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文：那些年，留在内地的中研院院士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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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文：那些年，留在内地的中研院院士们

作者：靳文      时间：2014-01-13   来源：凤凰周刊

	中国的院士制度出现得不算晚。1928年6月9日，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中央研究院在上海成立，称为在国际上作为中国科学界官方代表，蔡元培担任首任院长。1948年3月26日，中研院遴选出了第一届院士，胡适、林可胜、吴有训等站在国际学术最前沿的专家学者悉数入选。 　　 有人曾这样评价中研院：“生物组接近世界最高水平，数理组与世界顶尖水平不相上下，人文组几乎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中研院确实云集了民国学术最精英的力量。连周培源、胡经甫等蜚声中外的1955年中科院学部委员都无法入选，可见竞争之激烈，更突出了中研院的学术实力。 　　 不过，1948年遴选院士之际，亦是内战白热化之时。蒋介石下令将中研院转移入台，并制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将81名院士护送入台。不过只有傅斯年、朱家骅等9人直接赴台，胡适、陈省身等13名院士或旅居欧美，或辗转归台。 　　 最终留守在内地的有59人里，以郭沫若在49年后的职务为最高。在1948年遴选中研院院士的时候，郭沫若曾因“亲共”而遭受非议。很快，郭沫若证明了非议所言，相继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国科学院院长，后又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 　　 除郭沫若外，李四光、茅以升、侯德榜等中研院院士亦在新中国政府中身居要职，59位院士中，大部分都是1955年的中科院首届学部委员。其中竺可桢、陶孟和等院士是中科院的最初组建人。 　　 不过，仍有13位院士无缘中科院学部委员的职位。他们落选的原因与他们的学术水平基本没有干系，更多的是基于政治因素。 　　 在包括数理组和生物组的自然科学类院士里，只有5人落选，即数理组的姜立夫、翁文灏和生物组的胡先骕、吴定良、李宗恩。翁文灏有“战犯”背景，自然难受重用。人类学家吴定良受学科整改的影响，因人类学被取消而无缘院士；同样，院校整改后，时任协和医学院院长的李宗恩也受到影响而票数不足。姜立夫和胡先骕倒是因为与新政权“有隙”而落选，前者曾把中研院数学研究所和所有资料运往台湾，后者批判苏联老大哥的“李森科主义”，最后被冷落。 　　 相比之下，人文组的文士大儒们受到政治影响更大。走的院士最多（10位），入选中科院学部委员的人最少（也只有10位）。入选中科院学部委员的前院士们，大多是像金岳霖、陈垣这样专攻文史哲的人文科学精英，而社会科学学者则少之又少。这是因为社会科学的诸多流派和研究范式与体系宏大的马克思主义存在差异，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自然没有资格入选。 　　 除去早逝的余嘉锡和梁思永，还余下6位落选院士。其中，张元济先生已到米寿，年迈且跟不上政治形势，落选也在情理之中；柳诒徵先生也年逾古稀，早年又在国府考试院任职，建国后柳老淡泊名利，已赋闲许久。和两位老前辈相比，顾颉刚、周鲠生、钱端升、陈达四位院士的落选与政治形势关系更加紧密。法学与社会学本身存在较为明显的意识形态问题，再加上院校整改，周鲠生、钱端升、陈达的学术影响力已大不如前。古史辩派主将顾颉刚先生早年受胡适影响极深，又曾得罪过鲁迅，入选学部委员反而“不合情理”。 　　 不过，史学大师陈寅恪倒是一个反例。1953年，中科院希望陈寅恪作中古研究所所长，而陈寅恪却提出两个条件，其中一个是“允许研究所不信奉马列， 并不学习政治”。这在当时可算“犯了忌讳”，而且与中科院院士标准不符。但鉴于陈寅恪在历史学科上的影响力太大，如不入选会可能会引起一些问题，所以毛泽东特批陈寅恪“要选上”。陈寅恪也成了因“政治”而“得福”的特例。 　　 虽然在学部委员遴选的问题上，留守内地的中研院院士们得到了不同的结果。但是在接下来的政治运动中，很多院士的科研生命被终结。马寅初就因为《新人口论》而遭到批判，钱端升也被打成右派分子。到了文革时期，院士们更是几乎无人幸免，一些院士惨遭批斗，甚至含冤离世。 　　 谢家荣、饶毓泰、曾昭抡等资深院士被罗织各种罪名，屡遭虐待，后不堪受辱而自杀；邓叔群因是邓拓胞兄，惨遭诛连，最后被迫害致死；陈寅恪因与陶铸有关系，被造反派多次抄家，家中贴满大字报，并被高音喇叭折磨的小便失禁，含恨离世；周鲠生在文革中也受到不公正待遇，于1971年郁郁而终；叶企孙熬过了十年浩劫，但精神崩溃，经常有人见他向昔日弟子讨要三五元钱果腹，让人唏嘘不已。 　　 相比之下，有的院士自身没有受到太多冲击，但代价必然是晚节不保。文革中郭沫若痛失爱子，却仍为文革唱赞歌，被后辈讥为见风使舵的政治投机分子；冯友兰一代鸿儒，文革中亦有下放经历，但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冯友兰却成为“梁效”的文胆，一失文人风骨。 　　 改革开放后，在世的院士的已然不多。不多这些已到耄耋之年的老学者们仍然为科技发展贡献余热。华罗庚、苏步青、贝时璋、黄汲清等院士，重新回归工作岗位，并在学术之路上更进一步；此外，这些老院士还培养出更多的学术接班人，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科教重回正轨，以及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9年10月29日，贝时璋院士谢世，享年106岁。贝时璋院士既是最高寿的中研院院士，也是最后一位中研院首届院士。贝时璋的离世，标志着这些民国精英学者的谢幕。斯人已逝，我们这些后辈不能忘怀老一辈先贤对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不可否定的是，这一批中研院院士和他们的成就已留名青史，被后人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