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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对现代政治的解构 2014年03月18日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作者：范广垠
消费社会的控制模式已经发生了改变，这种新控制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以诱惑取代镇压，以公共关系取代警察，以广告取代权威性，以创造出来的需求取代强制性规范。
齐格蒙特·鲍曼（1925—），英国著名社会学家，生于波兰，20世纪50年代到英国。鲍曼早年深受马克思、葛兰西、哈贝马斯的影响。鲍曼关注工厂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研究现代性的弊端，预测并解读后现代社会状况。发表的作品主要有：《阶级的记忆》（1982）、《立法者与阐释者》（1987）、《现代性与大屠杀》（1989）、《社会学之思》（1990）、《碎片中的生活》（1992）、《后现代伦理学》（1993）、《后现代性及其缺憾》（1997）、《自由》（1998）、《工作、消费、新穷人》（1998）、《被围困的社会》（2002）等。在研究资本主义模式与发展的过程中，鲍曼发现消费正在成为社会的整合力量，相关观点散见于他的许多著作中。他在《工作、消费、新穷人》、《自由》、《流动的现代性》几本著作中用了相当篇幅阐述了消费政治思想。关于消费社会的论述是鲍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学者比较关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研究成果，对鲍曼消费政治思想缺乏关注与研究，而中国当下正面临着，或将要面临着消费社会带来的新问题（包括政治问题），这便成为本文写作旨趣所在。
一、消费社会的社会控制与权力位移
西方对“消费社会”有不同的界定。“消费社会”一词最先出现在经济学文献中，至今仍有学者在经济学层面使用“消费社会”（consumptionsociety）一词，如《消费社会的困境》一文中即是如此。让·鲍德里亚虽然对消费社会进行社会学描述和解读，但首先从生产和经济的角度进行界定，认为消费社会是丰裕社会，是“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裕现象”，与之相对的概念则是“匮乏社会”和“生产社会”。鲍德里亚、鲍曼等认识到，消费社会人们有了消费的选择空间，消费者地位上升，并因此带来重要的社会变化和社会关系重构，但鲍曼则从社会主体的角度使用“消费社会”一词，以“消费者社会”（consumersociety）来指称“消费社会”，消费社会是消费者地位空前提高的社会，与之相对的概念则是“生产者社会”。当然，鲍曼也把物质产品丰裕作为消费社会的经济基础，但他直截了当地指出了消费者的社会主体地位，体现着社会学家的政治敏感和自觉。在历史时期的划分上，鲍曼指的生产者社会是现代社会的工业阶段，或现代社会早期，而消费者社会则是晚期现代、第二期现代以及后工业社会阶段。
现代社会早期，经济相对匮乏，从而决定了生产的重要性，也就注定了生产者的重要性。在鲍曼看来，在生产者社会，社会成员“首先是作为生产者的”，其次才是消费者。工作是个人社会方位和自我评价的主要因素：工作类型界定了你比较的对象，和你工作相近的人进行比较，并在比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工作类型界定了应该符合和服从的标准，甚至界定了应该不辜负哪些人以及和哪些人划清界限；工作是一个人成功与失败的记录，是自信与犹豫、骄傲与耻辱的首要来源。“工作伦理像是嘹亮的号角被政治家、哲学家和布道者使用或当成一个理由”，以便清除妨碍工作的障碍。
现代化的先驱者们同时训练工作者从事单调而有规律的工作，使他们“习惯于不假思索地服从……习惯于从事没有意义的劳动”，“强迫工作者接受一种既不尊贵、又不能与自己的道德相匹配的的生活……基本上，工作伦理是对自由的放弃……工作伦理的改造是一场控制与降伏的战役”。在鲍曼看来，这是一场彻底的权力斗争。工作伦理否定懒惰的权利，生产者社会驱使穷人和“志愿懒惰”的人工作。工作伦理主张由劳动收入支持的生活，不论多么悲惨都具有道德优越性；依赖救济而不是工资获得自足的人，是工作“资格缺失”，以此增加工作的诱惑力。那些接受救济生活的穷人，生活水平不得高于收入最低的劳动者，并且被限制在单调肮脏的救济院，并以此防止懒惰风气影响生产者。工作关乎个人生活、社会秩序和社会生存能力，工作关乎经济，也关乎政治和文化。布道者们并不指望工作者道德完善，于是建立日常的大致相似的制度去规训工作者。鲍曼显然受到边沁和福柯的影响，并大量借用了边沁关于“圆形监狱”的概念和描述，认为救济院、平民习艺所和工厂，都是规训与惩罚的“圆形监狱”，是全景式的训练机构，“圆形监狱”最重要的一点在于监管人位置的中心性。监管者对于不工作的穷人，不给他们事情做，不和他们说话，让他们吃劣质面包，喝白开水，做到一定的极限，又不超过一定的极限。对工作者和穷人的规训与惩罚，加强了工作伦理及其法则。在这个规训与惩罚的过程中，祈求于理性，需要能够思考和计算的人，排斥激情。在鲍曼看来，那些失去工作而贫困的人，生活越是穷困，越是想要工作——工作伦理就取得了相当的胜利了。
从鲍曼的论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政治的吊诡：马克思主义把“不劳动者不得食”作为对抗资本主义、反对资本家剥削与寄生生活的战斗口号，而生产社会的精英们，包括政治、文化和企业精英，把工作伦理及相关措施作为再造工作者和驱使工作的手段。而统一之处在于：他们都承认了工作伦理，或者都对工作伦理的道德假说和社会基础予以认同，认识到工作伦理是社会分工和社会角色的需要。
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生产主导消费的时代会被消费主导生产、维系生产的时代所取代。在鲍曼看来，从生产者社会向消费者社会转变，消费不再仅仅是为了生存和劳动力的再生产，消费活动成为社会运转的轴心。与生产者社会不同，消费社会首先“要求其成员有消费的能力和意愿”，其次才作为生产者。新的社会状况酝酿出新的文化，这种文化宣称消费是人生成功、快乐和尊严的度量器。快乐的生活就是对消费机会的把握，不能落于人后，最好是捷足先登，否则就是有缺陷的消费者，或失败的消费者，导致社会地位降低的首要原因“是个人作为消费者的不适当”。消费的满足只是瞬间的满足，一旦满足，消费就不需要了，消费社会宣称消费不可能满足。资本的逻辑需要鼓励人们不断消费，并维持旺盛的消费，于是不断挑起消费欲望。制造各种诱惑，催生消费者，是消费社会的主要任务。各种媒体空前地加入了这一消费文化的宣传与消费社会再生产过程，时尚和广告铺天盖地，把消费者置于持续的诱惑下。
生产者社会和消费者社会，虽然都在生产和消费，但侧重点已经不同，对社会成员的要求和规训机制已经不同。产品的丰富和技术的发展，已经不再需要很多的工作者，工作伦理出现危机，取而代之的是消费美学。在鲍曼看来，某种伦理是一定社会状况下的假说，一种伦理的终结并不意味着道德终结。以美学评价工作，工作可以分为“有趣的”和“让人烦的”，高层次的工作有“与艺术鉴赏相匹敌的品质”。以美学的标准衡量工作，工作成为娱乐，并为消费积累经验和能力。只有未经消费社会改造和没有成为消费主义者的人，才愿意从事让人烦的工作。工作美学并因此成为划分社会等级的重要因素。
消费社会的控制模式已经发生了改变，这种新控制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以诱惑取代镇压，以公共关系取代警察，以广告取代权威性，以创造出来的需求取代强制性规范。在鲍曼看来，消费社会的政治控制成为一种隐匿的控制，监督者“监督而不被发现”，这种控制可以避免那种招来异议又成本高昂的“圆形监狱”的控制方法。
在消费社会的消费生活中，政治控制的隐匿性表现为政治逐渐退出个人生活，政治的这种退出得益于媒体的高度发达和技术化，但把它“解释成为为媒体的副产品，绝对是个错误”。政治在个人生活中的退出，有主客观原因。从客观看，国家承担的资本和劳动力“再商品化”角色正在消亡，“再商品化”由消费市场负责完成；消费竞争也不需要像强迫工作那样需要国家干预，更不用说暴力了，消费市场吸引消费、消费竞争与攀比，也鼓励消费者脱离单调、枯燥的官僚与政治管辖——消费生活需要的是榜样，而不是领袖。从主观上看，政治在个人生活中的退出，在一定程度上是消费者能够也宁愿自己选择，不愿接受外部管制的结果，消费者如果需要选择管制，宁愿选择医生、律师和教师来管制。民众在消费中寻求快乐和自由，由此产生的政治冷漠暗合了政府的需求。毕竟积极参与政治决策与否，政府并没有得到或是失去什么，尤其是“当今的政府非常关心的是没有异议，而不是民意的支持”。鲍曼以消费者自主选择和挣脱政治控制的努力来说明消费社会的政治冷漠，相较于“资产阶级用消费文化和消费产品消解民众斗志”的看法更为深刻，或更符合民众的觉悟状况。
在鲍曼看来，消费社会的文化、审美和许多观点，不会对政府的地位产生威胁。消费市场重新整合社会系统和个人认同，国家正在丧失中心地位的作用，权力中心向市场领域转移，这减轻了政治上的紧张关系，这种推动力也从生产转向消费。但应当看到，消费市场承接了国家原先承担的一些职能，但这并不意味着消费市场取代国家而成为政治权力中心，也不意味着政治的消失，消费市场和消费行为只是促成了权力多中心的形成。
二、消费自由与个体政治
在生产社会，消费为了生产，消费为生产提供市场，消费为生产储备劳动力，消费不能超过这一限度，超过这一限度则被视为奢侈或不道德——消费是不自由的。消费社会的一切都是潜在的消费对象，奢侈消费的限制也被取消，消费是自由的。消费社会，“个体自由首先作为消费者的自由，这种自由以高效的市场存在为基础，而反过来它又是确保市场存在的条件”。在鲍曼看来，消费社会市场之所以吸引控制消费者，并不仅仅因为琳琅满目的商品，主要魅力也许主要在于它提供给公众诱人的自由。其他生活领域，公众常常感到压抑，这使得市场提供的自由更加诱人。不仅如此，消费市场提供的个人选择得到社会的认可，其结果也是可预期的、安全的。消费市场使得自由和确定性、独立和集体生活可以无冲突共处。为了个人自由，也因为享有自由且不付出安全代价，使得人们依赖市场。现代社会，自由和安全常常不可兼得：享有自由，却不安全；有了安全，自由受限。消费选择不是零和博弈，可以实现共赢，消费市场消除不确定性，似乎自由与安全可以梦幻般地结合在一起，其魅力更加彰显。
消费自由具有令人愉悦的属性。在消费社会，大多数成员的个人自由是以消费自由的形式出现的，“消费本身就是目的，因此它是自我推进的”。购物的乐趣远远大于买来的商品所带来的乐趣，在“快乐原则”的驱使下拒绝“延迟满足”，消费者处于非理性的激情统治之下。消费带来环境和资源压力，消费自由不可能摆脱一切压力和束缚；消费自由的实现是依靠欲望不断提升和多次反复的瞬间满足，欲壑难填。因此，消费自由具有虚幻特征。消费近乎完美的自由状态，似乎已经不需要政治干预。对此，鲍曼认为，只要消费自由满足个人关注、社会整合和体制再生产的要求，政治管理组织的强制压力就能消除。但政治组织仍然决定着消费者的生活和消费自由，只要消费者自由和表达是没有政治效用的，那么它们就不会从政治上受到干预。消费生活过程中，政治采用了隐性的存在方式，一旦政治组织受到威胁，政治则呈显性的存在。鲍曼关于消费的论述，已经表明他拒绝极端后现代理论家的政治虚无主义观点。鲍曼的睿智不仅在于他对社会感知敏锐，思想深刻，也在于他对政治清醒的认识。
生产职责的完成需要分工合作，生产本质上是集体活动，个人消费自由可以和集体生活共处，但消费自由本质上是个体活动。在鲍曼看来，消费体验最终是单独的、个体的。聚集在一起消费，得到颂扬的是选择和消费的个性，因此聚集在一起成为消费活动私人化的基础。聚集在一起可以增加购物的愉悦，但消费者依然是孤独的。在鲍曼看来，“自由只有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时方能存在。自由不是一种所有权或个人对自身的占有，而是一种与个体间的某种差异相关的属性”。这种差异是“由他人意志决定行为与由自身意志决定其行为之间的差异”。差异是自由选择的结果，也是自由的意义所在，这种差异属性的自由在消费活动中表现得最为充分。
然而，人们获得了消费自由，却失去了保障稳定生活的规范秩序和公共空间，“个体从政治公民转变为市场消费者”，成为个体的、疏离的、孤单的原子。个体化意味着“人们身份（identity）从‘承受者’（given）到‘责任者’（task）的转型，和使行动者承担完成任务的责任，并对他们行为的后果（也就是说副作用）负责”。在消费社会，每个人仍然要回答“我是谁”，“我应该如何生活”，“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等问题，每个人要自己承担选择的责任。“人们需要自由来体现个性；然而，仅凭自由选择来显示个性又意味着生活充满着对过错的疑虑与恐惧。”无限消费所带来的资源和环境压力不是消费者个人所能够解决的，在流动的时代，消费者个人也无法解决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与安全问题。得到消费自由，却失去了安全，消费自由并不就实现了自由。碎片化的生活、碎片化的个人，终究不能应对更为宏观的社会问题。“在今天，任何真正的解放，它需要的是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
鲍曼从消费行为与政治互动过程来阐述消费问题，政治影响甚至决定着消费，消费可以作为逃离政治的策略，作为个体自由的体验和向往，然而，消费终究无法也不能摆脱政治。
三、消费社会的新穷人
在鲍曼看来，每个社会都有穷人，每个社会对穷人都持一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畏惧、厌恶，另一方面同情、怜悯。前者要求严厉对待穷人，后者强调居于一般生活水平下的悲惨命运，从而使得人们易于接受规范的调整。各个社会依据一定的秩序和规范来建构穷人，给出穷人在场的解释，并采用不同的方式解决贫穷问题。
现代化之前的基督教欧洲，穷人也是上帝的子民，是上帝创造的一部分，充满了意义和目的。现代化的社会，不把任何事情当做理所当然，现有的事物都要经过理性的严格检验，拒绝传统、遗留下的知识和习俗的权威。鲍曼认同格特鲁德·海默尔法布（G.Himmelfarb）观点，认为在工业化时代，穷人不满现状，会导致反抗与革命；穷人顺从自己的命运，又会限制阻碍工业的发展。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工业社会把强迫穷人成为工人看成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一方面在学校和贫民习艺所，用严格的纪律、极少的生活资料、强制劳动和肉体惩罚训诫穷人，使他们养成劳动习惯，也使他们放弃受助，接受社会所提供的哪怕是苛刻或艰苦枯燥的劳动条件；另一方面，用间接的方式，即工作是人对上帝尽的义务，贫困是由于工作的缺陷，给穷人的贫困盖上道德印章，从而以工作伦理促使穷人成为劳动者。把眼前的穷人训练成劳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合理的，既促进了工业的发展，也满足了秩序维护和规范之间的融合。
后现代时期，或消费社会，训练穷人成为劳工在政治与经济上的两个作用已经不存在。社会已经不需要大量劳动力，社会规范的遵守很大程度上不是靠国家和社会的强制，而是靠消费市场的吸引。穷人不再是劳动力的后备力量，工作伦理和职业道德呼声越来越模糊。社会首先把它的成员当消费者，然后部分地当作生产者。今天的穷人是“不消费者”，而不是“失业者”；穷人没有履行最重要的消费职责，是有缺陷的消费者。社会对穷人已经没有什么期待，穷人也失去了讨价还价的资本，穷人面临着被赶出大街、赶出消费场所、赶出公众视视线的处境。不仅如此，“为了使身体隔离万无一失，还可以用精神隔离作为强化手段，使穷人得不到道德上的同情”。消费社会教育体制不断训告：“贫穷不是社会所导致的耻辱之一……而是一种元耻辱，是酝酿各种耻辱的土壤和病原体。”新穷人不是消费者，并“不得不接受压制、管束、权威、和法规的联合训诫”。穷人一旦接受自己是有缺陷的消费者的假说，则穷人不仅在物质上，在精神上也被剥夺。只是理性功利地看待问题，而缺乏道德同情心，不把穷人看做是社会成员，并用现代技术解决社会包袱，将使穷人的生存机会为零。鲍曼警醒人们：“解决麻烦问题的合理办法，加上道德上的漠视，会成为引起爆炸的混合状态，很多人会在这场爆炸中死亡。”鲍曼实际上告诫人们：理性计算与道德漠视的混合无异于又一次屠杀，后现代可能发生现代性的大屠杀。在此，鲍曼实际上重申了《现代性与大屠杀》的核心思想。鲍曼富有洞见地认为，“被用以整合消费者社会，维持其正常运转，并偶尔救其于危难”的仍是伦理学，而不是消费美学。后现代的人道主义的怜悯，不仅仅是道德的体现，也是社会的需要。
在鲍曼看来，被压迫的新穷人已经不能成为民主革命和政治变迁的力量。首先，穷人不把富人看做是生产关系中的敌人，而是看做消费关系中效仿的榜样——消费生活中消费者需要的不是领袖，而是榜样。在消费者的自我建构中，贫穷被看做是个人的事情，自己承担消费失败的责任，不再寻求把消费困境转化为公共议题而通过公共手段加以解决。其次，“大多数新一代工人是偶然性、临时性和兼职性的。他们不能也无法希望把工作视为一个终身职业……他们来去自由。”——个体化的贫困者已经难以整合成为组织力量。基于以上原因，知识分子不再认同自己是工人的一部分，也不再试图把工人和贫困者由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鲍曼主张贫穷可以相对减少，不可能一劳永逸解决，并认为社会主义不是替代现行社会的模式，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刺向非正义的利剑”，是批判的武器。不能从历史车轮的痕迹判断未来的方向，无论是阶级的抗争形式还是社会发展道路都具有多种可能性。
四、结语
现代政治以宏大叙事、崇尚理性、国家中心、一元化为主要特征。鲍曼主要从消费者日常生活入手，以微观叙事的方式展现了消费者情感、欲望及相关行为的政治涵义与政治影响，警示极端的缺乏道德情感的理性主义政治的危害；描述了消费市场对国家权力的承接，展现了权力互动状况与多中心的前景；消费自由的差异性与现代社会发展的多种可能，则是鲍曼阐述的一个重要内容。鲍曼呈现了后现代政治景象，而塑造这一政治景象的关键是消费生活。鲍曼关注具体历史境遇下的底层生活、阶级差别和社会矛盾，这些学术关怀贯穿于他关于消费问题的论述中。就研究方法和学术取向看，鲍曼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研究，则明显受到后现代理论家的影响。“到90年代中期，马克思、葛兰西、哈贝马斯成为思想背景中的东西，取而代之的是米歇尔·福柯、西奥多·阿多诺等的影响。”这一评价是中肯的。
鲍曼描述社会现象，得出的结论却是政治的，这与其说是由于其学术经历，不如说是社会现实造就的，政治毕竟是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办法。就此而言，鲍曼理性而沉着。鲍曼描绘了后现代不确定的、模糊的、偶然的、不可化约的消费者精神状态、思想模式与审美情趣，提出了批判性的导向性的建议，但他深知消费社会的完善需要人们自愿的转变，没有给出关于未来发展的权威性方案，他主要地充当了“阐释者”而不是“立法者”的角色。就此而言，鲍曼又是反思的谨慎的。鲍曼虽然没有提出解决后现代社会问题的具体政治方案，他更多地是在描述，更多地是提出与分析问题，但他的描述及对问题的发掘与分析提升了人们的洞察力，聚焦了人们关注重点，有助于“市场消费者”重新思考并负起责任，向“消费者公民”转变，也有助于政治伦理的重建。鲍曼在生产社会与消费社会的比较中研究后现代及后现代转向，并没有刻意建构后现代概念，他对后现代社会的理解建立在对现代社会理解的基础之上，他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作为分析社会变迁的重要理论策略和认知框架。
鲍曼最值得称道的是其人道主义关怀。值得称道的还有他的研究态度。“他非常尊重消费文化的巨大力量和成效，但一点也不欣赏其价值观。”鲍曼并不因为消费文化的弊端而回避对其研究，他细致深入地探讨消费文化的社会与政治影响，并期待消费文化的改进。直面消费文化，这是当下研究中国问题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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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4-3-18 16: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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