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真的是一场失败的实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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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诗真的是一场失败的实验吗？
                                              梁平


    流沙河先生是《星星》的前辈，也是我敬重的先生，一如健在的白航、石天河、叶延滨、杨牧、蓝疆们。
    沙河先生日前在省图书馆的讲座上关于“新诗是一场失败的实验”的发声，我没有机会去聆听先生的讲座，不能判断是否是新闻报导的猎奇或者误读，但是我相信这样一个判断，毫无疑问是“失误”的、甚至是“粗暴”的。
    中国新诗的出现从“五四”发轫以来的近百年的历史，它并不是在古代诗歌样式上的“实验”，而是历史推进、社会发展、汉语革命的一个必然的进程，这是一个常识。新诗的发展走过一些弯路、进入一些误区，比如全民的诗歌运动、社会的诗歌高烧以及新诗本身的跑步、行走、立正、稍息，乃至某个时间段上的倒退，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就像一个人的成长，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一辈子不生一场病。
    依照新闻上的报导，先生以否定曾经给自己带来祸害、荣誉与光环的自己的新诗为代价，否定整个新诗的发展与成就，这就试图从客观上堵住我们这些后生们的嘴。而事实是，尽管沙河先生一生并没有写多少新诗，他为数不多的新诗已经因为那个时代的非诗因素成为一种记忆、一个烙印，我们谁也不能把它抹去。但这不能成为“新诗是一场失败的实验”的理由和佐证。
    如先生自己所说，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写新诗了、不写诗了。饱学的沙河先生也许因为对新诗的某种成见，我也相信先生甚至很长时间没有阅读新诗了。以前的不说，那么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的中国新诗，应该是比较陌生的，这又怎么能够简单的确定为“失败”呢？
    这三十几年，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我还算得上是一个置身中国诗歌现场的人，我眼里的中国新诗是健康的、是不断进步而充满活力的。所谓“低谷”之说，所谓“读诗比写诗的人多”的种种非议，并没有阻挡中国新诗的向前发展。我认为中国新诗现在才真正回到了她应该会到的位置上了。中国新诗的几度高潮，要么是社会出了问题，要么是诗歌出了问题，这已经让我们亲历和目睹了，所以我们不能让诗歌再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主要组成部份”而糟践了诗歌。作为一个具有几千年诗歌传承的诗歌的国度，我们需要的是一代又一代诗人们的不懈努力，需要社会包括媒体对诗歌的敬畏与尊重。
    我一直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保持一种乐观。尽管沙河先生所指出的一些新诗出现的问题还存在，但是这只是新诗的片面、是某种现象而已。我感到欣慰、甚至惊叹的是，继朦胧诗、第三代诗歌运动之后，更年轻一代诗人对新诗所做出的新的贡献，他们在丰富汉语和增强汉语语义的弹性上，在现代性诗歌技巧的探索中所取得的成就。这样的诗人和作品可以举例列出一个强大的阵容。这里我没有贬低任何一个在他那个时代为诗歌做出过贡献的诗人，他们在他们那个时代用诗歌完成了他们的使命。我只是需要提醒，像我们这样上了年纪的人，现在要学会欣赏、学会接纳与自己诗学、自己接受习惯与好恶不一样的新鲜的呈现，而不是简单排斥，或者一棍子置于死地。因为，这样的教训我们实在是领教得太多了。
    出差在外，看到新闻报导和几个地方赫然的关于新诗的标题，觉得有话要说，不吐不快，便写下寥寥数语，还望和我一个锅里舀饭吃的我的前辈沙河先生恕“童言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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