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崔卫平:郭路生
1993年夏日的一个傍晚,天色已经暗下来,我听得楼下有人叫。打开窗户一看,依稀辨认出芒克,其余几个人看不太清楚。我也大声喊道:“上来吧。”
“郭路生。”他向我介绍时,头有些侧,下巴微微上翘。“我们这些人,没打招呼就来了。”他面带歉意微笑着说。
我顿感心头一热。作为女主人,我很长时间没有听到有人在我们家这么文质彬彬地说话。我见到更多的那些“流浪”诗人,都恨不能随身携带一枚炸弹,大有将他自己和我们全家炸平之势。
同来的还有贵州的黄翔、北京的黑大春和他的女友。沏茶、倒水,在沙发上一一就坐之后,我开始默不作声地打量起这位诗歌界的传奇人物。诗人多多说:“要说传统,郭路生是我们一个小小的传统。”
他显得太大了,头大、手大、脚大,至少给人的感觉如此。事实上他很瘦,但他决不是那种天生瘦弱的人。他身体有一部分仿佛被故意隐藏起来,或者是经过一再省略和删减,现在就剩下这副大大的、空空荡荡的样子。他说话时经常面带微笑,笑的时候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他进入谈话的角色非常之快,几乎没有任何过渡,语调执着而又有些含混不清。他谈到了惠特曼、海明威、艾略特等。
芒克提到他自己新完成的长篇小说。郭路生很感兴趣地问:“小说怎么写?”芒克两手一摊:“一通写啊。”这恐怕是两位当代作家之间最简捷、最有意思的关于文学的对话。
我注意到他的膝盖上有块补丁。那是一条不太能说得出颜色来的旧裤子,补丁的颜色稍深了些,但也还协调,显然这出自他的手艺。如今在北京城里穿有补丁的衣服,真是不多见。
他要了纸和笔一人埋头书写起来。谈话在继续,人们并没有因为照顾他而降低声调。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先问我要不要给孩子早点睡觉。我笑笑摆摆手,告诉他现在正是假期。“那我给你们朗诵吧,”他语气中带一些坚决,“这是我在医院里写的一首诗。”
他朗诵时仿佛换了一个人。他身上所有那些不协调的成分一下子变得非常温顺。他读得沉着、缓慢,每一个音节都被拖得很长,好像他在尝试着它们的承受能力,同时又是企图展现它们所有的美。在他心醉神迷的时候,一种节奏在我们之间悄悄形成、传递开来。
我们为他鼓掌。
“我在里面,我是不自由的。”他几番这样说。他走后我长久地陷入了一种深思,即现代医学中关于精神病尺度的掌握。像他这样的人完全可以在家中过正常的生活,而我们周围的另一些人更需要送进去治疗。我看不出来为什么他非得住在精神病院不可。我的这个疑惑后来部分地得到朋友们的证实。也就是说,一个大号的人被一些有形或无形的链子捆住,而且是他愿意被这样捆着。
能理解这些链子的含义,才能去理解他的诗和他这个人。
这肯定是作为诗人少有的殊荣:郭路生的作品最先是以手抄的形式在人们之间普遍流传开来。他的《相信未来》、《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海洋三部曲》都是。他们是成千上万普通读者,其中绝大多数人并没有表现出对诗歌的特殊兴趣,只是被郭路生的诗句深深吸引,被它们所打动,唤起了自己内心的共鸣。
这和今天在一些“诗人”身上出现的情况有大的不同。我曾经在不止一个场合谈到过:今天的若干“诗人”更像是以其肉身大出其名的。在人们还未读到或记住他们写下的句子之前,关于他们肉体的业迹早已如雷贯耳。他们的句子不会比其故事传得更远。
我想指出的一个往往被人们忽略的方面是,在一个是非曲折颠倒的年代里,郭路生表现了一种罕见的忠直——对诗歌的忠直。在任何情况下,他从来不敢忘怀诗歌形式的要求,始终不逾出诗歌作为一门艺术所允许的限度。换句话说,即使生活本身是混乱的、分裂的,诗歌也要创造出和谐的形式,将那些原来是刺耳的、凶猛的东西制服;即使生活本身是扭曲的、晦涩的,诗歌也要提供坚固优美的秩序,使人们苦闷压抑的精神得到支撑和依托;即使生活本身是丑恶的、痛苦的,诗歌最终仍将是美的,给人以美感和向上的力量的。
这种由对诗歌的忠直体现出来的忠直,体现了那个时代惨遭摧残的良知,显示出能战胜环境的光明和勇气。在这一点上,郭路生甚至区别于后来众多的先锋诗人。所谓分裂是从形式上开始的,而郭路生在形式上从来不后退一步。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烛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相信未来》
除非你一遍遍将这句子吟诵下来.否则不会体会到其中声音的均衡、内涵和美。
其中每行足足有六个音步,这在汉语诗歌中(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是十分少见的。正是这种拉长了的瞬间成了那种超载情绪(向往、失望、从失望中再度抬起头来)的运输工具,它是逐步、缓慢地释放的。阅读中为了能够一口气将这样的句子读出来,读者不得不进一步拖延每一个音步所停留的时间,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无限延长的幻觉。
同时,四行一个小节、上下行之间音步的整齐对应以及押韵,在这里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它们属于人为的因素,但恰恰是这种人工装配性的东西从整体上造成另一种时间和空间,组成了诗歌自足的世界,它们将那些沉重负载的情感清晰可闻地呈现在这里。在此时此刻,如同悬挂在人们面前,成为可以触摸、可以观照的对象,从而摆脱了原先存在于人身上的那种压迫性,获得解放和自由之感。
对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这无疑是奢侈的精神享受了。在郭路生和谐优美的多音步格律中,原本是晦涩的东西得到澄清,郁结的东西得到释放。诗人林莽曾追忆道:“在我们空旷的精神世界中,是他的诗歌为我们洒下了一线温暖的阳光。”
从某个时候起我开始怀疑那些“为生存的艺术家”或“诗人”,这是一支为数不少的“艺术大军”。对这些人来说,他们首先关心的是自己存在的事实,在艺术内外体验到的仅仅是个体生命痛苦压抑的烦恼,包括个人尚未得到社会承认的那种苦闷。所有这些东西像泥沙一样流进了作者的头脑和血液,乃至写出来的是一首“生存的诗”。其中生存的经验大大地损害了诗歌经验,它们呼啸着在作品的表面撕开许多裂口,使之看上去如同这个喧嚣疯狂的世界一样喧嚣疯狂。
而另一类艺术家、诗人(我不敢将他们称之为“为艺术的艺术家”)并不排除自己生活在世界上这个事实,只是未敢将对它的考虑置于对艺术的考虑之上。他们关心的是如何造成和谐、匀齐的艺术整体,如何将生活的内容转化、提取为艺术予以观照的对象。他们的良知首先体现在尊重和珍爱自己手中的这门艺术上,体现在这种职业道德之中。要说是反抗环境中的混乱和黑暗,恐怕也只有以一种新的秩序而出现,否则,从零乱到零乱、从一种瓦解到另一种瓦解,最终是毫无意义的。
在这个意义上,郭路生近三十年直至今日都在潜心探索的中国现代格律诗,恐怕是永远绕在我们前面的一个起点、一个典范。尤其值得有了这许多惨痛教训的中国先锋诗歌界深思。我始终要说:在这个领域中,崩溃是从形式上开始,并通过形式上的紊乱而加深。譬如海子以及顾城。
一个寒风料峭的春天,我和几位友人去医院看望了郭路生。他很快和我谈起了何其芳,谈起了何其芳当年对他说的,诗是“窗含西岭千秋雪”。他边打手势边对我说:“得有个窗子,有个形式,从窗子里看过去。”他远比我们周围很多人正常得多。
下面遇到的这个问题多少有些令人困惑,令人有些不知所措。
1993年出版的《食指黑大春现代抒情诗合集》中有《疯狗》这首诗(“食指”是郭路生的笔名)。据说他自己曾写过一个关于《疯狗》的说明。声明当年在《今天》杂志上发表时,所署的写作日期被提前了,这首诗实际的写作年代是1978年。
除了这个更改之外,“合集”中我们清楚地见到在“疯狗”的标题之下还有一行副标题“——致奢谈人权的人们”,这是原先在各种场合未曾出现过的。时隔十多年之后,郭路生坚持恢复它的原貌。这不是没有理由的。
事实上,郭路生的每一行诗、每一个字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郭路生在这里要表达的是什么,他身为“先锋”(他的《相信未来)曾被江青点名批判过)为什么又要脱离当时先锋的队伍?再来看《疯狗》全诗,如果不能找到有人猜测的那种反讽的含义,那么,郭路生到底要干什么?
受够无情的戏弄之后,
不再把自己当成人看,
仿佛我成了一条疯狗,
漫无目的地游荡人间。
我还不是一条疯狗,
不必为饥寒去冒风险,
为此我希望成条疯狗,
更深刻地体验生存的艰难。
我还不如一条疯狗!
狗急它能降出院墙,
而我只能默默地忍受,
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
假如我真的成条疯狗,
就能挣脱这无形的锁链,
那么我将毫不迟疑地,
放弃所谓神圣的人权。
“疯狗”是支撑全篇的中心意象,围绕着它组织起来的,却是一个层次分明的逻辑间架。仿佛成了一条疯狗;但还不是;甚至还不如;假如真的是……以“疯狗”自况,这其中当然带有悲凉的自嘲的意味,但自嘲却不是自怜;在自嘲的背后,是出人意料的纵身一跃:恨不能挣脱这内内外外、一切有形和无形的锁链;恨不能更广泛地漫游人间,更深刻地咀嚼人生!
郭路生的同情显然是在广大的世界那一面,是这个世界中更艰难的、失事的人们。“疯狗”既意味着这样一个世界,也意味着那些失事的人们本身。对于他们来说,当然不存在所谓神圣的“人权”,他们完全不懂这个。这里隐隐包含的一个前提是:“人权”仍然是现实范围内的一种限制及现存秩序中的一种运作。
在它强调的东西中包含了一种优越之感。尽管它看上去涉及每一个人,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在这里撞到的、在这一代人身上不常见的东西是:郭路生宁愿将自己看做失事的,他本人并不以“先锋”自居,不把自己看做一只“燕子”、或“普罗米修斯”、或“真理的传播者和代言人”。他的姿势与其说是前倾的,毋宁说是后退的;与其说是从一个“高音”开始,毋宁说是从一个低音开始;与其说是超然、拒绝的,毋宁说是包容、宽容的。
请注意他反复使用的“人间”、“人生”、“人们”的意象,而不同于其他的先锋诗人爱使用的“世界”、“天空”等。后者是抽象而俯视的,郭路生更多地将自己“放回其中”,尽管同样在其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由此,郭路生从以强权和强音为标志的残酷历史中逃脱了。他不参与其中的游戏,也不关心其中的规则;因而对他来说,既不存在桂冠的问题,也不存在烈士的问题。他远离枪声激烈、硝烟弥漫的战场;那些为许多人必不可少的各种新式武器、词藻、油彩和包装纸不在他的视线之内。他没有保护伞,甚至连一点自我保护的手段也没有。处于这种状态不能不是危险的。他不靠岸,不去为了生存兑换那些小钱币;他失事的海面上没有航标、信号灯。他的确像他自己所写的那样“漫无目的”。
为此他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时时身置的临界点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在那儿,他什么也没有,他宁肯什么也不留下。财富、名誉,所有那些小小的舒适的规则,包括一张替自己辩护的嘴,能交出的他都交出了。那么,他收获的又是什么?
心上笼罩着乌黑沉重的云层心中
吹过一阵又一阵寒风
心里沉淀着盐份饱和的溶浆
心头竖立起积雪不化的山峰
……
可它仍然还是一颗心
而且就在我胸中怦然跳动
——《我的心》
他一再写到这颗“心”。他近些年在医院的那些作品中,受伤的心灵这个意象频频出现。他像个哑巴似的,老是禁不住去指自己胸膛中还在跳动的那个部位。
当惊涛骇浪从心头退去
心底只剩下空旷与凄凉
——《在精神病院》
不得已,我敞开自己的
心胸
让你们看看这受伤的心灵——
上面到处是磕开的酒瓶盖
和戳灭烟头时留下的疤痕
——《受伤的心灵》
这些诗句读来让人感到一种“噤若寒蝉”的悲凉。他肯定越过了某种界限,否则不能体验到这样的痛楚和辛酸。这么一颗除了病痛什么也没剩下的心灵,你可以说它是卑贱的、贫困的,然而它又是高贵的、矜持的,没有什么能同它交换或与之相比。
对于世界它看上去是不起眼和毫无价值的,但由于它的自知之明——自己知道自己的疼痛,因而成为自重的,任何东西都衡量不出它的分量。它是独立的,又是广袤的;是无挂无碍的,又是知冷遇热的;是雾状的、无形的,然而无疑又是坚定而忠直的。它曾经有过的疯狂可以看做来自宗教般的勇气,像“以身试法”;同时它又是那么小心翼翼,令人想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那样一些东西……
你也可以感受到与之相似的自己的那颗心,但要在摘除了种种面具之后。
现在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为什么郭路生在形式上如此谨慎。对于这么一颗本质上是广大、无形而富有同情的诗人心灵来说,它不仅需要而且热爱形式上的那些小小的桎梏,通过这些细小的链子而造成一种节奏、一种呼吸和心灵上有规律的脉搏。
http://www.aisixiang.com/data/5747.html
食指其人
提起当代诗歌,人们都知道北岛,但大部分人却不知道对北岛的诗歌产生过深刻影响的一个人——食指。
食指本名郭路生,生于1948年。"文革"中因救出被围打的教师而遭受迫害。1968年到山西插队,70年进厂当工人,71年参军73年复员,曾在北京光电技术研究所工作。因在部队中遭受强烈刺激,导致精神分裂,至今仍在精神病院。
他在“文革”中开始写诗,《相信未来》曾被江青点名批判。其诗被朋友及插队知青辗转传抄,广泛流行于全国,影响深远。即使在精神病院里也未停止创作。
“好的声望是永远找不开的钞票,坏的名声是永远挣不脱的枷锁”(《命运》)这种哲学悖论般的诗句对北岛影响很大。我们可以在北岛的《回答》等诗中找到风格类似的句子。
食指早期的诗歌有一种对待生活“不抱幻想,也不绝望”的存在主义的精神(虽然他那时未必知道这个名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那首《疯狗》,可以说是汉语诗歌中绝无仅有的作品。那种对生存本体反思的哲学深度,足以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某些作品相提并论。不可否认,他也写了一些平庸之作,但只要我们想一想那是个一句玩笑话就可能坐牢的年代,也就应当给予理解甚至敬意。
食指是一位圣徒。在所有人的语言都被统一在最高指示下的时候,他喊出了自己的语言;当所有人的肢体语言都被统一为一个高高竖起的大拇指的时候,他伸出了他的食指——指控现实,相信未来。作为一个启示诗人,他的诗歌语言必然是质朴的,他不是为世界增加表现形式的艺术型诗人,他是为世界保留良知和尊严的宗教型诗人,他为整个时代争得了被救赎的一线可能。相信未来,是的,直到今天,真正的诗人依然相信未来——因为诗人的手指永远指向那个未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