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大学教育烂到这步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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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育烂到这步田地！

熊丙奇此前几本书，我曾勉为其难，写过两次序，私下巴望他可以休矣：作贱教育的好汉谁在乎批评？谁读这类书？且看过去数年他所揭示的种种问题，只见得变本加厉，愈演愈烈，然而丙奇不知吃错什么药，他对教育的批评也竟愈演愈烈而变本加厉了。这不，新书《教育熊视》又写成了，二十多万字，电话里要我再来说几句。

我讨厌丙奇的书。辞职那一阵，我多少是在愤怒中，看了他的书，转为惊异与恐惧：原来大学教育这笔烂账烂到这步田地，大学还算是大学？教育还能叫教育？可是再三再四翻阅这等层出不穷千奇百怪的烂账，无异于苦刑，说实话，我不打算阅读这本书。这书虽是新写成，其中列举的罪孽还不都是教育的旧病与顽疾，丙奇只是剥皮抽筋从中挖出新的创口与溃烂，摊给我们看。我不要看，然而我不忍回绝丙奇的恳求。

好在另有教育界几位同志对此书先有评论，我比较认同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的反问、追问、诘问：

“中国有真正的大学吗？”

是的，以顾海兵列举的历史标准与世界标准，他有理由质疑中国目前的大学不是“真正的大学”。但我忍不住又想反驳他——有没有大学，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真正的教育和教育者。抗战八年，西南联大失去京津两地庄严体面的校舍，论规模、论条件，根本谈不上一所现代国家的大学，可是教育者的意志和教育自身无可遏制的能量，不但不曾挫败，反而发扬光大，不然，哪来日后出自西南联大的几位诺贝尔获奖者；再看文革十年，大学停办，然而出于对教育的渴望和教育那点最后的尊严，教育，曾以无法置信的潜在方式顽强潜行于遍地浩劫的中国，多少人私相传授种种思想、技术、学科、文艺，不然，哪来1977年恢复高考后那群迄今最优秀的考生？

有没有大学，没关系，甚至是不是大学，也非要点——中国从前遍及民间的私塾和书院，并不是今日的中学大学，而一代代文人士子便从那里走出；欧洲中古守护知识传递文化的修道院，也不是今日的大学，而顾海兵列举的西方大学史正脱胎于无数寂静的寺庙——不消说，顾先生强调的是对当今大学教育的普遍质疑，即学术行政化、大学衙门化、权力市场化，以至于校园官员多到“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而且级别荒唐：“校长等于副部长”，更兼权限暧昧：“又管学校又办学校”……等等等等。

于是问题来了：当所有大学的实质蜕变为政府架构，教育的主宰分明是官僚阶层，行政管理的模式无异于党政机关，招生办学的宗旨演成公然的利益游戏，那么，大学之所以是大学的神圣职能，已在大学校园内就被亵渎，教育之所以是教育的价值核心，已在教育过程中被粗暴遞夺——然而这还不是最荒谬的事相，事实是，如此有名无实的大学，仍旧被称为堂堂“大学”，如此滥竽充数的教育，仍然行使着国民的“教育”，一如北大清华南开中山，早已不是历史所铭记的名校，但仍然号称北大、清华、南开、中山，而这些大学的“名”，这些大学的“牌”，被无限夸大、被刻意抬高，以之吸引考生、申请经费、占据资源、换取利益，谁都明白不再是行政官僚为大学服务，而是大学为行政官僚服务——这样的大学，真不如没大学，没有大学的时代，渴望教育的人们还有营造大学的可能，一旦遍布以上这样的“大学”，则当前謦竹难书的伪教育便只剩一项是“真”，即过去的校名。

所以顾先生的诘问“中国有真正的大学吗？”，似应改为“中国有这样的大学”。熊丙奇的第一本书叫做《大学有问题》，问题是，如今中国只有“这样的大学”——怎样的大学呢？我想不出名目；倘若我将要投考大学，我别无选择。这才是“真正”沮丧的事实啊。

临了请熊丙奇明鉴：以上敷衍之辞也该算作“伪评论”，因为这本新书我真的一个字也没有读。

（继出版《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之后，著名教育问题研究学者、上海交大教授熊丙奇所著新作《教育熊视——中国教育民间观察》近日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熊丙奇表示，该书所得版税将全部捐献给灾区的学校教育。

（原文发表于2009年3月《钱江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