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平：在教育的“荒漠”中跋涉——在省班主任论坛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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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的“荒漠”中跋涉——在省班主任论坛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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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教育之旅开始于艰难的岁月。但我一直把人生当作一个漫长的旅行。我深深体会到只要用真诚去发现，你随时可以看到一路上由真善美编织起来的无限风光。

‖我的“乡村教师”梦140

  1974年，19岁的我，带着对理想的教育事业的美好的憧憬，带着傻傻的书生气，带着“保尔·柯察金”的献身精神，带着林道静的执着，带着亚瑟的坚强，带着许云峰、江姐对共产主义信念奋斗终身的坚定，带着《乡村女教师》瓦尔瓦拉的浪漫，不顾一切地投入到我期盼已久的最神圣、美丽的教育事业中，骄傲的认为自己终于成为了一位伟大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1974年，我以开封市教育农场知青的身份到开封十二中当了一名月薪17元的临时代课教师。
第一天，我走进开封十二中教务处，接待我的是教务处白主任。简单地了解了一下学校情况之后，带着一副不知天高地厚的样子，我问白主任：“能让我当班主任吗？”
白主任似乎没有听明白，忙问道：“你说什么？”
我不好意思地小声又说了一遍：“能让我当班主任吗？”

白主任立即现出异乎寻常的兴奋，连连地说：“好好好！我们就喜欢你这样有志气的年轻老师。”他立马给我分配了工作：当初一三班的班主任，兼两个班的数学课。

我当时真是高兴极了，用“心花怒放”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我一蹦三跳地离开了教导处。因为我知道，在我上学的时候，做班主任的都是富有经验的优秀教师，而我不过是刚刚走进校门的教育新兵啊！我从心底感谢起上天对我的眷顾！
  
天真淳朴的我认为这是领导对我最大的信任。殊不知，那时所有的人都不愿意做教师，更不愿意做班主任。在那个充斥着“反潮流”精神的年代，班主任是风口浪尖上的“靶子”，还流传着“班主任是口恶水缸，千万别往里面趟”的顺口溜。我却自作多情地猜想，可能是农场给我的鉴定写得好，所以十二中领导特别重用我。其实是领导正为没班主任发愁呢，碰上我这么个毛遂自荐的“有为青年”，怎么会不喜出望外地“委以重任”呢？

学校里曾经有这样一种说法：“开学前，领导是孙子。开学后，班主任是孙子。”意思是说开学前，领导要陪着笑脸安排老师当班主任，像孙子一样点头哈腰地说好话；开学后，老师面对浑身长刺的学生，如履薄冰，像孙子一般，俯首贴耳地一味顺从。但是，这一切我都浑然不知。

我还天真地勾画着自己美丽的梦。我不时地把自己和前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中的年轻女教师瓦尔瓦拉的形象重叠着，交替着，幻想着，陶醉在自己设计的美好意境中：蓝天，白云，小溪，一排简陋的草房，我和一群可爱的孩子在田野上、花丛间玩耍、追逐、嬉戏。我拉起手风琴，和孩子们一起唱着儿时的欢歌。我憧憬着舞蹈室、合唱团、体操房，到处都是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我要把我童年经历过的最美好的校园生活场景，全部在我的教育过程中一一再现。让我的学生和我一样拥有一个幸福的童年……

进入学校前的一个晚上，我兴奋得一夜没有睡觉，一遍遍地设计着第一天怎么和孩子们见面。学电影里的先生儒雅而有风度地走进教室，大谈一通“之乎者也”，像瓦尔瓦拉一样面带微笑，用甜美的声音介绍自己，让可爱的学生像欢迎贵宾一样张开双臂迎接我……总之，我的教育之梦被我描绘得那么浪漫而富有诗意。

第二天，我怀着一种接受宗教洗礼般的虔诚走进了学校。

当我走进十二中教学楼下的过道，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残破局面：窗户上的玻璃被砸得没有一块完整，参差不齐的玻璃碴残留在窗户框上，像张牙舞爪的怪物的大口，给人一种恐怖片的感觉；门的下半截已被踢破，将掉未掉的门板向外翘着，诉说着粉身碎骨的悲惨；教室里的桌椅横七竖八，一片狼籍，好像刚刚被强盗洗劫过似的……
  
更为离奇的是学校的围墙被周围的居民扒了个大豁口，顺便“清理”了围墙拆下的砖头——当时那砖头绝对不是建筑垃圾，而是百姓们上佳的建筑材料，用来垒鸡圈、狗窝，甚至院墙，倒也不算“大材小用”。学校领导万般无奈，只好用廉价的铁丝网代替围墙，为了防止偷窃，在铁丝网上又加了些铁蒺藜。
   
当时，我们的老师都在开封市肉联加工厂的职工食堂吃饭。走正门要绕大圈，于是就在满是蒺藜的铁丝网里捅出一个洞，我们就从这个洞钻进钻出去吃饭。时间一长，洞口扩大了，我们不用钻了，可以昂首挺胸地过去了。现在回忆起那个场景，一派典型的纳粹集中营的景象！而我们每每从自己开辟的“门”进出时，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首陈然烈士的革命诗篇：“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但，我心中无意定义哪个是人，谁个是狗。
  
开学的第一天，我便经历了现实与理想落差的考验——学生完全不是想象中可爱的少年，他们并不热爱他们年轻美丽的女教师。这是一群从四岁起就经历文革动乱的孩子，非常时期给了他们一个畸形的童年心理——被“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扭曲了的灵魂。迟到、早退是家常便饭，完全不需要理由，尤其是不需要向老师说明理由。很多学生无故旷课，如果你问：“怎么旷课了？”他们还愿意回答，那原因大抵是：在家糊火柴盒(每糊10000个盒子，可以得到8元钱报酬)、领弟弟妹妹、帮爸爸妈妈做饭。

对于这些现象，当时的老教师们并不介意。相反，大家都认为“少来一个学生少操一份心，少生一份气”，乐得自在。很少有人想解决学生旷课问题。

只有我想不开。哪个学生旷课了，我是一定要去他们家问清情况的。而当时对于一个每月17元代课费的知青来说，购买一辆自行车需要一年不吃不穿的全部报酬。我的交通工具就是“11路”公交——颠着两条腿步行。我常常放学要走5公里左右的路，到三、四个学生的家里，满面笑容地劝说家长、学生，请这些学生来上学。很多家长并不把我这个19岁的城市女孩儿放到眼里。

我常常遇到这样的尴尬的场面：走到学生家，全家人都在糊火柴盒。我默默地帮他们一起糊，任你如何诚恳，家长依然一副不冷不热、不卑不亢的淡然。那时的自己显得那么的笨嘴拙舌，说不出什么道理，只是简单地急切地重复着几句话：“要让孩子去上学，不上学没有文化，将来没有什么前途。”也不想想，你倒是有文化的老师，你有什么前途啊？不也是个下乡的知青吗？不也是掂着两条腿走路吗？何况说不定“知识越多越反动”哩！你的“前途说”又有什么说服力呢？
   
大多数学生都对读书学习没有丝毫兴趣，却从小练就敢于“造反”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天不怕，地不怕。我这个文弱女孩儿在他们眼里毫无分量。上课时，我在前面演板，后面就有小石子飞来砸到过我的后脑勺。我扭头看他们，看到的是一群被愚弄得失去心志、却自以为是“胜利者”的大笑。大概是那时的精神生活特别贫乏，看腻了八个样板戏，想来点新鲜的刺激。他们以能气哭老师为最大的胜利。不少老师气得摔门就走。而我再生气也要坚持把课上完，哪怕到办公室再大哭一场。后来学生做了一个总结，发现所有的女老师都被气哭过，惟独我没有。其实，我在办公室哭得比谁都痛。

但是，我那颗要做一个女教师的理想始终不为所动——我坚信这种非正常的现象总有一天会结束的。我默默地做着自己认为一个教师应该做的一切：教室的玻璃被打碎得一块不剩，寒风如刀，雪花肆虐地飘落进教室里，我用自己微薄的薪俸买来塑料布，把窗户钉好。但是，没过多久，就被他们用烧红的炉条捅得千疮百孔——也许烧红的炉条在瞬间就能熔化塑料布，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对材料学知识的探求。我原谅了他们，给他们又换上新的。怕孩子们挨冻，我每天早上五点多钟就到学校，为孩子们生好火。可是，有学生早上一来，就往炉火里面撒辣椒面，塞木棒。弄得教室乌烟瘴气的。上课铃响了，大家进不了班，就在校园里兴奋的跑来跑去。我只能无奈的看着他们，心中充满了惆怅：难道苏联的《乡村女教师》在我们中国就没有立足之地吗？

白天，我强打精神上班，晚上几乎都在做噩梦，梦中总是和学生吵架、打架。有时累得一身的冷汗，我的体重迅速下降，脸瘦得也变了形。那个浪漫的“乡村女教师”梦被撞得粉碎，我的情绪跌入了万丈深渊。但是，我没有屈服，我在迷茫中倔强地寻觅着通往理想的道路。

‖呼唤童真回归142

  那个年代，没有人能够教你该如何做教师，唯一可以给我启迪的是书籍，是大师教我执着地呼唤学生真善美的回归。

我决定拿出一些时间一起来拜读教育专著，“认真研究”教育，希望能从大师那里，寻觅到解决我们心中困惑的锦囊妙计。当时的十二中属于基础设施薄弱学校，学校图书有限。我就去我原来上学的十五中图书馆借书。就在在那段困惑的时间里，我通读了苏霍姆林斯基的《给老师的100个建议》和《帕夫雷什中学》、马卡连卡的《教育的诗篇》、《陶行知文集》等。对话名家，让自己常常有茅塞顿开、醍醐灌顶的感觉。我开始明白，做一个优秀的教育工作者，不仅仅需要激情和梦想，更需要的是高尚的道德、丰厚的底蕴和锲而不舍的精神。
   
我从小有写日记的习惯，觉得每天入睡前写点什么，若干年后打开看看，是一种很美好的回忆。1974年，我开始写教师日记，并成为我的一种工作反思。我至今还保留着那时的300多篇教育日记。我的女儿看完后大笑不止，说妈妈是个“大傻瓜”，这种事也值得记？我接过女儿递过来的日记本，看到了我1974年11月6日的日记：
“张建设两天没有来上学了。今天，我到张建设家里家访，找了好长时间，到了七点多才找到他家。家里的人在昏暗的灯下正在糊火柴盒，见到我来了，家长给我递个板凳，请我坐下。我不知怎么开口说服家长，就帮他们一起糊火柴盒，他们看我动作挺快的，就夸了我几句，我马上就顺着家长的话说：“建设不去上学，我很担心，将来成了文盲怎么办？希望家长让孩子去上学。

家长当场表示明天让学生去上学，走出他家的时候，我好像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

2002年6月26日，朱永新教授在“教育在线”网站发表了《朱永新成功保险公司开业启事》：“本公司宗旨：确保客户利益，激励客户成功。参保对象：不限。但尤其欢迎教育界人士，因为教育的成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石。”明确投保条件是：“每日三省自身，写千字文一篇。一天所见、所闻、所感、所思，皆可入文。十年后持3650篇千字文（计360万字）来本公司。”保险标的为： “如投保方自感十年后未能跻身成功者之列，本公司愿以一赔百，即现投万元者可成百万富翁或富婆。”

我很开心。因为朱教授今天倡导的，我在1974年就已经做了，而且达到了他预想的结果。我的教学日记一写就是几十年，现在我每天都要写教育心得，并且发到我的博客上。我想，每十年下来，数百万字的教育心得，当真是非同寻常，会成为我这辈子最宝贵的财富的。

受中外教育家的启发，我找到了一个最管用的方法——调动孩子们内心不泯的善良和正直，让他们自我反思、自我完善，不断用真善美去代替他们身上沾染的社会流俗。

我就是从那时开始研究班会这种学生自我教育形式的。当时的我对如何组织好一个班会并没有经验。但是，我喜欢琢磨。有一次准备开纪念“九·一八”的班会，我想不到更好的办法，就从家步行5公里到好朋友王尉燕家，和她一起商量明天的班会主题，我们决定用爱国激情去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并围绕主题精心设计活动形式。我们都感到很兴奋。果然，我成功地举办了一次激扬爱国主义的班会。

当然，这班会的成功是和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有关——我现在还认为：那时社会对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教育是异常强烈和成功的。就是那些被扭曲了思维的孩子，对祖国的热爱也是真挚和强烈的，没有人会用祖国的尊严和民族感情开玩笑。这点上，他们甚至胜过了现在那些只认金钱和名利的什么“款儿”“腕儿”们。

这种创意，今天对我们来说是举手之劳。但是，在当时我却为此兴奋得一夜没睡，好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
我反思最多的是我和一些优秀老师的差距。我发现，过于简单的思维方式是我失败的主要原因。我想象中的教育是书本上、电影上艺术化的教育。山村女教师瓦尔瓦拉的形象对我的影响最大。两个小时的电影将一个女教师的美好和成功刻画的淋漓尽致。但是仔细想想，一个城市的女孩，只身一人到落后的矿区去当老师，该有多少难以想象的困难啊！而我只看到了她成功的一面，光彩的一面，对艺术高于生活、隐藏了生活中的无奈和困窘完全是无知的。但是，青春的激情就是这样的，憧憬美好，漠视或者忘记艰苦和黑暗。

在理想和现实不断的碰撞中，我逐渐成熟起来，明白了教育是一种技能，一种艺术。既要有对学生满腔的爱心真心，也要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教育技巧。

对待旷课的学生，我还是继续坚持通过我的家访，请他们来学校上学。但是我比过去自信了，我知道该如何给家长讲道理。我坦然了，不管你理我还是不理我，我都一样地坚决，一样地热情，抱定了“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信念，给你打“持久战”。那段艰难的经历，对我的磨练摔打，让我终生难忘。经历了那段特殊时期教育生涯的磨砺，什么样的调皮学生，我都能包容，都能应对自如。这给我后来的成长和办学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没过多久，我把办公地点移到了教室。一是我感觉教室比办公室更容易与学生沟通；二是办公室的环境很好，窗户上有玻璃。而我们的孩子却在没有玻璃的教室里上课。自己想感受他们的那种艰苦的生活，这样与他们的心理距离就会缩短——同甘共苦嘛！三是降低我的管理成本。当时的精神生活非常贫乏。所以，学生常常以搞恶作剧为刺激。我们现在很难想象，他们能把大便拉到桌斗里，把好好的桌椅拆零散，把粉笔掰碎了练投准……与其天天破案，不如把案件消灭在萌芽状态。我给自己找了一个理由，说很想和大家多点时间在一起，不知同学们是否欢迎。没想到孩子们欢迎我加入他们的集体，并报以热烈的掌声，那可是个多见拳头罕见掌声的年代啊。
  
冬天，外面飘着雪花，教室里的温度也就是3度左右，学生和我的手上长满了冻疮。我又买了些塑料布，用新旧两层塑料增强保暖效果。早上六点多钟。我总是准时把教室里的炉子打开，晚上，亲自把炉子封好。经过摸索试验，我找到了烧好炉子的最优方案，烧炉子甚至成了我的业余爱好。我开始有了一种成就感。因为我们班级的炉子不仅最旺，而且夜里从不熄灭，这让我们班的教室比其他班的多了一份温暖——我把这称为我带给学生的“早春”。我的家离学校只有两公里，家里的条件很好，但是我很少回家。冬天的夜晚，地处郊区的校园里冷清、寂寞，寒冷让许多人难以坚持，空旷的校园里就剩下几位教师，而我却一直坚守在学校，一个本应该充满浪漫幻想的年轻姑娘，就这样心无旁骛地把一切时间都献给了她的学生。

班级真正的转机是从我给他们讲故事开始的。那时时间特别宽松，经常有老师缺课。每天我都能腾出一节课的时间给学生讲革命故事。我讲得最好的是《红岩》。我记得，我讲了许云峰为了让更多的同志逃出渣滓洞，每天挖洞不止，最后他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别人，而自己却大义凛然地选择了死亡；我讲了刘思扬如何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在资本家哥哥把他保出来后，他还是选择回到渣滓洞和他的战友一起英勇就义……我把最让我感动的故事说给孩子们听。看得出来，他们也被深深地感动了。我看到了久违了的一种纯真的目光，一种渴求的眼神，我甚至欣喜地感到我已经踏上了教育的坦途。一个整洁、温馨的“家”正在慢慢形成。每到放学的时候，都有些学生不愿回家，围着我希望留下来和我多待一会儿。
  
1976年的一月，周总理逝世，举国哀悼。清晨我走进教室，正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学生，发现学生们已经在那里开始议论了。于是，在班委的组织下，孩子们唱起了《国歌》。晶莹的泪水挂在孩子们青春的脸上，我看到孩子们心灵深处的真善美的回归，心中充满了母亲看到浪子回头的柔情。也许那时，我已经把自己的心和终生许给教育和学生了。就是这群孩子，帮我完成了我教育人生的选择，划出了我以后数十年的教育人生轨迹的第一笔。

也许这段经历对我的影响太大了，所以我现在一直坚信每个学生都是可以用适合于他的教育方法改变的，关键是看你没有足够的耐心和爱心。马卡连卡的公学团里大多数都是劣迹斑斑的流浪儿童，在他的教育下，不都成为社会有用的人才了吗？1999年，求实经历电脑派位，生源发生了变化，各种层次的学生都可以以派位生的身份进入求实，很多人在观望着，担忧着，三年后，求实以优异成绩告诉观望的人们，求实可以教育所有不同学习层次的学生。因为，真正的教育应该是有教无类的。
  
2000年春节，学生付进勇到我家来拜年。我们共同回忆往事，当年我坚定地与他家长一次次交涉，坚决反对让他进厂当“童工”，坚持让他继续学业。他说，他和家人都感谢我，否则他有可能成为文盲。现在，他爱好文学，还不时地在地方报刊发表点文章。付进勇比起现在正在哈佛、牛津、北大读书的求实学子来说，太不起眼了。但是，面对他，我却非常激动——他让我再次记起了往日的青春激情。我们在一起谈了一下午，许多学生到我家，我都没化那么长的时间陪同。我感到我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挽救了一个孩子的求知生命。因为每个学生都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体，不管天资如何，家庭背景怎么样，在我心中他们的份量都是一样的。对那些天资不太高，家庭背景不太好的孩子，我常常付出的更多一点。因为对这些孩子来说，你的关爱是雪里送炭，我赞赏雪中送炭，远胜于锦上添花。

一个人成功的原因多种多样，也许聪明过人，也许情商极佳，我为什么能成功呢？有人说我执着，是认准了方向，一条道走到黑，走到头的人。是的，比起走在宽敞的广场上的悠闲散步，这一条道走的很累、很艰难。
  但是，目标是明确的。我就这样一直往前走，走，走，决不回头。

‖被学生改写的人生轨迹144

197６年，我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失去了推荐上大学的机会。当领导把消息转告给我的时候。我万念俱灰，怀着悲痛欲绝的心情辞职回到了农场，等待母亲单位招工的机会。

那天，清早六点就悄悄地离开了学校。我步履沉重地走出了十二中的大门，又恋恋不舍地在门口停顿了一下，扛着行李，顶着呼啸的北风，走向15公里外的农场。出了古城墙的西门，路两边的田野被白雪覆盖，两只乌鸦“呱呱”叫着，从路边的坟地里飞向阴暗的天空。阴沉沉的天与茫苍苍的大地之间，只有我孤独的身影伴着一颗破碎的心。

返回农场第三天的下午，寒风刺骨，天上飘起了小雪。我和大家从修路工地提前下工，走到距离宿舍不远的地方，远远看见一群孩子在那里张望。大家都莫名其妙地猜测着这么多孩子是找谁的。我眼睛近视，走到跟前了，才看出原来是我们班的孩子。他们竟然步行三十里地到农场找我。

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在这个恶劣的天气里，这些孩子是怎样走到农场的。他们一齐向我奔来。他们说离开了我，班里炉子灭了；离开了我，班级无法上课。他们说想让我回去，他们向我承诺，只要我回去，他们一定做听话的孩子，再也不惹我生气。我潸然泪下，一个个地拥抱着他们。看着孩子们被寒风吹得通红的脸，拉着他们冰凉的手，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一个劲地直往下流。

1976年，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啊!是白卷英雄的时代！是我们老师毫无尊严可言的时代！而我一个刚刚步入教育岗位的没有学历、没有资历的19岁的临时代课老师，却受到学生如此的眷恋和爱戴。我被深深感动了。我感到了我在学生中存在的价值。于是，我毅然放弃在农场等待母亲单位招工的机会，卷起铺盖卷，和几十个孩子一起回到学校——那个千疮百孔、却寄托着我青春理想的学校。

很多年过去了，许多的记忆已经被岁月封存。但是那个下着小雪的黄昏的情景却永远在我记忆中清晰的珍藏着。当我把行李从屋子里拿出来的时候，孩子们一涌而上，拼命地抢着嚷着，我只好把行李分成几份，分别交给他们，才制止住他们疯狂的争抢行动。他们兴奋，为了这个比他们大不了几岁的像姐姐一样的老师，为了那个开始有了暖意不再冰冷的他们的“家”。情切切地回家，我这个从不敢走夜路的胆小的女孩，第一次和二十多个孩子一起走在夜色笼罩的煤渣路上，一起手拉着手，大声地唱着歌走过那片平时让我毛骨悚然的坟地。此刻的天仍是黑沉沉的，地也是黑沉沉的，但我的心中却一片光明。

后来我经常回忆这一段时光。1995年以后，许多工人下岗，我常常心存侥幸，对我的学生说：“如果不是你们去农场找我，我现在可能是一个纱厂的下岗工人了。”如果做一个下岗工人，我相信我没有更多的出路——因为从小，我心中追求的唯有教育，不情愿地从事其他行业，我不能保证自己是优秀的。所以，我对我的第一班学生一直心存感激。当然不仅仅是他们让我避免了成为下岗工人的命运，而是他们用他们纯真的心，改写了我的人生轨迹，让我开始走向自己有理想、有信心、有价值的人生之路。

那一个夜晚，我似乎找到了我想象中的理想教育。尽管当时国家局势还很不稳定，学校还处于非常时期，但是学生的真情像一支报春花，让我感受到严冬必定过去的“早春”的温暖，并为我改写人生。我因此而坚信；爱是可以改变一切的。

后来，我在我的所有教育、教学管理中，都感到了真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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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老师应该是这样的——求实班主任论坛讲义
张建平

之一   我的班主任留给我难忘的故事

1988年暑假，我带着7岁的女儿去上海探亲，7月份的某天我冒着39度的高温，在交通条件极其落后的情况下，换乘着一部部公交车，走遍上海的四个区挨家寻找我们小学班主任胡奇云老师。女儿看到这我走进现在已经腾空了，马上要变成房地产工地的小学教室，面对自己曾经坐过的桌位那种百感交集的样子，感到很不理解：“妈，就这么一个又小又破的校园有什么让你如此激动的？

就这样，我们从上海市江宁路第四小学，找到了新华路小学。又从新华路小学找到长宁区教委。令人遗憾的是暑期放假期间，遇到的都是空空如也的单位，我们没能如愿。汗流浃背，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看着孩子疑惑的眼神，我说：妈妈永远忘不了她。

    由于父母支援内地建设，我成为了一个留守儿童，但是，我身上没有一点留守儿童的孤僻和自卑，我大胆，自信、果断的性格成就了我，也成就了求实的事业，因为我小时候遇到了一位好班主任。

一 、最影响我人生的是一张图书卡。
  
当她把一张图书卡送到我手里的时候，也许没有想到她送给我的是一生美好的前程。因为一张图书卡让我爱上了读书。我从来不相信一位老师在强大的社会面前有多么大的魅力，但是，我绝对相信老师特别是班主任老师对一个孩子来说就是精神生命的导师，你的一颦一笑、一言一行都可能会改变一个孩子生命价值。
  
求实对老师和学生读书的重视完全取决于我童年时候的一张图书卡。所以，求实学子因此而站在了央视一套黄金时段的的演播大厅与全国其他赛手参与谜语大赛并且获奖。一张图书卡改变了我也改变了我能影响的人。

二、最感动的是她为我这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学生的良苦用心。

为了让我这个留守儿童快乐起来，她常常带着我们去她家里玩，中午在她家里吃饭，晚上坐着公共汽车送我们回家的时候，我多么希望时间能定格在这个时刻。那个时候的我感觉幸福弥漫在我的周围，心情像花儿一样怒放。我虽然失去了在父母面前撒娇的机会，但是，我却得到了胡老师的特别的关爱。我和其他孩子一样幸福。

三、难忘的是她的家访

每周有两个下午是我们的课外学习小组活动时间。几个小伙伴聚在一起，谈天说地写作业。这也是老师家访的时间。胡老师常常在这时走进我们家，与外婆在一起聊天。每当送走胡老师，外婆就会对我说：建平，将来长大了也报师范吧。看当了老师多好啊！后来听到了那首歌，我觉得就像专门对着我唱的一样。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才知道那支粉笔,
画出的是彩虹
洒下的是泪滴.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才知道那个讲台
举起的是别人,
奉献的是自己.

四、最伤感的是离别没有与她见面
   1968年6月，我即将离开上海来到开封那天，我拼命跑到江宁路第四小学，为的是在最后看看我的教室。我曾经的座位。遗憾的是因为文革动乱，造反派搞听课闹革命，我无法与老师告别，只能站在小学操场里，看着绿色的草地，想起曾经在这里享受过的一切，难舍难分之情悠然而生，不由地潸然泪下……

  之二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后来我真的成为了老师，像那首歌唱的那样。我不由自主的把胡老师给我的教育克隆给了我的学生。
  
我当班主任时，我每个月都要带领孩子们野足。带着50多个学生骑自行车穿越市区来到旷野，找个充满田园风光的地方，埋锅做饭。孩子们叽叽喳喳的欢歌笑语会让我忘记了年龄，焕发出久违的青春激情。一般情况下，经过三年的初中生活，我和我的孩子们就会玩遍开封市的角角落落。

实在没地方玩了，我带他们到郊区刚刚收割完的庄稼的草堆上比赛翻跟头。有人说我这样太累了，他们哪里知道，我感受到了快乐和幸福，一种发自内心的心灵体验。

因此，我担心我的独生子女学生假期孤独，就组织学友之家把我小时候的学习小组克隆过来，让学生在自由的的交往中得快乐。
  求实现在的教育理念，大多缘于我小学生活的影响。

   除了带孩子们玩，我还喜欢家访。女儿小的时候，我常常带着女儿家访。有人说我不会享受，放假了在家好好休息休息才是天经地义的，偏要辛辛苦苦地家访，何苦呢？他们哪里知道，我在家访的过程中得到的与家长、学生一个很好的情感交流的机会，而这种交流是一种极大的精神愉悦。

    每年的寒暑假日，我总要把我的学生带回家。不做作业，不补课，就是玩。准备了足够的饮料、雪糕，让孩子们尽心地打扑克、下象棋。也有孩子伴着我的琴声唱歌。有人说放假了也不得休息，你不累吗？他们哪里知道，和学生在一起，就是我最大的享受，一天不见就想得慌呢！

   当校长以后，我做了一百顶帐篷，把苏霍姆林斯基笔下的“放假了，我带着孩子野足。茫茫夜空下，孩子们点起篝火，唱歌、跳舞、做游戏……”的浪漫情景在我这里重演。一年难得的假期，我很少在家休息。我经常自嘲我是一个“三陪”校长——陪说、陪玩、陪走。

当我带着几百人的野足队伍行走在旷野的时候，更有人说我“疯了”。自己不休息，让那么多孩子也跟着“疯”。他们哪里知道，学生对这种“疯狂”的兴趣比我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每次疯狂，都让他们终身难忘。而能陪学生“疯狂”的校长也是一个幸福的校长呢！

这样的故事很多很多，我们的十一位班主任将把更佳精彩的细节告诉大家。

之三  我对班主任工作的几点不成熟的建议

一、要有读书习惯，并且学会反思。我思故我在，最后才能达到精神的升华。

这是一个班主任进步的捷径。我就是从一位数学老师进步成了会写书，并且在七年间一共写了900多篇博客的资深博主。每篇博客都是我心灵的足迹，都是我教育经历的思考。都是当我白发苍苍时候坐在轮椅上微笑地面对生命终结的理由。

二、要让学生感觉到你爱他们

你说爱他们不算爱，让他们感觉到你爱他，才是真正的爱。每个人都不要把自己的幸福寄期望于他人，上帝不会派一个人专门为你送来幸福的，包括“你嫁的或者你娶的人都不会专门为爱你而来”（杨澜语）。一个班主任的幸福主要来之于内心的感觉，你把学生当作你的朋友，你一定会感觉到快乐的。心中有爱的班主任一定是幸福的。

三、要有平等、民主意识

从教育的某种意义上说，信任比尊重更为重要，班主任的敬畏感很容易建立起来。但是，班主任与学生的亲近感却很难建立。

要在班级里形成文化氛围，能让学生自己管理的，就让他们自己管理。当一个不忙碌的班主任需要的就是你心智的强大。专制班主任是无法得到学生认可的。推荐《做一个不瞎忙的班主任》。

四、情商比智商更重要，不要埋怨你们的生源质量。

生源质量只能说明学生的智商高低，而情商则是学生意志品质的昭示。这些学生历经学习挫折，能坚持数年如一日的坐在那里煎熬着，是对他们一种情商的磨砺与提炼。经历磨砺，他们才能成为坚强的孩子“不看这些孩子的成绩，个个都很可爱，个个都是优秀，如果不考试该多好啊”。这是求实的一位元老王淑桂老师说的，之所以能说出来，是因为她包含着对薄弱学生的爱。

五、用文字与学生交流效果更佳

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准是文字的产生。人们用文字表达情感，表达心声，文字的力量很大。一些人能用文字语言化除战争，一些人能用文字传承百年文化。人类智慧的结晶都依赖于文字来传播继承，那些脍炙人口的各类经典著作就是一个例证。求实的班主任常常用文字与学生对话，我把它称为“对话文学”“班级文学”。别轻视他写给学生的短短信件，那也许是一个学生迷途中的灯塔，是前行路上的温馨的客栈，是学生受用一生的精神财富。如果我是一个学生，我会把每段文字都保留到永远，因为她很美。

六、德育在前，智育是德育这个根生成的大树，根深才能叶茂。

关注他们的心灵健康甚于关注他们的分数。会做人肯定会学问，而会做学问不一定会做人。马加爵、药家鑫等恶性事件的产生绝非一个家庭一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社会的悲剧。是我们教育的悲剧。我们无法拯救整个世界，但是，我们能用正能量影响我们身边的孩子。让他们因为你三年的教育而能够自信、从容淡定地面对如今的贫富差异，面对找工作时候的艰难，面对生活的种种不如意，甚至面对大千世界的风云变幻。

做学生喜欢的德育，如果把教育比作一个大厦，那么，德育就是大厦的根基。

我还把德育比作一罐盐，盐是最好的调味品。我们很难想象一口一口吃盐是什么滋味，我们只能把盐按照适当的比例放进菜里、汤里才能成为最好的调味品。德育也必须像放进菜肴里的盐一样，找到一个合适的载体，才能被学生接受。寓教于乐，是教育的理想方式。只有让学生喜欢的德育才是真正的德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