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的國語經驗——尋回失去的論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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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的國語經驗——尋回失去的論述能力》

鄭鴻生

＊本文原載於《思想》第7期《解嚴以來：二十年目睹之臺灣》。

無言以對的父親
1963年底我剛上初中，中國大陸一位日本訪問團團員周鴻慶，在東京企圖投奔國府駐日使館失敗，被押在日本政府手裡。日本政府處於國共鬥爭的砲火之中猶豫不決，最後還是將周交還給中共。那年年底，台灣的所有報紙都將砲火集中到日本政府，責其背信棄義。
初受國族意識啟蒙，年少氣盛的我，在晚餐桌上也就跟著批判起日本政府來。父親於是試圖為日本辯護兩句，但卻抵擋不過我「理直氣壯」的反駁。接著他就無話可說，默默吃著飯，而我的憤怒也頓時失去了著力點。這是父親第一次面對一個學會論述辯駁的兒子的反應，此後隨著兒子論辯能力的發展提升，他更是經常地無言了。
父親的無言有多重原因，除了當時反日與反共情緒位居主流，以致讓我能夠理直氣壯外，他沒能像我一樣運用一套論述辯駁的語言，也是一大因素。他們那輩人是接受日本殖民現代化教育的第一代人，在年少時就被斷絕了母語論述功能的傳承，被迫學習日語來取代，因此大部分人並不能以傳統閩南語來論辯。然而光復之後，他們年輕時學到的日語論述能力卻幾乎完全派不上用場，而且年紀已大，來不及重新學習。但是他們的兒子卻能運用新學到的國語這套論述語言，在他們面前振振有詞了。
作為一個社會的權力承擔者，雖然可以不多言，但講述家國社會人生大道理的能力卻是必要的，而這些大道理的解說與傳遞又與語言的論述功能綁在一起。因此一個父權社會的父親角色，若失去了語言論述的能力，也就失去了父親的大半權威。我的父執輩在這點上吃了大虧，以致對周鴻慶事件，我得以在餐桌上占到上風。
這種情境是個歷史重演，重演父親年輕時用新學得的日語這現代論述語言，來挑戰說不上幾句日語的祖父輩。當然我祖父那輩人當時還能用傳統閩南語進行思考與論述的，只是那種閩南語缺乏現代觀念與詞彙，也就沒有了「現代」的正當性。因此運用這套語言的祖父輩，自然就在學會了日語的晚輩面前矮了一截。
光復之後，父親那一代的男性在國語這個新的論述語言上，確實還有不少人能掌握到基本讀寫與會話能力，能夠閱讀一般的報章雜誌。在我往後上大學與出國的日子，父親也都能以通順的現代白話中文給我寫信。但是他們卻最缺乏國語的論述能力，尤其是在口頭論辯——這個語言最難掌握的環節上面。這是那一代台灣男性面對戰後新生代時的典型尷尬處境，缺乏論述能力的父權形象因而是殘缺的，也因此難以構成青少年在叛逆期反抗的真正對手。這些是在複製他們父兄輩當年的情境，卻都是我母親以及祖母那兩代女性所無須面對的。
其實從我小時的1950年代以來，就在台南聽過包括祖母與母親在內的一些人，言說著十分優雅流暢的閩南語。他們的語言雖然沒有原來傳統讀書人引經據典、高談闊論的典雅漢文功能，卻在各自的專業與家庭領域所形成的小天地裡優游自在。這是以日語取代母語論述功能的我父母這一代人，在光復後沒能來得及學會白話中文論述能力的情況下，形成的一種勉力拼湊而自得其樂的情況。母親幾十年來在她的縫紉專業上，也就如此自在地運用著這套話語。
然而這樣一套生活話語對男性而言卻是有所不足的，父權確實是需要靠一套論述能力來輔助的。

標準國語的言說魅力1963那一年我對父親的大聲辯駁，是閩南語夾雜著國語。為了讓家人聽得懂，我當然要用閩南語，然而我的閩南語卻是不足的，因為我們戰後這代人，並沒能從父親那輩人學到閩南語的論述能力。我論述所需用到的語法與詞彙，已經超乎我的生活閩南語範圍了。我剛學會的國語這套論述語言，卻可大派用場。在經過1950年代的失語，1960年代正是本省男性在語言論述能力上的復原期，而依靠的即是新學習到的國語這個論述語言。對這套語言的學習，隨著男女平等觀念的推廣，到了這時其實也不分男女了，不少女生學得還比男生好。
在我上小學的1950/1960年代之交，雖然還有些年紀大的老師講不好國語，但年輕一輩多已能說一口標準正音。這些年輕老師都是光復後的師範教育所培育的，其中有些還會將國語講得標準到「ㄧㄣ、ㄧㄥ」兩音分得特別清楚。我記得二年級的級任老師李碧雲特別強調這個分別，將「青年、英雄」的「青」與「英」，講得有如閩南語的發音。而這時一些外省老師卻仍帶著鄉音，甚至「因、英」不分。然而發音標準與否不是重點，而是你開始學習一套可以公開言說的語言。
在這段期間，國語不僅是由這些年輕老師，在課堂上以標準的發音傳遞出來，還從漸漸增加的外省同學口中說出，尤其是到了高年級的時候。平常這些外省同學說的，不過是些生活口語，並不引人注意。直到五年級時的一個難得的機會，一位住在郊區眷村的外省同學李海生上台講故事，竟然口沫橫飛，比手畫腳，講得大家捧腹大笑。這是我第一次發現同輩中有人可以用國語，在台上說出這麼精彩的話語來。這在我們周遭講閩南語的同學之中，即使用閩南語也是不曾聽過的，當時對我確實是一個很大的驚奇。
與此同時，學校裡還發生了一次如今紛擾不休，一再成為政治議題的事情，就是學生講方言要受處罰這件事。大約是我小學五年級(1961/1962年)的時候，有一天級任老師做了這麼一個宣布：從現在開始在學校裡大家只准講國語。這個如今看似嚴苛，而且令不少人悲情萬狀的規定，很奇怪地當時卻讓大家精神為之一振。這是因為比起整天在教室裡埋頭回答測驗題的處境，這顯然是好玩太多的遊戲。一時之間，大家努力用結巴的國語互相笑罵，也互相抓住對方不小心沒說國語的小辮子，恐嚇著要告到老師那兒，鬧成一團。
對犯了這個規定的學生怎麼辦呢？顯然學校並無統一規定，我們級任老師大概只是罵了兩聲，沒施以任何處罰，既沒罰錢，也沒掛牌子，更不用說體罰了。甚至他自己都沒辦法整天依照這規定去做，大概覺得頗為無奈。我也不記得其他班級有過處罰的情事。那時的處罰，主要是用來維持一個準備初中聯考的有效環境。至於只說國語這種事，是從校長以降連老師自己也辦不到的事，只能不了了之。於是鬧了幾天之後就無疾而終，同學們又恢復到講閩南語的日子了。
這是位於台南市中心永福國校那時的情況，應該也是台南城裡學校的一般情況，是我從小學到高中(1957-1969)期間，碰到說方言要處罰的僅有的一次，卻是以喜鬧劇來收場。高我幾屆早畢業了的，就不曾有過這種機會了。這在全台灣可能是特例，或許是由於台南向來就具有較高的自主性，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結果這場喜鬧劇就只能讓大家在聯考的壓力下稍有喘息機會，並留下一樁好玩的回憶。不像後來在其他縣市屢成為威權的罪證，我們當時並沒有受迫害的感覺，更不用說因此而學會說好國語了。於是直到高中畢業，我們府城裡的同學互相之間仍然繼續說著閩南語，仍然講不出流利的國語。
上了初中，情況開始變化。雖然我就讀的台南市中還是以講閩南語的學生為主，班上最喧嘩的聲音仍是台南聲腔，但已不像城裡小學那般清一色閩南語氛圍了。首先，年輕老師幾乎全是台灣師範大學畢業的。他們不分省籍與性別，不僅講得好國語，也更能說出一套文學與思想。剛上初一，才從師大畢業的國文老師李洪倫就以標準國語，教起我們唐宋詩詞與八大家散文。他總是滔滔不絕，意猶未盡，補充了不少課本上沒有的篇章。講起王勃的〈滕王閣序〉，當說到那段名句「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簡直是興高采烈手舞足蹈。他也會隨時背誦白居易〈長恨歌〉的精彩片段，尤其吟詠到最後的「在天願做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時，更把我們這些小毛頭帶到一個出塵脫俗的境界，讓我們佩服得五體投地，連班上的一些不馴分子也聽得入迷。這些講標準國語的年輕老師，為我們開啟了一扇心靈之窗。
此外台南市中也不像永福國校那樣主要以城裡子弟構成，而是廣招台南縣市與高雄縣的學生，同時外省同學也多了起來。有一次，乙班來自高雄岡山的外省同學江楓，被安排在週會時上台報告國際時事。通常這種場合都是由老師上台講的，若由學生擔任也會像演講比賽那樣，會規規矩矩地講一通有如勵志上進的作文。然而江楓上台講時事，卻像是講故事一樣。一個初中生能夠用流利的國語，上台侃侃而談，分析國際大勢，對我來講又是一個震撼。
在那時對青年學子而言，初中可說是學習論述與思辯的啟蒙期，而國語論述功能的魅力就不只由這些老師發出，也由這些外省同學的便給口才來傳遞。我向來都混在台南城裡的同學間，平常閩南語講得習慣，國語自然不是第一語言，於是像江楓這樣的同學就成了典範。同時我也開始自覺到論述的國語是求知與表達的工具，必須能夠掌握國語，才能將開始在心裡頭累積的一推亂七八糟的念頭整理清楚。而若能用國語講出一套道理來，那更是可以引以為傲的事了。直到這時，在我成長的環境裡，在父執輩中是不曾出現過閩南語的這類典範的。如今這類典範卻是以中學老師與外省同學的流利國語來呈現，國語成了唯一的選擇。
於是我開始努力學著說國語，尤其是要學到外省同學的腔調。從一個南方閩語音系轉成北方官話音系並不容易，尤其是那些捲舌音。我不只開始努力對外省同學講好標準國語，也對台南在地同學講起國語。然而不多久就遭來白眼，有一位同學揶揄地說「嚇！鄭某某這嘛攏咧講國語呢」(鄭某某現在都在講國語呢)，一聽此話立即讓我不敢在本省同學面前講國語了。
上了高中，由於有更多的同學來自外縣市，台南府城的色彩就更降低了。而外縣市來的本省籍同學，雖然說起閩南語會帶著台南人所謂的「草地腔」，國語居然講得比府城子弟流利。如此府城口音遂只能獨踞一方，而國語則比較有了學生間的「通語」地位，標準國語也就比較可以大聲說出來了。於是周遭大剌剌的國語聲不絕於耳，台南人說國語不再感到引人側目的壓力，又一次讓我有了學習的動機。並且我也與像江楓那樣的外省同學結為好友，國語很自然地成了我們之間的共同語言。
在高中這麼一個國語成為主要通語之一的環境下，我又一次動心想學好國語。憑著與這些外省同學的交往，我開始注意國語與閩南語之間的細微差異，並找出以閩南語為母語的人在說國語時容易發錯音的地方。閩南語沒有國語特有的捲舌音，當然是首要克服的目標，但這還是較輕鬆的工作。問題在於什麼時候該捲舌，而什麼時候又不該捲舌，經常會搞得「自、志」混用。還有由於閩南語承繼並保守著古漢語沒有輕唇音的這個傳統，沒有「ㄈ」音，而經常將它發成「ㄏㄨ」音，「方法」唸成「ㄏㄨㄤ ㄏㄨㄚˇ」。
在母音方面，國語有幾個複母音卻是一般台南腔閩南語所沒有的，就是「ㄧㄝ、ㄟ、ㄨㄛ、ㄡ」這幾個音。發「ㄧㄝ」時，前面的「ㄧ」音會被省略，而發「ㄟ」(ㄝㄧ)時，尾巴的「ㄧ」音也被省略。發「ㄨㄛ」時，前面的「ㄨ」音會被省略掉，而發「ㄡ」(ㄛㄨ)時，尾巴的「ㄨ」音又會被省略掉。於是「狗、果」同音，都是「ㄍㄛˇ」，「滅、妹」不分，同發「ㄇㄝˋ」。
再來是國語裡也是很特別的「ㄗ、ㄘ、ㄙ」單獨構成的無母音字，閩南語族就必得附上母音「ㄨ」，將「斯」說成「蘇」才行。而「ㄩ」這個音也是閩南語所沒有的，只好發成「ㄧ」音。如此「我會說國語」就發成「ㄛˇ ㄏㄨㄝˋ ㄙㄛ ㄍㄛˊ ㄧˇ」，而「吃飯」則說成「粗換」。這些就是林洋港式標準正港「台灣國語」的基本發音法。
在找出了這些細微差異後，我努力學講那幾個閩南語台南腔裡所無的捲舌音、輕唇音、複母音與無母音，並模仿當時外省同學說話時慣用的一些詞彙與聲腔，譬如一些詞尾的兒化韻。如此有一陣子，我竟然能說出一口頗溜的外省國語，甚至騙過了一些外省同學。

國語作為文藝青年的語言然而發音標準與否不是重點，而是我們在中學時代學會了國語這麼一套完整的語言，可以用來抒情、敘述、論辯，甚至內心的感懷與思辯也都用上了。當內心的理性思辯都無礙地用上這套語言時，內含在這套語言裡的整個思想世界就都為你打開了。我們戰後新生代如此學會了用這套語言來思想，就像李登輝終其一生主要依賴日文來思想那樣。而這套語言是從文學的語言開始被吸收學習的。
1960年代的台灣，青年學子需要經過初中、高中、大專三次聯考的煎熬，文學閱讀是在這種煎熬下的一種暫時逃逸。國語作為文學的語言，首先被學子所掌握的，除了課本上的東西外，第一個打進大家心裡而且數十年難忘的，就是像葉逢甲、劉興欽、陳定國等人創作的漫畫了。作為廣義的文學作品，這些漫畫裡的四郎、真平、阿三哥、大嬸婆、魔鬼黨、妖蛇黨、哭鐵面、笑鐵面、呂四娘等人物，在小讀者的心裡都是用國語念出來的。漫畫中的那些震天殺聲與刀光劍影，也都是呈現在國語的語境裡。
接著漫畫之後，就是出現在報紙副刊、《皇冠雜誌》等的言情小說，接著還有武俠小說。1960年代開始愛好文藝的青少年，沒有不曾讀過瓊瑤的。對於情竇初開的青少年，除了被這些文藝作品的愛情內容所吸引外，還開始從其中學到了作為文學語言的國語。誰也不能否認，這些言情小說之中，除了繼承白話文學運動的成果之外，還包含了多少傳統詩詞文學經典，而成了那個年代台灣青少年的文藝啟蒙。與國語無緣的母親雖然基本無知於這一方面的知識，但也知道學生除了課本之外，也要接觸經典文學名著。母親從小親密的堂妹、嫁到賴家的阿姨教養了幾個優秀子女，包括前中研院賴明詔副院長。賴家的表哥表姊們從小就品學兼優，一直是母親用來鼓勵我們兄弟的楷模。有一次，她還幫我們去賴家借來了他們子女所讀的課外書，來作為我們讀書的典範。我還記得這些書包括王藍的《藍與黑》、《文壇》雜誌以及像《基度山恩仇記》之類的外國文學名著。國語作為文學的語言，不論是創作還是翻譯，就成了我們這代人在青少年時文學啟蒙的重要語言工具。
在這整個過程中，國語的確是更早地作為「文學的語言」被台灣人學習與使用的。在光復之初，對於受過日本教育的一代人，國語若是只用來進行文學創作，確實比較容易入手，這在日據時期就已有人嘗試，像賴和的白話中文小說。那一輩人如楊逵、鍾肇政等，在光復之後也都能順利轉換成以現代白話中文來進行文學創作。文學不需要口頭陳述，不需要標準發音，也不需要雄辯滔滔，文學是一種內在世界的想像與傾吐。只要有足夠的範本作為學習的參照，就能很快上手。尤其現代中國文學又是在白話文運動的影響下，比較不重視經典隱喻，而重內在感情與外在實境的描摹。這對於不曾受過傳統漢學教育的這一代台灣作家而言，卻也是一個有利之處。
我家四叔光復時正當中學生，日文教育到白話中文教育的轉換是在學校裡發生的。這對他而言顯然不是大問題，也因此而讓他有了掌握中日兩種現代語言的機會。在吸收與適應能力最強的中學生時代，喜愛文學的四叔很快地學會了現代白話中文。在1948年中學畢業前，他就自己編了一本文藝小冊子，題為《奔流》，並以「歲月似飛瀑的傾瀉，江水的奔流一樣，在不知不覺間，我已度了十九載的生活」這麼一段話來為此破題。從日文教育轉而接受中文教育才兩年多，他已能寫出通順的白話中文了。
四叔的這本小書，除了起頭的一篇時事分析與搭配的政治漫畫外，都是文藝作品。有中文創作小說、幾首現代詩、詩人拜倫小傳的翻譯、電影《居禮夫人》的影評、一篇托爾斯泰小說的翻譯、一封翻成了中文的日本老同學來信。還有一首英國詩人丁尼生的詩，四叔說「很難翻譯中文，請讀者自己翻查字典吧」！這麼一本集評論、小說、散文與詩等文學作品的小冊子，全部用工整俊秀的鋼筆字寫成，還配上也是鋼筆畫出的各種精緻圖案。很清楚這是一個還是中學生的文藝青年，運用新學會的現代白話中文，進行他自得其樂的文學創作。就語言水平而言，這本小書裡的文學部分比唯一的一篇時事分析要強很多。國語作為一種文學語言，比作為論述語言更容易被學習掌握。
如此在光復之後，我們看到一批受過日本教育的老一輩作家，在1950年代開始就有文學作品出來。到了1960年代，新一代的台灣文學創作者更如雨後春筍，紛紛冒芽茁壯，甚至長成大樹。新一代的台灣文學創作者或許在發音上還是講不好「標準國語」，但寫出精彩的中文作品毫無問題。這個時代產生了陳映真、黃春明、季季、施叔青、王禎和、七等生、李昂等本省作家，甚至開創了「鄉土文學」的流派，引發風潮。當年初讀這些作家的作品，發現他們就正寫著當下在地的事物，而那個用來傳達當下在地情境的語言，除了一些地方口語外，竟就是從小學習的國語。國語如此已成為我們的文學表述語言了。
同時，鄉土文學不僅是戰後台灣新生代學習國語的第一次文學高峰，也反過來對現代白話中文做出貢獻。現代白話中文在其幾百年的成長過程中，必須不斷吸收各地的方言精華，才能成為全中國的現代語言。台灣的鄉土文學作家在其文學創作中大量引入方言母語的詞彙，呈現出豐富的生命情境，正是在繼續豐富著國語作為文學的與生活的語言功能。
在這些作家以國語為其文學表述語言，而長出纍纍果實的1960年代，也正是我們的中學時代。在那時會在聯考之外追尋另類思想世界的中學生，幾乎都先後加入《某某中青年》的編輯陣容，成了文藝青年。這些人在往後的人生，大半不在文藝領域工作，但文學的國語卻都是大家掌握這套語言的入門之路，並由此進而學習掌握如何論辯與闡述。

國語作為五四傳承的語言國語在1960年代成為台灣人的文學與論述的語言過程中，有個很重要的背景與條件。台灣在度過嚴厲肅殺的1950年代後，1960年代出現了出版的榮景。當時不僅冒出很多新的出版社，像文星、水牛、志文等，大量出版新書，包括在地的創作與外文的編譯；更有很多大陸遷台的老出版社，如商務、世界、中華等，也將大陸時期的舊書大批翻印出版。其中譬如商務的「人人文庫」，涵蓋了大陸時期二、三十年間的各種思潮與論戰。這些都是以成熟了的現代白話中文，即是台灣所用的國語，在論述辯駁的，而都構成了台灣戰後新生代這整代人的思想資源。
大陸民國時期的文學創作，除了左翼如魯迅、茅盾被禁止外，都在1960年代的台灣翻版流通。而那時期的外國文學翻譯，不論舊俄或西歐的小說也都大為風行。譬如屠格涅夫、杜斯妥也夫斯基、托爾斯泰、雨果、大小仲馬等人作品在1930年代的中譯本，隨著那時的出版榮景也紛紛在台翻印再版。基本上除了左翼的之外，大陸民國時期的整個外國文學翻譯，多在台灣重印了。很多小說都是一些名不見經傳的小出版社以頗為素樸的印刷包裝出版，價格不貴。這些對於在1960年代成長的台灣知識青年，真是個豐富的文學與思想的寶庫。
這些大陸民國時期的文學與思想出版物，在1960年代台灣的再次流通，不僅讓台灣知識青年大開眼界，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對中國近現代史的補充教材。那段中國歷史的一個重大面向，如今我們可以用「五四」一詞來概括。雖然五四運動作為政治事件只不過發生在1919年的幾個月的時間內，但其所引發的文化與思想的運動，卻可說是餘緒至今仍然不絕如縷。而台灣知青從1960年代開始，一方面學習國語這套論述與文學語言，另一方面也同時是對中國「五四」進行補課，這是我們父親那一輩人所不曾經歷過的。可以說，我們不僅掌握了國語這套論述與文學的語言，我們掌握到的還是一套「五四的語言」。
對五四時期的補課，不只限於閱讀新舊書籍，甚至還以思想論戰的方式實際發生了一次，即李敖以《文星》雜誌為基地所點燃的「中西文化論戰」。論戰雙方的觀點與視野雖沒超過大陸時期，而且其中也充滿各自隱含的政治意圖，卻無損於是一次中國現代化議題的實際論辯，無損於是一次在台灣遲來的五四的重演，即使這些補課與排演都必須限制在當時的親美反共的思想管制之內，只能涵蓋到「五四」豐富意義中的有限面向。但其中很重要的另一個意義則是，本省知識青年首次以國語為論述工具，參與了這場論戰。

不再獨白的國語於是1968年我讀高二時，在府城大街上的書店與騎樓書攤上，自己一個人優游在這豐盛的思想與文學海洋中，成了一個青澀的文藝青少年。那時在台南府城學校的語言環境裡，閩南語還是主要的語言。除了學校功課與團體活動上的需要外，學生在生活上都還各自使用母語。這樣的情況符合一般的需求，因為在那個年齡，大半學生都還沒能論述什麼思想或者創作什麼文學，國語只能作為求學與考試之用，平常同學間當然就是母語的天下。一個接觸到那個文學與思想新天地的文藝青少年，面對這種情況是頗感寂寞的，這個新的語言天地就只能是「寂寞17歲」的一個自得其樂的世界，直到那年年初有一天碰上了一群知音。
那一年愛好文藝的一批南一中學生組織了一個小讀書會，裡頭主要是謝史朗、邱義仁等高我一屆的學長，我因一位林姓表哥的關係也加入了。我們這些高中生，雖然視野遠超乎當時一般中學生，認識上卻又不能免於青澀稚嫩，但都在享受著整個1960年代台灣文藝復興的豐盛果實。這個讀書會有興趣的書，正都是那一、二十年來台灣的創作或大陸的翻版，可說是民國從大陸到台灣一脈相承的作品。而這個相承所使用的語言，當然就是這場文藝復興的語言，是五四文學革命以來，又再經過四、五十年錘鍊的現代白話中文，來到台灣稱之為國語。
在這個讀書會裡，除了後來就讀師大美術系的區超蕃是外省人外，其他都是本省籍的南部子弟，大部分是府城出身的，而區超蕃的閩南語卻不輸給其他任何一位，可以說閩南語是我們的生活語言。但當我們在進行討論時，就都用著國語來表達了。
他們是我第一次有了可以用國語來陳述與討論的「知音」。在這之前，我的思緒雖充滿著國語詞彙，我的思考邏輯也是用白話中文在起承轉合，但這基本上純是我內心的活動，沒能有論述傾談的對象。在那以母語為主的學生互動中，早先我還曾試圖講國語而被揶揄過，而如今在這個高中的小讀書會裡，我竟然不只有了一個以國語來論述的對象，還是一群人。這對我而言，真是個既新鮮又如魚得水的經驗。我心裡所思所想不再是個人的獨白，而是可以跟人交換的。國語這時真正成了我的論述與思想的語言了。
接著我又結識了南一中的另一批人，就是另一個文藝青年的地下社團「丹心會」。那是與我同屆的林瑞明組織的，成員也大半是本省籍，而會名自然來自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瑞明是浪漫詩人，以「詩伯」自稱，當年就寫了不少新詩。他對國家民族也是抱著十分浪漫的情懷，勉勵大家要「志在恢復漢唐雄風」。他並以同盟會的成就自我期許，要大家「激進圖強，勇往直前」。這個「同盟會」並非要推翻政府，詩人林瑞明這時其實十分忠黨愛國，面對充滿懷疑的其他成員對現狀的質疑時，屢為黨國辯護。這些對政治立場與世界觀點的爭論辯駁，不管書寫還是口頭，當然也都是使用國語在進行的。這時，國語已是大家共同的論述與思想的語言了。

國語作為台灣子弟的啟蒙語言當年這兩個地下社團都與學生刊物《南一中青年》有關，正好是前後兩屆的編輯成員。文學在那時代是枯燥課業壓力下的慰藉與解脫，同輩的這些文藝青少年，不僅聚集在各個學校的《某某中青年》社裡相濡以沫，還藉由青年救國團與幼獅的文藝活動互相串連在一起。我們那個讀書會成員有不少也參加了救國團的文藝活動，與台灣的文藝圈開始有了接觸。
在我們讀中學那個年代，參加到學校刊物編輯的文藝青少年，就像南一中青年社那樣，多是本省籍的。在那個年代，外省子弟似乎多半讀理工科去了，這或許是因為對文藝的興趣不如本省同學，也或許是本省子弟更熱切地要去掌握國語這套語言的最上層境界——文學與論述的領域。
如果說光復時還是高中生的我家四叔，在兩年內就能基本掌握國語的文學功能，到了20年後的1960年代末，我們這些與他當年一樣乳臭未乾的晚輩，能進一步掌握國語的論述功能，也就不足為奇了。就像同一年代的「中西文化論戰」，已有不少我們學長級的台灣知識青年參與論述那樣，那時候掌握了文學語言的中學生，也自然地要進一步去掌握論述語言。當時我們那個小讀書會的帶頭者謝史朗，於是也從文藝創作本身進入文藝評論與哲學思辯領域。當時還是高中生的他寫過一篇對現代詩的評論，登上了《純文學》雜誌，成了我們圈子裡的大事。對我們而言，國語不再只是外省同學字正腔圓、大聲說出的通用語言，或只是自得其樂、抒情寫意的文學語言，更是我們吸收新知、論辯觀念的思想與論述的語言。
我們這些同學後來各有世界觀與政治立場，但當時國語確實是大家共同的論述語言。我們平常用閩南語招呼寒暄、談天說地，但我們會很正經地用國語來討論嚴肅話題。當時大家就是在這麼一個氛圍中鍛鍊並掌握了這套語言的，而至今也還沒能講出另外一套來。我們如此學到了雷震的民主憲政、殷海光的自由主義、李敖的個性解放、柏楊的憤世嫉俗、張愛玲的哀矜勿喜，還有陳映真等人的社會意識，以及他們背後的張君勱、胡適、魯迅等整個五四世代的豐富思想資源。而統合這一切的則是現代化之下的中國民族主義，它以國語這麼一套五四文學革命之後錘煉出來的現代白話文來說出。因此我們這一代人學習國語，就是在如此一個民族主義與民族復興的議題與論述環境中完成的。當時林瑞明義正辭嚴的忠黨愛國，邱義仁與大家一起捧讀張愛玲和陳映真，議論殷海光和李敖，以及謝史朗後來將子女取名為漢威與唐美，就都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
如此作為一個新興國族語言的國語成了我們成長過程的啟蒙語言，在那時不管是忠黨愛國還是心懷不軌，大家同是中國現代化運動來到台灣的一支傳承。戰後出生的我們這整個世代，基本上都是在學會國語的過程中，吸吮這個中國現代化奶水長大的。而這些奶水提供的養分，如今還是我們這代人的豐富思想資源。我們又是二次戰後出身，學會了成熟國語的第一代台灣人，是台灣整個1960年代文藝復興成果的第一批受益者，這包括我們整個世代之中，後來走到與中國民族主義對立的諸多台灣獨立運動者。大家都在那1960年代的成長過程中，用這套處處散放中國現代化與國族復興氣息的國語，以無庸置疑的中國人身分，一起思維論辯和錘煉思想，即使這些思想在理念層次經常是左右矛盾。如此，這一代的台獨運動者也一樣繼承了同一國族語言的框架，飽受現代中國國族主義的啟蒙，看來似乎是無可避免的宿命。

國語成為我們的論述語言在這能夠運用國語來互相究詰辯難的1960年代，不管後來政治立場如何，當年我們都認定用的就是自己的語言。這是我們與上一輩很大的不同之處，他們在日據時代學會日語而開展了他們的現代化思維，並用來成為論辯之語。但就像我們今天用英語時的感覺一樣，他們心中很明白不是在用自己的語言。戰後新生代使用國語則是與中國人身分一致的，這與我父執輩當年學日語時很清楚地知道是在學習一套外來統治者的高級語言，有著很不一樣的心理狀態。
這個並非完全母語的國語被認定是自己的語言，這心理是有其現實基礎的。閩南語作為漢語的一支方言，與另一支以北方官話方言為基礎的國語，同屬漢語而立於同一位階。只是因為北方官話因緣際會，幾百年來發展成為國族語言的地位，而台灣的閩南語卻因種種歷史因素，包括日本據台，而中斷了發展。但這兩種語言的共同漢語基礎，卻是與不同語系的日語有著基本的差異。何況台灣人被日本殖民政權視為清國奴，而國民政府不管犯了多少錯誤，還是認定大家同是中國人的。這是我們這兩代人在語言經驗上的一個基本差異。
在這個現實的基礎上，國語就在1960年代成了「也是我們的語言」。如此在高中的這段期間，語言就自然地形成了雙重性。課堂之外，平常與同學，尤其大半是本省籍的，脫口而出的還是閩南語，而這也是在本省籍學生還是佔大多數的南一中——這裡包括同班的陳水扁——最常聽到的聲音。然而在這些心靈開始開竅、思想開始尋找出路的文藝青年中，國語則成為能用來不斷探索、急於表現、互相較勁而又彼此交流的重要思想工具。我們這代人找回了論述的能力。
回溯光復後的歷史，即可清楚看到這個恢復的足跡。1950年代還是個蟄伏過渡的時期，雖然《自由中國》緊扣著台灣的政經情勢，但基本上還是來自大陸的知識分子在主導。到了1960年代，就已經有不少本省籍知識青年，能夠純熟地運用國語來書寫與論辯了。當《文星雜誌》引燃「中西文化論戰」時，諸多參與論戰的殷海光弟子都是本省籍的，如何秀煌、許登源、洪成完等。他們雖非主角，但都能洋洋灑灑、下筆成章，運用中文的邏輯思辯能力，比起多是大陸渡台知名學者的對手如胡秋原、徐復觀等，毫不遜色。在這裡，論辯的是非與結果只是其中一面，而本省籍知識青年能無礙地以國語來論述、挑戰大陸渡台學者，卻又是十分有象徵意義的。
如果說1960年代在「中西文化論戰」中表現突出的本省知識青年，只是鳳毛麟角，到了1970年代，我們在論述上就普遍地了無障礙了。1970年代初，在台大校園的學生報刊上發生了「民族主義論戰」。引起這場論戰的當時台大哲學系老師王曉波曾說，這是光復後台灣第一場「統獨論戰」。當然論辯所涵蓋的其實不只是「統獨」，還有「社會主義vs.資本主義」、「民族主義vs.美式民主」、「現代vs.鄉土」等左右觀點的問題。而參加到論戰裡的學生，不管從哪一方面立論，絕大多數是本省籍的，像黃道琳、謝史朗、范良光、孫慶餘等。而且被歸為「統的、社會主義的、民族主義的、鄉土的」這一邊學生，又大半出身台灣南部，包括當年參加過南一中青年社與丹心會的那批人，反而是其對手多有外省籍與台北出身的。
台大校園在這場論戰之前，就已因保釣運動而鬧過將近兩年的校園民主抗爭與關懷弱勢的「到民間去」運動。1970年代初那幾年介入這些活動的學生社團積極分子，就已經大半是本省籍了。這些人兼具活動與論述能力，包括洪三雄、陳玲玉、林嘉誠、楊鴻江、江炯聰、林聖芬、蘇元良、楊庸一、王溢嘉等人，都是本省籍的。當時這些社團構成了校園裡的學生反對派，而黨國在台大校園裡可以抗衡之筆，竟只有趙少康與馮滬祥。
這些情況顯示，到了1970年代，台灣重要的思想議題已經是戰後本省青年積極參與論辯的領域，而承載這些問題的這套國語，也已是不分台灣南北出身的本省知識青年，都能完全駕馭的論述語言了。光復之後，這個新的「現代中國文化共同體」在有著舊唐山養分的土壤上，以二十多年的時間就重建起來。在思想上大家都是1960年代台灣文藝復興的直接受惠者，而在語言上，國語則從此成為我們這一代台灣人的思想語言。
1975年《台灣政論》出刊，接著出來《夏潮》、《美麗島》等異議性刊物，來到1970年代後期又發生了「鄉土文學論戰」。台灣社會的這整個1970年代在思想與政治論辯上的發展，遂將所有本省知識菁英網羅進來，清楚地與國語這套論述語言綁在一起。在這些影響台灣以後的政治與社會發展的思想論述中，統╱獨、左╱右、性╱別、現代╱本土等議題的思辯架構，都以這套國語來承載、發展並限制。到了我們這代人開始當起父母的1980年代以後，對年輕的世代而言，國語就基本不再是「外來語言」，而成了不管出身與省籍的所有台灣人的自己的一種語言，甚至是最主要的語言了。於是當我們在餐桌上面對晚輩以新的「周鴻慶事件」來挑戰時，就不會再有失語的情況，而是流利地使用同一種論述語言——國語。

小結總的說，在母語的論述功能在日據時代被摧殘，而光復後也沒能恢復傳承的情況下，父執輩是無從傳述給我們一套文學與論述語言的。因此二次戰後出生的我們這代本省人，別無選擇地必須儘快學好國語，以便能順利地進行文學創作，與人論辯，並拓展出一片思想的世界。
若依字義將「母語」定義為「母親的語言」，也就是傳統社會裡「祖母與母親的那套無須論述的生活語言」，那我們其實並未失去母語能力，而是從小就不斷從祖母、母親以及三姑六婆等女性長輩娓娓而出的口中，學習到這麼一種活生生的母語的。我們只是由於父親在論述上的緘默無言，在成長過程中較無機會學習，以致在求學時期的作文、演講與論辯等的論述能力上較為吃虧。但是經過1960/1970年代在文學、論述與思辯上的鍛練，我們卻是以國語來恢復了父親失去的論述能力，不再像他們那樣地「失語」，也真正掌握了完整的語言能力。
不僅如此，我們這代人還因而有了一次對中國近代史，密集而精鍊的歷史性補課。以致中國近代史上的兩大議題——國族與現代化，如今仍是陰魂不散，在海峽兩邊持續發酵，繼續用這同一套語言來論辯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