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婷：最后的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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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婷：最后的燕大

作者：萧婷      时间：2012-06-05   来源：《看历史》2012年6月刊

	在中国21所教会大学中，燕京大学显然是一面旗帜。然而，当新中国决定割断与西方世界的联系，清除西方文化的影响时，燕京大学也无可避免地处在了风暴眼的中心。那些曾经的教会大学，那一代学人和他们追求的博雅教育传统，早已随风而逝。    　　1951年，留学美国的巫宁坤，顾不上完成手中的博士论文，便急匆匆地回国到燕京大学执教。在他心中，能得到燕京大学的教职是莫大的荣誉。那时，燕大是与北大、清华并称的国内一流大学。    　　当他远渡重洋，第一次站到燕京大学门口时，被这个美丽的校园迷住了。“燕园门口有两头石狮子守卫，两扇朱红色大门敞开着，一眼望去只见园内树木成荫，掩映着一幢幢宫殿式的楼房，引人入胜，而我即将在这座洞天学府里开始我的教学生涯，私心不由得不感到庆幸。”巫宁坤在回忆录《一滴泪》中如是写道。    　　此时对未来怀揣无数梦想的巫宁坤，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仅仅几个月后，这所宁静的校园便被卷入新中国对知识分子的首次思想改造运动中。一年之后，在声势浩大的院系调整中，燕京被撤，燕园易主，学者教授们四散。    　　与此同时，包括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在内的21所教会大学，也都走到了终点。同时走到终点的还有它们一贯秉承的“博雅教育”。    　　风暴眼中的燕京    　　直到晚年，巫宁坤仍无法忘怀刚到燕京大学的日子。他常与西语系有名的才子吴兴华席地而坐，喝一杯咖啡，或本地产的“莲花白”酒，吟诗作对。“周末，陆志韦校长有时来串门儿，聊聊天儿，打打桥牌。陆先生是芝加哥大学30年代的心理学博士，对语言学又很有研究，国学方面也有极深的造诣。他们两位都是桥牌高手，谈吐更是出口成章，妙趣横生。”（《一滴泪》）    　　这样恬淡的书斋生活，很快便被一场呼啸而来的“洗澡”运动，打得七零八落。在小说《洗澡》的前言中，杨绛写道：“（这场运动）当时泛称'三反'，又称'脱裤子，割尾巴'。这些知识分子耳朵娇嫩，听不惯'脱裤子'的说法，因此改称'洗澡'，相当于西洋人所谓'洗脑筋'。” 然而，与“洗澡”对比，显然“脱裤子，割尾巴”更加传神。    　　在工作组的带领下，激进的学生们查抄了校长办公室，档案被搬到图书馆，乱七八糟堆在桌子上，听任积极分子搜寻“文化侵略”、甚至“特务活动”的“罪证”。    　　燕京的教师们，在各种会议上检讨交代，从灵魂深处剖析自己，上至校长、下至讲师，人人概莫能外。    　　一向受燕京师生爱戴的校长陆志韦，成为最大的活靶子。在如林的手臂和“陆志韦必须坦白交代”“打倒陆志韦”的口号声中，他也不得不举起手来，跟群众一起高喊打倒自己的口号。就连陆志韦最赏识的才子吴兴华和爱女陆瑶华，也被动员在全校大会上检举揭发他。    　　当时任燕京大学党总支统战委员的张世龙在回忆录《燕园絮语》中写道：“'批倒、批臭'陆校长和张东荪教授是由工作组组长蒋南翔传达党中央的决定。”（当时的重点批斗对象还有燕京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    　　在一次全校大会上，陆志韦做完检讨后，收到500多张“不满意”“不通过”的纸条。最后被轰下台来，不予通过。    　　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当然不是为了批倒批臭陆志韦、张东荪和赵紫宸几个人，其真正目的是清除人们心中“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    　　1908年，美国政府提议用庚子赔款发展教会学校。自此教会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迅速发展起来。由于新文化运动和对西方文化的推崇，教会学校相对于中国世俗教育有明显的优势。但在新政权看来，教会大学却是美帝文化侵略的载体。在全国教会大学中，燕京大学无疑是执牛耳者。    　　燕京大学的崛起离不开老校长司徒雷登。1918年12月，当司徒雷登受命接手燕京大学时，这里似乎是一所没有人关心的学校。校舍设在局促的城里，学生不足百人，教员中只有两位中国人，许多西方教员也不大合于大学教授的条件。（《司徒雷登传略》）    　　更要命的是，燕京每年的经费有一半是空头支票。司徒雷登自走马上任起，十余次到美国各地募捐。至1937年抗战爆发时，他已经为燕京积累了250万美金的捐款。美丽的燕园，也是他从山西督军陈树藩手中买到的。司徒雷登超乎寻常的社交能力，让他仅用6万大洋就从这位督军手中买到了燕园，而且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项还用来设立了奖学金。    　　司徒雷登募捐的本事，并不足以成就燕京大学。真正使它超拔为国内一流综合性大学的，还是司徒雷登的办学理念。建校之初，他就致力于使燕京大学摆脱狭隘的宗教范畴。只要有真才实学，司徒雷登都请来做教授。不问政治倾向，不问宗教信仰，不问学术流派。    　　这种自由的学术氛围，吸引了大批知名学者。教育家陆志韦，社会学家雷洁琼，人类学家吴文藻，考古学家容庚，神学家赵紫宸，法学家张友渔，哲学家张东荪、冯友兰，史学家顾颉刚、钱穆，政治学家萧公权，文学家周作人、朱自清、郑振铎、陆侃如、冰心……这些中国文化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曾聚于燕京麾下。    　　虽然，燕京大学只存在了33年，在校学生从未超过千人，但燕京的毕业生，却成为中国知识界一个独特的群体。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活跃在外交界和新闻界的人物，许多都是燕京的校友。据说邓小平第一次访美，外交团14人中，7人都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    　　在中国21所教会大学中，燕京大学显然是一面旗帜。然而，当新中国决定割断与西方世界的联系，清除西方文化的影响时，燕京大学也无可避免地处在了风暴眼的中心。    　　存亡之间    　　1949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205所，私立大学81所，其中教会学校21所，占私立大学总数的25.9%。    　　这些教会大学绝大部分都有着美国教会背景。一个信奉无神论的无产阶级政权将如何处置教会大学？美国基督教大学联合托事部并不乐观。    　　1948年底，解放军尚未攻入北平。美国基督教大学联合托事部就致信陆志韦，要求他把燕京大学迁走，但陆志韦和大多数燕京教授，还是选择了留下。    　　他在回复美国基督教会的信中说，他之所以愿意冒险留下来，除了他天生是一个中国人外，还“希望能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找到有效的沟通，如果成功则有助于人道和自由在中国的存在。”他认为，这对中国、基督徒和世界和平会有极大的好处。 　　事实上，解放军攻入北平前后，共产党向燕京大学释放了友好的信号。解放军准备攻城时，毛泽东亲自嘱咐四野要注意保护西郊清华、燕京等校园的安全。中共中央尚未进京，毛泽东曾邀请4位大学教授前往西柏坡晤谈，其中3人都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周恩来当时还有过一个很著名的观点：盗泉之水，可以养田。认为只要美国不干涉燕京的事情，我们还是可以接受美国托事部的钱来办我们的教育。中共对于教会大学的灵活政策，让燕京人相信前途一片光明。    　　然而，这一切随着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戛然而止。1951年1月11日，教育部发出文件，强调新中国不允许外国人在我们国家内办学校的方针。包括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等首批11所教会大学改为公办；沪江大学、东吴大学等大学改为中国人自办，仍维持私立，政府给予补贴。    　　燕京宣布改为国立后，燕京师生表示热烈拥护。办公楼前扎起彩坊，挂起“庆祝燕京大学新生”的横幅，师生们在校园里举行了篝火晚会。毛泽东专门为燕京大学题写了新校名，校长陆志韦也接过了人民政府的委任状。 　　这一切都令陆志韦有理由相信，在新政权下，燕京大学还是能有一席之地的。在1951年2月的校报上，他撰文表示：“人民是信任我们的，政府也有新的任务要交给我们，重获新生后，不论从名义上、经费上、教学的观点和方法上，燕京都完全和永久的是中国人民的大学。”    　　可以看出，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陆志韦的思想与1948年底有了很大改变。不变的是，他仍希望燕京大学能适应角色的转变，继续生存下去。    　　但是，随着一场以清除“亲美、崇美、恐美”为主题的思想改造运动的开展，被逐一“洗澡”的燕京教师们知道，燕京大学绝无继续存在的可能。    　　1952年秋新学期开始时，燕京大学文、理、法各系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新闻系及一些社会学科最终并入中国人民大学。燕京大学校名撤销，改组后的北京大学迁入燕园。    　　与此同时，辅仁大学外文系一部分及经济系理论部分并入到新北京大学；经济系财经部并入新设的中央财经学院；其他各系科并入到新北京师范大学；校园成为北师大化学系。圣约翰大学财经系科并入新设的上海财经经济学院，文学院并入复旦大学，土木及建筑系并入同济大学。医学院和震旦大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合并成了上海第二医学院。齐鲁大学各系则被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学院、山东医学院等学校并人……    　　在这场院系调整中，散布于全国各地的21所教会大学，全都落幕了。    　　花果飘零    　　教会大学不能见容于新政权，几乎是注定的命运。共产党成立之初，共产党人就认为教会教育是一种“文化侵略”。    　　上世纪20年代初，蔡和森在《近代的基督教》一文中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为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寻求向海外扩展势力，由于英、日、法等国已经在中国建立势力范围，因此美国便使用福音主义、教会教育以及社会服务活动来向中国渗透。    　　另一方面，以苏联为师对中国大学制度的调整，也与教会大学的办学理念格格不入。在1950年6月召开的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中央确立了学习苏联模式改革中国大学制度的方针。如何改法？教育部请来的总顾问阿尔辛杰夫一言以蔽之：消减综合大学，增加单科院校。    　　在苏联专家眼中，中国大学的院系、专业设置太过脱离实际，为学术而学术。院系调整就是要大量培养能直接参与国家经济建设的专门人才。苏联式的专才教育与教会大学一贯奉行的通才教育，南辕北辙。    　　在基督教传统中，科学的价值是超于技术之上的。科学是为了认识上帝在自然界中的秩序，上帝的理性与自然法则是同一的。因此，早期教会大学中除了医学外，多是人文学科和纯科学，工程学科几乎没有。    　　希望赶紧“西学为用”的中国人曾经批评，教会大学的课程设置“殊少社用之价值，徒为虚糜光阴”。而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则反驳说：“生命之丰富者，意为教育所以助人创世，学校所以教人为人，决非徒为谋生而设……果熟习历史、地理、文学及种种科学，则其心目中之宇宙愈广，而其生命亦愈大。否则，日从事一部之学、职业之说，只会缩小生命之兴趣。”（《约翰声》）    　　由于教育理念上的差异，在院系调整酝酿之初，教会大学的学者们对苏联模式颇多异议。然而，一场轰轰烈烈的“洗澡”过后，所有声音归于沉寂。时任燕京大学党总支书记的谢道渊回忆，对于院系调整，由于刚刚经历了思想改造运动，燕京人倒是没有表现出多少不同意见。（《逝去的燕京》）    　　当时，教师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归宿。从后来的分配方案来看，每个人的去向显然都与其在思想改造中的表现紧紧挂钩。    　　陆志韦之女成为北京市政协委员；年方31岁的吴兴华一跃成为北大西语系英语教研室主任，领导着包括朱光潜、赵萝蕤、杨周翰等众多知名教授；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调门最积极的翦伯赞教授成为北大历史系系主任，执历史界之牛耳。    　　另一方面，陆志韦调到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文字改革小组，对父亲保持沉默的陆志韦之子陆卓明被开除出青年团；赵紫宸调入市内燕京神学院，张东荪未分配工作，继续接受审查。    　　在“洗澡”运动中，心生抗拒的巫宁坤也被调到了南开大学。巫宁坤记得，原燕京西语系系主任赵萝蕤向他传达完分配方案后，忍不住放声大哭。巫宁坤明白她的心情，“当初是她把我从万里之外请回来的，现在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我任人摆布，无可奈何，吉凶莫测，她怎能不感到由衷的负疚？”（《一滴泪》）    　　后来在工作中仍与陆志韦多有往来的北京大学教师林焘发现，那个曾经才气横溢、傲视王侯的学者不见了，陆志韦变成了一个谨言慎行的长者。    　　“菁莪雅化，学明行修，教泽奏奇功。人文荟萃，中外交孚，声誉满寰中。良师益友，如琢如磨，情志每相同。踊跃奋进，探求真理，自由生活丰。燕京，燕京，事业浩瀚，规模更恢宏。人才辈出，服务同群，为国效荩忠。”    　　60年后，当燕京的老校友们唱起这首燕京大学校歌时仍禁不住热泪盈眶。然而，那些曾经的教会大学，那一代学人和他们追求的博雅教育传统，早已随风而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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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昂：辅仁的消逝




作者：周昂      时间：2012-02-22   来源：中国周刊
   
  　　1952年，新建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按照苏联模式教育体系，对全国旧有高等学校的院系进行全盘调整，清华从此由一所综合性大学变为单纯的工科大学，北大自此脱胎换骨，秉承了民间办学的私立大学自此成为绝响，在近现代教育史上曾经名盛一时的教会大学自此也销声匿迹。


　　这场教育体制改革，涉及全国四分之三的高校，史称“院系调整”。20世纪后半叶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基本格局正是由此发端。


　　在这场对中国当代教育影响深远的“院系调整”运动中，由天主教人士创办的北京辅仁大学被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原校名撤销，迄今已整整一个甲子。


　　这一年与辅仁一同消失于这一年的“教会大学”，还有著名的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等十余所学校。在20世纪前半叶，这些让人如雷贯耳的校名，曾经代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顶尖水平。


　　无解的问题


　　1948年秋，北平学生石椿年报考了辅仁大学经济系，他记得，面试环节中，经济系主任赵锡禹先考了他一道英文题，然后特别问起了他对校园中学生游行活动的态度。


　　国共战事正酣，政治斗争的痕迹亦出现在辅仁大学的校园里，这令每个人都不得不加以留意。次年6月30日，罗马天主教廷驻辅仁大学代表芮歌尼来到了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拜访了其主要负责人周扬。此时大半个中国已经解放，芮歌尼试图从周扬口中探听一下，即将建立的新政权对于辅仁这所教会大学的态度，从当时留下的文字记录看，这位美国人的口吻可谓客气而谨慎。


　　他的第一个问题是，“政府对私立大学的处理是否已有新的法令？”周扬答：“一般地说，外国人在中国开办学校，这件事实本身就损害了中国的教育主权。”


　　在这段具有“定调”色彩的答复中，周扬提出了一个所有教会学校都面临的敏感问题。


　　辅仁大学发端于1912年，当年9月，中国天主教两大领袖--马相伯、英敛之联袂上书罗马教皇，请求教廷派人来华，创办一所大学。1921 年12 月， 教皇正式发出在华举办大学的谕令， 并且全权委托美国“本笃会”负责。依教廷和“本笃会”的本意，他们自然希望这所学校能成为传播天主教的阵地。但事与愿违，“五四”之后的1920年代，随着民族主义高涨，不论北洋政府颁布的《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还是后来国民政府颁布的《私立学校规程》，都特别强调，教会学校须由中国人管理，并不得以宣传宗教为目的。


　　对于这些政策，很多新教人士都表示了反感和抵触，殊堪玩味的是，在教阶、习俗、仪式方面都更加严格的天主教会，此时却展现出了十分圆融的姿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创办初期，辅仁讲授的课程包括中国文学、历史、哲学、英文、数学等，宗教内容仅在哲学系课程中有所涉及。石椿年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当年学生与神父之间可谓“井水不犯河水”，很多同学几年下来，连那些穿黑袍的外国人是谁都不认得。


　　因此，不论是北洋时代，还是国民政府时期，辅仁大学都凭借着其积极的“本土化”，与执政者保持了较为良好的互动。


　　不过，当新时代来临，过去的经验已无法提供现成的答案。


　　6月30日，芮歌尼对周扬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宗教学说作为学术研究能否视为选修课程？”


　　周扬的答复是：“宗教学说作为学术研究当作选课是可以开的，但必须保证学生真正自愿选修，不得加以任何勉强。”


　　芮歌尼追问：“关于唯物史观一类的学说是否也当作选课？”


　　周扬说：“社会科学其中最基本的就是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应当列为大学必修课。”


　　政治的影子


　　在相当久的一段时间里，辅仁大学是以一副“闭门读书”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的。一句流行于京城的顺口溜是：“辅仁是个和尚庙，六根不静莫报名。”暗指其学风之严谨。


　　1930年4月，辅仁大学教务长刘半农对学生讲话时，曾提到一个有趣的故事：去年秋天，有个考生来投考他主讲的国文系一年级，因为该生“程度太差”，刘半农便把他降到高中二年级去了。这位学生很不服气，走了。几天后，当刘半农经过某大学门前，看见校门上的榜单，这位学生竟然列本科国文系第一名。可见，“本校以前招生程度，并不算很低。”


　　“严进严出”是辅仁大学的一大特色。过去，各大学没有统考试题，都是自主招生，辅仁大学除了基本的笔试之外，还要举行面试，确定考生的确具备一定的学力。在很多考生的印象中，他们进入辅大的过程都如履薄冰。


　　根据辅大教务处规定，一年有四次严格的考试，随堂小考更是不计其数。课堂风纪也抓得极严，石椿年上高中时，来辅大旁听课程，曾亲眼见到一个高个子的中国人“查堂”，没来听课的学生均被记录在案。他认为，“这里是个读书的地方”。


　　尽管教学管理近乎苛刻，但也的确可以提供真正的学问。辅大自建校以来，始终竭力设法聘请海内外知名学者前来任教。沈兼士、刘半农、萨本铁、范文澜、启功等声誉卓著的学者都曾在这所学校留下踪影。


　　在这种环境下走出的学生，日后大都成为了在社会各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人。他们当中包括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著名指挥家李德伦，文物大师朱家溍等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


　　然而，在1950年6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长马叙伦专门对“闭门读书”的教育予以批判：“决不能重蹈过去所谓‘为学术而学术’的覆辙，忽视人民和国家的需要。”


　　人民和国家的需要是什么？“新中国的教育应该是反映新中国的政治经济， 作为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新教育。”


　　也就在这次会议上，教育部明确提出了要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统一地进行院系调整。马叙伦强调：“我们要在统一的方针下， 按照必要和可能， 初步地调整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和某些系科， 以便更好地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


　　为此，北平解放之后，学校已经开始对专业和课程设置进行局部调整。《新民主主义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等政治思想课首当其冲，成为各系必修课程。而原先的“家政系”等课程，则被视为“培养太太的科目”予以取消。1950年春，学校又规定，当年的毕业生“凡未修《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者，或修而不及格者，均应根据实际情况补修补考。”


　　1949年秋季的“私立北平辅仁大学入学试题”，还特别增加了“政治常识试题”部分。一共二十道简答，题目包括“中国革命的对象是什么？”“什么阶级可以革命？哪个阶级领导革命？”等等。


　　石椿年觉得，这个时候“辅仁读书的精神已经没有了，师生也不注重研究学问了”。


　　接管辅仁


　　1950年7月，罗马天主教会驻校代表芮歌尼致信陈垣，提出来年教会拨给的经费将按月份付，一年14.4万美元，并且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一个新的董事会将要由教会选任；第二，教会对人事聘任有否决权。同时提出解聘五名教师的要求。这也意味着，教会与学校的矛盾，终于被摆到了台面上。


　　自1949年1月北平解放之后，教会越来越体会到众矢之的的滋味。解放军入城后不到一个月，由中共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教员会，便向校长陈垣和教会代表芮歌尼明确提出，“今后的教育宗旨及措施必须符合新民主主义教育的精神”。


　　教会对此做出了让步，除了在人事上减少教士比例，还相继取消了《公教学》、《公教史》等几门课程。如前所述，芮歌尼还曾专门与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进行了沟通。


　　随着学校政治活动越来越多，教会显然已经失去了信心。导致矛盾爆发的导火索是五名教员的解聘问题，据芮歌尼方面的说法，这五人都是从事“极端反教会”行为的人。


　　然而，就在这封信发出的同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国际形势的骤然紧张，也导致了中国加快了清除英美文化的步子。按照教育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钱俊瑞的说法，现在就是要“集中火力， 肃清美帝文化侵略的影响， 夺取美帝在中国的文化侵略阵地”。芮歌尼与校方的正面冲突，可谓撞到了枪口上。


　　收到来信后，陈垣和校务委员会直接请示教育部，随即对芮歌尼的要求予以驳回。


　　7月27日，芮歌尼又一次致信陈垣，表示可以放弃人事聘任否决权，但依旧坚持解聘五名教员。“我相信我敬爱的校长有权答应这些条件，并我希望为学校的利益，您可以尽早使用这个权力”，但再次遭到拒绝。芮歌尼遂正式通知校方，“自本年8月1日起，教会对辅仁大学之补助经费即告断绝。”


　　在这起风波中，陈垣的态度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事实上，陈垣与教会在过去很长的岁月中，保持了比较良好的关系。1933年，美德两国的圣言会接替美国本笃会，掌管了辅仁大学的事务，凭着德国人的出面，在抗战期间，未迁校的辅大不但可以不悬挂日本国旗，不用日本课本，还吸纳了不少无处可去的知名学者执教，声势大涨，这不能不说是陈垣与教会合作的一段黄金时期。


　　就在1949年北平解放时，陈垣对于教会的态度还算相当客气。当时，由于教会人事逐步退出校务，学校组织了一个临时校政会议暂时管理。据陈垣本人后来讲，有一次开会时，出席的除学校行政负责人，教、职、学工代表外，还有教会代表芮歌尼和一个修女。按照教会的规矩，修女出门必须两人一起，芮歌尼又带了一个翻译，则教会代表本应出席两人，实际出席四人。有人对此提出意见，陈垣认为这是故意挑拨矛盾，拂袖而去。回家以后，他甚至写了一封信，向校政会辞职。


　　另据辅仁校友李世瑜说，那时的陈垣对于教会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忧心忡忡，他本人曾亲眼看见陈垣上午很早起来到教堂看弥撒，晚上看降福，还专程去找神父谈话。


　　同时，陈垣也找来了《西行漫记》、《新民主主义论》等书看，他在当时的书信中表示，“余今日思想剧变，颇觉从前枉用心力”。


　　一方面是时代交替中的一种圆融姿态，另一方面，在与新政权的接触中自觉、真诚地服膺于新的思想，从此，人们可以看到陈垣在1949年后几乎每逢重大事件都会在党报上有所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说，1950年教会与校方的冲突中，陈垣代表的也不是自己一个人的意见。


　　1950年10月10日，为彻底解决辅仁大学问题，教育部经政务院批准，宣布将辅仁大学收回自办，并任命陈垣为校长。以此为契机，我国接收外资津贴学校的序幕也就此拉开，到当年年底，全国接办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达20所。


　　西方思想也被逐步肃清，石椿年所在的经济系不再教授西方经济学的课程，转而讲《资本论》。“原来的教材废了，也没有新的，有的老师就自己编点、印点讲义，就对付了。”1951年，经济系全体同学赴广西下乡，参加土改，学业自此中断。


　　石椿年说，自己“没有完完整整地学一本书”。

　　辅仁的消逝


　　1952年，在酝酿成熟后，院系调整正式被提上了日程。3月，北京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的计划，经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5月，北京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院系调整小组正式建立。


　　与此同时进行的，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和“忠诚老实学习运动”，二者集中力量，在师生中开展了“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显然，这两个运动，为院系调整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期间，陈垣在《光明日报》上做了长篇的自我检讨，他表示自己出于“个人利益”，“二三十年来， 做了帝国主义的俘虏， 忠实地替帝国主义者奴役和麻醉青年， 帝国主义就通过我， 稳扎稳打来在学校里做着太上皇”，这种全面的自我否定，被《人民日报》称赞为“诚恳老实，肯暴露自己的思想，检讨较深刻”。


　　《人民日报》也毫不留情地批判了辅仁大学一些教职员工的“思想问题”，例如，“教育系主任欧阳湘，讲教师的修养以‘仪容、声音、情绪、品格、学识’为五大标准。讲中学教育方针时，竟讲了美国的和蒋匪的而不讲人民政府的中学教育方针。”


　　“有的教师则在‘纯技术’、‘超政治’的牌子下面，贩卖资产阶级的货色。如经济系主任赵锡禹，通过‘企业管理’这门课程，毫无批判地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私营企业管理方法教给学生。中文系教授叶苍芩以颓废感伤的文学，去‘教育’学生，使一些学生受了很坏的影响。”


　　对于在运动中表现不好的学生，学校惩罚严厉。1952年7月，校方专门开会讨论了贸易专修科的牛长民、佟辽两人的问题。牛长民“三反时有时不来，有时中途退席回家……污蔑马列主义，说‘马列主义是根据孔夫子来的’”，此外“不相信《人民日报》，对中国电影不满，床头上挂着美国明星照片”；佟辽“抗拒三反，时常不来，拒绝小组讨论”，“‘忠诚老实’没交代问题，他说‘我没有问题’”，等等。经合议，校方决定对此二人予以开除。

　　经历了几次思想“洗澡”的师生，对于接下来进行的院系调整，即便是涉及人事变动这样的敏感问题，大都也能表示服从组织。


　　例如，“三反运动”中表现良好的数学系主任刘景芳曾在院系调整中表示，对于组织安排某位教师当教学系主任，“从工作能力上讲我不服，但若政府从全面考虑觉得他做合适，我也没意见。”


　　在教学调整中，最大的特点是全盘照搬苏联的教育模式，各科按教研室构制、沿用苏联教学大纲。1948级教育系学生、辅仁大学校友会常务副会长王振稼回忆，当时“教育部有（苏联）顾问，学校有（苏联）顾问组，还有一个头，校长要听这个头的。”


　　苏联人的权威体现在学校各个角落，王振稼回忆道，那时“建幼儿园，不是木质地板的，苏联专家说不行，拆了它，要建木质地板的，有一点不听他的，简报一上去，这就不得了”。


　　一些专业也在这次调整中被腰斩。例如以英语为主的西语学系，高年级学生并入北京大学，留下来的低年级的学生全部改学俄文。一些同学对此有所不满，认为“早知道还不如学俄语”，但几乎没有人质疑“全盘照搬”，“那个时候就觉得苏联是老大哥，中苏签订了条约，关系密切。”王振稼说。


　　这样，到了1952年9月，除经济、哲学等系外，辅仁大学已全部并入北京师范大学。曾经显赫一时的辅仁大学自此在大陆消失。


　　而在海峡的另一边，1960年，天主教廷在台湾实现辅仁大学复校，迄今已经半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