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东渐话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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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东渐话丹青
──清末中小学美术教育及图画教科书
“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课题组成员　胡知凡　赵　军
　　舶来的“美术”与美术教育

　　清末以前，中国没有“美术”这一术语，更别提“美术教育”了。古人多以“书画”“丹青”“缋事”“画事”等称谓传统绘画。初学者习画，一般以临摹前人画谱入手，师徒相授，父子相传。“美术”一词源于近代日本。而其拉丁原文“ART”本义为艺术，所包甚广。1871年,日本在筹备参加万国博览会的文件中首次将其译为“美术”，涵括“音乐、图画以及诗学等内容。”甲午海战后，“美术”舶来中国，逐渐成为绘画、雕塑、艺术设计、建筑等诸多艺术门类的总称。自此，中国近代意义的美术教育才悄然萌芽。

　　19世纪七八十年代，“画图”技艺曾一度受到洋务派的重视：“画图乃尚象之先导，制器之始基……欲造器物必有图画之师。”为了培养军事、造船、电报、航海、铁路、炼钢等技术人才，洋务派在各类专门学堂中设置有关绘图或图画的课程，培养学员掌握西方的焦点透视绘图法，以便能依照图样制造零件和机器。显然，这种教育模式重视的是“美术”的实用性和工具性，只要“术”而不求“美”。但它毕竟引入了新的知识体系以及班级授课、学用结合的西方近代学校教育模式，从而开启了我国近代美术教育的先河。

　　20世纪初，在维新思想活跃的中国南方，带有普通中小学教育性质的学堂、学校逐渐兴起，其中很多仿照日本的教育模式开设了美术课程。在两广、两湖、江浙等地设立的新式学堂中，图画课的开设成为了一种趋势，且受到全社会的普遍重视并次第推开。但此时的图画课教学并无统一的教科书，一般是让学生临摹老师的范画，教学方法落后，教学内容也是比较随意。

　　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这也标志着中国教育踏入了近代教育的门槛。它第一次规定在普通中小学中开设图画科，目的是使学生“以养成其见物留心，记其实象之性情”，“练成可应实用之技能，并令其心思于精细，助其愉悦”“以备他日绘画地图、机器图，及讲求各项实业之初基”。毋庸置疑，洋务时期“实用教育”的印迹在章程中清晰可见。但课程内容比洋务时期机械的几何绘图课已丰富了许多。且从“实象之性情”“助其愉悦”等词汇的表述上来看，《章程》对图画课程已隐隐透出审美层面的要求，为一大进步。

　　教科书的编撰、引入与文化冲突

　　《奏定学堂章程》颁布之后，为满足各级新式学堂的图画课教学，上海商务印书馆、上海文明书局、上海彪蒙书室、（清）学部编译图书局都纷纷组织人员编写出版中小学图画教科书。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也对美术教育改革进行了诸多探索。他们仿照日本将西画和“国粹”相结合的模式，为不断涌现的学堂编写了新式的美术“教科书”，使得当时的美术教育开始逐步走上正轨。

　　当时出版的中小学图画教科书，有的是我国学者自行编绘的，如1905年5月，由彪蒙书室出版的《绘图蒙学习画实在易》；1905年12月，由文明书局出版的《小学分类简单画》。还有部分欧洲美术初级教科书的翻译版也在一些学堂中使用。但更多的图画教科书是依据日本教科书编辑的，且多抄袭日本明治时期的教本，有的甚至是直接聘请日本教员和编者对日版改编而成。其课业多为西画、国画临摹，以“学生常见的器物、花卉、鸟兽、虫鱼、山水、小景为主”。如：由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中学铅笔习画帖》6册（1906）、《毛笔习画范本》8册（1906）、《铅笔习画范本》4册（1908），就是依据日本教科书编辑的。而由文明书局出版，丁宝书编辑的《蒙学铅笔习画帖》4册（1904），是由日本广田藤治绘制的。由于模仿日本教科书的痕迹很深，许多学习内容也直接取自日本。如由文明书局出版，丁宝书编辑《高等毛笔习画帖》3册（1908），书中内容有：日本之提灯、樱花、日本之城楼、日本之村童、日本之少女、日本之武员、日本古代之武人、日本女学校之生徒等等。

　　这种现象，在当时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文化警觉。如（清）学部编译图书局《高等小学图画教科书》（1909年）《凡例》中指出：“迩来坊本丛出，每由东瀛画帖剽窃而成，千篇一律，数见不鲜，间有非我国之物品，依样绘之，取以充数，殊无意味，殆作者不能独运匠心，自输新意，惟蓝本是依耳。本书为矫此弊，使学者知绘事为旧有之技术，且知我国物产可绘者甚多，无事他求，以启其爱国之观念。”为此，该教科书第三册、第四册所编的学习内容都是“我国真迹，或古称险要或素著名胜”，如居庸关、洞庭湖、灞桥、葱岭、西湖、巫山二十峰等。

　　图画教科书引入西方技法与教法

　　清末时期编写的中小学图画教科书，都是属于供学生临摹用的画帖。主要采用两种形式，即一种属于毛笔画帖；另一种属于铅笔画帖。由于当时学生写字、作文主要以毛笔作为主要书写工具，因此，商务印书馆《（订正）初等小学习画帖学生用》（金石编绘，1905年初版，1913年订正）中指出：“毛笔、铅笔、钢笔随宜用之，然铅笔、钢笔，中国儿童运用未惯，惟毛笔为作字时所习用，画法与书法理本相通，故本帖概用毛笔，以期初学心手易协。”可见，清末中小学生运用铅笔、钢笔之类的工具绘画，还有一个适应过程。

　　这时期的中小学图画教科书，学习内容“杂采器具、花果、屋舍、禽兽，皆儿童平日所常见习知者，触目了然，临摹时较易领悟”，编写的次序“首列横线、纵线、十字及方圆等物，皆笔画极简，入手极易，然后渐及其稍繁者，俾循序而进，不至困窒”。以1911年1月，由南京两江南洋官书局出版，（清）学部编译图书局编纂《初等小学图画教科书》第三册为例，学习内容有：海鸥、风景、伞、书囊、万年青、百合花、长城、桃花、茶壶、柳莺、手、侧视面形、正视面形、小儿、军人、石榴、桑蚕、鼠、果实、蜻蜓、莲、象、雉、猫、蝶、葡萄、骆驼、牡丹、雀、梅、金鱼、鹅、卧牛、花篮、雄鸡、京师正阳门、蛤蟆、马、虎、枪、人力车、炮车、火车出山洞等。  

　　清末中小学图画教科书，已引入了西方的绘画技法。如商务印书馆编译的《铅笔习画范本》4册（1908年），每编前都有提示教师“教授之注意”：“作六角形，宜以三角形或圆形为本”；“作椭圆形，先以长短两线作十字形，其长线之两端与短线之两端，务相连接而作棱角，再就其周边加曲线画之”；画物体的明暗“用斜笔在其下者用横笔，在中央者用竖笔，在其下者外浓内淡”；“作浓淡之法，欲其最浓者，可于画成周边形状一气涂泽，否则纸面滑泽不能成浓黑矣。”此外，该教科书中还介绍了有关透视与明暗方面的知识，如：“立方体前部与画者相距近，故其角比后部较大。其后部与画者相距远，故其角比前部较小”；“凡物体因日光向背，而生浓淡”，因此画立方体、圆柱体时，要注意表现“物体向背、明暗之别”。并认为“既习数图之后，可取类似或常见简易之物，实地写生，则笔端更能灵活，尤裨实用”。可见，该教科书已强调写生作画是图画教学的重要方法。

　　为了便于学生绘画学习，引起兴趣，一些教科书编写者动足了脑筋。如由彪蒙书室出版，施崇恩编《绘图蒙学习画实在易》（1905），是我国最早用白话文编写的图画教科书，书中编有儿童学习铅笔画帖歌：“铅笔硬纸出西洋，蓝本仿扶桑。这画学，早改良， 实在胜中邦。……你看那动物植物，画得来活的真的像。你学生，快把那别样工夫做停当。笔一支，纸一张，再把个图画班来上。耐着心儿，先把那线儿挂，格儿界，尺儿画。好把那新世界，新人物，大家画出了新时样。”此外，还有关于“捏铅笔”、“画线路”、“看部位”、“定点”、“运铅色”、“用橡皮”、“去尘扫”、“画虚线”等要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金石编绘的《初等小学习画帖（教师用）》（1905），书中每图旁记一二三四等字，要求教师教授时令学生按照次序依次下笔。

　　在一些教科书的《例言》中，还对教师和学生提出了教与学的要求。如商务印书馆编译的《毛笔习画范本》（1906），要求教师督促学生：“当学生挥毫时，务令其腕悬笔直，身体劲竖，右腕张开，左手押纸，肱不宜附着于棹，而运笔尤不可不自在”；“学画之际，画帖宜置前面或左边”。要求学生习画时，应注意：“学画者，宜先练熟技术”；“至技术渐进，宜养成思想，以使意匠高逸”；“凡毛笔画，宜一气呵成，一落笔后，决不可补笔，庶画有生气”。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铅笔画范本》（1907）要求学生画铅笔画时，应注意：“铅笔必备两支，一硬一软。画时先用硬笔略作轮廓，俟布置匀整，再用软笔描成”；“用硬笔宜轻淡，用软笔宜明确”；“描阴影，自淡及浓，用笔尤宜分明”；“纸用洋纸，以质坚硬而粗松者为宜”。

　　总之，清末中小学图画教科书的编撰、出版，既满足了当时新式学堂图画教学的急需，也为民国初期中小学图画教科书的编写提供了借鉴，它们在中国近代美术教育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

商务印书馆《（订正）初等小学习画帖学生用》（金石编绘，1905年初版，1913年订正）

居庸关《高等小学图画教科书》（清）学部编译图书局编纂

立方体《铅笔习画范本》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

2012-09-28  人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