话：“在中国，影像文化尚未养成普遍的知识立场，稳定的政治态度，并借以维系一种不假借文字的历史眼光、历史感，虽然今日中国到处充斥影像与照片。”
    同样变更的还有书名。原本叫做“《老照片》札记”，后来为了更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冯克力选择了以“当历史可以观看”为书名。“我真正想说的就是，当照片介入历史叙事之后，会有怎样的结果。”
    十几年前，冯克力曾从老照片收藏家秦风那里得到了一组拍摄抗战时期正面战场的照片。冯克力清楚地记得，其中有一张照片记录了几名国民党士兵在1944年滇西作战中冒着炮火硝烟，攀上龙陵城头。结果，冯克力当时的第一反应是，“秦先生别是搞错了吧？”
    出生于1954年的冯克力自称“在一套固定的叙事系统”中长大，从小对国民党军队的印象，要么就是在日军攻势面前“不堪一击”、“望风而逃”，要么就是专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制造摩擦”、“破坏抗战”。
    “现在我们这边对于正面战场的记述已经越来越客观，但退回到十几年前，这些照片能不能披露、怎样披露，确实是个问题。”冯克力后来决定，在《老照片》上全文刊发这组图片与配文。几年后，他又将这组图片收录进《老照片》的一本精选集，书名是《另一种目光的回望》。
    在那本集子里，“日常民国”成为另一组在读者中引发巨大反响的老照片系列。人们能在其中看到1935年的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位幼儿园女教师带着孩子们在草坪上欢快地做游戏；还能看到1936年的江苏镇江民众教育馆宣传橱窗前，一位身着碎花旗袍的年轻女人正对着“养护儿童是父母与教师的责任”的标语，为两个孩子讲解。
    冯克力说，以前提起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社会，读者们耳熟能详的都是红军伟大长征，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是国统区的腐败，还有埋葬蒋家王朝的战争，但对于民国社会各阶层民众的日常生活，却所知甚少。
    “长期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于站在被指定的位置上，用同样的目光回望历史，繁复多变的历史现象被归纳成了几条不容置疑的公式和一些精确到标点符号的简单概念。我从小就生活在那种话语体系里，比方说一提起民国社会，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万恶的旧社会’。”冯克力笑着讲起，儿子在高中文理分科时坚定地放弃了学文，而他说服自己的理由包括“太烦了，政治是政治，语文是政治，历史还是政治！”

    放手去做，思想尽量解放

    与很多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一样，冯克力最早产生独立的怀疑源于1971年的“林彪叛逃”，“那是第一次敢于用自己的脑子想事情”。当时，他正在北京延庆的空军某部服役，历史的戏剧性在这名士兵身上展露无遗。
    那时中苏两国剑拔弩张，他所在部队的任务是监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飞机部署情况，使用的设备却是中苏友好时期苏方提供的，而附近承担相同任务的海军某部，更是连营房都是苏联方面帮助设计的。
    “文革”结束后，从部队复员的冯克力先是在印刷厂当校对，然后进入山东画报社做编辑。当时的山东省出版局曾在内部组织过一次外国书籍展览。在展览上，冯克力看到了一本由美国人编纂的反映朝鲜战争的摄影画册，其中有两三张照片记录着被俘的志愿军趴在草丛里。“哎呦，那张照片，当时对我的心里触动太大了，英勇的志愿军还能被俘？还能举着手？当时甚至怀疑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1994年山东画报出版社成立之初，就倾全社之力出版了一本名为《图片中国百年史》的大型画册。编纂过程中收集到了5000多张历史照片，但最后实际选用入书的则只有2000多张。
    “很多照片很有意思。比如有一张拍的是蒋介石和他的夫人陈洁如，里面的蒋介石年轻英俊，这和我们从小在漫画里看到的蒋光头、蒋膏药的形象大相径庭。”冯克力也是当时的责任编辑之一，在他的记忆里，因为“形象太过正面”，这张照片最终没有被收进画册。
    但也正是那次收集老照片的经历，启发了冯克力新的历史观的萌生。他发现，“照片所记录的历史，与文字的叙述，与习见的历史教科书的记载，有很大的不同”。他曾经把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的一段评述抄下来：“中国人不想让照片意义太丰富，或者是太有意思。照片被认为应该去展示已经描述过的东西。”
    1996年，元旦过后不久，出版社总编辑汪家明提出了出版《老照片》的创意，他随即找到当时在图书编辑室当主任的冯克力。在这次谈话里，汪家明鼓励冯克力“可以放手去做，思想尽量解放，甚至不妨敏锐一些”。
    冯克力经过考虑，决定接手这件事。那一年的10月，法国摄影家马克·吕布在北京展出他自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在中国拍摄的照片。这让冯克力想起另一位外国导演安东尼奥尼在中国的遭遇。“文革”期间，他受邀来华拍摄纪录片，因为拍了“还没有摆脱贫困的中国人、小脚女人以及天安门前拥挤的自行车和人流”，他被斥为“别有用心”、“大毒草”。
    在冯克力看来，两个外国人的视角其实异曲同工，而遭遇却截然不同。在一拒一纳之间，他感到了某种深刻变化已然发生，“我们应该学会以坦然的心态，各种各样的视角来面对世界，面对自己，面对历史了”。

    老照片的遭遇，也是这个民族的遭遇

    作为连续出版物，仅靠编纂《图片中国百年史》时剩下的照片远远不够。冯克力只好选择了一种极其笨拙的方法——带着一张介绍信和一份打印出来的“征稿启事”，他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跑遍北京、山东、上海、四川、重庆以及天津等地的主要档案馆与博物馆。
    在那个时代，老照片的价值尚未被发现。有的地方会以“馆藏照片均属保密”为由婉拒，有的地方则要求他回山东“开省级的介绍信来，方可查阅”，更多时候，人们会怀疑地问他：“这样的书，给谁看呀？”
    不过，彼时市场经济方兴未艾，作为创收的一种方式，新华社照片档案馆的图片资料开始对外开放。一张五寸黑白照片，连制作费加使用费，只收取55元。得益于此，冯克力将大把时光泡在了这个档案馆里。有时候资料太多，一次抱不了，就放在小车里推出来，再一本本摞在案头翻阅。
    冯克力记得，存在库房里的每一张老照片下面都附有详细的说明文字，有的是用老式打字机印上去的，也有的是手写而成。令他印象最深的是，手写文字多系对说明文的校正或对图片的批语，如“不宜发表”，“左边的人裁去”之类。
    在从新华社照片档案馆里“淘”出的老照片里，有一张因为刊登在《老照片》上而广为人知。照片拍摄于1951年10月23日，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期间。会议休息时，毛泽东从主席台上走下来，与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潘光旦交谈。值得注意的是，照片中的毛泽东是背对着镜头。
    “这大概是毛泽东仅有的一张以背影面世的照片。”冯克力说，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它也被打着“不宜发表”的标签。
    事实上，在编辑《老照片》的过程中，冯克力曾经努力淡化照片上的政治色彩，但他发现，几乎每一张老照片背后的故事，都能找到政治的底色。
    编辑部曾收到过署名“周颖”的读者来信。周颖记得，“文革”前，家中书房的墙上曾挂着一张中央首长接见其父参加某次会议的人员合影。后来随着“文革”深入，照片里的中央领导相继被揪出、被打倒，结果周颖的父亲将照片从墙上摘下藏了起来，但仍旧整日担心造反派来抄家时搜到。忽然有一天，他拿出了那张长长的照片，铺在桌上，看了很久，然后拿起钢笔，把上面已被打倒的领导人挨个涂抹了。后来，只要广播里点一个人的名，他就用小刀划掉一个。
    “某种意义上，老照片的遭遇，也是这个民族的遭遇。”冯克力清楚地记得，“文革”期间，抄家之风“如瘟疫一般”。当时的中国政局变幻莫测，而沉浮其间的老百姓往往昨是今非，作为“证据”存在的老照片难免被裹挟其中。“历史啊，就像是在拿普通人开玩笑，照片中的亲人，若头戴一顶瓜皮小帽就被怀疑是地主富农，身着西装革履则非工商买办莫属，于是，许多人往往不等抄家，便会自己动手销毁照片。”
    包头市民盟的名誉主委白永达老先生也曾给《老照片》投稿，并寄来一幅家中珍藏了70多年的老照片，那是1920年前后白洋淀一所女子小学师生的合影，其中两个女学生是白永达的姐姐。随老照片一起寄来的还有白先生的一封信，其中说道：“中国历史资料文物的湮灭，到‘文革’可谓登峰造极，以至有些中国历史资料，外国人保存得比我们还多或全，言之伤心……我存的这张老照片，正虑其日后存灭，恰好交贵社出版。”
    搜集老照片的过程中，冯克力发现，很多“文革”时被抄没的照片并没有物归原主，而是流落到了旧货市场，被辗转拍卖。还有一些照片则移交给了文博部门。它们大多会被一摞摞地堆放在库房的货架上，年久无人翻检，包在外面的牛皮纸上积满灰尘。
    在朋友的引荐下，冯克力曾经从一个博物馆里获得一批老照片。它们被贴在一本黑漆硬壳的账簿里，每页两到三张不等，总共有200张左右。照片拍摄于20世纪初的烟台，反映的是当地的外国教会。有的照片记录了修女乘坐本地特有的骡轿下乡传教，还有的照片重现了教会在当地开设育婴堂的场景，画面里的白衣修女站在一群中国小孩间，冲着镜头露出微笑。
    冯克力发现，账簿后粘着一张巴掌大的字条，里面提到这组照片原存于烟台市公安局的敌伪档案里，80年代初才移交给相关文物部门。这意味着，它已经不再作为“敌档”被看待了。
    在冯克力看来，这次移交只是一件悄悄发生的小事，却足以折射中国政治环境的重大转变，“这批照片的解禁，正是当年神州大地‘冰融雪化’中的一个小水滴”。

    没有“民”何来“族”，没有“家”又何来“国”

    《老照片》出版两辑之后，开始有自然来稿。而这些稿件中，以谈论家世者居多。陈丹青将对这些老照片的观感总结为：“眼看这些童男玉女在50年代穿人民装，60年代与子女捧着红宝书，八九十年代，分明老了。”
    这些照片都被放在了一个叫做“私人相簿”的栏目里。
    一个叫崔港珠的老人，在文章里讲述了自己家族的命运。她的祖父是民国时期的天津市市长，抗战中辗转到香港，并于1942年病逝。而留在大陆的崔港珠则从资产阶级变成了无产阶级，在东北农场养过猪，种过地，终生被出身包袱所累。
    还有位杨德峥老人，专程骑着自行车找到编辑部送来几张旧照片和用钢笔写在方格稿纸上的洋洋数千字。他的家庭命运与崔港珠相似，同样在大时代中沉浮。杨德峥告诉冯克力，直到来之前，他女儿都反对他向《老照片》投稿，说他没上过几年学，不该去丢人现眼， “但不瞒你们说，我们家里的这几张照片和这些事，多少年了，一直在脑子里转悠。”
    每一辑《老照片》付印之前，冯克力都会写上一篇“书末感言”。《老照片》出版后不久，他曾专门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张照片、一段往事，虽然叙述的只是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经历，看似微不足道，但同时却于不经意间折射出了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历史。没有‘民’何来‘族’，没有‘家’又何来‘国’？说到底，民族和国家不过是无数个人、无数家庭的集合罢了。《老照片》问世以来，对于个人的命运、对于私人化的叙述倾注了更多的关注，给予了较多的篇幅，原因也盖出于此。”
    在第85辑《老照片》里，一位叫做潘津生的先生曾经寄来了一张家藏老照片。那是一张拍摄于1900年春的全家福，祖孙三代，整整十七口人，少长咸集在古色古香的安庆祖屋里。此后的几十年里，这家人在战乱中颠沛流离，而唯能完整保存下来的只有这张照片。这期间，潘津生的伯祖父、父亲和叔父，相继于1925年、1964年和1982年分别在照片装裱衬板的空白处留下了密密麻麻的题识。1964年，潘津生的父亲在题识中写道：“数十年极人事之变迁……转徙奔走万余里，骨肉分滞于异乡，此身而外此图独存……天下惟与人无争之物，为可长保，为可长私也……”
    然而，这则庆幸“此图独存”、“为可长私”的题识写下才两年，“文革”就爆发了。在“破四旧”风暴里，潘津生的父亲将这张照片固定在了所居日式房子的一扇纸质拉门内，又将外侧贴上同样的纸张。后来红卫兵闯入他们家，经过5个小时的查抄，将几代人收藏的古董珍玩、古籍字画装上了一部三轮卡车，只有这张《合家欢喜图》得以存留下来。
    1966年，陈丹青的家庭同样经历过抄家的磨难。家里五斗橱的抽屉里，底层垫着旧报纸，下面则是祖父的照片。抄家那夜，满屋狼藉，却唯独那层报纸没有被掀开。在冯克力新书的序言里，陈丹青这样写道：“《老照片》的来源，大部分就是家家户户的私人照相簿，是数以万计没有理由进入‘摄影’集册的寻常‘照片’……每次翻开《老照片》，那陌生的，同时，又熟悉又亲切的感觉，像是捡来一册无主的照相簿，倘若愿意阅读文字，我们便走进一户户家庭，在至少三代成员中，认出我们自己及父祖的生涯——上百年来，中国的哪个家庭能逃过革命与巨变么？在《老照片》的谱系中，多少已逝的人，还有，一去不返的景观。”
    在第20辑《老照片》里，冯克力曾经写了一封信，征求读者们喜欢哪篇文章。结果，排在第一名的，是作家赵诚介绍黄万里的文章与其家族的老照片。
    冯克力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那是2000年春天，他登门拜访黄万里，并获许翻拍其家庭相册。当时，黄万里已经快89岁了，这位中国杰出的水利学者请客人落座，然后开始谈时代变迁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谈如何一步步走着去三峡考察，如何给历任中央领导写信，谈着谈着，老人忍不住哭了。后来，他们又聊起黄炎培，黄万里几次提到父亲生前常念叨的话，“中国有历史以来，从来没有农民对不起统治者，只有统治者对不起农民”。
    后来，冯克力在《老照片》刊发了《但教莫绝广陵散——记水利专家黄万里》的文章，并附上了黄万里从儿时到青年，从中年及至暮年的照片。这是国内最早刊出的介绍黄万里人生经历的文章。
    这辑《老照片》出版后不久，黄万里辞世。
    重视普通人，重视他们在历史中的位置和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历史的权利，是一项谦虚的计划
    《老照片》出版后没几年，有朋友告诉冯克力，在德国海德堡大学举办的一次中国历史学会议上，一位须发皆白的美国老教授从包里掏出了一摞《老照片》，放在讲台上，然后开始宣讲自己的论文。原来，他的研究对象正是《老照片》。
    这个细节，可以作为上世纪末《老照片》一纸风行甚至被视为某种文化现象的佐证。
    回忆往事，冯克力至今仍然感到不可思议。《老照片》当年正式出版时，山东画报出版社成立刚3年，连一个遍及全国的发行网络也没有。为此，他们甚至不得不求助于一本体育类刊物，希望搭他们的便车做发行。
    “见了书，他们也犯难，怕不好卖。我对他们说，万一卖不出去回不来款，权当我们缴了学费。”冯克力记得，当时他们已经做好准备，如果连试三辑都无人问津，便不再做了。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老照片》发出去还不到半个月，几个地方的经销店便打来要求补货的电话。在短短3个月里，第一辑《老照片》连续加印3次。到第4辑的时候，开机印数就达到了24万本。而在当时的三联韬奋图书中心，每一辑新出版的《老照片》一天的销售即可达100多本，甚至连欧洲与日本的媒体都刊出了针对《老照片》的书评。
    1998年，冯克力再到北京的新华社照片档案馆挑选照片的时候，价码已从55元一下子涨到了二三百元。“价码涨得还挺快啊！”冯克力对同来挑选照片的一位顾客慨叹说，结果对方回他一句：“还不都是你那《老照片》给闹的！”
    后来，冯克力在首都师范大学遇到了美国人克雷布，他正是那位在海德堡大学亮出《老照片》的教授。1997年夏天，克雷布在北京复兴门地铁站附近购买了第一辑《老照片》，而在1999年夏天他再到中国要做一次长期逗留时，他惊讶地发现，“老”已经成为了一种时髦的文化现象。仅被他所发现的新兴“老”刊物就包括《北大老照片》、《百年老照片》、《老城市》甚至于《老新闻》。
    某种意义上，除了世纪末出现的怀旧情绪，《老照片》在市场上的成功也是这股风潮的重要助力。
    克雷布观察到，1986年-1987年间，由巴金主编的文学双月刊《收获》推出了由刘心武主持的“私人照相簿”专栏，而《老照片》则以图文结合的方式继续“鼓励普通人以自己的方式思量历史”，而它的成功之道就在于“如历史本身那样讲述历史，关注微不足道的事件和私人经验”。
    在第44辑的书末感言里，冯克力曾以“同一片天空下”为题，论及私人叙事之于《老照片》的价值：“大人物和小人物，虽然角色不同，但毕竟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老照片》所做的，不过是把这些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的大大小小的人物，复又呈现在一个真正是‘没有尊卑之别’的‘舞台’上……翻开44辑的目录，李大威的《我的爷爷》、李凡的《姥姥旧事》堂而皇之地和‘开国将领王秉璋’以及‘郑英与周恩来、邓颖超的交往’等放在一起，亦即‘没有尊卑之别’。”
    事实上，直到今天，《老照片》依然沿袭了这种风格。在最近一辑即88辑里，“我的父亲吴法宪”只是放在书中一个并不起眼的位置，而排在第一篇的则是一位94岁老人的人生回忆以及她珍藏多年的老照片。
    在克雷布论文的最后部分，他曾给予《老照片》这样的评价：“他们曾卷入过战争、革命和‘文革’。《老照片》的编者使这些人发出了他们的声音，这就可以解释这套由许多以前未发表过作品的人写成的小型图书的巨大魅力所在。从某种视角来看，重视普通人，重视他们在历史中的位置和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历史的权利，是一项谦虚的计划。”

    在开风气这一点上，可以讲《老照片》的使命已经完成

    起初，陈丹青的序言名为“凝视记忆”。后来，他经过修订润色，将题目改为“褴褛的记忆”。
    多年前，他曾经觉得《老照片》的装帧太过寒酸，便向冯克力建言：“这般珍贵的影像，如在国外，是要认真分类而排版，做成一流影集的。”
    然而随着时间流逝，陈丹青却愈发肯定《老照片》的廉价感。他在序言中这样写道：“因这廉价感与中国近代史，何其对应：记忆的贬值，一定对应被贬值的历史，争战、革命、转型、喧嚣，去旧而新的新中国历程，其实不过草草，忽而旧了，以其斑驳的影像，汇入这本薄薄的册子，影影绰绰，算是历史的草草交代……《老照片》不可能像欧美的影集那样，堂皇齐整，它应该是这样的。”
    如陈丹青所言，多年来，《老照片》始终在排版和设计上保持着原本的模样，仅有的改变或许是书里多了3页铜版纸。
    看起来，除了接收照片的工具从信箱变成了电子邮箱，冯克力这些年的工作似乎也没有什么变化。他仍然每天坐公交车上班，约稿看稿。“书末感言”已经写到了第89辑，中间因为疲倦停过一段时间，后来省出版总社的一位领导告诉他，一位80多岁的老报人托他带话，“每一辑拿到手里都要先看冯克力的书末感言，哪一辑没有就会很失望”。从那时起，冯克力便坚持“每辑都写一点”。
    事实上，如果不是冯克力出版新书的原因，年轻的媒体同行们大多不会想起《老照片》。冯克力的桌子旁就摆着一本印刷精美的历史类杂志，而电脑屏幕上，网站的历史频道和图片频道也赫然可见。冯克力坦承，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如今《老照片》每辑的销量只有一两万册。
    8月中旬，冯克力应邀在新浪网的图片频道开了个“品图”专栏，准备陆续将过去刊载在书里的老照片与配文也放到网上。
    他写下的第一篇文章叫《岁月积淀让照片有了更多意思》，选择的一张老照片拍摄于1976年，照片里的背景是北京的天坛祈年殿，大殿前面有几个人正兴高采烈地聚在一起交谈。冯克力记得，当时印在照片背面的说明写道：“在粉碎反革命逆流的斗争中建立功勋的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参加游园。他们表示要更紧密地团结战斗，把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推向新高潮，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努力作战。”
    所谓“反革命逆流”，指的是“四五”事件。吊诡的是，随着政局突变，仅仅过了一年多，“四五”即获平反。冯克力在配文中写道：“我们通常说，经过了岁月积淀的照片才有意思，而这‘意思’不是别的，正是后来历史的演变所赋予、所附加于照片的那些价值。”
    这张照片与配文一起，被很多人转发、评论，而这一切让冯克力又重新找到了17年前的感觉。
    “在开风气这一点上，可以说《老照片》的使命已经完成了。”59岁的冯克力爽朗地笑着，“不过你看，发现历史的故事永远不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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