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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屠雨迅 时间：2012-08-24 来源：共识网 |
| | | | | 1966年，我已经满6岁了，母亲决定让我上学。当时规定上学的最低年龄是7周岁，这导致我一直到高中毕业都是全班年龄最小的学生。开学前一天，母亲带我去报名，一位郑姓女教师看着异常瘦小的我，流露出怀疑的神色。在母亲的恳请下，她决定当场测试我一下，于是随手拿一盒火柴，让我数一数共有多少根。我一听顿时松了一口气，我本以为老师会出很难的题目呢。老师只顾跟母亲说话，并不看着我，不一会我就数出一共有87根火柴。老师大概对我比较满意，于是母亲第二天就送我上学。母亲把我送到校门口，让我自己进去，她就往回走。我背着母亲用布缝的小书包，挎着一张小板凳，面对校内那么多陌生的面孔，忽然想起去年学前班不收我和在建玲姐姐座位下所受的惊吓，一种恐惧心理顿时笼罩了我。我回头看着渐渐离去的母亲，立刻一边哭着一边朝她跑去。母亲发现我尾随而来，就以我从未见过的愤怒责骂我，甚至夺过小板凳砸我。当我意识到自己完全没有退路时，只好悻悻地擦干眼泪，走进了校园。上学以后，我才发现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它使我增加了许多小朋友，我从此不再孤独。我从家到学校约600米，沿路的建筑物上残留着大跃进时代的漫画，最大的一幅是一个白胖的女孩张开双臂，要抱一个巨大的南瓜。也有一些丑化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漫画，还有用石灰刷上的当时流行的标语口号。
记得第一节语文课学的是“毛主席万岁”几个字，而不是先学笔画和汉语拼音，这造成我和同学直到高中毕业都不会汉语拼音。好在黑板上方就有一幅毛主席画像，比较直观。多年后，我看到过前苏联制作的一部纪录片叫《普通的法西斯》，其中说到纳粹统治下的德国儿童入学后所学的第一句话就是“希特勒万岁”。历史不仅仅在这一点上相似，在我上学以后的十年间，中国大陆所发生的许多事情都能从纳粹统治时期找到先例。
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毛主席与所有人都不一样，毛主席是我们各族人民的大救星，就像《东方红》唱的那样。老师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解说：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都是毛主席给的，毛主席比亲爹娘还要亲。我是一个对未知事物充满好奇的孩子，当学过“毛主席万岁”以后，又学“共产党万岁”时，我问母亲共产党是谁，母亲指着毛主席画像说“就是他”。这个解释显然不能使我满意，因为画像下方的一行字并未说毛主席就是共产党。我又带着这个问题去问老师，老师说共产党不是指某一个人。我心里还是很困惑。1978年，我已经是一名中文系大学生，才从古装戏里知道“万岁”原来特指皇帝。于是我略带责备的口吻问当教师的父亲：“你们那一代人不知道万岁就是皇帝吗？”父亲说：“怎么不知道，当然知道！”我问“那你们怎么还喊毛主席万岁呢？”父亲说：“不跟着喊行吗！”
当我听老师说地球是圆的，美国人就在我们脚底下时，我就问：“那么到了夜里，我们不就在美国人脚底下了，怎么感觉不到呢？”“等你长大就知道了。”大人们往往这样结束我的提问。从此，老师也不像我印象中那样可怕了，相反她们总是夸奖我学习成绩好。有一次放学时，我从供销社里走过，一位营业员叫住我问：“语文考了多少分？”我怯生生地伸出右手的食指。她立即对另两位营业员说：“别看这孩子长得这么小，学习好得很呢，你看又考了100分”。另一位营业员问我：“算术考了多少？”我又伸出食指。我在一片啧啧称赞声中不无留念地走开了。那时我的身心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大约与漂亮的小姑娘被人称羡的心情是一样的。自此以后，我放学后总爱去供销社，从各个柜台前走一遍，倒不是为了看商品，而是为了再次听到营业员的夸奖。
父亲在离家10里以外的大队小学当教师，每星期回来一天。他一回来，我就得独自去顶东头那间屋睡觉。那间屋即使在白天也是阴暗潮湿的，四面墙脚有数不清的老鼠洞兼蛇洞。夜晚，那深重的黑暗本来已令我不安了，加上老鼠和水蛇又进入活动高峰，那“叽叽”的尖叫声简直使我恐惧到了极点。特别是冬季，由于担心蛇会钻入被子里，我吓得连棉衣都不敢脱，整夜地坐在床上。今天，谁还会相信一个儿童竟会整夜失眠呢？儿时的不眠之夜对我后来的人生至少带来两方面影响：一是长期睡眠不足加上营养不良严重影响了我的身体发育；二是锻炼了我的思维能力和记忆力。为了度过漫漫长夜，我将白天所得到的知识和信息在大脑里不知重复了多少遍，这大约是我显得比同学们聪明的原因。当我又遭到一个同学欺负时，我就在夜间想象着怎样杀掉他和他那白胖的妈妈，就像我所见过的杀猪场面一样，以获得内心的平衡。谁能想到一个儿童竟会怀有如此深仇大恨和残忍的念头呢。如今，我很难再回忆出，当年那黑暗的空间里曾闪现过多少幕恐怖的卡通片。
1968年初，父亲被当成“牛鬼蛇神”被造反派抓走，开始那几个月经受了种种非人的折磨。我无法描述当时的细节，只听说他与其他受难者被押到各个大队巡回批斗，并经常被强迫跪在条凳上，有时甚至被迫跪在碎玻璃上。那些造反派还随时扑上来打耳光或者踹几脚，不少知识分子不堪凌辱，因此而悲愤地自杀。一天，我听说要在本街召开万人批斗大会，我平生第一次对父亲产生了怜悯，同时激发了对迫害父亲的人的仇恨。我一手握着一块鹅卵石来到了批斗会场。我想，谁打我父亲，我就用石头砸他的头。批斗会场设在街南头生产队的麦场上，那儿已经人山人海，不少人为了看得清楚一点，就站在板凳上。我围着人群转了两圈，始终找不到钻进去的机会，只听到一片嘈杂声。没有人理会我这个看上去才五六岁的孩子。忽然，我看见了一个熟人，我问他是否看见我的父亲，他说今天被批斗的没有我的父亲，我积攒的怒气顿时消了，就随他一道回了家。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弄清父亲是否真的不在那天的批斗会上，因为我后来怀疑是母亲托人把我哄回来的，以免我发生以外。果然，父亲后来不再被批斗，而是在公社“五七”干校接受强制劳动，有时还能请假回家。我后来多次听他说，造反派实在找不到他别的问题，只好抓住他曾加入过“三民主义青年团”不放。父亲说，他加入“三青团”那年才11岁，当时，祖父因事教训他，他愤而离家出走，跑到几十里外的新四军根据地住了几天。就在这期间，“三青团”组织来发展团员，祖父就把他的名字报上了。按当时的规定，“三青团”员不属于“敌我矛盾”，因此父亲在“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两年后，竟然戴上大红花，成了“下放干部”，被发配到全公社最偏远的村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由于父亲以前一直生活在农民中间，这样处理实际上使他恢复了自由。
从此以后，父亲为了不让我们将来像他那样，也成为“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决意把我打造成一个能自食其力的体力劳动者。这大概是受了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以及他对自身命运的反思。父亲从不关心我的学习，当我因学习成绩好而受到别人的夸奖时，我曾那么殷切地期盼得到他的肯定。母亲有一次当我的面不无自豪地告诉他：“雨迅又考了第一！”父亲不以为然地说：“两个孩子能识点儿字就行，长大了还得凭劳动吃饭。”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的同父异母姐姐甚至仅念了小学二年级。作为教师子女、城镇居民，这种情况在当时都是罕见的。父亲是在“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说教中长大的，如今的现实彻底改变了他的观念。他在“五七”干校时，公社收养的一个孤儿与他们生活在一起。那个孤儿与我年龄相仿。父亲多次用称羡的口吻说：“别看人家是孤儿，将来说不定能当省长、部长呢。”因为那孩子根正苗红，是“彻底的无产阶级”，又是党亲自培养的，这在当时是决定一个人一生命运的先决条件。然而现实有时很爱拿人开玩笑，仅仅几年以后，那个孤儿就因参与斗殴与偷盗屡次受到党的政法机关的“关怀”，不久他甚至失踪了。如今，凡是认识那个孤儿的人都不会相信他还会有什么出息。然而在那时候，谁曾怀疑过这样的孩子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最合适的接班人呢？
父亲就有意识地安排我像农民的孩子一样干活。于是我们一家人不仅自己买棉花纺线，并用这线织成衣服，还种菜、养鸡养鸭乃至养猪养狗，由此给我带来了沉重的家务劳动负担。父亲还派我出去拾柴草，捡破烂。我完全成了一个农家的孩子。我清晰地记得，1971年夏季，我与3个同学到12里外的山上采刺槐树叶，装满两个塑料袋再挑回家来。3个同学都比我大三五岁，高半个头，尚且累得气喘嘘嘘，我就更加力不从心了。那些刺槐树叶经烈日晒干后卖给供销社，每斤7分钱。供销社再委托粮食加工厂将其加工成面粉状，装入白色布袋，每袋70斤，最后出口日本换取外汇。我们当时怎么也猜不透日本人当时大量进口槐树叶粉做什么用，甚至直到今天我也未获得答案。
那时，有线广播的大喇叭每天播音三次，镇上与附近生产队的喇叭因距离的不同形成了重音，实际上影响了收听效果。这对特别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的我来说，真是一大烦恼。当时的新闻往往以国际新闻为主，我至今仍记得播音员当时那高亢的语调：“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事实上，播音员每天都在谴责国内外的敌人，如被“批倒批臭”且“永世不得翻身”的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妄图分裂祖国的蒋介石，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亲王的朗诺、施里马达集团，吞并东帝汶的印尼入侵者、挑起珍宝岛事件的“新沙皇”以及美帝国主义等。老师常常对我们进行英雄主义教育。记得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老师给我们讲了英雄赵壁的故事：他在抗美援朝期间被敌人俘获后，敌人用烧红的铁板夹他，以至其大便竟从鼻孔里挤了出来。他宁死不屈，终于回到祖国怀抱。我始终不知道她的故事有何出处，因为我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关于这位英雄的事迹材料。老师还教育我们要“胸怀全世界，解放全人类”，因为还有30亿劳动人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我和小朋友们每当议论到此事，就非常着急：战无不胜的毛主席怎么还不下令呢！我们有７亿人，几个人对付一个敌人，一定会很快就打败“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及其走狗，完成解放全人类的使命。我们那普遍缺乏营养的热血因渴望战争而沸腾。为此，那时，我看不到地图，还完全没有地理概念，由于总听到“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誓言，误以为台湾就在冶山东边不远处，而县城则是在很遥远的地方。所有这些重大事件真正对我们的生活发生影响的要算珍宝岛事件。老师在课堂上告诉我们怎样防备原子弹的袭击，怎样阻击敌人的坦克。当时，对战争的渴望与恐惧交相出现在我的脑海。为了响应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全校每个班都挖了地道，无意中挖出了好几具腐烂的棺材与尸骨，我第一次认识灵芝就是在这些棺材里。这些地道均没有任何支护，更没有通风设施，人员上下时也没有任何梯子，只在壁上挖几个够放半个脚掌的小坑。一场大雨过后，地道口成了一汪汪的水。我和许多农民的孩子一样常常赤脚上学，遇到雨天喜欢趟水而过，此刻却像鬼子避开地雷一样，小心地避开水坑。此后，地道里的水怎么也干不了，洞口的黄土都被泡松了，慢慢地塌陷下去。此间经常听说某地发生地道伤亡事故，为防不测，学校终于将所有的地道全填平了。直到几年后，南京郊区一座偏僻的防空洞里，还发现过一对情侣的尸体。清洁工按规定每隔一段时间来清扫一次。大约是清洁工一时忘记将出口的铁门锁上，使这一对情侣有机会发现这么一块谈情说爱的好地方。当清洁工想起自己的职责时去锁门时，那一对情侣或许正沉浸在温柔乡而浑然不觉。人们曾竭力想象这一对情侣面临绝境时的表现，无不扼腕叹息。这是被红海洋湮没的无数爱情悲剧中最奇特的一幕。
学习成绩好坏早已不再成为学校评价学生的标准，家庭出身好、劳动成绩大才能受到赞扬。每年６月上旬的“农忙假”，农民子弟回所在生产队参加抢收抢种，生产队负责对他们的劳动表现作鉴定，并加盖椭圆形公章。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其间还有不少弄虚作假行为。我们城镇居民的孩子则由学校组织去农场和生产队支农。我竭力想干得比别人多，但总不能如愿，因为我的同学普遍比我大两三岁，个头也比我高得多。他们很轻松就能搬起来的东西，我却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我清楚地记得，1970年秋天，我扛着三斤半重的大铁锹，步行到５里路以外的农场去挖地的情景。刚收割了水稻的田地还很潮湿，加上水稻根子相联使土壤更板结。我使出浑身的力气也难以将粗笨的铁锹插入土里，最后只好像踩高跷一样站上去。好不容易铁锹入了土，我却无力将土掀开。这样，我挖地的进度自然很慢。一位比我大四五岁的同学见状，就与我换了铁锹。他的铁锹很短，锹口锃亮，我挖起地来，觉得轻松多了。而那位同学用我的锹挖了几下，再也不肯用它了。然而，老师似乎不承认这种客观条件上的差异，经常在劳动总结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个别同学劳动不积极，怕吃苦，反应出他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很深...“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是针对我说的，我感到多么委屈啊！
我千方百计试图证明自己不是那样的人，渴望着有表现自己的机会。有一次，我们正在收麦子，忽然下起了大暴雨，麦场上晾晒的麦子面临被雨水冲走的威胁。我第一个躺在地上，别的同学也围着麦子躺下了，用身体阻挡麦子随水流失。事后证明，我们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损失，不用说，我们的身体早已透湿。我的内心时刻涌动着一股激情，那就是为了保护集体财产，甘愿像那许许多多英雄人物一样献身，不管遇到什么危险，都丝毫不会考虑自身的安危。生命在我们心目中是那么无足珍惜，她不及集体的一群羊（龙梅和玉荣），甚至不及一根落水的木头（金训华）。在特定的时刻，活着本身竟是罪过。我时刻都渴望着成为“毛主席的好学生”，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为此而死将会感到无尚光荣和幸福。现在想来，这种心境与教徒“升天”时的快慰是一样的。我之所以能活到今天完全是因为没有献身的机会，尽管这以后多年我像一个纯正的共产主义信徒那样生活，曾经毫不犹豫地跳入冰水中救人，曾玩命地干体力活，曾独自自费朝拜“革命圣地”，曾志愿赴西藏工作，然而就因为我活着，我所做的一切都黯然失色，我也就永远不能成为雷锋、金训华等等英雄，哪怕连某县某公社的英雄也当不上。
我那依然瘦小寒酸的外表与我那内心世界多么不相称啊！面对着这种种无奈的处境，我那几乎与生俱来的求知欲拯救了我。既然现实都是一些丧气的事，我就将目光转向外面的世界，于是我不知不觉养成了阅读的习惯。那时书报奇缺，有时想找一张废纸当大便纸都挺难。我家本是书香门第，几代教书先生积累了不少书，但在我识字之前就全被抄走了。
我在捡破烂、玩耍时偶尔发现一片有字的纸，都爱读一遍，也不管懂不懂。有时纸上特别脏，我就用树枝将其挑起来翻阅一遍。记忆中最早读到的报纸是<<参考消息>>，那是1968年我８岁的事。时任小学教师的叔祖父自费订了该报，我有时去他那儿玩，他让我念报，免得他戴老花镜。我念的一篇文章介绍作者从55岁开始步行锻炼，使身体如何受益的情况。他似乎对此很感兴趣，将报纸从我手中夺过去，自己看了起来，我还误以为他嫌我念得不好呢。叔祖父那年56岁，他显然受了这篇文章的启发，开始了步行锻炼，后来他果然活到78岁高龄，创下了我们家族长寿之最。这份报纸每期都刊载了一些外国人对中国的观感，它们印证了国内的相关报道。如新中国物价稳定、市场繁荣，犯罪率低、治安良好，人民的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外国医疗专家断言，毛主席身体特别健康，能活到140岁。我还从<<参考消息>>看到资本主义世界人们的不幸生活，如美国街道狗粪、空气污染严重，有人租下一片树林，收那些来林中呼吸新鲜空气者的门票。香港治安恶化，居民楼像铁笼子一样。每当我从广播和新闻纪录电影上获悉“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全国各条战线无不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时，热血就在我那稚嫩的血管里沸腾起来。我十分渴望看到祖国的好消息，她有效地掩盖了我内心的屈辱感，使我一时忘记了实际生活中的种种困难。这大概就是画饼充饥、望梅止渴的效应吧！
当我听说公社有了第一台电视机时，我的魂就被勾了去。这台唯一的电视机安放在新建的大会堂后台，天线树了几十米高，但收看效果还是不佳。大会堂后台很大，电视机很小，我站在后排踮起脚尖才勉强看见一点。当屏幕上出现毛主席的身影时，满屋的人会自发地鼓起掌来。我激动得屏住呼吸，将脚尖踮得更高，似乎以为毛主席会看见我。我时常听人说，毛主席虽然身在北京，但全国所有人的一举一动他都看得很清楚呢。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我总也听不到毛主席说话的声音，我相信那声音一定比播音员的更加动人心魄。然而，一直到他去世，我也未能听到他说话的声音。公社干部大概嫌来看电视的人太多，就派人守着门，只有公社干部及其家属才被允许进入。当我看见公社书记的女儿们进去时，我的心里酸溜溜的，特别是那个与我同学的大女儿有时在进门前朝我翘起下巴，从鼻子里“哼”一声，像个骄傲的公主一样，令我更加自惭形秽。我和一些普通居民的孩子则悻悻地站在门口，不甘离去。有的则挤在后台的门口，侧身伸头试图看到一点儿影子；有的干脆伸长了耳朵听电视；有的则与守门人苦苦哀求，因为屋里还很空呢。没料到这惹恼了干部，他们干脆把门关死了。
我们一群孩子百无聊奈，最后只好慢慢散去。有一天晚上，当守门人又把后台的门关上后，就有孩子故意去敲门，或者用瓦片砸门。起初，还有干部出来冲我们训斥一顿，后来干脆一概不予理会。这时，有两个年龄大我几岁的孩子指着前台一侧的配电板对我说：“把电闸拉下来。”我迟疑未动，因为我以前乱摸它曾被电击过一回。不一会，有几个孩子忽然跑了，后台的门随之打开。几名干部气冲冲地来到前台，抓住两个孩子问：“是谁拉了电闸？”这两个孩子一个指着我，一个指着被称为“脓包”的孩子，他因经常被人欺负且爱哭才得了这个绰号。于是我和“脓包”立即被带到公社党委办公室，一个姓刘的秘书问了我们家长姓名、上几年级等情况以后，令我们将如何破坏公共秩序的经过写出来。因为桌上只有红墨水，我用蘸水笔写了大半张纸的红字。我虽然很害怕，但始终未写明电闸是谁拉的，这大约是阶级斗争年代给予我的教益。刘秘书大概也悟出我们俩至少有一个是被冤枉的，他将我们的检讨看了一遍，指出了几个错别字以后，终于放我们回了家。母亲听说了我的遭遇后，立刻哭道：“这怎么得了啊，你写的那个材料会被装档案的，你这一辈子也抬不起头来了...我原是雇农出身，真没想到如今你们父子都成了专政对象。”我还从母亲那儿得知，那个刘秘书原是父亲的同事，属于造反派，当时权势很大，发生此事以后，父母严禁我再去公社直接管辖的场所。母亲还一直为我“历史上的污点”而焦虑，如同父亲加入过“三青团”一样。母亲的忧虑还是传给了我，这使我本已不堪重负的心里又增加了一大负担。后来，全班同学几乎都被推荐上了高中，学习成绩最好的我却落榜了。这似乎应证了母亲的忧虑。14岁的我只好去加工厂当童工，上通宵的夜班。
我家虽身为城镇居民，享受着国家定量供应，但饥饿的感觉一直挥之不去。因为一年四季吃的都是陈化粮，不仅生了许多虫，而且因南方潮湿时常发生霉变。每人每月供应半斤猪肉，但我家只能买到肥膘，用来熬猪油。每人每月供应的一斤豆腐却是用豆饼磨成的，又苦又涩。有一回，馋极了的我甚至偷吃了母亲正在服用的药，因为它有一层糖衣。母亲发现后，赶紧带我看医生，医生也没有别的招，让我吃了三天共九顿冷粥。当时穷人家的孩子穿衣服是“新老大、旧老二、补补裢裢是老三、破破烂烂是老四。”我虽然是母亲的长子，却极少有机会穿什么新衣裳。母亲凭着自己一双巧手，用一些布头为我缝制四季衣裳，我的袖口和裤脚接了一圈又一圈。偶尔也有多事的亲戚邻居批评母亲不该让我穿得这么破，母亲总是以我自己不肯穿新衣服来挡塞。母亲有时看着我说：“也该给你做一件新衣裳了。”我总是坚决地说：“不要做，做了我也不穿。”于是母亲也就不再坚持了。我知道穿新衣裳是要花钱的。
广大农民则被牢牢地捆在土地上，他们自我解嘲地说：”三天没上工，受公安局控制.”此言出自对气象预报”三千米上空受高压脊控制”的误听。我的同学，特别是农村同学大都很穷，有些比我家还要困难。由于实行工分制，农民平时拿不到一分钱，年终决算时，生产队东扣西扣，分到手的钱实在少得可怜。日常生活常常捉襟见肘，生活必须的盐和酱油只好用鸡蛋去换。每年春天，总有一些农民断了口粮，只能靠杂粮充饥或外出乞讨。我曾在一些同学家中见到他们吃的饭，那是一锅山芋和白菜煮成的，只有零星的米粒。往往一顿吃不完，下一顿接着吃，不过那颜色已经发黑了。古人云：“民贫则奸邪生”，农村里实际上发生了大量小偷小摸案件。那时家中最值钱的财物是棉被，如果谁家门未上锁，家中又无人的话，熟人事后会提醒他：“被子要被人抱走了。”我家虽未丢过被子，有人却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把我家一棵大椿树锯断偷走了；还有一天凌晨，母亲发现后门被人从外面扣死了，原来我们家４只母鸡全被人偷走。这对我们家来说是巨大损失。
我和周围那么多人的生活状况与我从电视和新闻纪录电影中所看到的生活场景竟如天壤之别。我当时完全相信全国人民都过着幸福生活，人民正在当家作主，只是自己生活的这个小环境属于例外。令我极为困惑的是，大家似乎都认为这就是幸福生活，因为只有阶级敌人才会认为生活不如以前了。于是“幸福生活”竟成了一件“皇帝的新装”。为了证明这件“皇帝的新装”是存在的，党就经常开展忆苦思甜教育，要求人们“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有一次，我硬着头皮去街上吃“忆苦饭”，因为我的脑海里被灌输的解放前劳动人民“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出乎意料的是，那天的忆苦饭比我家的饭还好吃：那是用山芋、大麦仁和玉米粒一块儿煮成的，又甜又香，一会儿就被人抢吃完了。每当召开忆苦思甜大会时，大喇叭照例播放那首哀回低转的歌曲，记得歌词是这样的：“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我们公社一位白了头发的老贫农在诉苦时，讲的却全是吃大食堂的情景：“那粥都看不见米粒，舀到碗里可以照见人影，一吹三层浪，一家人饿得前胸贴到了后脊梁...”所幸此言出自老贫农之口，否则就又多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母亲是雇农出身，我曾多次认真地问起母亲小时候的生活，她感到最伤心的是4岁那年，外婆外公被日本鬼子抓走，她和5岁的舅舅在乡邻和亲戚家乞讨的日子。母亲有时也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儿时的好日子，如常吃哪家的麻花、油炸散子和麻团等。我咽着口水提出质疑：“不是说旧社会贫下中农吃的是猪狗食吗？”母亲的表情立刻严肃起来，告诫我千万别把她的话说到外面去。
虽然我只有11岁，但母亲的恐惧感我同样有，甚至比她还要深重。因为母亲的出身无可挑剔，而我却有个挨批的父亲。当时对“偷听敌台”和“反标”案查得很紧。自从有过那次关公社电视机的冤屈以后，我变得异常神经过敏：一听说哪儿发现了“反动标语”或者在路上看见公安局的车子，我就担心会把我抓去，因此惶惑不安。那时毛主席像特别多，而日用纸张却特别紧张。一些家庭妇女因为没有针线盒，在画像上插针，或用刊有毛主席像的报纸包猪肝、当手纸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因此，我们日常用纸必须小心谨慎。有一天，几个身穿白色制服的公安人员真的进了我们学校，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紧张极了。老师在班上说，阶级敌人不甘心灭亡，竟然破坏铁路，撬走了通往冶山铁矿的那条窄轨铁路上的道钉，并要求大家检举。同学们噤若寒蝉，我唯恐有人站起来说是我干的。当时，如果公安人员冲我招一下手，我可能会立刻被吓晕过去。所幸案子很快就破了，作案者果然是从我们班留级下去的杜名耕同学。他偷道钉没有别的目的，仅仅因为特别喜欢看警车而已。由于他的家庭出身没有任何问题，年龄又小，也就不好怎么处理他。
1971年10月底，我从同学那儿听说林彪谋害毛主席，已经在一个多月前死了。这是前一天公社召开的全体党员大会上宣布的。我们在震惊之余，悻悻地拆了自家的“请示台”，从此不用再“早请示，晚汇报”了。一想起林彪死掉一个多月后，我们还手挥“红宝书”祝他“永远健康”，我就觉得很滑稽。在以后的日子里，林彪依然是同学们的一个热门话题。我们依据短短几年的人生经验，几乎一致推定：在刘少奇、林彪之后，下一个是周恩来，因为他紧排在毛主席的后面。政治已经简单到了如此地步，连儿童都发现了其规律。
由于学制的改变，我在五年级上了三个学期。1972年开春，我将升入初中。那时，我将满12岁，一根“反骨”正在我的后脑壳上悄悄长成。我曾经常听人说，我们每一个人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甚至心里想了什么，毛主席全都知道。我想验证一下是否真的如此，于是我经常用手指在课桌上、地上或空中写“反标”，看他会不会派公安局来抓我，然而这种事始终没有发生，证明毛主席并非全知全能。因此，在我的心目中，毛泽东已经提前走下了神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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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5 13:0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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