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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第三次启蒙与母语课程改革
(原题:“启蒙:语文课程建设的文化使命” 载于《语文教学通讯•高中刊》2013年11期)
张毅
“启蒙”一词语义丰富。据《说文解字》,“启,教也。”我国古代的“启蒙”一词主要指教育童蒙,使初学的人得到基本、入门的知识。按照这种传统理解,母语课程的“启蒙”事实上被可理解为母语教育者凭借自身在语言文化“智能势差”上的优势地位给与受教育者以教化,授其以语言基础知识、提高其言语能力,并注重其道德理性的培养。而“启蒙”一词还有着其他的意思,如“普及新知识,使人们摆脱愚昧和迷信,如‘启蒙运动’”(据《现代汉语词典》),另外,哈贝马斯还认为“启蒙是一种自我反思的主体性原则。”可以说,“启蒙”一词的多个义项都切中母语课程的要旨,因此,“启蒙”无疑是母语课程和教学的关键词。
一、民主:以“立人”为其旨的人文启蒙传统在我国母语教育中的恢复
上世纪末席卷母语教育界内外的语文教育大批判的产生,有着学科内外诸多因素。从学科外部来看,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众多的国人被卷入对物质财富疯狂追逐的热浪之中,传统信仰轰然倒塌,受其影响,青年一代中的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之风日盛,客观上要求着包括母语教育在内的人文学科对国人精神世界建构问题做出明确回答。但从学科内部来看,彼时的母语教育界已经成为社会各领域中思想上最为保守落后的一隅,仍然被僵化繁琐的政治阐释学禁锢着,当然还另外缚着一条应试教育的锁链。这样的母语教学界事实上已经丧失了创新发展的内生活力,亟待着有外力施以援手以突破思想牢笼,于是一场疾风暴雨般的母语教育大批判应时而生,而在这场讨伐中,人文知识分子无疑充当了急先锋和新思想的启蒙者。
从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角度看,在社会巨变中,一方面其充满着困惑纠结,另一方面作为中国传统文人之嫡传,又要求着自身以道自任,积极参与社会文化的重构。回顾历史,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有着根深蒂固的启蒙传统,这种启蒙传统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对民主和科学的启蒙强调,一是对文学启蒙方式的重视。五四时期的人文知识分子如鲁迅等第一代启蒙者主要寄希望于通过文学创作和文化批评解剖国人精神结构以改造国民性来实现国人精神的解放,但知识精英的这种启蒙因缺少群众基础以及抗日这一关系民族存亡的战争的发生而中断。这个传统一直到文革结束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才逐渐恢复,形成了第二次启蒙。回顾前两次启蒙,正如哲学家邓晓芒先生指出的那样,“因传统生活方式未变,精英大声疾呼却在底层民众找不到回应。”事实上,知识分子的第三次启蒙早已在上世纪末即已展开,不过此次的发端已经不再是在文学创作和文化评论界,而是在文学教育界。包括北大学者群在内的人文知识分子将更多的社会文化理想寄托并熔铸于基础教育阶段的母语课程的建构中,冀望通过塑造学习者即未来的社会公民的人格,来实现中国公民社会建构和中国文化转型的理想。这是温儒敏、钱理群等非师范院校的人文学者深浸于当代母语课程建设、教材编写和母语教学的主要原因,无论是钱理群先生对“语文教育以‘立人’为目的”的提倡,还是温儒敏先生对重新释义后更具浓重人文色彩的“语文素养”的强调,都凸显了北大人作为五四新文化旗手承继者的知识分子启蒙传统的恢复。
文学即人学,十年课改最大的功绩莫过于通过文学教育内容和教学方式的变革将师生从极左思维禁锢下的蒙昧状态中解放了出来,实现了母语教育界的思想大解放,如同文艺复兴时期西方世界对“人”的重新发现一样,母语课程改革中随着教参话语威权的消解以及对课堂教学中多重对话的提倡,教学者和学习者作为“人”的个性得到了极大的张扬,必须承认,当今的母语教学课堂越来越民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也有了很大提高,而这正显现了启蒙者期待中的未来的公民表达以及公民社会的雏形光景。当然,十年课改在作为五四文化启蒙宏大叙事“接着讲”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之后,仍需本着“立人”的宗旨高擎人文主义的大旗。
正如潘涌先生在《论全球化背景下母语教育的普世价值》和《论汉语文课程名称的归正与我国语文教育目标的重建》中指出的那样:“在全球化进程促进各国语文教育互补融合的文化背景下,从成人理念出发去汲取全球母语教育的普世价值并滋补中国的母语教育,这应该是一种历史性的文化战略选择。我们高度欣赏各国母语教育中对学生评论能力的着意培养,根本原因是通过砥砺学生真实、独立、批判性和创造性和创新性的母语评论能力,可以卓有成效地促其成人”。面向未来,以“母语教育”“接轨世界各国的普世价值”仍是新一轮课改的努力方向。首先,语文课程本身就是一门以培养性情和人品为目标的学科”,其本质就在于通过语言来造就人。这一点在我国尤其重要,中国是一个缺少宗教信仰的国家,中国人的信仰是文化信仰,而文化信仰的主要载体即为语言文字,这就决定了我国母语课程“文以载道”的特性。另外,推进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以实现中国文化重构的“中华性工程”是包括母语教师在内的人文知识分子面对的重大时代命题,母语教育改革作为文化建构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意义重大。中国的这一代母语教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不同于其他课程教师也不同于他国母语课程教师的独特的历史使命——“民主教育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所赋予语文教育面向未来的使命——通过民主的语文教育,培养学生的平等、自由、宽容等民主养分,使学生成为个性鲜明并具有独立人格和创造精神的现代公民”(《李镇西与语文民主教育》)。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母语教师绝不能陷入纯粹的教育实用主义的泥淖,用湖北名师李伟杰先生的话说,当代语文教师要“无一例外把‘文以载道’的责任扛在肩上”,视语文教育为自己的“宗教”,这就意味着中国的“(语文)教师职业的本身就是奉献和牺牲的代名词,虽也有精神的愉悦和和享受,却都建立在殚精竭虑的付出之上”。(李伟杰:《语文:我的宗教》,《语文教学通讯(A刊)》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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