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来华受捧：时代对知识的热情已转向知识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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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来华受捧：时代对知识的热情已转向知识明星

2014年03月10日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许荻晔

▲史景迁（中）偕夫人金安平（左）出席在中央美院举办的讲座。Muto 图

早报记者许荻晔发自北京

每场活动后，78岁的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都被索要签名的粉丝团团围住。昨日在中央美院举办的《在西方书写中国历史》的座谈结束后，他又如明星一般被围堵了半个小时。整场活动他重复最多的一句话是“one，each”，这是他本次北京行的最后一次公开活动了。

据去过他美国家的学生的描述，史景迁住在耶鲁附近小镇西黑文，远离尘嚣，“又安静又美”。而他太太金安平则说，史景迁是一个写作时不能被任何事情打扰的人，家里来个电话都会生气。他与金安平至今共用一部手机。

在10天的北京行中，这位汉学家以隔天出现的高频率亮相，除了昨日理想国与中央美院的合作活动，2月28日、3月5日及7日，他在北大做系列讲座；学术活动之外还要穿插一些社会事务，比如3月3日，他与企业家冯仑非常混搭地进行了一场中国近代公益事业的座谈。而3月1日，这位《曹寅与康熙》的作者出现在了北京植物园的曹雪芹纪念馆，与北京曹雪芹学会亲切交流、惠留墨宝。

当然，北京活动的结束只是标志这趟为期一月的中国行的另一个阶段的开始。本月中旬，史景迁将先赴成都，后至西安，分别在四川大学与西北大学做讲座，本月23日，他将来到上海，24日的复旦大学讲座之后，他将于25日直接飞往台北。

明星学者的待遇

3月7日晚上7点的讲座开始前20分钟，史景迁已经被人群裹挟入场。掌声未落，一大波求签名的粉丝已经奔上前去层层围住，78岁的老教授坐定下来刷刷草书，远远只望见他白头俯仰，时不时跟读者说着什么。本以为是问询抬头或感谢客套，会后一打听，整场活动他重复最多的一句话是“one，each”。

300多人的阶梯教室座无虚席，人群继续带着夜风一波一波拥进，虽然这已经是这位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这一个星期北大讲座的第三讲，但粉丝的热情丝毫没有“三而竭”，仍有很多人站着听完全场，主持人甚至需要友情提示让开紧急通道。

这不是史景迁第一次来北京，也不是待的时间最久的一次，却是他最像明星的一次。1989年，史景迁就曾在北大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讲学，但在2014年的这一个多星期里印证了——这个时代对知识的热情，已经转向对知识明星的热情。

相比皇皇巨著，几十分钟的一个英文讲座，一无法体现史景迁最吸引读者的文本叙事优势，二不易感受其见微知著的材料功夫，但粉丝依然排除万难，坚持一种共在现场的感觉。北大第一场讲座开始前的一个小时已座无虚席，旁听的人利用了每一寸空间，排场摊到讲台旁。而活动结束后，社交平台上人们兴高采烈交流的是：“整晚上只听懂了一句good evening”，“我觉得大家都和我一样，只是为了看他一眼，即使他扯闲一天都无所谓”。讲座最后的提问环节，观众天真可爱地递上纸条：“你愿意跟哪个皇帝做朋友？”“要是清代有互联网，你觉得雍正会怎么用？”

但无论如何，这里毕竟还算是史景迁的主场。至于他与冯仑在万科·亚洲协会主办的“探寻中国近代公益事业的起源”的对谈中，一个半小时里，史景迁拿起话筒不超过4次、30分钟，如同学术界给企业界打酱油的现实隐喻。四个观众的交流机会中，没有一个问题是抛向他的。

在清史中开窍

如果要给史景迁贴几个标签，那大概是：英国人，住在美国，娶台湾太太，研究中国历史。这种混搭与他的经历相关。因为父母喜爱艺术与历史，6岁的史景迁就开始读艺术史，其中有一章节介绍了中国画。

“我觉得非常惊奇，中国画与我以前接触到的艺术形式都截然不同，加上当时正在二战期间，中国给我的印象是一个英雄，我对中国的兴趣就在那时候产生了，是非常自动的。”1936年出生的史景迁说。

但这样的储备在十多年后才因偶然机会发酵。1959年，在英国剑桥大学修英国史的史景迁得到一笔奖学金，到美国耶鲁大学做交换生，当时他尚处于一个汉字不识的阶段。

而当时的耶鲁，是美国最大的远东“研究基地”。耶鲁的汉学研究可追溯到传教士卫三畏建立的全美第一个汉学教研室，而后出于太平洋战争时期了解对手的需要，耶鲁一度成为战争时期培养中文、日文人才的基地。战争之后，耶鲁沿其人才与史料基础，继续成为汉学研究重镇。史景迁介绍，自己来到耶鲁的时候，恰逢学科转型。

他在耶鲁的导师是一对夫妇，芮沃寿与芮玛丽，前者治佛学、隋唐史，后者专攻清同治时期。尽管在两位导师的影响下，年轻的史景迁发奋学习文言文、繁体字，研究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但这并没能使他确定专业方向。而后芮玛丽向他介绍了另一位老师，在澳大利亚的房兆楹。

在史景迁的描述中，房兆楹是中国传统的那类“老先生”，用细读的方式引领他进入文本。追随房兆楹学习的时期，他不仅得到了“史景迁”这一饱受好评易于阐释的中文名，也得到了受益终身的方法论：“房先生告诉我，一定要重视正史、重视老生常谈的内容，学会用自己的角度去观察与发现。”

“在一些人的眼里，正史是不容置疑的权威，但从另外的角度看，它可以只是作为材料来运用，来构建自己的理解。对于一个年轻人，理解到这点，需要‘开窍’这样一个变化，而导师就是在你开窍的过程中帮助你的人。”史景迁的第一个博士生、新版《史景迁文集》主编郑培凯深有同感。

在治明清史、近代史的房兆楹的影响下，史景迁将自己博士论文的主题锁定在康熙身上。同时在房兆楹的帮助下，他来到台湾，在当时正兴建的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封存资料里，海量阅读了一手史料。

“他们把康熙的朱批奏折原件拿出来，问我：‘这对你的工作会有帮助吗？’我说：‘这简直是天大的恩赐！’”史景迁说。

这是《曹寅与康熙》的成书因缘，但史景迁治学的特点与价值，并非只在一手、独家材料，更在于他对材料的眼光与感觉。史景迁夫人金安平表示，康熙的朱批之中，曾有笔误将“密”作“蜜”字，而史景迁见此感慨，康熙由满文改学汉字时已届成年，昔年学习过程之痛苦，他颇能感同身受。或许有这重关系，史景迁不止一次表示最喜欢康熙。

对于历史人物尤其是小人物的细腻观照，是史景迁著史的一大特色，另一方面，身在跨文化语境中的史景迁，对文化冲突的话题也颇具兴趣，其第二本书《改变中国》，聚焦近400年来的10名中国的西方顾问，从利玛窦的到来到苏联专家的离去，探讨他们期待以怎样的方式改变中国。而史景迁对这种文化冲突的兴趣，持续到了其后的胡若望、利玛窦等的专著之中继续展开。

新版《史景迁文集》此次本将推出三本，即《曹寅与康熙》、《胡若望的疑问》，以及《改变中国》，但最后一本目前并未面世。郑培凯透露，因为书名关系，《改变中国》需要送审，故而延误了出版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