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歌阅读何以成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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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诗歌阅读何以成为问题？
             钱文亮/ 冷霜/ 陈均/ 姜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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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文亮：诗歌在当下文化建构和社会生活中功能与定位的变化，是诗歌阅读成为问题的主要原因。
　　诗歌的阅读问题是现代社会“知识”分离化运动所产生的合理性结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的环节在于诗歌与受众之间的专业转化者——批评家、教师与各种大众传媒从业人员，等等，也包括诗人。他们的文化素质、精神趣味和态度眼光以及能力、动机，才是使整个社会的诗歌与阅读形成良性循环的最有效的保证。
　　强调诗歌阅读的广泛性与群众性本身无可厚非，但也要明白：大众阅读对于诗歌而言是一把双刃剑。撇开20世纪50－70年代的诗歌历史不谈，即使在80年代的“黄金期”，诗歌的辉煌也是通过参加新的意识形态建构、与当时各种文化实践形成“共谋”关系而得到的，是配合了“思想解放”的意识形态需求的（诗歌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文化镜像）。但90年代以后的情况显然与之不同，要复杂、微妙得多。
　　以大众阅读热情与数量多寡来指责诗歌美学难度上的一意孤行和诗人的社会责任感，有一个预设的前提，就是认为读者之于诗歌具有不证自明的价值优势。这当然是可疑的，容易成为各种“媚俗”的诗歌书写行为的理论借口。虽然从接受美学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这种批评不算毫无道理。但却不可延伸来作价值论意义上的诗歌好坏的评定，或推断出“诗歌的危机”论与“低谷”论。
　　这样的问题也许改换成文化教育范围中的“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更合适，因为读者群体之间的差别实在不可以道理计。但诗歌的阅读在现时代何以会成为问题？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诗歌在当下文化建构和社会生活中功能与定位的变化。
　　由于近代以来全球性现代化运动的推进，现代学科制度的建立，知识的专业化分工及其功能限定越来越细；这样一来，在古代集多种功能于一身的诗歌也日益成为一种“特殊的知识”。80年代所强调的“回到文学本身”，所谓诗歌的独立性，“纯诗”、“纯文学”的主张，背后所隐藏的正是现代社会分离化运动对于文学（诗歌）“专业化”的合理性要求。而90年代以来诗歌与读者的疏离、以及随之而来的诗歌阅读问题，可以说是80年代“美的启蒙”的结果。
　　随着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大众传媒的发达，高科技带来的传播、交际手段的惊人发展与普及，现代娱乐休闲形式的多样化，诗歌一度独享的强大“诗教”功能和“兴观群怨”作用日渐萎缩。如今的诗歌就像科技领域的尖端学科，需要有志于此、有天赋的诗人在精神与语言艺术上进行长期而寂寞的专业钻研；他们的工作虽然暂时只为少数专业人士所欣赏和理解，但会经过不同层次的专业转化，影响并带动整个人文学科的飞跃和发展，最终为流行歌曲、通俗读物和广告宣传等现代大众文化形式所吸收与普及，（犹如理论物理经过核物理、普通物理的转化，最后变成应用物理，建造出核电站一样），从而在整个社会文化的建构与发展中发挥出无可替代的作用。
　　话说回来，诗歌的阅读问题既然是现代社会“知识”分离化运动所产生的合理性结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的环节在于诗歌与大众文化形式之间的不同层次的专业转化者——批评家、教师与各种大众传媒从业人员，等等，也包括诗人。这些起转化中介作用的个人与组织，他们的文化素质、精神趣味和态度眼光以及能力、动机，才是使整个社会的诗歌与阅读形成良性循环的最有效的保证。
　　诗歌与阅读之间的矛盾和张力伴随着中国现代诗歌发展进程的每一段。它既反映了现代主义诗学观念与古典主义诗学趣味、评价标准的实质性差别，也与现代诗人对于诗歌性质、功能、表现形式及其美学效果各种不同的理解密切相关；更与诗人相互之间，诗人与各种读者之间，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各种经验上的差异、感知方式和表达方式上的差异等等有关，这些都会带来阅读与理解上的困难与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文化交流、文学教育以及其他人文活动才显出其必要性与重要性。


    冷霜：当代诗歌的阅读并非只是一个问题，而是一组问题。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写作者与读者，或者写作者与批评家之间的关系调整，不能单单依靠吁求读者的耐心，批评家的修养，或者诗人的“走出小我”、“关注现实”来改善，构成当代诗歌阅读现状的原因和力量是多轴和立体的，大多数情况下是历史性的。
　　很大程度上，我们的中学和大学语文教育中所选择的分量非常有限的现代诗篇目构成了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读者接受当代诗歌的一个平台。教材编撰必然存在的滞后性和当代诗歌在观念、技巧上迅速的演变之间会形成一个自然的落差。在一种因循的审美趣味和教育理念支配之下的语文教育已经使一些读者对现代汉语诗形成了一种刻板的印象，甚至使他们中的一部分难以再对现代汉语诗产生兴趣和了解的愿望。
　　大约四五年前，我注意到对阅读的呼吁开始频频出现在关于当代诗歌的讨论和批评中，即使是那些似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的、对诗歌现状言辞痛切的批判，也常常把批判的焦点放在诗歌的阅读环节上面，具体点说就是阅读和接受的困难。我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一方面因为，在此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所经常看到的还是那种用美学语言谈论“诗歌已死”与否之类的话语方式，另一方面也因为我认为，就当代诗歌而言，在它的阅读状况中所包含的问题最多，最具体，关联也最广泛，如果不说是最近于核心的话。
　　也就是说，当代诗歌的阅读并非只是一个问题，而是一组问题，或者说一个问题之丛。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写作者与读者，或者写作者与批评家之间的关系调整，不能单单依靠吁求读者的耐心，批评家的修养，或者诗人的“走出小我”、“关注现实”来改善，构成当代诗歌阅读现状的原因和力量是多轴和立体的，大多数情况下是历史性的，假如把现代诗歌的某种特征，即它是在不断对已有的阅读程式进行更新的过程中确立自身这一点先存而不论，至少就当下而言，谈论这个话题不应只局限在写作者、批评家和读者所构成的这样一个传统的、其实是很抽象的范围之内，也需要把诗歌阐释与接受活动所由发生的更广阔的场所一并考虑进来，需要对诸如诗歌教育与传播状况等方面予以考察，才有可能获得一个更为开放的认识。
　　在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变动中，“读者”越来越成为一个被不同经历、教育背景、文化身份认同所切割的群体，而不是以往政治意识形态所给定的统一位置。一个读者的阅读期待、审美诉求并非是与生俱来和一成不变的，而是被塑造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他所受到的教育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中学和大学语文教育中所选择的分量非常有限的现代诗篇目构成了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读者接受当代诗歌的一个平台。教材编撰必然存在的滞后性和当代诗歌在观念、技巧上迅速的演变之间会形成一个自然的落差，这毋庸多言，但教材编撰的机制，具体到现代诗部分的编选程序、标准，是否能大致反映文学研究在诗歌方面近些年已经达到的水平，仍然是可以质询的。现代汉语诗歌历史固然短暂，但就其已经积累起来的艺术经验和已经出现的优秀作品而言，其魅力对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读者来说应已不难辨识，但当许多大学生说他们看不懂时，那已经不完全是作品“晦涩”与否这样的文学内部视角可以说清楚的了，或许在一种因循的审美趣味和教育理念支配之下的语文教育已经使他们对现代汉语诗形成了一种刻板的印象，甚至使他们中的一部分难以再对现代汉语诗产生兴趣和了解的愿望。
　　进入市场经济社会后，诗歌的传播方式和状况的变化也值得注意。这里只谈其中一个方面。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相当数量的民间诗刊和诗人自印诗集已经成为当代中国诗歌主潮的承载者，与70年代末与90年代初的地下刊物不完全相同，这些非正式出版物的出现既有因诗学观念新异、难以为官方刊物接纳的因素，也与本来就比较有限的诗歌发表和出版空间进一步受到市场挤压有关。这种以非正式出版物进行交流的方式已经开始形成为当代诗歌的一个“传统”。对于写作者的自由探索来说，这种方式无疑有其积极作用，但这些印数通常仅在一两百本的读物基本只在写作者所形成的小圈子之内交流，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与更多读者偶然“相遇”的可能性，而带上了某种亚文化色彩（虽然对于艺术而言，“小圈子”是有必要的）。
　　讨论这些并非是说涉及到当代诗歌的写作层面就毫无问题可言，只是强调不常为人关注的一些方面，而且，诗歌流通、选汰、被经典化的机制及其变化，也潜在地影响着诗歌写作的整体品质。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方面的改善因其更具体，较之彼此谴责或呼吁，也更可为一些。


    陈均：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对诗歌阅读的期待往往是读“懂”，但由于阅读实践的匮乏和滞后，一方面使得他在下决心去阅读之时可能发现无法找到通往文本的暗道，另一方面正当他尽力追赶之际，却发觉诗歌离自己越来越远。
　　对于现代诗歌，阅读从来都是必须考虑在内的问题。一方面，诗歌只有经由阅读才能成为它的“最终之物”，另一方面理想的阅读却总是在捉迷藏。在此种意义上，正是写作与阅读之间的相互冲突和挑战，才构成了一部诗歌的演变史。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以“日日新”为基本动力的现代诗歌很大程度上是由阅读发动的（“求新”这一观念亦需反省，但我在此所谈确是现代以来的事实）。按照通常的划法：诗歌的读者分为经验读者和普通读者。经验读者指的是有一定现代诗歌阅读经验的读者，普通读者指没有或很少有这类经验的读者。这一分类带有令人遗憾的优越感，但还是能说明实际问题，而且我们能够看到诗歌是怎样在这样两类读者之间摇荡并被激发起来。当然这些运动也成为诗歌所遭受“误解”的肇事者和命运的一部分。
　　诗歌阅读中期待视野的差异造成了某种不均衡，对有一定诗歌阅读经验的读者来说，如何运用“精读想像力”，在文本中引入自身的经验，从而重构某种情感结构是意料中事，但由于阅读实践中培养起“日日新”的口味，使得他对诗歌写作本身形成挑剔，要求诗歌写作不断打破成规，推出新的写作观念和不同的经验表现方式。在一种健康的机制下，这两种力量是可以互相推动的。然而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对诗歌阅读的期待往往是读“懂”，但由于阅读实践的匮乏和滞后，一方面使得他在下决心去阅读之时可能发现无法找到通往文本的暗道，另一方面正当他尽力追赶之际，却发觉诗歌离自己越来越远。正如埃柯对小说的阅读所作的区分，一般读者在小说中引入的经验往往会把他们带入迷途，而能够获晓真义的是所谓有阅读经验的典型读者。
　　不过，诗歌的阅读和小说的阅读还是有很大的差异，一般来说，小说的文本较为开放，读者或多或少能够引入自身的一些经验，从而“读懂”，但诗歌的文本却自成一体，诗歌中的经验结构当然有明有暗、有浅有深，但如果缺少阅读经验，就很难撬开一丝可供自由进出的门缝。这也正是当今很多批评者在面临诗歌时所遇到的问题。比如，批评者从不或很少阅读诗歌，不了解诗歌内部的变化，却以印象或臆想来进行判断。之所以形成这种状况，除批评者个人兴趣外，一个原因即是阅读的成本和效益比，诗歌显然低于其他文类，一系列、长期的阅读实践既费时费力，又并不能确保运用得当，更重要的是由于诗歌的边缘位置，使得批评者借重这一资源的机会较少，因而大可对诗歌的动态偷懒。其他文类如小说等无论是否读懂，皆可进出并各取所需。此外，小说等文类的发行、传播都往往意味着其他的利益和机缘，这都是诗歌无法相比的，在此姑且不论。
　　经验读者内部也存在着多层次的不均衡。由于诗歌的不断自我更新、经验的差异，诗歌写作的想象和标准也不一，自然会形成冲突。有一定阅读经验的读者往往也会对诗歌提出批评，如30年代胡适对卞之琳的批评，八九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诗人对诗歌的批评。经验差异是重要原因，另外可考虑的至少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来自诗歌写作者自身，某些时刻，为了应对和改变诗歌写作的现实，一些诗人会提出“权宜之计”，以带动新的诗歌实践，这是历史的辩证法。这些策略性说法在短期内有针对性、是有效的，但也可能会产生另一些问题。另一个因素来自批评者，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有一个批判的姿态和传统，往往带着自己的理想方案，对诗歌的关怀是“临终”式的，因而对诗歌发展的现状不满，有些看法有时是“歪打”，但也可能会“正着”，不一而定。在此情形之下，歧见似乎在所难免。
　　或许，正是借助于两者之间的“争辩”，诗歌观念才得以反省和校正，从而复杂化地延伸入历史。


    姜涛：“献给无限的少数人”，是现代诗歌史上最经典的神话之一。所谓“无限的少数人”，不是什么神秘的读者，说白了就是由诗歌同行、编辑、教授、评论家和文学青年等种种经验读者构成。首先在小圈子内传播，获得声望，既而向公众渗透，这是诗歌传播的基本模式，也是一个分工社会合理的安排。
　　当代诗歌在阅读上的困境，不是重复了大众与诗歌间的传统对立，而是更具体、更激烈地发生于“经验读者”之间，即便在“无限的少数人”中，某种阅读上的共识也已然瓦解。对诗歌现状的非议，不再简单出自“懂与不懂”的分歧，每个读者似乎都带着自己的期待和趣味发言，有时候批评的结果，非但没有切中问题的要害，表现出的反而是批评者自身某种狭隘。归结一点，诗歌的阅读问题，不是理论性的猜想与反驳，而主要是一种纳入考虑的社会性实践。
　　在某种意义上，自从我们所谓的“新诗”（或现代诗）发生之日起，与读者间关系的紧张，就一直是困扰其发展的基本问题。当然，在某些特殊的时期，诗人公共化的社会角色加上时势的帮助，会造成诗歌被广泛阅读的喜人局面，但在多数情况下，现代诗的阅读只盘旋在少数文学青年和诗歌同行间。如果没有有幸生活在诗歌大众化的年代，又被剥夺了历史代言人的资格，不甘寂寞的当代诗人，似乎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撒娇卖乖、哗众取宠地争取公众的目光，或者埋头写作、积极钻营，等待自己的诗篇能够有一天挤入经典化的程序，求得后世稳定的阅读比率。
　　这种“尴尬”、这种“困境”的产生，究其原因，千头万绪，十分复杂。譬如，从传播和功能的角度看，相对于新诗，旧体诗歌就有更多的社会性、功能性内涵，无论是酬唱应和、还是个人抒怀，诗歌写作与日常生活有广泛的关联，它既是文学的又是交际的，甚至是一个人获得社会教化的基本内容。与此相应的是，诗歌的体式、规格和阅读程式，都在历史上大体稳定。虽然变化的努力也贯穿其中，但无论是古体还是近体，宗唐还是宗宋，变中自有不变，即便诗歌再晦涩，在既有的阅读程式中仍有迹可求。但到了现代，诗歌的整个传播、写作和阅读的基础都有所改变，它摇身一变成了一种纯文学，而且是纯文学中最纯粹的部分，社会功能和公共内涵都相应减损，表述内心情感、经验的冲动，以及在技艺上不断翻新出奇的抱负，暗中化成其内在的根本性驱动，尤其是当诗歌踩上了“现代”的先锋节拍，诗的“名”还在，“实”已经有所改变。在诗人看来，与读者阅读间的陌生化张力，反而是诗歌“进化”的合法动力，“献给无限的少数人”，也成为现代诗歌史上最经典的神话之一。
　　所谓“无限的少数人”，不是什么神秘的读者，说白了就是由诗歌同行、编辑、教授、评论家和文学青年等种种经验读者构成。首先在小圈子内传播，获得声望，既而向公众渗透，这是诗歌传播的基本模式，也是一个分工社会合理的安排。但是，这个问题被一次次反复地提出，也并非都是无效的伪问题。尤其在当代，对当代诗歌阅读状况不满的，往往不是一般的读者（没有人会费心关心这个问题），更多的是拥有一定见解、趣味和阅读能力的经验读者，而且批评背后依据的尺度，也千差万别。诗歌写作的成就只能被更少的人认可，某种美学的“风尚”也只能在更小的范围内被分享。这意味着，当代诗歌在阅读上的困境，不是重复了大众与诗歌间的传统对立，而是更具体、更激烈地发生于“经验读者”之间，即便在“无限的少数人”中，某种阅读上的共识也已然瓦解。对诗歌现状的非议，不再简单出自“懂与不懂”的分歧，每个读者似乎都带着自己的期待和趣味发言，有时候批评的结果，非但没有切中问题的要害，表现出的反而是批评者自身某种狭隘。譬如，对于习惯了艾青式的抒情表现的读者来说，当代诗歌不可卒读的原因在于，他们无法辨认出熟悉的抒情套路；对于那些念念不忘于“朦胧诗”时代历史角色的读者，当代诗歌的问题在于丧失了与知识分子精神生活的联系；而对于那些刚刚弄懂“90年代诗歌”复杂深度的读者，他们又会在读到新一代写作中洋溢的即兴、滑稽的成分时，感到周身不适。在有的时候，读者会搬出“表现论”，说今天的诗人内心苍白，缺乏激情；在另外一些时候，“反映论”的标准又会被祭起，说读到的诗歌都是个人的私语，没有用语言澄清当代的现实；而在另一种情况下，是“现实”在诗歌中的比重太多了，违背了优雅、空灵的美学规范。在分歧与争论中，一种个人化的印象是：当今诗歌阅读的问题，不是出在读者没有阅读能力上，而是很多读者的阅读能力过于强大了，而且相当自负。
　　与经验读者的专断相比，诗人的傲慢也不在其下，每个写作者都相信，自己如果能写出好东西，或者更现实地说，能够在残酷的语言竞技中保持引领潮头的活力，自然会有一群读者和追随者产生，冒险的自足性就仍可体面地、用辩护的方式保持，真正的“民主”气息也会如期降临。但是，诗歌的危机也随之暗中加剧，如果说诗歌的阅读的范围不断收缩，读者不断进化成风格化的分散团体，而之间的对话渠道不断堵塞，那么交流上的隔阂只是一方面的问题。更关键的隐忧是，诗歌会丧失它真正的活力，即和生活、思想、情感不断纠结摩擦的可能，被一种群体内的阅读幻想所支配，在“进化”中“退化”许多古老的能力。
　　事实上，认识到问题并不能解决问题，面对阅读与写作的脱节，恐怕无人能有回天之力。期待教授、学者、批评家、编辑们来主动重新关注诗歌，大概不切实际，因为他们有更多重要的事业去经营，更多地会去培植回报率高的文学样式。可能的责任还是落在诗人自己身上，深入浅出的自我解说、在写作中对诸多问题的正面回应、加强与批评的对话等等，都是可行之计，在必要的时候，还要借助于市场和学院。归结一点，诗歌的阅读问题，不是理论性的猜想与反驳，而主要是一种纳入考虑的社会性实践。


                                                     原载《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