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小威廉·E·多尔：对五次中国学校之行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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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小威廉·E·多尔：对五次中国学校之行的反思
我在中国中小学的访问及与中国大学教授与博士生的合作都是非常美好的经验。我第一次来中国并参观学校是在2000
年，当时所看到的一切对于作为西方人的我来说很震惊：军事化的训练、艺术和音乐在课程中的自然融合（西方一般仅仅把艺术和音乐当作课程的补充）、整齐划一的统一课程、学生的积极参与、缺少对于自己身为中国人的尊重、对中国古老而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的抛弃及对于西方思想的盲从。11
年来，特别是在对中国的第5 次访问中，我看到了巨变的产生。

2003
年访问时，美国教育正困于学生考试成绩的不理想。小布什的灾难性法案《不让一个儿童落后》（2002）正是群情激奋的盲目乐观主义者争论后的产物，其后所隐藏的强烈欲望是要尽力提高美国在国际教育界的排名。但是与预期结果相反，在沉重的应试教育压力下，为了不丢脸和逃避惩罚，在美国的中小学管理层和教师中爆发了大面积的作弊行为。中央教科所的朱小蔓女士也向我提到，中国需要的不仅是很多的会考试的学生，更是富有创造性的思考者。

在2011
年的江苏如皋之行中，我目睹了一种新的模式或者说一种中国模式（而非俄罗斯或美国模式）的诞生，其中我开始更深刻地理解中国与美国不同的文化框架。我看到这两种框架可以很好地合作而无损于各自的完整性。用如皋教育局金海新局长的话来说，“第三条道路”，一条中国式道路正在生成之中。在如皋的两所小学即如皋师范附小与安定小学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中国人正在试图重新发现他们悠久的历史与文明，尤其是儒家基本原则。

如皋的特色课程“活动单导学”对我来说既新奇又困惑。新奇之处在于，对学习内容讨论的活动形式非常之好。对于我这样一个西方学者来说，困惑之处在于，这种讨论仍然受到严格的控制与引导。我面临的困难抉择是：在我源于杜威的教育框架中，教育目标生成于活动之中，而我在活动教学中看到的却是教师预先设定的目标控制着整个活动本身。两种教学形式之间的差异显而易见：发展性（developmental）教学VS
权威性（authoritarian）教学。然而这种两分法的框架实在太过于简单化了。活动课程中有些东西不仅大不同于我以前看到的课堂教学，还令我感到可以用来在这两种不同的教学形式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

我的这一发现源于一次意外。在会议晚餐上，如皋市副市长走到我的桌边，友好地与我握手。我顺口问旁边的朋友，中国的市长一般是如何获得他们的职位的。那位朋友立即回答道：“他当时是由上边指定的。”一个顿悟立刻闪现于我的脑海，中国的文化传统在千百年来都是权威高高在上，其课程安排与活动计划也就自然而然地从预设好的目标开始。约翰·杜威生长于一个市长民选的国家，他也就自然而然地提倡一切教育活动以学生自己的活动为始，让目标于活动中生成。用他的话来说，“目标只是活动的副产品”，目标源于活动而非先于活动而存在。

如皋及其活动教学与杜威及其发展性教学起始于完全相反的方向，但两者却相聚于对话（conversation）的概念之下。对话是杜威关于发展（development）的观念的核心：学生之间的对话、与学生对话、师生间的对话以及所有关于学习内容的对话。通过这个“第三空间”的对话，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真实地面对我们自己，尊重自己的文化，并同时向他人学习，我们相互学习。中国可以向美国学到创造性教学和如何在探索未知领域中运用对话，美国可以向中国学习如何运用美学、发现生活中存在的美与艺术及发源于美学的智慧。约翰·杜威若有知，会大力鼓掌称赞的。

用美国哲学家与杜威学者Richard Rorty
的话来说，“让我们把对话一直持续下去”。
（作者为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Vira
Franklin and J.R. Eagles 终身教授，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客座教授；译者为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