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礼天：试论文学地理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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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礼天：试论文学地理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url=]2014-01-02[/url]来源：《学灯》第29期 作者：陶礼天

本文回顾了我国文学研究界关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过去，考量了此一课题（或曰学科）的研究现状和主要存在问题，由此问题意识出发，探讨了文学地理学的未来发展问题。

试论文学地理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陶礼天

［内容提要］作者自1990年代即开始关注并研究文学地理学原理和中国文学地理学课题，熟悉我国当代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学术史。本文回顾了我国文学研究界关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过去，考量了此一课题（或曰学科）的研究现状和主要存在问题，由此问题意识出发，探讨了文学地理学的未来发展问题。笔者认为文学地理学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一门“显学”，成果众多，成就也很大，但对文学地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存在严重“贫血”的状况；自20世纪60年代西方思想界涌起“文化转向”（culture turn）思潮以来，发展到21世纪初的今天，文化地理学研究已经具有新的面貌，其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都有很大变化，被称之为“空间转向”或“地理转向”，强调通过空间思考文化，通过文化思考空间，这是新文化地理学的重要特点之所在。而在“地理转向”或“空间转向”的研究途径中，对于文学地理学来说，其研究的中心与重心——笔者以为就是“景观学”的研究，也就是说景观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景观和文化地理的景观及其关系的研究，才是具体的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未来。
关键词：文学地理学    景观学   时间风格   空间风格   观看方式

一、小  引
从上世纪80年代迄今，我国学术界对中国文学包括古代、现代、当代乃至外国文学的研究，逐渐形成一门值得认真总结和深入探讨的“显学”，这就是文学地理学，论著甚多，成就也很大。对中国当代学界的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学界已经有多篇论文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和综述[1]，但考虑这些论文和论著中，对文学地理学研究的西方文学研究界的情况、我国学界当代的研究现状和存在问题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都还缺乏分析和思考，故本文不揣浅识，挂一漏万——只能算是“点点滴滴”的思考而已，试图简要地回顾和检讨一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问题。抛砖引玉，以期能够使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向前推进。
二、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构与存在问题
尽管上世纪80年代，许多学者谈论的是文学地理学的话题，但并没有使用“文学地理学”这个名号，甚至也没有“学科意识”，也没有能够自觉地对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范围、方法等一系列问题作出探讨，不过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近20多年的大量论著得到一个清晰的说明：80年代，除少数使用“文学地理学”称名外，学术界大体多把“文学地理”问题及其相关研究称为文学生态学、文学地域性研究、文艺的地域学、文学与区域文化研究等[2]，如发表重要论著者有袁行霈、严家炎、滕守尧、章培恒、王水照、曾大兴、萧云儒、李庆西、金克木、樊星等诸位先生，这个名单其实很长，这里不能赘举。自本世纪这10多年来，学术界逐步统一到“文学地理学”这个名称下，并召开了多次的专题学术研讨会[3]，相关论著与日俱增，尤其是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如杨义、李浩、陈庆元、梅新林等诸位先生的论著[4]，相关论著难以屈指，专著有几十种，直接、间接相关的论文逾千篇。可以说在今天，文学地理学这一“学科”的初步规范已经得以建立，这是非常令人欣慰的。
其实，“文学地理”问题的研究，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传统，这是广为学界所熟知的。而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中，1949年后由于受到学术界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影响，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一样，多避免讨论文学地理论题，而是把相关分析置于民族性、人民性、大众化等论域之内进行讨论，例不胜举。如李永生于1982年出版《孙犁小说论》列专章讨论孙犁小说的“民族化”特征。鲁迅《致陈烟桥》（1934年4月19日）信中说：“木刻还未大发展，所以我的意见，现在首先是在引起一般读书界的注意，看重，于是得到赏鉴，采用，就是将那条路开拓起来，……我的主张杂入静物，风景，各地方的风俗，街头风景，就是为此。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5]李永生就曾引用鲁迅这一论述（很为流行）说明“艺术的世界性，取决于艺术的民族性，民族性艺术为世界、为全人类提供了本民族特有的思想感情和独特的生活习惯，反映了这一民族不同于他民族的内在精神气质、心理内容、社会发展水平和地理环境的特点，以及外在的表现形式。”[6]从此出发来分析孙犁《荷花淀》、《风云初记》等小说的民族化表现。又，鲁迅先生所谓“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这句话，大概就是我国学术界流行的所谓“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这句话的最初版本。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语言的国家，各民族在长期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形成今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我们有自己的共同的文化自信和共同理想，我们的文学艺术应该也必然有自己的中国作风、民族特色，中华文化是在汉文化为主流并吸收、包容与并存多民族文化乃至外来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自立于世界的浩浩洪流。《诗经》和《楚辞》就反映和包容进了中国文学在早期发端时期已具有的不同民族特色、地域特征，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理论批评对此尤为关注，成为我国古代文论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一个重要传统。对此进行探讨，也是文学地理学这一研究课题中的应有之义。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实际应该不妨碍建设文学地理学，二者应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当代文学创作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渐渐形成一种追求不同“地域文学”特色的创作潮流，随之，文学批评也及时加以总结并回过头来重新审视现代文学有关创作现象，追溯中国古代及近代以来“文学地理”评论和创作传统，于是提出或重新提出西部文学、东部文学、南方文学、北方文学、地域（或称区域）文化小说等一系列的概念，人文地理学、人类生态学等理论也被迅速引入当代文学批评，其批评概念还比较杂乱多样，但其共同指向在笔者看来都属于“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与批评。
近代以来“科学的”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无疑是随着西方人文地理学（包含文化地理学）的引进而兴起的[7]，20世纪初就有学术价值含金量很高的多篇论文发表，如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汪辟疆等先生的论著，乃至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先生的有关论文[8]，这些论著无疑已经成为传世名作，广为文学研究者所知；而最近20多年之所以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成为显学，也是与上世纪80年代我国人文地理学的复兴和近年来西方新文化地理学的移译、输入分不开的[9]，也是与我国文化地理学专家学者特别是如陈正祥先生《中国文化地理》这样杰出的研究成果密不可分的[10]。
尽管文学地理学在今天中国文学的研究界已经成为一门显学，不少学者声明：“文学与地理相关”，已经成为学界研究之“共识”。但笔者以为当前的研究表明文学地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严重匮乏，大量的学术论著仍然存在着理论逻辑的混乱性、充斥着人文“想像”的不足，尤其是对梁启超提出的问题，还没有能够作出有说服力的理论思考和回答。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一文中，论及“词章”时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而然矣。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围社会影响特甚焉。自后世交通益盛，文人墨客大率足迹走天下，其界亦寝微矣。”[11]这一论断隐含着一个问题——这就是“交通益盛”的今天，还有无“文学地理”问题存在？因为如果按照这一说法，文学地理学只有演变为文学历史地理学才能得以成立，就没有今天的文学地理学，或者说文学地理学的理论普适性就会受到严重质疑，就没有“文学地理学原理”。不对这个理论核心问题予以深入研究和解决，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未来发展就会成为问题，自然一些致力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构的论断，就易于变为空谈。而笔者通过研究思考认为，新文化地理学的应运而生，也是碰到了这个理论障碍而得以激发的；“文化转向”的研究，已经昭示了文学地理学未来的研究路径。
笔者曾于上世纪90年代初，专门致力于文学地理学的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后来曾在《福建论坛》、《中国文化研究》及《北大中文研究》上发表几篇论文，就是当时研究的结果[12]。笔者在《北大中文研究》创刊号上发表的《文学与地理——中国文学地理学略说》一文中，认为可以给“文学地理学”下这样一个简明的定义，即它是介于文化地理学与艺术社会学（或称文学社会学）之间的一门文学研究的边缘学科（今天大概更倾向于使用“跨学科”这一概念），致力于研究文学与地理之间多层次的辩证的相互关系。这里所说的“文学”主要是指地域的文学，即在特定文化地域、具有一定地理空间范围中所产生的文学；所说的“地理”也主要是人文地理，即偏向于人化的自然方面。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地说，所谓文学地理学就是研究地域的文学与文学的地域、地域的文学与文化的地域、地域的文学与地域的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进一步说，从人地关系角度综合论之[13]，上述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三大关系，又可衍生为具体的五大层面的内容：
一是地理环境与地域的文学发生发展的相互关系，它着重从文学与地理的直接相关性出发，来探讨文学的地理风土质性及其地域风格的成因；
二是作家的地理空间分布结构与超地域的流动变迁及其与文学创作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它着重从审美主体角度来探讨文学的地域特征，并进而对文学地域性的超空间（超地域）的时间风格和超时间的空间风格（地域风格）相互演化的规律作出研究；
三是文化地理的景观与文学原型意象、境界构成及其审美心理积淀的相互关系，它着重从审美客体和文本构成的角度出发，来探讨文学地域性的空间风格与时间风格的特征及其在现时性与历时性过程中的发展过程；
四是地域的文化风尚与文学的地域风格之间的相互关系；
五是文化地域的思想文化传统与独特的审美人格、审美方式之间的相互关系。
就最后的两大方面的关系来讲，它要求把形成文学的地理风土质性的文化中介因素纳入研究的范围，并从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综合角度来进一步研究文学地理的空间的与时间的风格[14]。就平行结构而言，上述的文学与地理之间的文化中介因素，主要指政治的、哲学的、宗教的以及其它艺术学科如中国的书画艺术等等方面的内容[15]。这些基本观点，笔者仍然坚持，也为不少学者所引用，但没有能够对上述梁启超先生的论断所隐含的“问题”予以解答，一直困惑于心。
三、西方与中国：文学地理学的产生
（一）西方：文学地理学的提出。据笔者初步考查，西方“文学地理学”的创立，实际主要产生于法国文学理论批评界。应该说，西方文学地理学的提出，是与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这样的著作所产生的背景及其影响有关。从斯达尔夫人《论文学》到丹纳《艺术哲学》再到蒂博岱《克吕尼》等，相继进行有关文学与地理关系的研究，讨论欧洲南北文学与文学地域问题。
据法国罗贝尔·埃斯卡皮初版于1953年的《文学社会学》所谓“几年来，流行着文学地理学”等有关论述和介绍，知道法国文学研究界在1942年迪布依出版了《法国文学地理学》，1946年费雷出版了《文学地理学》[16]。所以说“文学地理学”的正式命名、产生，是在二十世纪的40—50年代。但“文学地理学”这个称名的法文具体是如何翻译的问题，笔者不懂法文，并不详知。迪布依的《法国文学地理学》和费雷的《文学地理学》，迄今也没有中译本问世；而且除斯达尔夫人《论文学》和丹纳的《艺术哲学》外，其它提及到国外有关文学地理学的著作基本还未能翻译介绍到我国。
尽管法国学界提出“文学地理学”并出版了专著，但西方主流文学理论批评界，并没有认可“文学地理学”。如20世纪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史家美国雷纳·韦勒克撰写的《近代文学批评史》，研究范围是1750—1950年，就没有提及有专门的“文学地理学”著作，但列有专节论述德国赫尔德（1744—1823）、法国的斯达尔夫人（1766—1817）、泰纳（1828—1893）、蒂博岱（1874—1936）等人的文学批评，涉及到文学地理问题，如其第8卷论阿尔贝·蒂博岱文学批评时，提及“文学地理”（Geography，literaray）这个概念[17]。从学术影响讲，1800年法国斯塔尔夫人（按：徐继曾译为斯达尔夫人）《从社会制度与文学的关系论文学》（简称《论文学》）发表，该书吸取、借用了欧洲人文学界地理环境论（特别如孟德斯鸠的理论与论述等），讨论了欧洲南北地理与南北文学之差异关系，影响最为深远[18]。其后有关论述甚多，其中最为著名的还是法国的伊波利特·泰纳（傅雷译作丹纳）《英国文学史》（1863年出版）提出的“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论，这些论述都收录或写入其《艺术哲学》[19]，此亦同样影响深远，同时也毁誉参半。
然而，“文学地理”研究并未得到广泛认同，成为独立意义的文学批评或派别。美国当代著名文学理论家《镜与灯》的作者艾布拉姆斯所著《欧美文学术语词典》（1957年初版），没有收录“文学地理”和“文学地理学”词条，这也可以说明问题。但艾布拉姆斯把泰纳“三因素”论归入文学社会学（Sociology of Literature）研究中，指出有时文学批评家认为第一位现代文学社会学者是法国的泰纳，泰纳《英国文学史》提出一部作品大致是由三个因素即种族（race）、环境（milieu）和时代（moment）决定的。艾布拉姆斯认为“大多数文学史家和批评家注重作家和他们所生活与创作的文化时代的独特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他们也注重文学作品和它们所反映的社会，以及它们所创作的那个社会之间的关系。”[20]总之，在西方文学批评界，1960年代以前并没有广泛认同“文学地理学”的批评和研究，而是把文学与地理关系课题，主要纳入文学社会学研究范围进行研究。
（二）中国：文学地理学的提出。如前所说，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重新注重文学与地理的关系，重视人文地理学与文学研究的交叉问题，迄今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已渐成显学，已有多部专著和大量论文问世。实际上，中国古有“南桔北枳”的成语典故[21]，而文学与地理关系问题的探讨，更可谓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其发端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而且据笔者查考，西方文学地理学的提出和研究，应该是间接受到中国古代有关这一方面的学说和理论文献的影响。因为孟德斯鸠的著作，实际上运用了中国这方面的丰富文献。
中国文学地理学思想发端于先秦时期，但“文学地理”这个概念，在中国盖最早是由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地理大势论》这篇文章中才明确提出的。他说：“中国为天然之一统地理，……其在文学上，则千余年南北峙立，其受地理之影响，尤有彰明较著者，试略论之”，接着就简要论述哲学、经学、佛学、词章和美术音乐这五个方面的南北不同与地理环境及文化地理之关系，然后说：“大抵唐以前，南北之界最甚，唐后则渐微，盖‘文学地理’常随‘政治地理’为转移。”[22]因此可以说明，梁启超所说的“文学地理”之“文学”，具有广泛意义的传统概念，包含一切文化学术（类似今天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范围），所论大体与稍后刘师培先生于1905年发表的《南北学派不同论》（其中包括《南北文学不同论》一节）所包含的内容相若。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至1902年间，分别撰写了《中国地理大势论》及《亚洲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论中国学术思想之大势》、《中国史叙论》等；1913年梁启超归国；1924年又撰有《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等。刘师培大约在1903年至1907年间，撰有《编辑乡土志序例》、《经学教科书》及著名的《南北学派不同论》等论文，讨论中国地理环境特别是南北地理差异与中国文化（包括经学、诸子学、理学、考证学及文学等）南北异同的关系，另还编有《中国地理教科书》二册[23]。王国维于1907年撰出《屈子文学之精神》，论及《诗经》、《楚辞》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北方与南方地域文学精神之发端及异同问题[24]。汪辟疆于1934年发表《近代诗派与地域》，该文先论文学与时代关系，分清诗为康雍、乾嘉、道咸三期，然后重点分析第三期中同光以后五十年之诗史，以地域系之而分为六派，即湖湘、闽赣、河北、江左、岭南及西蜀派，每派先言其地域的自然地理与文化地理特征，再分析其代表诗人、诗作乃至地域文学传统等[25]。又按：除诗、文、赋、词主要文体外，古典小说特别是明清长短篇小说的文学地域性更为显着，因为其展开的是形象画卷，人物、语言、场景等描写，地域性突出，所以西方文学地理学者喜爱分析小说的地理景观以研究文学地理学。中国文学中还有乐府、戏曲这两种体裁的文学地域性及其与地理之关系也非常突出，历来论者亦多。
（三）梁启超提出“文学地理”这个概念及其研究理路，当是受到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和当时日本译介西方人文地理学有关；而《论法的精神》又受到中国古代相关文献关于文化地理风俗记载和论述的影响。
据许明龙《论法的精神》中译本之《译者附言》所说，《论法的精神》早在1900年就有中文译文刊载于日本东京出版的刊物《译文汇编》上；1902年张相文翻译12章，于1903年由上海文明书局发行，均根据日文本翻译，题名《万法精神》；1913年著名思想家严复又据英文本翻译，书名为《法意》，这些早期译本的刊布，使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论”对当时中国“文学地理”研究的发端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26]。真正据法文本翻译而且是全译本，最早为张雁深译本，书名为《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出版，1961年出版其上册，1963年出版其下册。今天，《论法的精神》已有多种中译本。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说：“炎热地区的人民几乎总是因怯懦而沦为奴隶，寒冷地区的人民则因勇敢而享有自由。对此丝毫不必感到惊诧，这种效应来自自然原因。”[27]上述引文之前，孟德斯鸠还说“中国的北方人比南方人勇敢”，并加注说：“中国书籍对此多有讲述。见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第四卷，第448页。”这就可以说明：中国古代有关南北地理自然环境论、南北方之人的异同论，对孟德斯鸠建立他的学说也有一定影响。《论法的精神》研究讨论了君主、专制、共和三种政体和各种政体原则及其立法原则等诸多问题，在其第三编（卷）共6章（第14—19章）中，分别讨论法与气候性质的关系，民事奴隶法何以与气候性质有关，家庭奴役法何以与气候性质有关，政治奴役法何以与气候性质有关，法与土壤的关系，法与民族的普遍精神、习俗和风尚赖以形成之原则的关系问题。这其中确有不少绝对的环境决定论的判断和言论，现在学界有不少学者指出孟德斯鸠并不能归入地理环境决定论一派[28]，此说还可以斟酌。
四、景观、景观学与文学地理学的未来
前文亦已指出，就当前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研究现状而言，用一句话概括：已成显学，涌现出大量研究成果，提出了文学地理学学科建构框架，确立了文学与地理尤其是与文化地理关系的新的研究视角，“人地关系”（Man-land relationship）已经被认可为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科学基础和立论前提，各种文化地理学与传统的文学研究法得以新的综合运用和考量，从而产生出一套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路径，相关研究的各种“称谓”已趋向于统一到“文学地理学”的名下，这是就成就的方面而言的；就研究现状的不足或缺失而言，笔者以为，仍然是文学地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的严重贫血，还需要认真地深入地研究文学地理学原理。笔者相信，经过学术界如此众多学者的努力，一本名副其实的《文学地理学原理》可能会很快问世的。
再接前文所谈的任公先生的论断所带来的重大问题——即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所谓“自后世交通益盛，文人墨客大率足迹走天下，其界亦寝微矣”——文学地理学的未来如何发展，“交通益盛”尤其今天的网络时代、全球化时代，究竟文学地理学还是否存在？如果存在是有科学依据的，那么其研究重心、中心，研究对象、范围以及研究方法，又有什么变化发展呢？换句话说：文学地理学研究什么？如何研究？梁启超先生这种论断所隐含的问题，西方学者也同样考虑过，而且论点几乎是一致的。如匈牙利著名艺术社会学家豪泽尔就认为，文化传播技术的发达，社会流动性的提高，“降低了地理条件的重要性，渐渐地把文化过程的空间系数变成了时间系数。”[29]那么今天的文化传播技术的发达和社会流动性的提高情形下，文学地理问题还是否存在或者说文学地理学如何面对这一问题，笔者以为新文化地理学的诞生，已经初步作出了新颖而有说服力的较为科学的回答，尽管这也只是问题探讨的开始，前方的路还很长很长。
自20世纪60年代西方思想界“文化转向”（culture turn）思潮以来，发展到21世纪初的今天，文化地理学研究已经具有新的面貌，其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都有很大的变化，这一变化被扼要称之为“空间转向”或“地理转向”，强调通过空间思考文化，通过文化思考空间[30]，笔者以为这也是文学地理学的未来发展方向和研究中心。如前所说，在法国已经流行“文学地理学”、产生《文学地理学》专著的20世纪的50—60年代，埃斯卡皮所著的《文学社会学》仍将文学地理学问题纳入文学社会学之中。反而倒是1960年代以后“文化转向”带来的“空间转向”下的文化地理学学者，特别是英美学者，热中讨论“文学地理学”，并直接把它纳入文化地理学著作中，如英国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其第四章《文学地理景观》专门讨论文学地理学，该书涉及文学地理学问题还有多处，如第六章《成倍扩展的媒体空间》中有关论述等，着重从景观角度提出许多新见，论及“文学创作与地理”、“地区写作”、“文学文本中的空间”等问题，对空间（space）与地方（place）的关系也作出了饶有兴趣的探究，而且在方法论上自觉认为文化地理学应该包括文学地理学研究。其第四章所附“进一步阅读”（Further reading），提供了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人文地理学与文学关系研究的参考文献。
而通过空间思考文化，通过文化思考空间的“地理转向”或“空间转向”的研究途径中，对于文学地理学来说，其研究的中心与重心——笔者以为就是“景观学”的研究，也就是说景观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景观和文化地理的景观及其关系的研究，才是具体的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未来。
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不用“风景”（或“风土”、“物色”等）的概念，而特别运用“景观”的概念，并非简单地借用文化地理学的概念，而是从文学地理学的建构角度作出的探讨。因为汉语中的“风景”（或“风土”、“物色”等）概念的内涵虽然也包括人文景观，如建筑物（山水田园诗中经常出现的亭台楼阁等）、古代战场、文化遗址等，甚至也包括审美对象中人（或人的行为活动）、动物、植物、气候（如不同地区的寒冷温热）、天气（如阴晴雨雪）、节序时令（春夏秋冬，中秋、重阳等）等，如山水田园诗中的劳作的农民、耕地的水牛乃至湖溪、草木间的鸟兽虫鱼、天空中的蝴蝶、蜻蜓、燕子、大雁等等，但主要侧重的是与审美主体相对而言的山水田园的自然风景。而“景观”，就其概念的一般含义而言，除了包括上述“风景”的含义外，还有一个最突出的含义，就是“观看”、“观看的方式”。
“景观”这个汉语词汇本身原就包含“景”和“观”（看）两个方面的内涵，如果我们把汉语中“景观”一词之成词的历史进行描述和分析，也是富有启发性的。（美）理查德·哈特向的《地理学的性质——当前地理学思想述评》虽然出版于20世纪上半叶，但该书第五章《“Landschaft”与“景观”》比较全面总结了西方新文化地理学兴起之前有关景观的各种概念，并作了严肃的反省和批评。他说：“我们不得不考虑当前地理学思想的一些大问题，在每个大问题中，对一个极其重要的术语的用法都有许多不同，有的彻底而明确，有的更为细微但也更易混淆，使学者屡屡被弄得晕头转向——这个术语就是‘景观’。”[31]“景观”这个词在我国古代的历史演绎，也非常有意思，而且直接与文学创作的“观照方式”联系在一起。
“景观”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开始并没有作为一个“成词”来运用，后来作为成词来用乃是出自对《诗经·国风·鄘风·定之方中》一诗解释之中，如“毛传”、“郑笺”及“孔疏”的分析，关于“望景观卜”这个方法的说明。“望景观卜”，本初是指先秦（至少在殷周时期）建筑学上的方法，是非常科学的；它因《毛传》的相关诠释，与中国文学创作中所谓“登高能赋”的审美方式联系在一起，可见我国“景观”这个词一开始就与人文景观和“观看方式”密切联系。其后“景观”逐渐凝化为一个成词，最初用于寺观名和人名，大约在20世纪初，西方人文地理学传译至我国，“景观”就被用于一般指“风景”或地理学上的“专有名词”，从先秦直至明清时期还很少见到“景观”作为成词来表示“风景”这个词的意思，应该说几乎没有。
首先，我们看“望景观卜”这个典故，《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这里引前二章，诗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该诗第二章云：“升彼虚矣，以望楚矣。望楚与堂，景山与京。降观于桑，卜云其吉，终然允臧。”《毛诗》小序云：“《定之方中》，美卫文公也。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处漕邑。齐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得其时制，百姓说（悦）之，国家殷富焉。”第二段“升彼虚矣”四句，《毛诗传》云：“虚，漕虚也。楚丘有堂邑者。景山，大山。京，高丘也。”其下“降观于桑”句，《传》云：“地势宜蚕，可以居民。”又其下“卜云其吉，终然允臧”二句，《传》云：“龟曰卜。允，信。臧，善也。建国必卜之，故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32]可见本来“望景观卜”中的“景”，乃是指“景邱”之山名，“观”既有“观卜”的意思，还有“观测”日影以度量如何营建宫室的意思，“定之方中”的“定”，是指天空北方的营室星的名称。朱熹《诗集传》曰：“定，北方之宿，营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于是时可以营制宫室，故谓之营室。”他进一步解释上引《定之方中》的诗句含义说：“楚宫，楚丘之宫也。揆，度也。树八尺之臬（按：指测量日影的度量仪），而度其日出之景（影）以定东西，又参日中之景（影），以正南北也。”又解释“降观于桑”句说：“桑，木名，叶可饲蚕者。观之以察其土宜也。”结果是“卜云其吉”，即占卜也是合宜的，所以朱熹总结第二章诗意说：“此章本其始之‘望景观卜’而言，以至于终，而过获其善也。”[33]《周礼·春官》述“典瑞”官职云：“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与其用事。……土圭，以致四时日月，封国，则以土地。”郑玄笺疏云：“以致四时日月者，度其景至不至，以知其行得失也。冬夏以致日，春秋以致月。土地，犹度地也。封诸侯以土圭度日景，观分寸长短，以制其域所封也。”[34]可见我国古代的测量技术水平和使用之广泛。如明人邢云路撰《古今律历考》卷16《历代考》提及我国古代“测景（影）观象”以正“历”（日历）的方法，这当也是源于先秦时期。
其次，“望景观卜”这一说法，就使后来“景观”逐渐成词，被用于寺观名和人名，但并非现代“景观”这个词的含义。“观”用于建筑物，是寺观、道观、宫观的意思，如（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宫观”条记载，苏州有“神景观”，“景”跟“神”结成一词，非跟“观”结成词，但这是演化的过程。《甘肃通志》记载：“西景观，在文县哈南寨。”《二程遗书》卷22《伊川语录》载：“先生语子良曰：……余平生只拜二人，其一吕申公，其一张景观奉议也。”这里“景观”连用于人名。按张景观，宋人邵伯温《闻见录》卷20有记载云：“张景观，字临之，学行甚高，康节先公喜之”，云云。从张景观的字“临之”（字是名的展开义），“景观”的“观”是观看的意思，这个“景观”的意思就接近现代“景观”的含义。宋人陈著的《本堂集》卷81《书简》记载有道士名号用“景观”者。清乾隆皇帝的《御制诗五集》卷57有“福海中蓬岛，早吟卅景观”，这是指作为四十景的宫观，连用成“卅景观”。宋人张君房所编辑道教经典类书《云笈七签》卷98《诗赞词》有“控景浮紫烟，八景观汾流。”[35]明人高濂《遵生八笺》卷6“扫雪、烹茶、玩画”条云：“……时乎南窗日暖，喜无觱发恼人，静展古人画轴，如风雪归人、江天雪棹、溪山雪竹、关山雪运等图，即假对真以观古人仿真笔趣，要知实景画图俱属造化机局，即我把图，是人玩景，对景观我，谓非我在景中，千古尘缘孰为真假，当就图画中了悟。”清代张廷玉等人编辑的《皇清文颕》卷60载吕耀曾《都江道中》五言诗，有句云：“佳景观靡穷，异域初难料。”可见在清代以前（除用人名的较少例外），与现代“景观”含义直接相关的词，都是作为单字“景”与“观”单用的，最后所引的四个例证最有说服力，“八景观……”、“对景观……”、“佳景观……”等用法，开始渐近“景观”之成词[36]。上述征引繁博，力图说明“景观”是如何变为“成词”的。其最初的意思是什么，这或者有助于我国学术界研究“景观”概念的内涵。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说明，我国“景观”这个概念，在“成词”前，是密切与风景的“景”和观看的“观”联系在一起的，汉语“景观”一词，从开始就包含了“观看”的意思。如果说，文化地理学中“景观”（Landschaft，Landscape）也应该如新文化地理学研究者所说的应有“观看方式”的内在含义，那么这种转译是很恰当的，而如果翻译为“风景”就无法体现这个“观看方式”的意思。另外“观”作为名词（读音声调不同，第四声），就是建筑物寺观、道观、宫观的意思，这个含义或者是与“望景观卜”这种建筑测量方法有关的，可能还与高大庄严的神秘宗教情感有关系。
复次，“望景观卜”这个出典与“登高能赋”的关联问题。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37]关于“登高能赋”是一个饶有理论趣味的问题，本于《毛诗》之《定之方中》一诗的诠释。《毛诗正义》孔颖达疏《毛传》“建国必卜之……可以为大夫”一段极为重要，其中说：“……‘升高能赋’者，谓升高有所见，能为诗赋其形状，铺陈其事势也。”也有学者认为《毛传》这里讲的本意，乃是指登于殿庭，升于公堂，君子从政，应能赋诗。笔者以为这种解说可备一说，但至少在汉代就已不是“登高能赋”的唯一解释，这是颇值得文学地理学研究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因为这也是与中国文学中营构“景观意象”空间的方式和景观主体对景观的独特的审美方式有关，故略及之。
通过查考，“景观”这个词在我国被用于人文地理学的概念可能起始于20世纪初西方人文地理学的输入之际，应该是通过翻译西学著作而得到广泛传播的，我国学术界今天关于“景观学”的研究已经基本与西方接轨，几乎现在处在差不多相同的语义范围了。而在1949—1978年间，曾经有过争议，并受到前苏联学术界的影响。参阅北京大学陈传康先生的长篇论文《景观概念是否正确》[38]和兰州大学冯绳武先生《读“景观概念是否正确？”之后》一文[39]，就可以知道。今天看来，陈传康《景观概念是否正确》还是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的论文，但受到当时学术环境和研究水平的影响，他是坚持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分野论，认为文化景观（指其人文方面的意义）不是自然地理学而是其他科学的任务，至于文化景观的自然地理学的意义仍属于自然地理学研究的范围，这个观点迄今仍然是有效的，因为文化地理学实质已经是一门社会科学而不属于自然科学了。《辞海》解释“景观”概念[40]，认为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风光景色，二是指地理学名词，其一般的概念包括“泛指地表自然景色”的一般的概念，其特定区域概念“专指自然地理区划中起始的或基本的区域单位，是发生在相对一致和形态结构同一的区域，即自然地理区”，其类型概念即“类型单位的统称，指互相隔离的地段按其外部特征的相似性，归为同一类型，如草原景观、森林景观等。”德文的景观（Landschaft）一词被翻译为英文Landscape，这个英文词，按照牛津英文辞典的解释就是“表示自然风光、地面形态和风景画面。”
在西方，“景观”这个词，据说最早出现于《圣经》。拉维和莱伯曼《景观及景观生态学》一文说：“世界上最早的景观文献，恐怕要算普稍姆斯（Psalms）的书。其中，景观是指具有国王所罗门教堂、城堡和宫殿的耶路撒冷城美丽的全景。在英语中，景观这个形象而又富于艺术性的概念通常称为风景。”[41]相关西文中译文献，可参阅德迈克《景观是一个地理系统》[42]和特罗勒《景观生态学》等论文[43]。又，西方学界一般认为“景观”概念作为“风景”的意义，大概在16世纪就开始应用于文学、艺术创作批评之中，至少在19世纪初就被应用于自然地理学中，这个词（概念）比较受到关注，是始于德国地理学家洪堡的运用。美国理查德·哈特向指出：德语Landschaft“长期以来它在日常用语中，既用以表示我们所看到的地面的外观，又可单单表示一片有限的土地。这两个概念被带入德国地理学中来都不迟于上世纪初。……洪堡把此词主要用于表示某一地区的美学性质的意义上，虽然有时可能也另有含义。同样，奥佩尔和维默尔主要都是从美学观点上来看Landschaft的”[44]。一般认为“景观”从德文被引入英语世界并以此作为文化地理学学科的核心术语，其标志就是美国地理学家卡尔·索尔（Carl．Sauerl）于1925年出版了《地理景观的形态》（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这是美国文化地理学和景观文化学的奠基之作，迄今探讨“景观”的概念和建设“景观学”乃至包含其它各种学科涉及到“景观”的内容，都要参考或提及卡尔·索尔这本著作的主要观点。（美）唐·米切尔（Don Miychell）在《死劳动与景观的政治经济学——加利福尼亚的生与死》一文中说：“‘景观’通过卡尔·索尔对1925年首次发表的德语概念Landschaft的说明，进入到英语语言的地理学词典。对于索尔来说，依据德国传统，地理学‘被天然给定的’研究对象就是‘景观’：‘区域’或‘地区’以及定义区域或地区的‘那些事实的独特关系’。……索尔认为，地理学家要去理解和解释（而不仅仅是描述）‘景观现象学以便掌握不同陆地景色的所有含义和色彩’。……索尔对当代政治和经济问题不太感兴趣。他反而关注创立一门（历史）景观地理学，完全是客观的，并且卡断（幼稚的）政治倾向以及环境决定论的主观推论的错误。……他的最高目标是将景观当做某种探索工具，达到对形成景观的文化理解。……他认为文化景观……是一段人类改变的自然，但是被改变的自然服务于一个独特目标：形成文化的需要和渴望。于是，从文化景观的事实背后去开展研究，文化地理学家就能够看到自然如何被改变并因此了解活在景观中并创造了景观的文化：文化想什么、要什么、如何生存。”[45]理查德·哈特向的《地理学的性质——当前地理学思想述评》，列专章（第五章）痛责“景观”这个概念译为英语“Landscpe”而造成的学术混乱，他说：美国作者把Landschaft的种种含义，“以‘景观’的形式搬到我们的词汇里来，但他们却很少有人曾确切地阐述过他们指的是什么。”其中指出索尔《景观的变化》这篇划时代的论文似乎说景观是“由形式的独特结合组成的地区”，这简单的说法里可能包含着一个定义，但它却又对大多数读者掩藏了这个定义，卡尔稍晚的一篇论文又说：“景观的构思包括：（1）自然区的特征，（2）人的活动加于自然景观的形式，即文化景观”。“因此索尔的‘景观’概念必须或者解释为地区，只要它是物质的就是了。这显然就是他的大多数追随者所采用的‘景观’概念。”[46]但认为还是难以理解，云云。理查德·哈特向恐怕不可能想到也正是“Landscpe”这种“混乱”，才导致英美国家为代表的学术界在所谓“文化转向”、“空间转向”的学术理路上推出新文化地理学来。
五、空间风格与时间风格
从文学地理学研究和理论建构如何切入文学研究与批评的“内部规律”来考虑问题，笔者以为可以从“景观”的角度来分析文学地域性或文学地理的空间风格与时间风格。
先谈谈关于文学地域性的“空间风格”和“时间风格”的解释。如前所注，“空间风格”和“时间风格”这两大理论范畴，见于日本竹内敏雄主编《美学百科辞典》之“美术地理学”（Art geography）词条——还注明了德语和法语的译文，这里从略。该词条解释说：“美术地理学是从空间、地区共属的观点研究美术作品的学问，这里可以区分为两个课题的领域。（1）其一是探求相同地区艺术作品相互间的地理风土本质和特性，确立区别于超空间的（超地域的）‘时间风格’和超时间的‘空间风格（地域风格）’。美术地理学研究的地区有极小和极大两种情况。规定这种‘空间风格’的力量里，（a）首先有当地所给予的条件。例如根据是否有特定建筑材料的生产便产生木制建筑、石造建筑、砖瓦建筑等区分。石雕的材料亦因坚硬、粗细及其他性质而异，由这种地区条件带来的差异参与风格的决定。（b）其次有民族和种族所给予的力量。作为研究的例子有格里泽巴赫（August Grisebaech，公元1881—1950）的《从种族特性看古老的德国城市》。当然上述两种力量往往相互渗透，相互作用。（2）第二个课题是一定的风格、形式、动机和其他地理传播的研究。相当于这种研究的有如波特尔（Arthur kingsley Port，公元1883—1933）的《巡礼道的传奇雕塑》。一定的形式、制作材料和其他分布地图对美术地理学来说是重要的手段。”[47]文学地理学和美术地理学本是密切相关的，可以说都属于“艺术”，区别只在于具体研究对象不同，所以运用的具体手段、具体方法和具体研究角度等有所不同而已。上述词条没有解释艺术作品“空间风格”和“时间风格”这两大理论范畴的内涵，但推敲其义，其所说的艺术作品（侧重讲美术作品，如绘画、雕塑乃至建筑艺术等）的空间风格（地域风格），就是指同一地域空间中艺术作品相互之间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其具有共同的地理风土本质和特性，它与艺术创作的媒介也就是使用材料和民族与种族的个性有关。这种空间风格的延续继承就是时间风格，或说是超时间的空间风格（地域风格）；这种风格扩散传播至其它地域并得以历史性延伸，就是所谓超空间的时间风格。
笔者把上述理论范畴和自己的思考分析，借用来作为文学地理学建构的基本理论范畴。因之，所谓文学的“空间风格”是指文学创作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中，受到地理环境、地域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独特的地域特性，文学作为以语言为媒介构造审美意象的艺术，这种地域特性产生的主要因素，就特定的地域空间而言，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语言的方言性质（语音、词汇、习语等）；
（2）特定地域的自然条件尤其是依赖这种条件的生活方式等影响，以及这种特定地域的“生活”被表现为作品“内容”时所带来的特别差异感，在文学产生的早期，书写条件应该也有所影响；
（3）地理景观的差异，通过创作主体的心灵化表现为文学意象的“物境”层面的地域空间差异感，而随着新文化地理学的兴起和“空间转向”研究，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中心和重心亦应“空间转向”，由注重文学与自然地理环境及地域空间（第一空间）关系和与社会空间、文化空间环境（第二空间）之关系的研究而转向以“文学景观”为核心的空间意象的研究（包含在所谓第三空间的内涵中）；
（4）创作主体（审美主体）的民族个性、思维方式、文化风俗等差异，它通过主体心灵化的过程凝结在审美意象之中，构成“情境”层面的差异，而物境和情境的统一就构成了审美境界、文学作品的形象世界的地域空间差异感；
（5）影响创作主体及表现“情境”的其它意识形态的中介作用，如宗教、政治、哲学以及其它艺术如音乐、绘画等；
（6）在发展过程中的异质文化的影响。
上述这些方面实际上就构成了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基本内容。而这种原生的文学的空间风格（地域风格），在其后通过扩展和传播，影响到其它地域的文学创作，成为其它文学地域风格的基本因素，虽必会有所变化但基本特质较为一致，就可以称之为“超空间的空间风格”或者说“超地域的空间风格”。文学的“时间风格”是指文学创作在一定地理空间中的原生的文学空间风格（地域风格），逐渐形成、积淀为一种历史性的文学传统特质，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仍然保留一定程度的但也可能已经相当微弱的原生的文学地域性特征，又反过来影响原地域的文学创作，形成新的地域风格。而这种时间风格，在历史发展中再进一步扩展和传播到其它地域，形成另一地区的新的文学空间风格，其间既有新的变化，又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原生地域的文学地域性传统特质，这就又可以称之为“超时间的空间风格”。
进一步说，从文学史现象看，文学地域性的“时间风格”，或在时间上或在空间上都已超越了原生地域的空间风格，所以，一般我们说地域文学的空间风格必然会向超地域的时间风格演化。因为从理论分析的极致讲，任何文学作品的原生地域的空间风格，即使在其差不多同时代中扩散出去，时间上仍然是有先后的，也就是说，“超空间的空间风格”，从本质上说，就是“超时间的空间风格”，是故“超空间的空间风格”亦即“超地域的空间风格”，可以合并而统称为“超地域风格”。当然为了强调其侧重点，仍然可以使用“超地域的时间风格”和“超时间的地域风格”这两个范畴。但由于超地域的必然就是超时间的，所以也可以笼统而言之。
总之，通过上述分析，从而得出如下三个核心的理论范畴——空间风格、时间风格、超地域风格（包括“超时间的地域风格”和“超地域的时间风格”两个方面内涵）。如屈宋的骚赋影响到其后汉赋的风格，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论曰：“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则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文心雕龙·时序》篇又说：“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馀影，于是乎在。”[48]这就是说，汉赋在文学地域性上，具有受到“江山之助”而创作出的“楚辞”（以屈赋为代表）的超地域风格，或者说超时间的地域风格，同时也存在超地域的时间风格。
以上就是从文学地理学角度，对文学的空间风格、时间风格、超地域风格（超时间的地域风格和超地域的时间风格）的三大理论范畴的界定。仔细思索，不难明其理。笔者以为运用“空间风格”和“时间风格”对上述文学地理现象进行概括，是凝炼的，也是确切的。因为我们在论述文学地理之现象和问题时，无法每次表述都详细说明一个拟提出的理论概念（范畴）所要表达的内容，那样就会无比繁冗，失去逻辑的清晰性。是故，作为理论研究和创立者，必须根据研究的对象、范围、方法提出一些理论概念、理论范畴来作为理论建构的支撑，但必须在逻辑表述时限定在已确定的理论概念和理论范畴的内涵与外延之中。
笔者曾借用“美术地理学”的“空间风格”和“时间风格”概念，来论析地域文学的“空间风格”和“时间风格”，作为文学地理学建构的基本理论范畴。就人地关系而言，研究作家的地理分布，进而入手探讨不同地域的作家“地理出身”或者说“地域身份”（出生籍贯）、生平活动与地域的自然环境、文化空间等种种关系，考察他们的文学的地域风格特色，这仍然还是一种“外部规律”的研究，而且具有种种的局限性，如果立论不思宏通、考察不能全面，确实很容易陷入一些学者担心的“地方主义”，也很容易步入环境决定论的迷途。
笔者以为文学地理学未来的新的研究中心和重心，就是文学景观的研究，从而既能进一步切入文学地理的内部分析，又可以由此而着重研究文学地理的“第三空间”（后现代语境术语，是新媒体和资本经济全球化的产物，或用“空间压缩”这个概念），同时传统的人（审美主体）与地域的自然环境（第一空间）和各种社会的文化的关系（第二空间）的研究也仍将始终存在，形成一个完整的有机的整体，这样才能更好地完善文学地理学的科学性。如前所说，笔者曾在讨论文学地理学的理论界定时，认为它是介于文化地理学与艺术社会学之间的一门文学研究的边缘学科（或者说跨学科、交叉学科研究），并作了三大关系与五大层面的分析，其实已经包含了上述内容，但立论较早，已是近20年前的观点，没有突出地强调今天所谓新文学地理学的景观概念和空间概念的研究内涵。
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西方学术界的“文化转向”，也刺激和推动了文化地理学的“空间转向”，这一转向下的文化地理学研究，被称为新文化地理学，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把“景观”扩展到主体性的、建构性的内涵研究上，非常重视“景观”的“观看的方式”的思考，提出“第三空间”理论，这也是与其它许多学科（包括文学和艺术）涉及到“景观”研究（所谓多功能的景观概念）并提出许多的新的理解和实践密切联系的。因为“景观”本身实质上包含“意”和“境”的“浑成性”意义。“景观”是文化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也可以说是文学地理学的核心理论范畴，未来的文学地理学主要应该注重“文学景观”的研究。
六、余论：观看方式与空间转向
在西方“旧”文化地理学——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文化地理学——已经论述“景观”问题，但从一开始使用“景观”的概念，就争议甚多，而且许多思考跟所谓新文化地理学家的思考也有契合的地方。这方面的颇多争议，只要参考理查德·哈特向的《地理学的性质——当前地理学思想述评》第五章即可较为全面地把握。就此问题而言，我国学界包括致力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学者还缺少足够的关注，也还没有学者撰文检讨、探究和思考文学地理学的未来发展问题。
（美）丹尼斯·科斯格罗夫《景观的欧洲的视觉感——注视自然》一文指出：“我想关注的是景观的一个特点，一个超越已有的现代用法：景观与观看和视觉感的关联性。景观及其欧洲语言的其他同类词没有在视觉拓扑学中给予限定。的确，具有领域边界的区域地形学与社区认同之间的各种关联性，来自德语Landschaft这个词的词根及其派生词，而社区认同的社会再生产与地区的占有使用权和义务联系在一起。但是，还有一个存在了500年之久的根本关系，即有边界的地理空间的现代景观用法与作为联系空间和人类关注之重要方式的视觉或视阈训练之间存在某种关系。这一用法毫无疑问与社会占有（social propriation）和空间使用的变动模式有关，包含个人财产权和更为原子化的自我和认同。如果地理学是一门检视人类占有模式与自然和人类挪用并建构的建构空间之间各种关系的学科，那么景观研究就服务于对这些关系之视觉和可视层面的关注。”又说明：“‘观看方式这个术语，是由艺术批评家约翰·伯杰在1969年杜撰的，它巧妙地抓住了艺术家长期公认的一个概念：就观看的重要程度而言，观看是一种习得的能力。”又分析了观看的“文化特点”问题，例如观看威尼斯画家乔尔乔涅（Giorgione）的一幅16世纪油画，“描绘了一个适婚女青年裸体躺在‘风景’之中。这一风景‘田园诗’，由牧场草地和树下软草构成，延伸到前景人物以外的蓝色远方，羊和放牧人，而蓝色的山型明显地映衬着傍晚的天空。”科斯格罗夫由此思考了“文化规范”等问题，“可以看什么，谁可以看以及在哪里看，是塑造社会空间最基本和最有争议的文化考量。”又饶有趣味地分析说：“语言可以把握观看文化的丰富复杂性。瞥不同于盯，视觉（sight）不同于视阈（vision）。在考虑视觉的当前用法时，大多数语言对看（seeing）和瞧（looking，按：原文引用法语词、意大利语词，略）进行了最基本的区分。前者说明通过眼睛表达外部世界的被动物理行为；后者暗示了将眼睛有意引导到注意对象。英语的观察（viewing）意味着对视觉更为持久和公正的使用；而目睹（witnessing）意味着看的经历正被纪录到确认以及随后交流的意图中。凝视包含了看的持久行动，并以同样的方式调动情感。盯有类似含义但传达了盯者的怀疑和判断的感觉。观看这一普通语言的复杂性说明了它在我们与外部世界，包括与物质对象以及与他人的关系中，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正如‘我明白’（I see）所揭示的双重含义，看和认知的关系同样复杂。‘洞察’抓住了人类能够‘看见’比直接作用于眼睛的更多东西，人类可以超越物质表面渗透到看不见的意义。‘视阈’便有这样的心理功能，是一种无论如何可以见证非物质现象的想象能力。”[49]英国迈克·克朗的《文化地理学》也非常重视从景观的“观看的方式”入手分析，把“景观”视为文化的记忆库，它随时间消逝而不断被改写、重写，并注重从空间传播角度来分析“景观”，强调不同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对“景观”意义的改写，揭示多种景观的文化象征意义。[50]其实，东西方“观看”的方式不同、审美心理有差异，这个问题很早在文学艺术的创作和理论批评之中得到分析。
新文化地理学家很注意从文学、艺术创作和理论批评中寻找重新解读“景观”的灵感，迈克·克朗就特别强调“文学景观”的研究。笔者曾于1990年发表《视觉审美意象论》一文对此有相关分析，虽然不是专门论述“景观”的观看方式问题，但文学艺术家审视的对象其实就是“景观”[51]。笔者曾分析《楚辞》的景观美学特征，就特别关注并分析屈原的审美观照心理和意象结构问题。
总之，随着文化地理学的“文化转向”和“空间转向”，新文化地理学更是把“景观”这个概念的内涵大为扩展，几乎无所不及，更侧重其“观看方式”的内涵的延展，更注重主体的文化精神方面的建构，几乎有把文化地理学演变为景观文化学的趋势。而笔者认为，从新的“空间”意义角度，以文学景观研究作为文学地理学的核心研究对象，乃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中心和重心由此也发生了挪移，任公之论断，由此就能够得到新的解答，文学地理学也就会获得不朽的生命力。因为“自后世交通益盛，文人墨客大率足迹走天下，其界（按：原指中国文化地理上的南北分界，可以理解为一般地理空间的分界及文化差异）亦寝微矣”这一论断所隐含的问题是十分重大的，尽管这一论断也许并不完全正确。正因为“其界寝微”，文学与地理的关系更加复杂；正因为在卫星已经载人遨游太空的今天，文学地理学更有其新的研究方向，更有其存在的必要。当我们手持一本乔帮主（美国人乔布斯）等发明和设计的ipad，点击一下facebook网站或者利用facetime软件工具等，就可以与千里万里的地球人面对面，就可以欣赏另一空间的“景观”（电视播出的世界各地的新闻联播画面也是如此，由此可以说明电影中的空间画面，文学中描写的蒙太奇式的空间转换场景等也是如此），而反映到文学、反映到人心深处的这种时间高度压缩下的不同地理空间景观，这种新的人与地理、文化地理的关系，无比奇异也前所未有的激越我们的心灵，所以文学与地理的关系决不会因为“交通益盛”而寝微，反而更加复杂诡异，文学地理学的基础理论更需要重新加以建构，这将吸引着我们每一位文学艺术的创作者和文学艺术的理论批评家、研究者。

2011年11月9日晚定稿于首都师范大学寓所

[1] 参阅陈未鹏《近代以来地域文学研究综述》，载《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梅新林《世纪之交文学地理研究的进展与趋势》，载《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等。
[2] 如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面，继20世纪初梁启超、王国维、刘师培、汪辟疆等先生之研究，在基本中断数十年后，袁行霈先生《中国文学概论》第三章第一节专门研讨“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地理的分布”问题，该书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90；章培恒《从〈诗经〉、〈楚辞〉看我国南北文学的差异》，载《中国文化研究》创刊号，1989；李显卿《中国南北文化地理与南北文学》，载《辽宁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王水照《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载《文学遗产》1993年第3期；曾大兴发表的《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一文（载《学术月刊》2003年第9期）虽然稍晚，但他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起步在1990年代初，1995年就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37万多字的专著《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等。在文艺学原理和现当代文学研究方面，较早涉及或专门讨论文学地理问题者，如王蒙《漫评1983年短篇小说》，载《文艺研究》1984年第2期；李庆西《大自然的人格主题——关于近年小说创作中的人类生态学意识与一种美学情致》，载《上海文学》1985年第11期；金克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载《读书》1986年第4期；樊星《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载《文学评论》1996年第4期；何西来《文学鉴赏中的地域文化因素》，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6期。萧云儒《中国西部文学论》，（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严家炎先生《〈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载《理论与创作》1995年第1期；严家炎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系列，有多种：李怡《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逄增玉《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朱晓进《“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李继凯《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费振钟《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魏建与贾振勇合著《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刘洪涛《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等,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滕守尧《艺术社会学描述》有关章节，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相关成果还有不少，这里难以备举。
[3] 如2004年8月21日至26日在新疆师范大学举行“《文学遗产》西部论坛”学术会议，会议由《文学遗产》编辑部和新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共同举办，与会有60多位学者，出版30余位学者撰写的论文集《中国文学与地域风情——“〈文学遗产〉西部论坛”论文选萃》，薛天纬、朱玉麒主编，（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2008年、2009年华中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研究》编辑部召开专题研讨会，先后研讨“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文学作品中的地理空间问题”等，《外国文学研究》还专门开辟“文学地理学研究专栏”发表相关论文，参见邹建军《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主要领域》（载《世界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和邓岚、潘秋子整理《“文学作品中的地理空间问题”研讨会综述》等文章。相关会议还有不少，此处亦难以备列。
[4] 如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中国文学的民族文学、地理学问题》（载《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载《文学遗产》2003年第5期）等论文及其学术演讲集《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中的有关文章；李浩《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和《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专著及有关论文，基本围绕文学与地理关系的论题展开，无论是在创新和深度方面都有重要开拓，参见曾大兴的书评文章《文学地域性研究的最新突破》，载《唐都学刊》2001年11月出版第20卷第6期。陈庆元《文学：地域的观照》，上海三联书店，2003；梅新林近10多年来专心致力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学研究，除发表多篇论文和综述文章外，出版上下二册80万字专著《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其他专著和单篇论文也无法在此列举，已有多篇文学地理学研究综述文章可以参考。
[5] 《鲁迅全集》第13卷第8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6] 引见李永生《孙犁小说论》第23页，（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
[7] 如，早在1938年，王庸《中国地理学史》最后一章《近代地理学之进步》最后一节《人文地理学与区域地理学》，就明确说明：“所谓人文地理学，应建立于人地关系之观点上。”又云：“前述自然地理方面，多有与人文有关者（如气候学），而经济地理学则为人文地理之中心”；又论及“中国人口之地理分布”问题；又云：“历史地理学，亦可为人文地理学之一部分”；又云：“区域地理，为以自然区域为单位而研究人文地理者，乃汇集地理学上各方面之结果及其人文关系而综合研究之者也。”第255—266页。商务印书馆影印1938年《中国文化史丛书》本，1998。
[8] 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汪辟疆等先生的论著详下文所论。竺可桢的《中国气候要素》（载《地理学报》1935年第1期）、《中国气候要素（续）》（载《地理学报》1935年第2期）和《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和《中国科学A辑》1973年第2期）等论文，就涉及到中国文化地理问题。关于气候、中国南北气候与人们习俗差异的关系，可参阅竺可桢的科学的而又趣味盎然的妙文《气候与人生及其生物之关系》，载《气象学报》1951年第1期。又，由科学角度来说明从中国古代诗歌中的景物描写，看季节物候的变化乃至南北方物候的异同与诗人创作时对自然物候的细微敏感和审美心理表现等方面的文章，也同样使我们自然而然的想起竺可桢的两篇美文《一门丰产的科学——物候学》和《唐宋大诗人中的物候》，这两篇文章因选入中学生读物而广泛流行，分别可参见《科学大众》1963年第1期、《课外语文（初中）》2008年Z1期。上述论文基本都收入《竺可桢文集》（书末附有竺可桢先生的论文目录），科学出版社，1979。
[9] 参考李旭旦《人文地理学引论》一文，见李旭旦主编《人文地理学论丛》第3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又参考（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该书中译本初版于2003年）第39—53页有关论述，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0] 陈正祥先生专著《中国文化地理》，出版于上世纪80年代，对我国当代的文学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起到重大推动作用。如该书第一篇《中国文化中心的迁移》涉及到文学地理学研究的诸多问题，该篇分五节分别论题为“汉文化的原始中心”、“逼使文化中心南迁的三次波澜”、“南北地位的转换”、“江南的开发”、“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本篇后附有陈正祥先生精心绘制的多幅图表，有《西汉人口分布》、《西汉人口密度》、《西汉的三公和九卿》、《唐代人口分布》、《唐代人口密度》、《唐代的诗人》、《唐代前期的进士》、《唐代后期的进士》、《北宋的人口分布》、《北宋的人口密度》、《宋代的城市》、《北宋的词人》、《宋代的诗人》、《北宋的宰相》、《明代人口分布》、明代的人口密度》、《明代的进士》、《明代的三鼎甲》等图表，为许多学者所参用。笔者也曾多所参考。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3。
[11] 引据《饮冰室合集》第2册之《饮冰室文集》之十，第87页，中华书局影印，1989。按：引文标点符号为笔者据今天新式标点所加，其它类此者同。又，凡引用文献，对其少见的古今异体字词，直接改为通行字词。
[12] 按：笔者1991年申报并获得批准的安徽省教委社会科学研究课题《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1992年完成《中国文学地理学略论》一书，约16万字，本来某出版社应允立即出版，但拖延至1997年，才由（北京）华文出版社出版，书名应责编要求改为《北“风”与南“骚”》，列为“东轩书趣文丛”之一，但交付出版社的是手写复印稿，责编因要赶某书市，没有允许笔者亲自校对清样，又删去引文注释。出版后笔者才发现几乎可谓废书矣，错讹之处甚多。该书学界也多所征引，笔者甚为愧悔。现在准备再版，正在修订中。发表的《司马迁的地域文化观》（载《中国文化研究》1995第1期）、《从山水到美人的艺术变奏——略论佛学与南朝诗风的演进关系》（载《福建论坛》1995年第3期）及《文学与地理——中国文学地理学略说》（载《北大中文研究》创刊号）三篇论文，均为该书中的章节。
[13] 正如李振泉《人地关系论》一文所说，人地关系包括着人类改造与利用地理环境而增加适应能力，同时地理环境也更加深刻地影响着人类活动的地域特征和地域差异等主要内涵。文见李旭旦主编《人文地理学论丛》，第37页，同上。按：地理环境就自然地理方面而言，它包括区域位置（经纬度）、气候（气候带）、地形特征（山地、沿海、海岛、河流、湖泊、草原等）、土壤、植被等主要构成部分。
[14] 关于“时间风格”和“空间风格”的概念，参见（日）竹内敏雄主编《美学百科辞典》中的“美术地理学”条目全文，中译本第202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又详下文所论。
[15] 拙文见北京大学中文系编《北大中文研究》创刊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6] （法）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第26页及注文，于沛选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17] 参考：（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中文修订版），杨自伍译，第1卷第九章，第270—272页；第2卷第八章，第282—303页；第4卷第二章，第39—81页，第8卷第第一部（法国批评1900—1950）第三章，第83—10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18] 斯达尔夫人在《论文学》中吸取孟德斯鸠等人的“地理环境论”观点（其书中明确注明），从西欧文化地理上的南北差异着眼，考察了宗教、风俗、法律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不仅探讨了西欧南北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还研究了造成西欧南北文学地域差异的文化中介因素和历史传统方面的原因，“除自然环境外，史达尔夫人还找到形成北方文学（如英国诗歌）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宗教（基督教）。此外，她还糅合河流、宗教感、世俗性等因素，来论说属于南方的法国文学和属于北方的德国文学。认为一条莱茵河分开这两个文化地区，河的南面，有讲求世俗的法国文化和文学；河的北面，有崇尚宗教的德国文化和文学，如果双方能相互补充，都将会取得更高的成就。”引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法国部分之斯达尔夫人（该书译作史达尔）《论文学》、《论德国》的选文小序，第12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按：斯达尔夫人所谓一条莱茵河把西欧的文化与文学分割为南北两方，其论不出自《论文学》，而是出自其另一部著作《论德国》（1813年）。按：（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认为此著比《论文学》学术价值和学术水平要高，并给予热情洋溢的评论。《论德国》第二部分《关于文学和艺术》之第一章《法国人对德国文学的态度为什么不正确的？》其中说道：“……德、法两个民族的文学、艺术、哲学、宗教，都证明了这一分歧；莱茵河的永久疆界分开了两个文化地区，它们和两个国家一样是互不相干的。”杨烈据怀特（O.W.Wight）所编英文本（纽约，1871年版）选译，伍蠡甫校，引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第136页，同上。又，斯达尔夫人《论文学》第十一章论北方文学云：“我觉得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学存在着，一种来自南方，一种源出北方；前者以荷马为鼻祖，后者以莪相为渊源。希腊人、拉丁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兰西人属于我称之为南方文学这一类型。英国作品、德国作品、丹麦和瑞典的某些作品应该列入由苏格兰行吟诗人、冰岛寓言和斯堪的纳维亚诗歌肇始的北方文学。”她以南方文学为古典主义文学，北方文学为浪漫主义文学。徐继曾译，第14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19] （法）丹纳《艺术哲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本书由著名翻译家傅雷根据1928年法文本于1959年译出。
[20] （美）M．H．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词典》“文学社会学”词条，第329—330页，朱金鹏、朱荔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21] “南桔北枳”的典故反映了中国古人很早就对南北地理差异的认识。关于“南桔北枳”与中国南北方气候（包括雨量、土壤、气温、湿度等）关系以及历史上属植物学桔类的桔（橘）、属枳壳类的枳栽培与地理分布情形，可参考文焕然的论文《从秦汉时代中国的柑桔荔枝地理分布大势之史料来初步推断当时黄河中下游南部的常年气候》，载《福建师范学院学报》1956第2期。这篇论文有关历史文献征引丰富而考辨慎重。文焕然指出秦岭—淮河以南则与秦岭—淮河以北大不相同，在一定海拔以下，一般不需要特殊保护，可以种植柑橘。大概陕甘境内秦岭南坡的柑橘产区是我国现今柑橘分布纬度最高的，不需要人工特殊保护的经济栽培地区（约北纬33度余），就目前所知北方如甘肃的成县一带和陕西城固的升仙村都有柑橘生产，升仙村犹著名，所产桔曾为贡品。据汉司马相如《上林赋》、魏曹植《桔赋》、晋葛洪《西京杂记》、左思《三都赋》及唐李德裕《进瑞橘赋状》和《瑞桔赋序》及《说部》卷38引乐史《杨太真外传》等史料，说明汉代、唐代长安、洛阳曾在人工保护下种桔。又指出《周礼·考工记》云“橘逾淮而北为枳”，《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六云“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淮南子·原道训》云“橘树之江北，则化而为枳”等，并加注说明：这些古籍记载桔因“地气”、“水土”不同，逾淮而不能成长，符合科学；但“橘变为枳”之说不符合学理，不过可能的解释是以桔为枳的砧木之故。嫁植不成，桔死而仍枳。“文人不察，谓为变种。后人承之，以迄于今”。
[22] 引据《饮冰室合集》第2册之《饮冰室文集》之十，第84页、86页，同上。
[23] 见《刘申叔先生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7。本文引用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等，据李妙根编《刘师培论学论政》第39—7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下同。
[24] 参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1877—1927）》第4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本文引据刘刚强编《王国维美论文选》第109—11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按：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认为至屈原时代，中国“南方文化发达较后于北方”，而想象力胜于北方，“北方人之感情，诗歌的也，以不得想象之助，故其所作遂止于小篇。南方人之想象，亦诗歌的也，以无深邃之感情之后援，故其想象亦散漫无所丽（引按：丽，附丽也，依附之义），是以无纯粹之诗歌。而大诗歌之出，必须俟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象合而为一，即必通南北之骑驿而后可，斯即屈子其人也。”重在说明屈原作品在思想上表现为“北方之思想”，而在艺术形式上“彼之丰富想象力，实与庄、列为近”，诗歌既要有纯挚思想感情又要具有丰富想象力，而屈原其人恰能将此二者结合，故成为“大文学者”。又按：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等论文，收入舒芜等先生编选《中国近代文论选》，作为高校教材，广为大学生、研究生所阅读和了解。
[25] 该文原载《文艺丛刊》第2卷第2期，又其1932年发表《论近代诗》，载《时代公论》第10期。引据《汪辟疆文集》第275—3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26] 另，参考张海珊《孟德斯鸠第一个中译本不是严复》短文，《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4期。
[27]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译本上册第285页，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09。
[28] 如曹诗图《孟德斯鸠并非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一文，就持类似观点，文载《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相关论文还有多篇，此不赘举。
[29] （匈）阿诺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学》中文译编本，居延安译编，第41页，学林出版社，1987。
[30] 参考英国凯·安德森等人主编的《文化地理学手册》中译本中有关论文，李蕾蕾、张景秋译，商务印书馆，2009。
[31] （美）理查德·哈特向的《地理学的性质——当前地理学思想述评》中译本第167页，版本同上。
[32] 引见《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3] 引见朱熹《诗集传》第36页，与《楚辞集注》合刊本，姜书阁序说，夏祖尧标点，岳麓书社，1994。
[34] 《周礼注疏》卷20《春官》，引据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同上。
[35]（宋）张君房纂辑《云笈七签》卷98《·赞颂部·诗赞词》载《云林夫人授杨真人、许长史诗二十六首》第4首，第595页，蒋力生等校注，华夏出版社，1996。按：该诗实抄录自南朝陶宏景编辑的《真诰》。
[36] 以上引用著作，均见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37] 引据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第8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8] 陈传康《景观概念是否正确》，载《地理学报》1957年第2期。
[39] 冯绳武《读“景观概念是否正确？”之后》，载《地理学报》1957年第3期。
[40] 下引《辞海》关于“景观”的解释，参见《辞海》1989年版，上海辞书出版社。
[41] Z．拉维和Ａ．Ｓ．莱伯曼《景观及景观生态学》一文的中文节译，李团胜节译自《Landscape Ecology——Theory and Application》第一章，译文载《地理科学进展》1998年第2期。
[42] D．德迈克《景观是一个地理系统》，张莉译，章申校，载《地理科学进展》1982年第2期。
[43] C．特罗勒《景观生态学》，林超译，王恩涌校，载《地理科学进展》1983年第1期。
[44] 引见（美）理查德·哈特向《地理学的性质——当前地理学思想述评》中译本第168—169页，同上。
[45] 引见（英）凯·安德森等编撰《文化地理学手册》第337—338页，同上。另参考（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第二章《民族、地理景观和历史时间》关于卡尔·索尔有关观点的评述，中译本（修订本）第14—24页，版本同上。
[46] 引见（美）理查德·哈特向《地理学的性质——当前地理学思想述评》中译本第175—176页，版本同上。
[47]（日）竹内敏雄主编《美学百科辞典》，中译本第202页，池学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
[48] 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第496页、第477页，版本同上。
[49] 引见《文化地理学手册》中译本第356、357、360、362、363页，（英）凯·安德森等编，李蕾蕾、张景秋译，商务印书馆，2009。
[50] 参见（英）迈克·克朗的《文化地理学》中译本（修订本）第二章和第三章，同上。
[51] 拙文载《文艺研究》1990年第1期。
［作者介绍］陶礼天，男，1962年1月生， 1998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论、文学及美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出版专著有《艺味说》、《司空图年谱汇考》等，合著有《文心雕龙研究史》（与张少康师等合著）、《司空表圣诗文集笺校》（与祖保泉师合著）等。
[本文发表刊物]原文载《文化研究》第1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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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颖：《学灯》第29期【文学地理学】专栏评议

[url=]2014-01-02[/url]来源：《学灯》第29期

作者：张颖

地理之于文学，无论是从文学理论而言，还是从研究文学作品本身来讲，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本专栏转载的两篇文章，陶礼天教授的《试论文学地理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偏重于文学地理的基本原理的思考；邓小军教授的《<西洲曲>与南北朝长江军事分界线――兼论<西洲曲>的创作时代》则偏重于通过文学作品创作的地理背景结合史料、声律来推断《西洲曲》的创作时间。两篇文章一则重体，一则重用，相得益彰。

【专栏评议】

张颖

地理之于文学，无论是从文学理论而言，还是从研究文学作品本身来讲，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本专栏转载的两篇文章，陶礼天教授的《试论文学地理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偏重于文学地理的基本原理的思考，作者通观古今中西，为文学地理学的建构提供了丰富而扎实的理论资源。邓小军教授的《<西洲曲>与南北朝长江军事分界线――兼论<西洲曲>的创作时代》则偏重于通过文学作品创作的地理背景结合史料、声律来推断《西洲曲》的创作时间，这种研究方法即立足于传统治学的考证，又体现了作者独特的视角。两篇文章一则重体，一则重用，相得益彰。

早在1994年陶礼天教授就发表了《司马迁的地域文化观──读<史记·货殖列传>》一文。这是陶礼天教授最早关于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文章，此后一直关注这个领域。1998年又发表了《文学与地理：中国文学地理学略说》一文，从人文地理学、文化地理学与文学社会学等交叉角度入手，深入思考了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构问题。并为文学地理学下了一个简明的定义：“它是介于文化地理学与艺术社会学（或称文学社会学）之间的一门文学研究的边缘学科，致力于研究文学与地理之间多层次的辩证的相互关系。”今天文学地理学已经成为一门显学，本文则是作者多年思考研究的一个总结。作者进一步指出，“所谓文学地理学就是研究地域的文学与文学的地域、地域的文学与文化的地域、地域的文学与地域的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并由这三大关系，衍生为具体的五大层面的内容。对于文学地理学的未来，作者认为，随着时代变迁和科技发展，文学地理学遭遇到了一个时代问题，而使得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变得更加迫切，“‘交通益盛’尤其今天的网络时代、全球化时代，究竟文学地理学还是否存在？”最后，作者通过对“景观”一词中西词源文化考释和分析指出，随着西方思想界“文化转向”思潮的兴起，新文化地理学使得文学地理学呈现出新的面貌，而“景观学”的研究则预示着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未来走向。

邓小军教授的文章从作品与相关史料入手，通过揭示《西洲曲》故事的历史地理背景，解决了其创作时代问题。邓小军教授极为严谨之处在于，除了史地考证的严密性之外，他还通过声律的问题辅证了作品的时代，这同样也另一个角度对其史地论证提供了注脚。最后又从作品自身具有的艺术特征加以考量，利用多重证据，严密地考证出《西洲曲》的创作年代当为梁末至陈代，极具说服力。充分重视地理与文学的关系，通过政治变迁的史地考证，并借用文学作品还原其历史背景。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军教授指出：“《西洲曲》这样的诗，比历史文献更清晰地揭示了南北朝军事分界线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痛苦。诗可以兴、观、群、怨，诗可以补史，此之谓也。”邓小军教授对于“诗可补史”的关切深刻的体现了文学研究的用心所在。当确定了史地之后，体现出来的人文关怀更是我们应当思考的。对于古代的文学作品，我们如何在断裂的传统下获得接续的理解，邓小军教授通过他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一种路径，《西洲曲》对于爱情表达出来的深度因为背景的还原使我们获得了更加真切而可贵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