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梅：好书都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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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都有心

李永梅

（李永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分社社长，大夏书系策划人）

        记不清几年前，看过一本绘本童书，书名叫“一切有心”，全书以一个稚童的视角，赋予一切事物以生命——任何人、任何动植物、任何物品身上，都跳动着一颗可以感受冷暖、相互交流依偎的心。

一切有心，如辛波斯卡《万物沉默如谜》里的字句一样打入心坎，身边的平凡物什仿若可交心的友伴，他们不断构筑我们生命所需之境，譬如一本书。

在我心里，好书都有心，可以交心的书才是好书。

有心的书，是驻扎着作者灵魂和心意的。这本书或者是专业知识的展示，或者是情感地图的表达，又或者是个人经历的注脚……但，文字背后，都是作者在自己擅长领域的用心表达。经由这些文字，我们可以分享作者的知识经验、感受也许自己永无机会体味的生活滋味，甚至可以像读张爱玲、金庸的文字一般，被引领入一个神秘且韵味绵长的全新世界——张爱玲的爱恨上海滩，金庸的情仇江湖梦。

有心的书，又是读者与文字心灵交融的。如果说作者的表达目标是一个客观存在，那么读者与书中字句的交流则可能是另一种与“心”有关的互动。每本有心的书，其中都密布许多情感的网络，蕴藏着心灵的谒语，读者也许会寻找到与自己遭境相关或者契合的某些点，对文字解读、发展。

好书，是可以带来成长力量的书。非常幸运，作为一个出版人，可以有机会把有心的好书传递到读者手中，制造无数读者、作者心灵交融的机会。好书最大的力量就在于，它会促进读者、作者、出版人的共同成长。作者心血凝练文字的过程，读者汲取营养、解读内化的过程，双方以文字为媒介的交流过程，于双方而言，无疑都是成长的过程。我熟知的教师群体，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好教师是写出来的”“好教师是读出来的”。这些语句仅作断面解读固然失之偏颇，但读书之于作者和读者成长的意义，可见一斑。对出版者而言，编辑每一段文字，设计每一个页眉页脚，斟酌每一个标题，都会费尽心思；前后勒口究竟放什么内容可以展示书的内核，封面营造何种意境才能够为书稿增色……..以最纠结费神的确定书名为例，很多时候为了一个字，可谓“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女编辑众多的团队，虽无须可捻，但脑细胞消耗巨大确是不争的事实。出版一本好书，从选题到成书，恰如培育幼苗，期待它大树参天的过程必然是辛苦而充满乐趣的成长路。更令人着迷的是，好书如挚友良师，编辑过程就是与作者交心的过程，研读亦可作反观内心之镜鉴。

作为读者中特殊的一群，教师的阅读旨趣和品位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时代发展的风向。在正在发生的教育变革中，教师工作职能出现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极大地提高了教师劳动的复杂程度和创造性质。面对这种变化，包括大夏书系在内的教师教育图书出版者正面临挑战。

如何放出眼光，去寻找好书、阅读好书、出版好书，我们都还在成长的路上。

（本文刊于2014年1月6日《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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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其外，还是置身其中

李政涛

李政涛  华东师范大学新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全国教育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现于德国访学。

曾经参加过一次学术会议，聆听了一个友人的大会发言，主题与“穷人教育学”有关。他的研究扎实，思路清晰，观点也颇有新意，很能给人启发。在会后的饭桌上，大家不约而同表达了对他的赞许。但另一位朋友却泼了冷水：研究穷人问题，不是很容易的事情，需要对他们有深入的了解和同情，但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来研究和表达，是不够的，如果你关注穷人的生活和命运，自己却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恐怕……他没有把话说完，满桌子的人都静默无声了。我知道这个研究“穷人教育学”的朋友，平日生活过得有滋有润：隔三差五开着名车去桑拿，时不时吆五喝六地聚会打牌……此后，我不再轻言对穷人和所谓“底层民众”的关怀。

这使我想起了那位终身都在寻找“灵魂配偶”的西蒙娜·薇依，她关怀穷人并践行信仰的方式是，远离原先舒适的工作环境，投身到工厂之中，和穷苦的工人们一起劳动。最有代表性的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特蕾莎修女，长年置身于穷困潦倒、疾病缠身的穷人中间，不计任何报酬地服伺他们。她一生经手过数亿美元的捐款，但从未用于自己身上，去世前，所有的财产就是几套换洗的衣服和两双鞋。

大多数人都无法成为她们那样的圣人，我自己也做不到。我也没有权利更不可能要求：谁要关注穷人，就必须把自己变成穷人。但至少我们可以从中区分出两种态度：旁观式的态度和置身式的态度。这两种态度，与研究者和思想者有关，与实践者同样有关。

旁观式的态度，是谋士和术士的态度，把他人的思想和行为，作为自己观察、言说和思考的对象，站在门外或窗外，摇着羽扇，喝着咖啡，品着茶水，向里面投身冷峻的眼光，随后从容悠闲地发表看法，或赞许称羡，或批评讥讽，间或作愤怒悲痛状，产生轰动效应，吸引大众眼球。

置身式的态度，是从门外走进去，置身于自己关注的对象之间，和他们一起思考和工作，共同体验生活中的爱与忧愁，劳作中的累与孤单，并产生“共生体验”，这种体验既是将他们彼此联结在一起的纽带，也是思想者产生思想的源泉。

迄今为止，我的教育研究生涯中最大的改变，就是从“旁观”变为了“置身”，这是我长年参与“新基础教育”研究的结果。我从中获得的最大的领悟是：在与中小学教师的合作研究中，我的角色不能止于“批评家”和“鉴赏家”，而更应是“建筑家”，和老师们一起基于问题的发现，重建课堂，再造一座座教育实践的大厦。

但这只是我和我们这个团队的态度。到德国之后，我很想知道德国的教育学教授和博士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德国人一向有批判的传统，从康德的“三大批判”，到马克思影响世界至今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再到将“批判”作为标识的法兰克福学派，如阿多诺、霍克海默、哈贝马斯和霍耐特等，无不以其永不停息、从不妥协的批判精神著称于世。这些批判不仅催生了理论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然而，只有批判，就够了吗？

当我向德国教育学界的同行们，介绍“新基础教育”团队长年累月在学校田野中研究之时，他们普遍有两种不同的反应：要么惊讶不解，要么无动于衷，但他们共同以或隐约或直白的方式表达了不解：为什么要这样？在他们看来，研究者可以到学校去，但必须保持价值中立，不能干预、介入中小学的教育教学。说到底，这还是一种旁观式的态度。正因为如此，致力于在了解教育实践基础上做研究的德国学者并不多见，他们还是习惯于在图书馆里，在书斋内，在文献堆中做研究。即使进入中小学，也是以“打捞者的心态”去捕捞各种有利于创制论文和专著的资料，对于学校教育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他们也会以传统的批判精神严加剖析和挞伐，但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则与己无关：那是你们学校教师自己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这种旁观式的态度是一种普遍性存在。许多人都在追寻美好生活，包括推崇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家们倡导的哲学家式的美好生活，然而，美好生活不是想象出来的，不是用文字描绘出来的，不是用理论推演论证出来的，归根到底，不是旁观出来的，而是在置身中，用自己的生命活出来的，实践出来的，即生命实践出来的。

任何理想，任何理论，都需要“生命实践”。最重要的生命实践，是以“改变”为目的的实践，在改变他人中改变自身，在改变自身中改变他人，这是教育的真谛所在，教育就是为人生的改变而生的，教育学就是为生命的改变而来的。

(本文摘自《教师月刊》201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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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启雷  教师·车手·文史专家

吴启雷  生于1983年4月，上海人，字雨田，号补拙轩主。上海东方卫视节目嘉宾，上海教育电视台特邀传统文化研究学者，上海博物馆专业志愿者。前瑞士Proair车队上海俱乐部车手，前上海游骑兵车队队长；上海自行车联赛2012赛季结束后再次回到上海游骑兵俱乐部。出版《岳家军》、《岳飞十讲》等著作，另有多篇文史研究论文发表于《看历史》等期刊上。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语文教师，民革上海师范大学支部党员。

推荐语

吴启雷是个骄傲的人，他立志要与别人不一样。他出身于文史学科家庭，家族中教师众多，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和家庭学术氛围的影响，大学开始就倾心于传统文化的研究。现主要从事中国古代艺术史（宋元部分）、汉字的演变、两宋文化等课题的研究。

从2010年开始，作为主讲嘉宾，吴启雷老师陆续与上海多家电视、广播媒体联合录制宋代书法、绘画欣赏类的节目，深受观众好评。因为出色的专业水平和热情的公益情怀，他被上海博物馆聘为书法、绘画、陶瓷等方面的讲解员。

这些繁忙的事务，吴启雷老师是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完成的。作为小学语文教师，他致力于国学普及教育，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教学方法和体系。大量阅读文史书籍、背诵古文经典，既是他的成长经验又是他现在教学的两大抓手。他十分注意为学生建造完整的文史学科框架，使他们从小就能够完整地构建起中国历史、文学的大框架。这样的教育实践非常富有挑战性，同时也非常迷人。

让我更为惊奇的是，他还是一个自行车运动员，从2008年开始参加上海自行车联赛，一直有不俗的表现。

2013年4月，吴启雷老师的专著《江山北望：岳飞和岳家军》正式出版，另一部有关古代绘画欣赏的著作《画中有话》也已进入出版程序。我视之为吴启雷老师这些年开阔而丰富的教育生活的一次小结。

（推荐人  教育学者、生命化教育倡导者与实践者  张文质）

不做只会教书的药罐子

文 | 吴启雷

我是一个教师，我的社会责任要求我将自己的知识教授给我的学生。而我的学生，可以是学校里的孩子们，也可以是社会上的成年人。我很乐意与人分享我的思考和心得。

正因为有这样的想法，2004年参加工作之后，我的国学教育公益性活动逐渐增多，这其中持续时间最长的当属在上海博物馆的义务讲座，前后达13年之久。

上博是个不错的平台，我一直认为那是我事业和人生起步的地方，尽管我不是上博的员工，也没有进上博工作的愿望。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上博的日子里，我在两个方面逐渐成长起来。第一个方面是自身的专业积累。因为上博的经历，我得以接触到大量专业而细化的文史知识。我不记得在上博听过多少场的专家讲座，也数不清自己为了读懂一幅作品而读了多少古籍、史料和当代人的研究成果。第二方面体现在我的发展规划上。正是在这持续学习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了自己想要什么，我想成为怎样的人，我30岁之前的目标在哪里。同时，持续的学习，让我能够持续地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这对我日后写出自己的专著是一个很好的铺垫。

不断学习和阅读是我做教师之后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结婚前，时间可以自由安排，每天中午是固定的阅读时间，每天晚饭后到睡觉前的时间可阅读可写作。粗粗算来，一天阅读时间约有三个小时。周末，除去外出参加体育锻炼，也保持两小时的阅读时间。后来谈恋爱，每次约会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地铁，正好可读书；每次等女友来吃饭，那段空闲也会拿出书来读。一点一点的知识，就是这样装进了我的头脑。而我又可以把这些知识在任何一处讲台上教给我的学生，同时也更好地消化了这些知识。

因为家庭的原因，我从小就对中国传统文史学科有比较浓厚的兴趣。读大学之后，我几乎所有的兴趣也都集中在这一方面。后来涉猎的知识面越来越广，但还只是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还只是从传统文史学科衍生出去的知识，如古文字、陶瓷、书法、绘画、古代文学等，然后就是中医、中式烹饪之类。那会儿，我还没有想清楚自己要什么。

2006年，我终于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在宋史上，后来，又集中在军政史和文化史两个方面。2008年，我着手《江山北望：岳飞和岳家军》的创作。回头看看从我决定专业发展方向到成书出版这一过程，确实时间漫长，颇不容易。

我不是宋史专业出身，也没有读过宋史方向研究生，自然属于门外汉。一个对宋史一知半解的人要去研究宋史关键人物岳飞，并要写出一本厚重的著作来，其难度可想而知。研究依旧从阅读开始。我大量地阅读我能读到的与岳飞有关、与宋代军政有关、与宋金战争有关的史料、论文和论丛，几乎是死记硬背地把这些书中的关键知识牢记在心。一旦遇到不懂的问题，再找人请教。刚开始时，因为我不太认识这方面的行家，所以有些盲目。

巧就巧在，2011年春天，我加入上海民革。组织上考虑到我的情况，将我安排在民革上师大支委。这极大地方便了我的研究，创作也顺利多了。2013年4月1日，《江山北望：岳飞和岳家军》终于由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

这本书共40万字，前后修改了两稿，整整用去了五年时间。不过五年一本书，实实在在地垫高了我生命的厚度。这也让我想到，作为教师，我们要的是有价值的文字和真的学识；作为知识的传播者，我们的学术要对得起自己的尊严。

古代书画也是我的研究领域，另外，我还创作了韩世忠的个人传记《砥柱中流：韩世忠传》。有同行问我，我是怎么发现我要写的这些题目，并落笔成书的。以我自己的体会来说，通过阅读，我发现了兴趣点，从而决定了应该在哪一点上下大力气；随着我对这一兴趣点的挖掘，越来越多的相关信息会出现在我的面前。比如我做岳飞研究，在积累岳飞史料的过程中，与岳飞同时期的抗金名将韩世忠的史料也就陆续积累起来了。而那些在写岳飞时没有解决彻底的，或者是与岳飞有间接影响而与韩世忠有直接影响的问题，就可以在新的一本书中呈现。新问题往往就是在解决旧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我想，只要同行们能够勤读书，勤动笔，勤思考，都可以发现自己所关注的问题所在，并有的放矢地去解决。

我今年30岁，工作第十年。与所有的青年老师一样，一进单位就得接受各种培训。但我觉得，青年教师应该更多地主动提升自己的学识和涵养。教育是一种理想，更是一种信仰。古人对艺术有文人气和匠气之分，那么，对于做教师的我们来说，是要做教书匠，照本宣科地教学生，还是做一名有思想的教师，让学生通过你的教学与你产生思想的碰撞？相信很多人都会选择后者。

（本文选自《教师月刊》201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