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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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的名声

作者：陈家坪
文章来源：作者惠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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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都在秘密地生活。”辩护也是声张？
“要达到具体的崇高。”共勉还是对攻？
“我们都生活在教育的反面。”犬儒只是乡愿？
一一王东东：《西山》




　　身处外省时，王东东似乎要将活跃在诗歌创作中心的写作者逐一评述，以展示他在写作上的诸多见解。其读者普遍认为，他是一个新锐的诗歌批评者。和所有怀着诗歌理想的年轻人一样，谁不向往去北京文化中心生活，哪怕是短暂地居住一阵，然后再返回旧地。然而，去北京生活，有的人是舍弃了一切，漂泊流浪；有的人是寄托于某类工作，挣扎生存；有的人是通过考学升迁。王东东属于后者，是我们现实生活方式中较为幸运的一种。他内心的感受是：“书桌虽小，也可以放下一个地球仪”。读书生活之美妙，用他的诗句形容，则是“书页里的宁静，死去的光阴，如此接近天堂”。他是一个明白人，知道“谁也不能用目光让书架倾斜”。似乎，当初那些因距离而形成的写作者已经不存在了，他失去了值得观察的对象，但这并不是对象消失了，而是对象和观察者被他整合在了一起。至少在这个时候，对他来说，自我观察更为重要。这充分表明，原本他并不属于写作潮流，而是写作潮流中的清醒者。连“在门口打了几个响亮的喷嚏”，也会让他产生警觉，是不是“有人在说我的坏话”？这种警觉对应的不是人间的是与非，而是更为深沉的对大环境的体会：“对一个国家了解得越多，就越无法去恨。爱一个国家也是如此。”这时，我们可以感觉得到，使他明亮起来的，不是什么不同凡响的批评观点，而是一颗诗心。他是在用诗人的心灵去感受一切，表述一切。他说：“家乡疏远了我，远方疏远了我，风景疏远了我，政治主导了空气”。他“立志不做文士，只是为了不打嘴巴仗”。在他看来，无论如何，“汤圆和水饺也拼不成十字架，但是茄子和豆角可以”。但那“仅仅是在盘子里”，他不满足。因为，他感到“祖国，一片土地，在泪水中升起”。他看到“远郊的村民是刁民，只适合做仆役或管家”。对于整个不良的社会状况，“某些知识分子，心里知道，但嘴上就是不说”。“那些海市蜃楼，看，比真正住进去更幸福”。面对诸如此类的现状，怎么把自己融入到这一时代生活中去，王东东是在接近这样的一种诗人情怀。
　　无须证明，王东东这一代诗人正处于开拓自身写作格局的年龄。现在决定未来。他们首先要避开上一代诗人在写作上所形成的两个较为明显的惯性：一是叙事，二是口语（王东东认为口语是叙事的自然声调）。要突破这惯性，其实很简单，就是在认识上要明白，叙事和口语是方法，不是结果。它们可以帮助一首诗的形成，但本身不是诗。我们可以运用任何方法，但任何方法都不能成为一种写作上的追求。在写作上，诗人唯一的追求是诗。其次，是要寻找到自己在写作和生活上不同的站位，以此形成自己的写作空间，然后苦心经营。所以，可以说，文章开头的评述，是对王东东在写作和生活上的站位的一个简单的评述。接下来，我们将通过一首诗来考察他已经形成的写作空间。这首诗的题目，叫《西山》。
　　古代诗人陈志岁在《夏栖西山》一诗中写到：“暂绝去来心，西山一片林。枯根滴泉响，嫩蝶抱花沉。日午蝉声懒，庭荫榻迹深。白云如有意，穿竹伴清吟。”北京西山，是太行山的一条支阜，古称“太行山之首”，又称小清凉山，历今房山、门头沟、石景山、昌平等几个区县。那么，王东东的《西山》是何情形？但见诗的起句：“西山在变低”。暗示诗人在登高。但“岁月已被西山固定，不再长高”。诗人所看到的这一幅“国画”，既不挂在客厅墙壁上，也不镶嵌在“屏风”里。西山与客厅，是诗人提供给读者的两个站位，一个是现实的经历，一个是古典的人文经验。当立足于西山，客厅是幻想重回古时那种客厅会友的书香生活；当立足于客厅，西山则是一幅挂在墙壁上引人神思的“国画”。但不管怎样，西山是人类生活的见证，“看着恐龙和北京人跑过”。而“情欲”是唯一的生命力，让人“想到了一个词但没有说出”。我们可以把这个“没有说出的词”，视为这首诗隐藏的立意。
　　在具体写作这首诗的时候，王东东想到的词是死亡。在这儿，死亡对应崇高，是合适的。因为诗人“要达到具体的崇高”。这崇高对他来说，是在体验之中，一种体会和实践。诗中，诗人把自己寄托于“一个失地的青年农民”，“来到了广场”，“他软弱的影子投身于大理石方砖的缝隙，哪一块是他从山上分解出的花岗岩？”这儿有对崇高的体验。还有诗人行走在圆明园的福海边，“一个脸部烧伤的行人迎面向我走来，脸上还带着炭黑”，这时，诗人心里怀着人类文明的崇高感，所以，他才能看到整个圆明园就是这一张被烧伤的脸。“但，如何向你们说明这不是幻觉？”
　　我们有必要回忆一下崇高。从一开始，崇高就与悲剧和悲剧人物有关，悲剧让悲剧人物不胜其重，从而分裂甚至毁灭，这种存在的危机带给观众的净化感也包含着崇高感：因为观众总会重生。这可以说是悲剧崇高。当悲剧的艺术逐渐消亡，我们只能在崇高感中回忆悲剧。也可能，崇高本身是一种回忆：不仅是对悲剧的回忆，更是对崇高本身的回忆。这样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朗基努斯会说崇高是“伟大心灵的回声”。
　　当我们把王东东的《西山》视为含有崇高这一主题的审美对象时，我们只能从该诗的形态和格调中去体察。第6节，诗的首句：“我如何得到这个印象？”幸运的是，此时诗人并不是在登高，而是“我坐着，看着窗外”。《西山》一如济慈的《夜莺颂》，“《夜莺颂》包含着许多与夜莺没有什么特别关系的感觉，但是这些感觉，也许一半是因为它那动人的名字，一半是因为它的名声，就被夜莺凑合起来了”。《西山》也是这样，因为它跟北京这个地理有关，但不是古代诗人陈志岁的“穿竹伴清吟”，而是给出了一个雄伟的景象：“一个红轮，在地平线追赶南行的火车，一大串红轮……”。我们知道，当代中国社会无疑是一列由邓小平南巡所启动的火车，这列火车被一个巨大的“红轮”推动着前行，我们感受到的一个最大的现实，是崇高在坠落。当然，毛时代的泛崇高早已经不存在。
　　在这个历史背景下，王东东于自然山水中寻求与现实的对应物。有人是在古书典籍中寻求与现实对应的思想，有人只是在寻求但从不与现实产生对应，仿佛一只无头的羔羊，任人宰割而不自知。事实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共同目标的时代。我们不是彼此的竞争者，我们应该是同盟者。因为一个共同的目标，不是天生的，需要同盟者去创造。可在平庸的现实，人们普遍渴求正常的生活，即使在所谓的文学艺术界，也很少有人对真理有真正意义上的感知，这让真正伟大的艺术作品难以产生。我们都有一种“自我保全的冲动”。英国的E.博克(1729～1797)在《我们关于崇高与美的观念的起源的哲学探讨》一文中提出，崇高感情的根源是“自我保全的冲动”。 这当然同样是因为存在的危机，一种危险的机会，于是崇高感同时包含着危机和欢欣，一种欢欣，加在危机之上。所谓危机，用王东东的诗句来形容，就是“一个漂浮的天空，握住心痛的锥子”。在这儿，王东东深刻地洞察到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时代里，那充满痛苦与危险的移动，“正是不断确定自己的位置的冲动让人们热衷于移动”。

一个念头浮现：西山变得越来越低，
它正在下沉，在我心里坠落。

    康德认为：“崇高感是一种只能间接产生的愉快，它先经历一种生命力在一瞬间受到阻滞的感觉，然后立刻又继之以生命力的更强烈的迸发，它在想象力的运用上是很严肃的，包含着惊讶和崇敬”。他没有将崇高赋予外在的世界，而是将之归结为心灵的理性。在《判断力批判》中他又说：“崇高不存于自然界的任何物内，而是内在于我们的心里”。而王东东的诗作《西山》，是在一个“念头”之中，由于这个“念头”是以痛苦（用坠落来比喻）为基础，我们从中领略到了崇高（用登高来比喻）。在这儿，同样的“自我保全的冲动”，让王东东获得了“反抗力量”。“崇高只须在我们内部和思想的样式里去寻找根据，这种思想样式把崇高性带进自然的表象里去”。《西山》这首诗体现出了心灵的理性，和这种“思想样式把崇高性带进自然的表象里去”。诗句：“步行去对面书店，在天桥上就会瞥见西山”，“市民的骄傲，不光在家里，也在安稳的城市”，“深信人类可以改变地貌，愚公移山”，“汽车从天桥下通过，人群昏昏欲睡”，这些诗句表达出特殊的，或颇多变化的情感，让我们可以自由组成新的结合。整首诗，类似这样的诗句，体现的不是个性，也不是指哪一个更饶有兴趣，或更富有涵义；而是一种冷抒情，以接近更为完美的工具。因为是工具在帮助自由结合。显然，这种结合也不是为了形成一大套，非要让人信服的说教；而是对整个关于西山浮泛的感觉，有一种化合力，给我们一种新的，事实上是关于崇高的艺术感情。

我看到大地上冒出的工厂机械（但我反对说
大地是装置），它们的样子像笛子——
管风琴、钢琴、大提琴、小号、定音鼓……

　　我们可以进一步指出，《西山》这首诗的形态和格调，除了前面提到过的西山与客厅之外，还有诗人目前就读的北京大学、西山的游客、思想上的漫游者等等。第13节，共计12行诗，一并出现了资本人、权力人、知识人、新人、肉体人、科幻人、保护神，简直就是一幅极权时代的思想图像，各种意志和观念被强行混搭在一起。“大学饭店打烊早，女服务员不断催人”，这时，灵魂和酒鬼相伴。要知道，北京大学是中国近代文化思想的中心，社会变革的发源地。王东东作为后来者，仿佛置身于一片废墟的清冷中：“黑影粘附池塘里的淤泥”，“雷电沉落的一瞬间照亮了荷花”。随着朝拜西山的人流步行，“思想、风景和人物都难以着陆”。王尔德说：“犬儒主义者对各种事物的价钱一清二楚，但是对它们的价值一无所知。”王东东意识到，在当代，这是一种看不见的战争，他的诗句掷地有声：“思考，犹如治疗”。据观察者发现，北京大学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已结束于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至本世纪初，犬儒主义盛行。在诗歌写作上，似乎有一个学院派，如孤军；更多写作者堪比民间，普遍失去中心。用王东东的诗句，可称之为，“而遍布四野也是一种对抗”。这样一来，也许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西山》这首诗的结尾，就一句：在此之前我欢乐。
　　从正面的意义上讲，在诗友当中，有人会认为王东东比较学院化，有历史积累所形成的小传统；能觉察到他对思想世界的着迷，和对建立一个世界的着迷，观察敏锐、系统，能沉得进去；而王东东自已，则大胆地号称执著，偏执。事实上，王东东可谓相貌堂堂，富有正气。好辩，好胜；辩论时爱把自己置于无辜的境地，然后奋起直追。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断其后路，抱之以爽朗的笑声。对平庸，了无新意的东西，他容易不耐烦，时有礼貌性的歉意。与人相处，偶露羞色。常深居简出，而博闻强记。
　　1983年阴历三月，王东东出生于河南杞县，属于中国中原地区的农家子弟。据他说，祖父辈中有懂日语的知识分子。他的祖父成分被划为富农，可见应该也受到过历史的挤压。知道了这些，也就更可以理解他写给堂伯父的诗《八月》：

我旅行。在浙江，在向东海进发的游船上，
我突然听到一阵内陆集市上小贩的叫卖声，
从无边的天空落下：你完成过多少类似小贩的愿望？！

　　时易世变，所以他想到堂伯父时说：“我的愤懑，并不多于死者的隐忍”。作为被改革的一代人，他似乎忘记了家族受到的压迫。但“从死亡呛人的气息中传来的”，还是“你的脸惨淡地微笑着，似仍难以接受血脉的和解”。这是他从三代人的命运中，从诗里经历到的“死去的人来和我相见”。他在写作上所表现出来的个人风格和世界观，可以说，他是一个早慧者。他对思想潮流的敏感，问题的专注，知识体系的掌握与运用，说明在一个人有限的生命中，不管被置于何种境况，完全可以创造出自己命定的精神父亲。
　　我们说一个人具有历史意识，那他一定是意识到了某种群体的命运。王东东的历史感知，从而令他在写作上获得一个整体感，也就是说，他会在整体上去努力。他发表过这样的观点：“诗歌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应该包括叶燮的‘理、事、情’，也即思辨、事件、情感。最终才能获得本体的充足或深化。对照可知，当代诗‘事’很多，‘情’不足，‘理’缺乏。”王东东近期的写作，力图从具体发生的事件入手，去获得超验性的感知与表达。对现实，他主张知识，然后行动。但不知道他怎样跨出这最后一步。这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读书人都能感到诗人的苦闷。现实是，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方寸之间。仿佛，他在中心感受着人群的存在：“我的一点爱，一点恨都影响重大”。

今晚，它从书本的镇压中逃脱，
还是由无数作者的幽灵放出？

怎能不慎重：一种偏好让书架散架，
那是重力也没有做到的倾颓……

　　我们，与其说是要对一首诗做出评析，介绍一个真正有思想价值的诗人，还不如说是在对诗人的名声广为传播，因为这名声，并不一定就空洞无物：诗人的名声是苦恼的名声！

2013.9.5-10初稿
2013.9.26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