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选题谁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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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图书选题谁说了算？作者：豆丁爸
　众所周知，时代的偏好往往会导致某类图书突然大量涌现，图书的命运折射着时代的命运，但具体到每一本图书的诞生过程，却有复杂而曲折的表达过程。在当下的时代里，谁决定了一本图书的诞生？最好的观察方式就是研究出版社的选题会。
　　当下所有的出版社均设有选题管理机构，有的命名为“选题管理委员会”，有的则称为编前会，或者总编辑主持的论证会。选题会是社长、总编、副总编等所有领导均要出席的。有的选题会以发行部门为主，发行部门参加人员、出席人员包括基层主管以上，其次还有主管印制部门的领导。有选题上报的编辑部门要出人在选题会上宣讲，或者是策划编辑，或者是编辑部门领导。没有选题上报的编辑部门领导一般要列席选题会，但根据出版社的规定不同，有的则不要求列席。
　　选题会是出版社最重要的业务会议，它往往决定资金的投入、产品规模和开放方向，因此有的出版社是一个月一次、半个月一次，甚至一周一次，有的根据选题情况随时召开。会议一开就是一天，有的甚至会上讨论不完，还要会下再议。出席选题会的发行、印制等相关各部门，都要从自己所负责的部门情况对选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共同把关。选题会是图书业界一个极为重要的图书出版程序，几乎所有的出版社都有这个议程。
　　笔者在出版业摸爬滚打了八年，参加了无数次这样的会议，讨论过几百本图书，许多图书就是经过会议的七嘴八舌之后诞生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图书被拦在了世界的那一头。有欣喜、有期待，但也有失望和无可奈何，个中滋味难以言说。
“可怕”的“市场决策”
　　在决定图书诞生的会议上，谁最有话语权呢？
　　在我的印象里，让所有参会人笑逐颜开的选题，就是包销书或者有课题经费的资助书。有资助的学术书，是所有出版社欢迎的，因为既能建立品牌，又有成本保障。而包销书只要有3000册左右（有的出版社甚至1500册即可）的基数，大家只议一下折扣、回款和包销者的资金背景，往往很快就会达成一致。有了市场销量的基础，再对图书的思想、内容去讨论，去衡量，心态就轻松不少，与会的人会不约而同地放宽思想价值、社会意义的标尺。这样就会造成一些垃圾书的出现，或者换句话说，一些不怎么样的图书用金钱包裹着，大摇大摆地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有时在书店里看到这些不得已而为之的图书时，也惭愧一阵子，就像面对一个先天残疾的孩子，缺胳膊少腿的样子实在让人揪心，只好眼不见心不烦。大家都想出好书，但总得生存呢！
　　除此之外的其他图书选题，业内一般叫做店面书，这类选题往往使所有与会者眉头紧锁。
　　提出这类选题的编辑，差不多都是做足了功夫：一是该类选题的市场情况分析，这一部分往往是一个策划编辑的基本功。要有一手市场调研数据、要有未来趋势分析，同时还要有同类产品竞争对手的优劣分析。这些东西不是在网上下载、复制一些就可以的，必须要跑书店、跑卖场，有的还须要对潜在的读者对象作一定数量的访谈、问卷调查。二是选题报告一般有设计思路，比如作者遴选、字数、写作风格、装帧，有的出版社甚至封面式样等等，都要拿到会上请诸位老总过目；三是如何宣传推广、选择哪些媒体、选择哪些发行渠道、在何时面世等等问题都有设计。最后是最最重要的问题，对定价、发行册数有一个基本的估算，这个图书选题的全部完成，需要出版社投入多少钱，回报产出是多少，回报时间有多长等等问题都要有明确的意见。
　　显然要完成具有上述要素的选题报告，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这首先需要编辑深入了解图书市场，其次要熟悉图书印制加工流程，还要牢固记住图书出版过程中的每一项成本投入以及核算办法。这就是为什么大多出版社都安排新入职者，必须要先去做枯燥的看稿校对、卖场书店发行实习、印厂锻炼一段时间后才能上岗的原因。
　　但即便是这些有数据、有案例、颇为严谨的选题报告，往往也很难打动与会人员。选题通过的话语权，往往不在花力气制作选题报告的编辑部门，而是在发行部门，因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要以市场为中心决定出版社的投入，所有发行册数以及销售回款都要由发行部门去执行去面对。发行部门能够参加选题会的，差不多都是在图书市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的“老发行”，因此发行部门的意见往往最受决策者重视，发行部门如果对这本图书有疑虑甚至激烈反对，虽然最后定夺的依然是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但也要犹豫再三。
　　许多有价值、有意义的好书，尽管策划编辑为之做足了功夫，有数据，有论证，甚至封面都设计出来了，但只要销售是未知数，绝大多数依然得不到出版。
　　每每这样的时候，选题会上的人们心情沉重，大都话语不多。提出选题的编辑部门失望之外，与会者也都茫茫然。有时决策者也以“再议、下次再议”为托词安慰策划编辑，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这本书虽具有一定潜在价值、但市场不明朗，是无法拿到“准生证”的。
人事江湖
　　选题会上，也有一些经过事先沟通的选题，尽管发行部门不看好，但也依然能够通过，这就需要事先做很多工作。
　　编辑部门提出的选题报告，一般要提前发给各个部门，会上编辑部门的宣讲，如同议会上的质询。因此选题会上主讲者的口才、表达能力要很出众，具有一定感染力，能够说服出席选题会的领导，一般通过的机会比较大。好在出版社的编辑一般都个个伶牙俐齿，演讲功夫极佳，在大会上发言演讲，往往也是一个策划编辑必须练就的基本功。
　　一本图书申报，事先就要通过分管领导跟主管社长、总编辑打好招呼后，才召开选题会，也要事先通报一下发行部门。但有时候发行部门的一些基层主管，不了解社领导之间的微妙关系，甚至是为了表现自己对图书市场的了解情况，对某个选题发表不中听的看法、意见。如果提出选题的编辑部门能够顺畅地回答发行部门提出的问题还好，假如现场张口结舌，回答不了一些更为深入细致的市场问题，选题就会被搁置下来，结果是领导之间很尴尬，而提出选题的编辑部门因此可能会与发行部门结怨。这样的选题会就变了味儿，而变成一个协调会，充满了权力之间的较量和角逐。
　　一般的出版社，都是发行与编辑两大部门之间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有许多地方很难说清楚。一本图书已经过了选题会，发行部门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编辑部门也按照意见修改了，但往往这本图书就是市场销量不好，按照选题报告的预计，依然差很远。社长、总编辑往往会过问一些重大选题的情况，这样就给编辑部门带来很大压力。显然，编辑部门拿出的理由是发行不力，但发行部门依然会拿出市场反应等N项事实反驳，阐明产品策划本身的缺陷问题，这样就又把问题推回编辑部门。社领导夹在其间，有时只能和稀泥。一个是主管发行的副社长，一边是副总编辑，如同左膀右臂，都不会为一些图书选题市场反应暂时不好而大动肝火，但年终的考核指标要必须完成，又不能不旁敲侧击，其中的拿捏尺度得需要工夫。
　　依靠这种中国社会特有的“人事江湖”而侥幸过关的图书选题，毕竟是少数，是非常态，而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来考量图书选题，是当下大多数出版社的常态。出版业在金钱的滚滚洪流面前，仅剩下了这一点气若游丝的抵抗。
出版一本图书到底看什么？
　　回到问题的原点：出版一本图书到底看什么？
　　如果单算赚钱，显然卖图书比不过汽车、手机等现代产品，就是连啤酒、面包也赶不上。图书首先是精神产品，而这种精神产品如果能够卖钱就更好，这样定位恐怕更为合适些。
　　德国、法国有相当一些出版社只有一个人，一年的出版品种不低于几十种，内容往往集中在某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这个人选题策划、宣传发行一肩挑，而且本身就是某个学科专业领域的专家，不仅所出版的图书在学术、思想方面具有价值，而且经济效益也非常好。
　　反观中国的近600家出版社，最少的也有几十人，最大的超过几千人，所谓的专业出版社专而不精，所谓的综合出版社大而不强，呼唤多年的“专家型编辑”、“学者型编辑”在当下的出版界更是寥若晨星。显然，德法一个人出版社代表了中国出版业改革发展的一个方向：出版业究其根本，还是一个建立在高文化水准、较强学科背景的高端人才基础上的行业，人力资源拼的不是数量，而是人才的质量。在当下人力成本较高的情况下，一个既有经验又有学科背景的策划编辑顶得上几十个初出茅庐的新手。就像德国、法国那些一个人出版社，凭借的是业内经验与专业背景，来判断一本图书的未来市场，以此决定资源的投入。当然，这些一个人的出版社，是根本不会有人事江湖来分心的。
　　可以确定的是，决定一本图书的诞生，看的是图书最为本质的东西：有价值、有意义的思想创造才是图书久远的生命力，具有社会效益的图书一定具有经济效益，而不是相反。而能够洞彻这些具有重大创新价值图书的人，决不单单是熟谙折扣、精于与书商讨价还价的职业经理人，他们身上，还必须带有深厚文化底蕴这一块护心的盔甲。
　　著名学者索萨在感叹《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爱德华·多加莱西亚著，王玫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11月1版）一书历经多年才出版的历程时，在1997年前就感叹到：“如果没有明确的航标，发展的航船并不能将所有人带到彼岸，遇难者将多于航行者；不断更新的排版印刷技术、日益惊人的出版速度也不能使每本书都沾光，被淘汰的大多数是些什么书，我并不敢深究这个问题”。而《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在2001年人民文学社出版后至今销售量累计超过十万册，证明了上述的结论：有价值、有意义的思想创造才是图书久远的生命力，具有社会效益的图书一定具有经济效益，而不是相反。
　　笔者多年的选题会经验，深深地体悟到：选题会上，尽量不淘汰那些暂时没市场，但却具有思想价值的好书。图书是可以留存千年的，绝不能让后人这样指责我们：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出版是金钱当道的时代。（何明星）
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