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人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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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人的底线 ? 李新宇
	本书作者耿宝强，是我二十多年前的学生。1987年至1991年，他在曲阜师范大学求学，我在那里任教，于是就有了一份师生之缘。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是不得不承认的，这个世界很大，人很多，而人的一生中能够相遇的很有限，能够相识、相知的就更有限。“百年修得同船渡”，能做师生，共处四年，这缘分该是多少年才能修得？     我又常常想，在世间所有职业中，大概没有哪个职业比教师更好，尤其是大学教师。这个职业之所以好，因为它所面对的，是世间最最美好的青春绽放的季节。人生注定要经历从幼到壮、再到衰朽的不同阶段，每个阶段都要有不同的人来陪伴，而留给大学校园的，用以陪伴老师的，却是生命中最最美好的时光。所以，每当弟子们以“恩师”相称，我总是在想，其实老师也要感恩，总有鲜花簇拥，总与青春为伴，又该多少年才能修得？     也许这种感慨离题太远了，但面对过去的老学生，我却常常这样想，于是不由自主，就写了出来。回头读一下，倒也无需删除。说到宝强这届同学，在我的记忆中是印象极深的。回想我自己的教书生涯，从曲阜师大到吉林大学，又从吉林大学到南开大学，到目前为止，时间最长的一段还是在曲阜师大：从1982年毕业留校，到1999年离开，整整十七年。十七年中应该教过许多学生，但事实却又不然，因为开始的几年上课极少，担任整学期的课，而且上完必修课又开选修课，恰恰是从1987级开始。给他们上课的时间，又恰恰是1989年，上半年开必修课，下半年开选修课，而选修课又几乎是全体同学都在听。所以，这一届学生认识的也比较多。现在我也仍然常常要给本科生开选修课，但一个学期上完，认识的学生常常只有三五个，而1987那一级，记住的名字至少过半。今天写着这些文字，眼前又浮现出他们那一张张稚气而激昂的脸，想起一连串的名字，想起下半年上课时那无需多言的默契。我们是一起经过风雨的，这又是一重缘分。     宝强从那时候就喜欢读书，喜欢钻研问题。当然，他也调皮，记忆中好像他也喝酒，而且酒后与人打架（当然，我的记忆未必准，也许张冠李戴，如果错了，宝强可以删除），但读书的确不少，这习惯一直延续至今。说真的，宝强的学问做得不易，因为他毕业时没有得到一个适宜做学问的岗位，一无必要的图书资料，二无师门铺就的路。在很长的时间里，他都是自己在艰难地摸索。好在他有韧性，不懈地走，终于走出了自己的路。几年前，他已出版过一本《人生苦旅——中国现代文人的心路历程》，现在，他又把这本书捧给了我们。从这两本书，以及他平日发表的文章看，宝强对中国现代文人有足够的研究兴趣。     我很欣赏他的这个研究方向，因为这是一块富矿，值得宝强为之付出努力，深入挖掘，也值得反复研究。所谓“现代文人”，是很特别的一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历代都有的文人群体沿着自己的路走到清末之后获得的一个新名称，但又并不完全如此，因为就整体而言，他们已经不同于旧文人，而是发生了种种变化。他们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或先或后，已经在历史的大变革中蜕变为现代知识分子。宝强用“现代文人”这个概念，有更大的包容性，避免了认定谁是知识分子而谁不是知识分子的麻烦，而且为自己赢得了比较广阔的空间，既可以关注知识分子，又可以关注那些没有完成转化的文人，可以把形形色色尽收眼底。     研究中国现代文人，自然会发现许许多多的历史内容。因为这个群体本身的承载，也因为他们走过的曲折道路和不幸的遭遇。一百多年前，古老的帝国遭遇几千年未有之变局，固守旧模式已经注定没有出路，在海外吹来的新的文明之风的召唤之下，国家的富强、社会的公正、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保障、西方现代社会所显示的优势成为国人的新诉求。这一切，使得中国不可能再延续固有的模式，而是必需改弦易辙，走上现代化之路。众所周知，现代的理念和样本均非本土所产，而是舶来品，所以，它的承载者就不可能是民间大众，而是漂洋过海的留学生和那些能够通过阅读而接受新知的文人。于是，告别前现代而创建现代社会的历史责任，就这样落到了文人的肩上。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中国现代文人没有辜负历史的重托，一路谱写了自己的辉煌。但是，一个具有几千年传统的专制帝国，在向民主共和国转变的过程中，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历史的种种积弊，社会的种种问题，都会成为难以解决的问题。面对问题，文人和政治家一样，也会晕头转向，于是，各种力量的努力，各种路径和方案的选择，构成复杂而激烈的矛盾冲突，演化出一段可歌可泣而又可叹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文人再次分化和组合，而且逐渐被边缘化，直至成为改造的对象。在某些政治领袖眼里，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对比：工人农民尽管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也比知识分子干净得多。沿着这样的思路，知识终于成了危险的东西，于是有了“知识越多越反动”断定，有了因为接受过中学教育就不再被信任，而必需让贫下中农对其进行“再教育”的实践。几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通过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获得参军、就业、上大学的资格，与现代文人的遭遇是紧密相连的。了解中国现代文人百年命运的这个全过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现代历史的种种曲折。研究现代文人的重要意义，也在这里。     由本书可见，宝强所做的，是个案研究，是细节研究。他写了一个又一个文人，梳理了他们之间的关系，而研究目标之一，是发掘他们之间的良好关系，展示现代文人曾有的光彩。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甚至叙述他们之间的笔墨官司，发掘的也是可贵之处。应该说，宝强的感觉是准确的，那一代文人虽然也有优劣高下之分，但整体的人格操守和道德水准还是让后人无法不致以敬意，至少，他们不像今天的一些文人这样无操守、无人格、无道德底线。从这个意义上说，宝强写这些，是一种呼唤，也是一种拯救的努力。     粗略翻过全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宝强对作品、对人物关系，梳理和解读都做得很细。比如写徐志摩，通过一首又一首诗的深入解读，他读出了许多东西，使我们看到了这个杰出诗人内心世界的细微之处，看到了他与林徽因、陆小曼复杂而奥妙的关系。在此之前，我还没有看到材料这样齐全、分析这样细致的文章。除此之外，本书中的一些见解也是值得称道的，比如，面对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过去的教科书是一直是拼命放大，甚至把它描述成重大的历史冲突的开端，于是就把两人置入了两个敌对的阵营。而在这本书中，那场争论却被看作是朋友之间的唱和，放在“唱和编”中。这种安排，显然更接近历史的实际。     最后我想说的是，宝强写这本书，梦想着重建健康的批评生态，甚至梦想着重建和谐的文人生态，这很可爱，却也有点天真。因为无论是现代文人的论争，还是今天文人们的论争，都不是孤立的，其中许多都是社会矛盾在文坛的反应。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些理论上的争论，弄不好最后是会战场上见的。我们今天所努力的，当然是要尽量避免那种结果。但由此反观现代文人的那些论争，我们就不必把他们都看得太高。他们当中的确有了不起的人，有真知灼见，但也有糊涂虫，甚至有小丑和败类。这其中的一些问题，及其留下的教训，或许更值得研究。     （耿宝强：《中国现代文人的唱和与辩驳》，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