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1932年国文考试题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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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1932年国文考试题启示


王力
     

                  

     据说北京大学1932年国文考试题是这样的：整个试卷共有一页纸，只有6道题：1.将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译成散文白话；2.说出《文史通义》《后汉书》《论衡》《说文解字》《红楼梦》等10部书的作者；3.解释何为“四书五经”“四部”“三通”“唐宋八大家”；4.列举出五部秦朝以前的书；5.解释“之”的不同用法和含义；6.作文：要求在“艺术与人生”和“科学与人生”两道试题中任选一道（张文质主编《中国最佳教育随笔》第294-295页）。

首先，这套试卷涉及文字、文学、文化等方面的“国学”内容，文史经典居多，但也不乏“现代性”视野，如作文题涉及艺术、科学与人生的关系，尤其是科学，非有现代西方视野不可。其次，这套试卷注重考查学生所具备的学术基础，因为题目中所涉及的一些经典著作，如《文史通义》“三通”等并非都是普及性的，只有注重学术研究的人才可能涉及。还有，作文试题则要求学生对现实的社会生活及西方世界的有个人视野，有一定的哲学认识高度，能测试学生的学术素养、思维水平、价值观念等。在今天来看，这几道题也足以让熟悉当下语文高考的人惊诧不已：题量如此的少，试卷结构如此简单。然而，这似乎并未影响北大在20世纪30年代的质量与声誉，因此，这些题对我们今天的语文教学与考试有多方面的启示。

高考语文试卷对知识点的覆盖是否一定要全面？北大1932年的国文考试题侧重古代文史经典内容的考查，这在现代文学与学术已经盛行的情况下，试卷覆盖也算不上全面；在今天看来，也不符合高考考纲要求。现在的语文高考试卷要求有一定的知识覆盖面，如现行新课标全国语文试卷分为论述类文章阅读、文言文阅读、诗歌鉴赏、文学作品或实用文体阅读、语言应用和写作等考查板块，考查范围比较全面。但相比之下，北大1932年的国文试卷，集中测试学生的中国古代文化知识，能考查学生所拥有的知识厚度，而我们现在的语文高考对学生的文化积累测试不足。

语文高考应该考查什么？北大1932年的国文试题侧重考查学生的语文积累与素养。语文积累与语文素养是一个人文化积淀及有无学术潜力的反映，现在的语文高考则侧重测试学生的阅读理解与分析能力，似乎是在考查学生的高级思维，但这往往又会导致语文教学重视运用习题进行方法技巧训练，这种做法等于取消了语文与其它学科的区别，学生对语文不重视也在情理之中。作文是高考的重头戏，但现在作文只是在演绎某些已定的道德观念，题目虽较为开放，但写作的自由度仍非常有限，与现实生活的距离较大，缺少恢弘气度。

    其实，在20世纪初期，在中国学生进行大规模留学欧美时，留学生的选拔考的就是“四书五经”之类，因为他们所受教育仍是私塾教育，学习内容是“四书五经”，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日后成为著名学者和科学家，如梅贻琦、赵元任、竺可桢、钱三强、李四光、钱学森、邓稼先、周培源、茅以升等，这些大家涉及教育、气象、地质、航天、物理、建筑等领域，有些人甚至文理贯通，如赵元任既精通数学、物理，又是语言学家。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受私塾教育时，熟读中国文史经典，国学素养深厚（《随笔》2012年第2期)，这使得他们具有良好的个人修养与文化积淀，看问题也比一般人更全面，他们的学术研究更符合社会与人类的价值需要，他们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通才及大师级的人物。  

语文高考对语文教学应该有导向作用。从北大1932年的国文考试题可以看出，语文教学就是指引学生去读书积累，提高自己的语文素养；而语文考试就是看学生学了多少东西，能否联系生活实际运用已有的知识。现在的语文教学与考试重阅读理解与分析的倾向，使学生无需读多少书，经过做题训练就可以通过高考，学生哪里还能静下心去读书？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在的语文教学与考试有方向性问题。考试内容多而琐碎，重技巧操作，导致语文教学关注一些细枝末叶的问题，忽视读书积累。没有丰厚的语文积累，也就没有文化底蕴与精彩的生命展现。学生的价值观念也不是在阅读积累时的自身体验和生命亲历，而大多是脱离学生个人生活经验的灌输所得。我们希望在阅读与写作中所讨论的思想道德观念对学生人生有指引作用，但大多情况下不过是纸上谈兵、画饼充饥。

如果语文教学方向出现了大问题，无论怎么教，谁来教，都是低效的。

当我们进入新世纪，新课程改革已经走过10多个年头时，应该再回头看看20世纪民国时期的国文考试题，反思我们语文教学与考试中存在的问题，对我们当下的语文教学与考试定有的启示作用。

    （本文发表于《教学考试·高考语文》2014高考第4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