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编教材之风不宜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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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编教材之风不宜提倡


唐建新




    本世纪以来，一股自编教材之风在各地有蔚然成风之势。
    其实很多教材，基本上是在体例上抄袭，选文上照搬，只不过是编者的署名不同，课本的名称各异罢了。仔细一看，实在没有任何重新去教材编写的价值，其主编或者说主要编写者既没有编辑思想也没有编辑实践，完全是靠匹夫之勇在那里胡来一通。
    就拿一些已经编辑出版了十多年的一些教材来说吧，十多年了，有的是二十年了，连教材的基本体例都没有弄清楚，连教材的基本要素都完全是糊涂的。一家在全国颇有影响的初中教材，就连单元名称都是混乱不堪的，一时间或者一些单元是人文主题，一些单元的名称又是文章体裁，一些单元取不出名字干脆就没有名字了，一个学期的单元数量，也是性之所至多少大不一样，使得一线教学的时间安排很难规范实行。
    再进一步深问，得到的回答不外乎就是，为了与众不同而编写教材，或者为了拿到科研经费而编写教材，当然，还有也一定会有为了其他的目的而编写教材。
    有一个省编的高中语文教材，尽管十年了，教材中的问题据说大约有七百多处，老师们意见很大，几乎年年提出建议希望修改润色，而作为正式的出版社，因为地方保护主义的理由，和节约成本等的原因，至今不把教学需求放在心上，不对教材进行修改。所谓的主编副主编，当时就多半是考虑经济利益，利用一些名分和位置进行功利化的搭配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主业，每一个人都没有想过自己这一辈子还能够捞上教材编写的事情，真正要认真起来，则利用自己还很忙，其他的事情还做不完来搪塞教材的修订调整。一些人做主编主要是考虑到发行数量，要求这样的人来认真编写和修改教材，也是太为难了这类人马。
    课程改革以来，教材编写的市场化一推行，各地的各种各样的教材形成燎原之势遍及全国，但是，静心研究教材的人却至今难以问世。大家愿意编而不愿意研究教材史，更不愿意去从整体上对教材的知识点与能力项进行系统的组合排列，不去研究思考琢磨学科的主干知识与核心能力，不去研究学科学习的规律与具体的方法，而是仅凭自己的感觉与冲动去编，一边就是一套一套的，甚至是几十本几十本一套的，完全不考虑学生学习的可行性，也从来不考虑与学生前行教材后续教材的衔接问题，只是顽强地把自己充分表达出来即万事大吉。
    过去全国一套教材一统天下的情况肯定是错误的，严重忽略了全国各地和各种需求的差异性。但是，这并不是说，因为存在这些问题，就可以人人编教材，校校编教材。要考虑到教材对孩子幼小心灵的终身影响，对民族后代的文化传递，对社会习气的无形辐射，因此，要敬畏教材的严肃性。
    至于学校兴趣小组、校本课程之类的教材，因为充满了灵活性便捷性的内容的，因此，是可以且应该有一定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有一些供选用的教学材料的，其编写难度自然小了很多很多。当然，一旦使用的时间跨度大使用对象人数众多，就应该从长计议，认真严肃地进行研究越设计了。
    一些地方一些学校一些个人编写的所谓教材，常常给人一种很惊秫的感觉，仿佛1980年代后期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杨乐等给全国所谓的声称破解了哥德巴赫猜想的人的一封公开信所说，希望不要把精力放在这样的数学难题上，这是徒劳无益的，不是靠匹夫之勇可以解决的问题，一般的人这样去破解世界数学难题，犹如用锯子刨子去造宇宙飞船，是绝对制造不出来的。
    面对全国各地的自编教材的蔚然成风，仿佛又回到了1958年大战钢铁的时代，从城市到乡村，从东海到北国，到处高炉林立，其结果呢，匹夫之勇的结果是生态被严重毁坏，全国到处是一堆堆的三不像的怪胎一样的黑不黑灰不灰的疙瘩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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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是时代希望的种子


作者：吴小鸥　

写在《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史》出版之际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史》近期已由湖南教育出版社推出。全书分为上下两册，这套书是在石鸥教授个人30余年全力收集散落在民间的1万余册中小学教科书的基础上，协同我们教科书研究团队，历经8年多积学渐思所取得的学术成果。

　　该书采取系统分析和重点深入研究相结合的基本思路，以时间发展为脉络，动态、系统、实证地阐明鸦片战争至今教科书编辑出版的时代背景、编审制度、主要机构、编撰群体、内容概要、形式体例等方面发展演变的过程，总结不同历史阶段教科书发展的特点，以期探求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发展的客观规律。

　　中国近现代教科书是一个随着“历史的视界”的拓展而需要不断解读的主题，其发展经历过艰难的移植、激烈的碰撞及其更多别具匠心的创造。《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史》（上册）论述了1840-1949年教科书发展过程，有“国门开放与西学教科书之引进（1840-1896）、中国近现代教科书之开端（1897-1911）、中国现代教科书之定型（1912-1927）、教科书审定制度的确立和特色教科书（1903-1927）、教科书的模式化时期（1927-1937）、国统区和沦陷区的教科书（1937-1949）、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教科书（1927-1949）”七章。《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史》（下册）论述了1949-2010年教科书发展过程，有“新中国初期的教科书（1949-1957）、教科书的放权探索与品质提升（1958-1966）、新中国教科书之变异（1966-1976）、教科书的恢复与发展（1976-1986）、教科书多样化的制度启动与实践探索（1986-2000）、教科书的繁荣发展时期（2000-2010）、少数民族文字教科书的发展”七章。

　　作为本书的作者之一，在每一次小心翼翼的翻阅已经泛黄、薄脆的近现代中小学教科书时，笔者常常惊叹于其荟萃如此众多社会精英与学界名流，震撼于其从形式到内容对儿童生活与儿童心理的关注，以及对中华文化的自信与创新和对现代文明之汲汲以求，从《国文》到《国语》到《语文》、从《修身》到《公民》到《社会》、从《格致》到《理科》到《科学》……一行行文字、一幅幅插图甚至一个个术语符号，为我们拾起悠长岁月中一段远去的记忆。穿越岁月的风雨、动荡、喧嚣与浮华，这些教科书以相对凝定的视角，承载着不同时代的希望与梦想，有目的传承和嬗递不同价值取向的知识，标示出对特定生活世界的文化的深邃反省、思索和忠实记录。

　　任何形式的聚焦，都是为了凸显历史场景中不同社会生活历程、人物的生存状态，勾勒出悠长岁月中民众记忆里的中国社会图景。我们试图在历史、现实与未来之间寻找沟通的津梁，在“史”与“论”之间、在承传与创新之间找到最佳学术支点。一百余年来，中华民族到底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究竟怎样实现从沉沦到复兴的伟业，《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史》让教科书自己述说不同时代一些行将远去的信息，一些昭示和影响了后人的言行和思想，展示一代又一代人不同的人生理想及时代希望，探寻教科书变革的动因和她完整的历史。

　　虽然时代的不断变迁决定了中心与边缘、强势与弱势，为凸显教科书编撰者群体作为时代卓尔不群的知识分子“会通以求超胜”的漫漫求索，我们对于教科书作者的求学背景、文化品质、有代表性的教科书课文形式内容等进行了较为详尽分析，以鲜活的教科书文本还原历史现场，希望教科书研究见人、见事、见物，希望为当今教科书的发展提供固有的学术平台、使其能够逻辑继续，希望全社会关注教科书这一文本的生命力，不断为培养现代人做贡献。（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吴小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