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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夏志清「大字报」的答覆 唐德刚 （一）夏教授的「大字报」 夏志清先生最近撰写了一篇两万言的长文，分别在台北的「联合报」、「传记文学」（见本刊第四十九卷第二期），和纽约的「世界日报」同时发表，对我作极其下流的谩駡和人身攻击。纽约的「世界日报」并以特大号标题：「评批唐德刚」，用两整版篇幅和售报最佳的周末，全文推出。把我弄得名扬四海。 夏氏此文的体裁，简直与大陆上「文革」期间，红卫兵和无耻文人在「大字报」上，对「学术权威」、「白专路线」、「牛鬼蛇神」，所作的「上纲上线」的人身攻击，如出一辙。用尽下流字眼之外，还要「扣帽子」、「打棒子」，作政治性的栽诬！夏氏虽然自称是六五高龄，「一生没有跟所谓进步份子学习过进步」，其实，他已把「最进步的」红卫兵写「大字报」的一切手法，学得维妙维肖。可说是青出於蓝，白胜於红。 且看他那一段自抬身价的「批夏的政治用意」，写得多麽巧妙！第一，把唐德刚先扣个红帽子；第二，对国府当局自抬身价，且看我夏某在「反共」阵营里的地位，不在「四大金刚」之下吧？第三，在中共现行统战政策之下，对「大陆官方」显示其「台湾关系」──他已被邀请过去「讲学开会」、「遍游名胜」一次了；第四，夏、胡（适）并列，重要可知！想不到，我在一篇论学的小文章里，提到他不过三数百字，竟给了这位极有心机的「名学者」，这麽大的「政治资本」！ 如果，我也像他一样的为人，用「油腔滑调」之笔，回敬一下，写一本十万字的「降落伞下传奇」（Jonathan Hsia’s Romance）来揭露夏氏的「眞面目」（且引夏氏原文），让读者笑破肚皮，岂不快哉？！老夏，我唐某纵不学无术，究为教育界中人，不忍为此，更不屑为此！文到手边，打住了。非不能也！ 至於他问我，在毛泽东有生之年，为什麽不写批毛文章？他这话说得多狠毒！我有八旬老娘在大陆，我敢批暴君之逆鳞？何况我在写「胡适杂忆」之前，几乎二十年未曾有中文写作发表。 （二）自駡和自捧 用下流话駡人已属下陈，夏氏还要「唱戏抱屁股」，自捧自。说他自己的着作，「内行一致好评」、「盛誉至今不衰」。又说他自己的学问「之深，之广」，非别人「所能想像」等等，可谓肉麻当有趣。 就凭他这自吹自捧的西洋习惯，夏氏就逃不了我对他的批评：「用西方观点，治中国小说。」洋人宴客，总会自吹「我的菜如何如何之好」；中国人则反之，说，「今天的菜如何如何不好」。据说，从前有一位中国驻欧公使宴客，就为了说这句中国客套话，而险被洋餐馆老板告了一状。 中、西观点之别大矣哉。我不敢妄评中西习俗之优劣，只论「夏志清用西洋观点，治中国小说」这个事实，为黛玉喊点冤罢了。想不到，竟被以西洋观点作文学批评的夏教授对我贴了张两万言的「大字报」！这与那西洋餐厅老板用西洋观点控告那中国公使，不是一样吗？ （三）疯气要改改 我不但要以「谏友」的身份劝夏教授改改他「大字报」的文体，还要劝他把日常行为中的「疯气」稍加收敛。 举个比较文明些的小例子： 一次国府驻纽约的协调处邓权昌处长伉俪，邀我夫妇吃饭，其後又约我们参加庆祝「双十国庆」。我如期而往，一进正厅，在人潮汹涌之中，首先便碰到夏志清。他一见我，便大吼道：「唐德刚，你这个『共产党』到这儿来干麽？」 夏氏之吼引得千人瞩目，我眞不知如何囘腔才好。王洞嫂觉得尴尬，就把他拉走。谁知他绕了个圈子囘来，又照前再来一遍。场面弄得更为难堪，使做主人的权昌兄嫂也下不了台。此事如从轻处说，夏氏是疯疯癫癫而已。如用他写「大字报」的语调来说，那他就是「丑表功」，扣别人帽子来赚政治资本！ 我当时忍气吞声，只觉得老夏像个疯子，以後避避他就是了。不幸，我二人在文化界的共同朋友太多，避不胜避。而每次相遇，他总要藉酒装疯，或用下流的言词，或绌人扬己，使对方囘骂亦不是，沉默亦不是。 在无数次忍让之後，我仍然没有怀疑他的动机。今读其两万言「大字报」，我才大悟。夏志清并不简单，眞把他当成疯子，就太小看他了。但多少年来．我也曾感觉到他底行为有点不可解。因为夏先生的「疯」，是因人而异的。在哥大某些权威人士（当然是白人）之前，他总是驯如佳儿，静如处子，未见他「疯」过一次。对某些华裔朋友，他也只是背後嘀咕，当面绝少轻言妄动。 在其他场合，他的动机可能也有欠纯正。因此，他才以小人之心度人，竟说我提「九尾龟」一书，意欲指他是个「嫖客」。此一联想，实是不打自招。 （四）学问倒不妨谈谈 夏先生当然也会说，这场笔战是我惹起的。诚然，我曾写过一篇小文章，引了他大着里的几句话，并附了三、五百字的评语。这是文化界常有的学术探讨，未牵涉到半丝政治或人身攻击。而他一下就来了两万字的谩骂，打棒子、扣帽子，那就越乎学术之常轨了。 我那篇小文究竟说了些什麽，以致令他老羞成怒呢？为使未看过拙文的读者略知梗概，且让我自我简介一番。 笔者今春写了篇「笔记」性的小文，叫做「海外读红楼」（见本刊第四十八卷第五期）。 写「笔记」是中国的传统文体之一。出名的作品，如：沈括的「梦溪笔谈」，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和胡适的「藏晖室札记」等。这些笔记只是一些文人学者，平时信手记录的读书心得，和日常所见所闻不寻常的事事物物。「笔记」不是什麽板起面孔的论文，但它确也保存了极多的社会和学术史料，及着作人随时的感触和学术思想。文字於轻松之间，亦自有其严肃性，非信手涂鸦之作可比。 拙文效颦的正是这一体裁，把近年来读到、听到、看到、想到有关「红学」的心得和见解，聊作笔记而已。不过旣读「红楼」於「海外」，对那位自称「销行十八载」，「内行专家一致推崇」、「盛誉至今不衰」的夏教授论「红」之作，不能不提一下。 我重行翻阅了夏着「古典小说」原文，也翻阅了片片段段的译文－虽非他自译，却是他认可的译作，用他单名独姓发表的－夏文亦自有可取之处，我也认真地推崇了一番。但天下文章那有眞正的字字珠玑呢？我看到有不同意的地方，也就以读者身份略献刍尧。赞、评合计，亦不过三五百字。 （五）以「崇洋过当」观点贬抑中国作家 我看他那本书之後，最大的感触便是他以西洋观点，过份贬抑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本土性。 去年纽约市大亚洲学系曾和外界合办个小型的「文学讨论会」，邀请了几位几乎是清一色由台湾来美的中、青年作家，讨论过「本土性」问题。我们亚洲学系非主办单位，我旣不是大会主席，亦无权邀请主讲人选。加以那次会议又以「创作」为主，夏先生搞文学，述而不作，因此就沧海遗珠了。听说他为此对我颇有误会。 夏先生是我所知道的文学教师中，最自尊自大的一位。只许他骂人，不容人批评他。他曾公开宣称，他的论述是「绝对碰不得的！」天下那有这种事情呢？可是，大家都知道夏先生的个性，也就不愿多事了。呜呼！这也是我们民族文化弱点之一吧。大家专讲好听的，怕得罪人。而洋批评家，又有谁愿意反驳崇洋之论呢？於是，「好评如潮」、「盛誉不衰」，夏子就飘飘然，不知身在何处了。 （六）学术界姑息养奸的结果 所以夏先生那种骄横的个性，和惟我独尊心态的养成，有学问、有见识的中国学者也大有责任。语云：「君子爱人以德，小人则以姑息。」姑息可以养奸。夏先生今日目无余子的个性，便是他的老友，包括我自己，「姑息养奸」的结果。从「爱人以德」的观点来看，也有对不起朋友的地方。 笔者此次匆草「论红」笔记，对他只进聊聊数段的逆耳忠言，也是本於「爱人以德」之忠诚，综合多年来好些老友之共同意见，委婉箴规之。不意略踩尾巴，竟使他一跳八丈高，实非始料所及。 夏先生咬牙切齿地说：「『中国古典小说』销行十八载，痛遭全面批判还是第一次。」又说：「但他（指德刚）自己却有本领略阅一章而贬低老友一生治学之成就！」夏先生却未想到，他自己轻率落笔，一篇「导论」便贬低了明、清两代，创作先贤六百年之成就。 夏先生駡我「贬低老友」，未免太抬举我了。一本「销行十八载」、「盛誉不衰」，代表「老友一生治学之成就」的名着，怎能以我唐某三、五百字之问难，就弄得「痛遭全面批判」呢？如所言属实，那不是作者护短，就是击中要害；再不然，就是这名着的「盛誉」基础太薄弱了。 夏氏怪我在他那「并非自译」的导论上徵引太短，并说：「不应指望中国的白话小说，以卑微的口述出身，能迎合现代高格调口味……」为何欣教授所误译。夏氏把「卑微」一词删去，改成下面一段： 「但是卽使在欧洲，把写小说当成一种艺术，当然也是近代的发展，中国白话小说旣源出小市民的说唱文学，我们更不应指望它会迎合现代人高格调口味。」 约十年前，刘绍唐先生要我自己翻译「胡适口述自传」。我因没空，央他转请别人代译。绍唐说：「别人把你的书译糟了，岂不可惜。」我一想此话有理，就自译了。 笔者撰英文书，已出版者近百万言。已译的，多系自己动手。夏氏的英文着述份量少於拙作，几乎篇篇他译。不怕他人「译糟」了乎？我每以为异。今读夏先生的「大字报」，始恍然大悟：「他译」确胜於「自译」。盖「他译」者，必要时，原作者可用之为挡箭牌而抵赖之也。 （七）崇洋自卑的心态 不管夏先生如何抵赖，我所引他底金口玉言，什麽「一切非西洋传统小说，在中国的相形下，都微不足道。」「红楼梦」是否「非西洋传统小说」？白纸黑字，抵赖得了吗？我所引虽短，但这是「一以贯之」的夏「夫子之道」。翻译的人怎能代负责任？ 再者，夏某鄙视中国文化，捞过了界，简直到了荒谬的程度。且看下面一段： 「但是话说囘头，中国传统的绘图、音乐、建筑，比起西洋传统来，差得太多了，简直没法子相比。」 这是他在「大字报」中不必要的题外之言，一段他直觉地发自灵魂深处的插话。这句评语，如说在「五四」时代，纵出於胡适之口，也是值得原谅的。因为那是「西学东渐」的「启蒙」时代，也是国人自尊心最低，自卑感最重之时。但是处於七十年後的今日，各民族不同文化的底牌，在比较研究之下，大致都已明朗化。纵以西方最擅长的传统科技也不能这样说。夏氏对当前世界文明的比较研究的成果，一无所知，岂不可叹？ 夏氏最看不起中国传统的「木结构建筑」。即使故宫和天坛，他都说：「丢人死了」，不值一看──那都是「大陆官方」敦请他「遍游名胜」去参观的──他却觉得定陵的「地下宫」不错。理由：「它是石头造的，像欧洲建筑！」 我曾一再和夏先生说：「文学史、艺术史不可与社会发展史分开来读！」他口头上表示赞同，可是偏习太深，终不肯改！他就不知道希腊、罗马都是地处多岩石的山区，因此其建筑多以石料为主。我汉族文化则发源於黄河中游。迟至二、三十年代，豫中、皖北一带农民，有些竟一辈子没见过一块大石头。而我国木结构建筑之精美，则可谓是举世无双！人类文明史上，论建筑的第一部书「营造法式」，并不是用欧洲文字写的！ 夏志清原籍苏州，苏州木结构的庭苑之美，是国际闻名的。夏氏自己寡闻，为什麽不请教一下他的乡前辈贝聿铭先生呢？关於书画、音乐，也可以问问周文中他们嘛。怎能以音哑、艺盲之嘴，乱駡祖先呢？ （八）对「文学传统」的违心之论 在上节所引夏文，下面还有一句：「吾国三千年的文学传统，倒的确可以同欧洲传统较量一番。」这句话是他的违心之论。他是专搞小说的，传统文学的其他方面，他所知甚少。加以小说与传统文学，在旧文学史上关系原欠密切。胡适而後，才算是一小部份。他旣然把传统小说一竿打翻，其他方面他又不懂，还假惺惺地说，中国传统文学倒可与欧洲较量。掩耳盗铃之论是昭然若揭的。 一次，夏氏读我赞赏柏杨译的「白话通监」的小文（见本刊第四十四卷第五期）之後，批评我把「通监」与英人格本的「罗马衰亡史」并列为「荒唐」。说：「司马光怎能与格本比？司马光差得太多了！」其实，夏某旣未读过「格本」，更不知什麽是司马光」，但他那直觉上的「崇洋自卑」的心态，即使他脱口而出。 夏先生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教中国文学的唯一教授。顾名思义，他应是「诗词歌赋、文言白话、小说戏曲」一把抓的大牌总教习。其实呢，他除掉搞小说之外，其他各科「胜任」亦难「愉快」。 「姑隐其名」这句成语，在他那「大字报」里的用法就大有问题。如不才把成语用非其所，尚有可原；「盛誉不衰」的名牌文学教授露此马脚，就该打手心了。 夏氏承认他「不写旧诗词」，其实他又那里能写一句文言呢？又那里知道新诗为何物呢？虽然，写旧诗词不过是传统文学中之余事；但不写旧诗词之另一含意，则显示其人不通最起码的四声音韵，那问题就严重了。名记者陆铿，有弟曰陆锵。不知陆氏昆仲之名，怎知古文学之「铿锵」？不知铿锵为何物，则文章西汉两司马，楚辞汉赋，唐诗宋词，七子八家，「咏菊诗」，「柳絮词」都成了「哑巴美人」，岂不可惜？ 忆笔者读高中时，很多同学都能试撰诗词，文言自更不在话下。此事敝同学阚家蓂女士（匹兹堡大学谢觉民教授之夫人）卽可作证。那时，我们的国文老师如对学生的诗词、古文作业，不能正其音韵，修其辞章，评其优劣，对不起，卷舖盖走路！ 中西学界本难互比。不写旧诗词也算不得天大缺陷。然不知天地之宽濶，为学未上层楼，却趾高气扬，目无余子，那就不应该了。 （九）社会科学上的常识 夏先生又嘲笑我，此次参加红学之会是走了周策纵教授的後门。这事要问老周，我不必代辩。 至於他说：「德刚『详细玩摩』的还只是小脚、辫子这类旧社会象徵品……虽自称以『社会科学处理之方法』来处理『红学』某些小问题，实在不足自傲的。这类『狎玩』式的研究，总带些民国前清遗老、遗少的味道。」这段评语泄漏了一大玄机──他底知识面太狭隘。他对当前西方社会科学发展中，最起码的概念也没有！ 我曾否像他那样「自傲」过，不必费辞。 治「红学」之道多矣哉，我所提出的只是「社会科学处理法则」这一种。 当今社会学理论上，有所谓「微观处理」和「宏观处理」两种法则。 「微观」者，见微知着，以社会上之小现象证社会科学理论上之大概念也。我在论「红」一文中提出的是「民族学」（Ethnology）上的一种「双重文化冲突」（bicultural conflict）的大概念，而欲以红楼梦中之小事物说明之。 作家曹雪芹，旗人也；而他所处之社会则为汉文化之社会。因此，当他创作时便发生了「双重文化冲突」这难题。最显明的难题，便是他对诸美人之脚的处理。旗人是天足，汉人重小脚，如是则黛玉、宝钗，乃至晴雯、袭人之脚，究竟应为大？为小？曹氏实在无法处理而只好不了了之。 文化冲突亦有古今之对立。辫子者，曹雪芹时代中国男子之发式也。故美男子贾宝玉亦有之。而辫子者，二十世纪之「猪尾巴」也，今人多恶之。故今之红楼评家多讳言之，红楼画家亦割去之。 德刚作「笔记」写「时文」，夏氏评为「油腔滑调」。不才实有之，然拙文绝不下流、谩駡。微言大义之中，自有其治学上的严肃性。会看的看文章，不会看的看「油腔」！想不到这位自视如许之高的夏教授，竟只是位油腔读者！德刚所论者，社会科学上极严肃之理论问题也，而夏氏以「狎玩」视之，岂不令识者窃笑？ （十）从宏观论「左翼作家」 拙文亦兼及宏观。宏观者，以社会整体变化之洪流为着眼点，而观其个体随波逐流所发生之反应之法则是也──亦卽从「大处着眼」来「明察秋毫」。先提大概念，後谈小事物。 我所提出的，为今日社会科学中比较时新的大概念：社会的进化为经济发展之结果；换言之，只有经济发展，才能推动社会进化！ 马克思则认为社会进化是阶级鬪争之结果；换言之，只有阶级鬪争，才能推动社会进化。 笔者所取者，为两大社会经济学派中之前者，来解释过去三百年来我国白话小说发展这一「小事物」。细节已详「海外读红楼」，不再赘。小说作家之成长，与小说的内容格调之高低，几乎都得以经济发展这一洪流为依归。「形势比人强」，「整体强於个体」，「洪流强於细流」。所以社会经济之「形势、整体、洪流」足以限制「个人、个体、细流」之发展。而个人、个体、细流则不能独撼「岳家军」。 此一拙见，是我个人作为一个治史者，读文学史的心得，亦卽「文学史不可与社会发展史分开来读」，这一贯主张的理论根据。 「五四」以後，我国的所谓「左翼作家」亦服膺此「形势比人强」之社会学观念。不幸的是，他们为马克思「阶级鬪争说」所误导。以为小说之发展，听命於阶级斗争，小说内涵之优劣高下，亦为阶级鬪争升降浮沉之反映。如此一错六十年。直至文革时期（一九六六－一九七六）他们自己成为阶级鬪争之牺牲品，加以三十年来目睹毛泽东坚持阶级鬪争所带来的贫穷落後，於是恍然大悟，始有今日之所谓开放政策。 （十一）宏观下之「右翼」与「极右」 「五四」以降之右翼文人则不然。他们由於鄙薄左翼马克思之「阶级斗争论」，则连社会如何发展的基本科学概念亦一并摒弃之。因此，右翼文人一味以文论文，与社会科学乾脆「离婚」。认为我国文学改良之唯一途径，卽为摒弃传统之糟粕而改习西法。此一新论，胡适之先生实启其端。 胡先生认为「红楼梦不是本好小说，因为它没有个plot」，就是根据纯西方文学批评学理，而以文论文的结果。这一说法，在当时是十分新颖的，虽然今日已早嫌过时。适之先生以次之若干作家与批评家，其学其识远不及胡师，亦均不愿以文学史之研究与社会科学挂钩而修订研究文学之新理论。以致在三、四十年代竟酿成中国文艺界为左翼独霸之局面。连大才盘盘的适之先生亦让位於鲁迅，其在创作界之影响被东去大江淘得乾乾净净。而三十年代「左联」诸公之下场，则只能於卅余年後阶级鬪争之牛棚中觅之，其惨尤不忍言。 把七十年来文学旧史从头看，谁实为之，执令致之，痛定思痛，能不有所警惕？！ 夏志清先生幼年及青年兴趣几全为西洋读物与好莱坞电影，对「五四」前後之中国文学作品甚少接触，对上海租界以外的社会状况与事事物物亦不甚了了。中年治中国小说史於海外，始读二、三十年代之作品。竟以西洋观念，私评数家前後不成体系之小说而拼凑之。竟名之曰「中国现代小说『史』」！ 老年更不知七十年来中国文学与社会变迁之轨迹，及晚近社会科学发展之基本概念，只一味拾七十年前启蒙时代学人之牙慧，而变本加厉。殊不知该时代之「大师」，当时均不过二十余岁之留学青年，学业与思想俱欠成熟。放言高论，领袖风骚则有之，理论基础原甚薄弱。而夏氏以「六五高龄」竟视之为法宝，只知低贬鲁迅，摒弃马、列，而不知鲁迅、马、列为何物。加以其本人对中国文学起步太晚，一本其幼年「崇洋自鄙」之习性，大开倒车，以致治传统小说亦认为非具有「西洋传统」之作品卽不值一提。「不怪自家无见识，翻将丑语诋他人」。茫然不知「中国传统」为何物，他自已的「西洋传统」又为何物，信口雌黄，而误导後学。吾称夏君在中国文学批评上为「极右」，恭维之甚矣！ 「论红」拙文所提，只是以一历史学者旁观近年文学批评界之发展，谈其大势而已。只因夏志清教授近年着述最丰，声名最大，故偶及之。事实上，夏氏并不能代表极右，他只是陷入极右牢笼，而不能代表牢笼！「以一人而敌一国」之言，「老友」抬举之也。 本来，中西典籍浩如烟海。博极群书，识中西之别，通古今之变，谈何容易？！ （十二）也谈谈「块肉余生述」 为浅释上述宏观法则，及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这一理论，笔者曾试举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大作家查理˙狄更司（Charles Dickens，1812－1870）为例。我说他「以一失学失业，『块肉余生』，瓮牖绳枢之子，却能以文笔高雅、天才横溢、其年初逾双十，便暴得大名，一生荣华富贵，至死方休！东西相较，何曹（雪芹）氏、吴（敬梓）氏命途之多舛，而狄氏则幸运若斯也？社会经济之发展，推动一般读者『高格调口味』，有以致之也。」我这段话，除了忙中笔误（赶稿自校本来最难）把「司」字写成「生」字以外，错在那里呢？我并说，今日台北之所以能培养「高格调口味」亦如十九世纪英国之伦敦，「经济发展」使然也。 狄氏幼年失学失业，十二岁入工厂作童工，贫困不堪。我掉了一句文，说他是「瓮牖绳枢之子」，并未掉错。「块肉余生述」一书，一般人认为是作者自伤自况，亦如胡适说「红楼梦」是曹沾自传。小说主角是孤儿，狄某不是，但以孤儿自伤。狄氏「暴得大名」之年龄早於胡适，其後跻身伦敦上层社会，「荣华富贵，至死方休。」又错在哪里？ 夏先生在鷄蛋里找骨头，欺骗读者，用大标题，说什麽「改姓成孤儿」。我的全文俱在，政治上栽了赃，在文学上理屈辞穷，也要来栽赃一番吗？！夏氏又说狄氏不是「瓮牖绳枢之子」，而是「十二岁作童工」，这分明显示夏教授不懂这句文言的意思。他说狄氏没有「荣华富贵」，却是「小说收入虽多，读者也实在太多，让他喘不过气来，为他们服务。」眞是「吠非其树」，行文不伦不类！ （十三）「好莱坞」电影算不得学问 夏先生接着拿出他一贯的绌人扬己的作风，说：「唐德刚对狄更斯可说一无所知，曾否定下心来细读过一本狄氏长篇说部，那只有上帝和他自己知道的秘密了。」 我是个学历史的，搞点文学艺术，一是兴趣；二是文、史原是一家；三是对通史有兴趣的人对文学史、艺术史、科学史等等，也应粗知大略。不专搞「树木」，也得看看「森林」。但是从职业训练上讲，搞历史的人未曾「定下心来，细读一部狄氏长篇说部」，并不构成职业错误或浅薄。巧的是，狄更斯却是我在英国说部中最偏爱的作家。我偶尔也写点创作，狄氏的笔调，对我也颇有启发。 夏志清教授的偏狭，便是一贯认为只有他才看洋书。他长於上海租界，习於说洋泾滨，看好莱坞。对三、四十年代的美国电影如数家珍，每以之向人炫耀「博学」、举行「口试」；而对租界以外的事物则常识俱无。我自己幼年并非没有寄居租界、沉迷於好莱坞电影之机会，只因先祖鉴於族中纨袴子，久居都市，徵逐歌舞声色，乃尽售都市产业，严禁年轻子孙溜入大都市，以防腐化。此一矫枉过正之教育方式，对一些本无「纨袴」倾向之子孙若在下者，原欠公平，致使少小乡居，其後浪迹天涯数十年而乡音难改。然当年父祖对我辈幼年教育之认眞，则非讲洋泾滨、看好莱坞的小开者流所能想像。 国府主政大陆时期，军政容有可议，而国立大学教育之完美，则古今少有。八年抗战，血肉模糊而弦歌不辍，以视中共之十年文革，史家自有其秉笔直书之定评。我辈当年赶科场於空袭警报之间，以什一机会考入第一流国立大学，其英、汉、数基本功课，非平均发展，绝难幸入。昔日同窗，今均垂垂老矣，然囘首往事，莫不以余言为然也。 忆在沙坪坝时代，凡选修科目，我从不妄选。旁系中之名课，如胡小石先生之「杜诗」与「甲骨」，赵少咸先生之「小学」与「音韵」，柳无忌先生（柳师亦耶鲁英国文学博士，最近尚有书信来往）之「英国散文选读」与「英国文学史」，兪大絪先生之「英国小说专书选读」等，均为我最沉迷之课程。而大絪师指定读物之第一部书，卽为狄更司之「块肉余生述」。 大絪师为当年英文教育界一时之选，讲解生动，考试严格。与我同班而今在纽约者有马大任，同课而不同级者有聂华苓。散居港、台、大陆，大絪师之高足自更不乏其人。笔者那时年少，记忆力强，旣对「块肉余生述」有偏好，复经名师耳提面命，熟读之余，竟能选段背诵，至今不忘。恐洋场小青年未必有此功力也。本来，我已届退休之年，还要把大学所习拿来自夸，未免可笑。但夏氏旣时时要以其「博士」骄人，写文章绌人扬己，大话连篇，不自觉其无聊，故余亦偶及之而已。 （十四）红学会议的资格问题 夏先生在其文中，一再说我不够资格参加红学会议；而对他自己的资格，则肯定不疑。 我之不够资格，固自知之矣。大会中，我两作报告员，两作评论员，一作大会主席。凡五次正式发言，均公开致歉意，自认不够资格。诸贤误为谦虚，我实由衷之言。 至於夏先生的资格，从无人否定。会议归来，我曾臆断，认为夏之未被邀请，系大会名单是根据「第一次大会」名单所拟订，夏氏上次未接受邀请，这次就遗珠了。夏颇以余言为然。 其实从宽来说，红楼之会，凡对红楼有兴趣者，均可参加。红楼梦，国之瓌宝，大衆之读物也。任谁读了三五遍，或七八遍，总可说出点意见来，让同好「会」而「议」之。 但从严来说，我固不够资格，夏之资格亦未必完备。 我辈读红楼，始自十二、三岁，读之於童子军帐蓬之内。夏氏读红楼，以四十余高龄，读之於海外大学教授皮椅之上也。那批「三民主义的少年兵」为何读红楼？欣赏之也。四十余龄大教授，何以才开蒙读红楼？着书立说，加薪晋级，功利主义促成之也。所以「欣赏主义者」与「功利主义者」，实在是两种不同的动物。若说，红学之会只许「功利动物」参加，我终为「欣赏动物」感到不平。 记得会後，路过上海返美，便道往「淀山湖游览区」，参观那美仑美奂的「大观园」。一入怡红院，不觉一楞。因为院中第一副抱柱对联，竟是陆放翁的「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 这一对联，原是诗词教授林黛玉博士所说的「一入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坏诗（见红楼梦第四十八囘），如何能放在她心上人的居处作抱柱呢？但是我话到唇边，便打住了。因为该抱柱书法秀美，雕刻精细，换一下非一两千元人民币莫办。而导游主人又误认我为「红学家」，一言九鼎，如何使得？因此我就没有煞风景了。小说原是小说嘛，何必那麽认眞呢？ 本来嘛，「假作真时眞亦假」，连杜甫大师也做错了一句诗，说「自从巴峡穿巫峡」；按地理方向，应该是「自从巫峡穿巴峡」嘛！错是错了，可是有谁说这首诗不好呢？搞创作、写诗歌，本来就是灵感、音节重於逻辑。过份着重逻辑，那去当律师、搞数学好了，何必学文学！「自从巴峡穿巫峡」便是重音韵而轻逻辑的好诗。 记得台湾一位有独到见解的青年红学家就说过：大观园在元妃省亲时，嫌其小；到宝玉和衆姐妹住入时，又嫌其大。起雪芹於地下，要他做顾问，造一座大观园，他恐怕也没个主意──「小」则有损元妃尊严；「大」则贾宝玉访女朋友太不方便。如何是好？所以大观园在红楼梦中，原是橡皮做的，可大可小。 在淀山湖的怡红院里，我只见袭人和晴雯的床位。因问导游主人，其他二十多位丫鬟、婆子住在何处呢？他说，挤不进去了，每人都有一张床，怡红院岂不成了宾馆？！ 归来与胡昌度教授闲聊及放翁诗，未待我解释，昌度便说，这如何使得？原来他也是位幼读红楼的「欣赏动物」。我如与「功利动物」谈此，我肯定他是不知道的。至於林教授说：「一入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所以然，我想对他更是对牛弹琴。 所以参加红学会，那一种「动物」才够资格，实在很难说。 （十五）红学会的性质和意义 我国自古以来的学术会议，都是联络感情与研讨学术并重的。远自「永和九年（公元三五三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到现在，该有过多少次类似的文学雅集。在文学上也产生过多少篇杰作如「兰亭集序」、「春夜宴桃李园序」、「滕王阁序」、「醉翁亭记」和「尝试集」。 文学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学雅集则是一个民族的心声共振，感情交融的表现。学术讨论只是一个铜元的另一面而已。 此次哈尔滨「红学会议」，大陆上学者参加的，除「红学」、「曹学」专研机构之外，各大学文学系所选派代表，并提出报告者。多至九十七人。均为各该校拔尖的文学教师，能诗能文，能书能画，各有所长。有一羣青年红学家且持文对我作专访，并强调：「我们数人是赞成胡适的『自传说』的。」因为我是胡先生的学生，他们特地来投文「乞教」，使我感动。 另批学者，并以永和以来的老传统，吟诗填词索和。一冯（其庸）、二周（汝昌、策纵）和端木（蕻良）都是捷才，卽席步韵。我虽愚拙，勉力为之，七朝小聚，居然积稿成篇。随访记者也有报导。文字游戏，虽属小道，然吟咏之乐，固不足为他人道也。如此修褉、衡文、论学之会，若说，只许名士谈佛，不许和尚念经，吾不知也。 十六）为林姑娘喊话 在夏先生批唐文中，他把我素所爱慕的，历史上一眞一假的两位美女──林黛玉、梅兰芳──也扣了帽子、打了棒子。 夏先生最爱宝玉，且不时流露自况之情。他讨厌黛玉，那倒不是因为林姑娘的小心眼儿，而因为她是个「痨病鬼」，在生理上无实际功用。 我们读者对红楼人物，原各有所喜，不可相强。今且抄一段夏氏评林黛玉之宏论： 「她（指黛玉）刚同宝玉相会的时候，应该很美，但不多久身体转弱，也就美不到那里去了，因之我在（「古典小说」）红楼章里特别强调她的病体病容，藉以纠正一般读者（包括德刚在内）对林姑娘所存的幻想：曹雪芹虽然也把她写成一个非属人间之美的意象，但他以她的身体衰弱过程写她那愈来愈深的感情病态时，她并没有放弃使用生理上的细节（第八十二囘），所有青春康健的迹象都已弃她而去。……」 这一段夏子之文，我希望读者们比我聪明，因为我是看得似懂非懂，只好试猜一下：夏氏之意，黛玉初入荣国府时，宝玉可以跟她谈谈恋爱，因她很美，也很健康。等到她愈病、愈弱、感情病态愈深，相貌也变成鲁迅所说的「瘦削的痨病脸」时，宝二爷就应弃她而去，另找个美的、健康的、胖嘟嘟的、三围适中的新情人！ 大观园里美女那麽多，贾宝玉为什麽偏要守住这「痨病鬼」而生死不渝呢？从时下「西方观点」来评断，那是不可理解的了。在夏志清看来也觉得是不可理解的。因此，他要以他底（洋人可以完全接受底）「西洋观点」来「纠正一般读者对林姑娘所存的幻想。」 英国诗人白朗宁（Robert Browning，1812－1889）同他残废的女友伊丽莎白˙贝蕾忒（Elizabeth Barrett，1806－1861）由畸恋、私奔而终成眷属，不是英国文学史上的千古佳话吗？所以纵是洋人谈恋爱，床上戏也并不那末重要，夏教授为什麽一定要以「床上戏」为选择女友的标准呢？ 再者，宝玉，「天下第一淫人也。」沾花惹草，竟至男女不分。但他对他真正所锺情的人，其爱却是生死不渝的──这就是眞宝玉和假宝玉的分别吧！ （十七）为梅郎除垢 至於梅兰芳，夏先生也挖出我四十年前一篇小文──「梅兰芳传稿」（按本文原载「天风」杂志，现收入唐着「五十年代底尘埃」一书），来把我奚落一番，也把那一代艺人丑化一番。 在舞台上男扮女装，不是我们祖先的发明，古代欧洲、印度、日本，照样有。当年梅氏之艺，与其扮相、音色、身段、皮肤、骨肉之美，远胜於他同时代负盛誉的女明星。此是千万观衆所目击，岂我一人所能胡扯？ 梅兰芳游美（一九三○）之前，特地彩排多次，仅请了刘天华、胡适之等数人仔细观赏，认眞批评，观梅郎之艺，细及皮肉者，适之先生为极少数之一。胡师告我：「可爱之极！可爱之极！」言下有奇蹟之感。 夏志清亦酷好京戏之文士也，奈何「花下晒裤」，汚辱梅郎！ 笔者四十年前之拙「稿」，亦不过遵林语堂先生之嘱，遣兴而作。向未以「盛誉不衰」自我贴金，但读过的人倒也不少。可是「痛遭全面批判，还是第一次！」批唐无可议，殃及池鱼，批了梅兰芳，那末夏志清就未免多事了。 再者，四十年前撰文赞梅，并非表示今日我仍赞成男扮女装，登台演出。只是觉得治史者，不应以现时观念（Present-mindedness）低贬有才艺的历史艺人而已。 十八）做人总应有点良知 夏教授认为我加予他的最大罪证，便是：崇洋、极右。其实，这面匾额是不少夏公的老朋友所集资共送的，我一人承担不了这份大人情。事实上，崇洋、极右，都算不得是什麽坏名词。它代表一种信仰，一种立场；与道德学问之优劣无关。 胡适为科学、民主而崇洋，但不自卑、自鄙；林纾则崇洋而卫道，均无可非议。但作为一个知识份子，为崇洋而自卑；为崇洋而媚外；为崇洋而具殖民地顺民心态，那就不足取了。 夏先生曾提出他为拙着写序，曾为我作荐函；显然希望我受施勿忘。相反的来说，我请他作序，宁非文人相重之义乎？恶可视为施恩求报？他为我作介函，我一直感德不浅。但是夏先生就忘记了，他在哥大原领正教授之极低薪，後来岁入顿丰，岂非因敝系同人，基於血浓於水，拔刀相助而然乎？此等小事，在论学之争中，本不应提出，但渠旣提之，我若不解释，岂不成单方面忘恩负义之徒哉？ ———————————————————————————————————————————————— 眼高四海空无人——夏志清 (2008-08-30 04:55:34) ![]() 转载▼
夏志清，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权威，1921年生于上海浦东。父亲是银行职员，1942年自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时，已大量阅读了中国文学名著。 1946年9月随长兄夏济安至北大担任助教，醉心于欧西古典文学，后因研究布雷克脱颖而出，取得留美奖学金至耶鲁大学攻读英文硕士、博士。纽约州立学院任 教时，获洛氏基金会赞助，完成《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奠定学者评论家的地位。
夏志清先后执教密歇根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匹兹堡大学等校。1969年起任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授，1991年荣休后任该校中文名誉教授。专著有 《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古典小说》、《夏志清论中国文学》。中文论文集有《爱情·社会·小说》、《文学的前途》、《人的文学》、《夏志清文学评论 集》、《夏志清序跋》等。
夏志清不认识阿Q、孔一己和祥林嫂，无法理解鲁迅式的苦大仇深。其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新的文学史观，推荐了不受论者注意的边缘作家，贬低了受论者 重视的重要作家。他说，钱钟书的《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张爱玲的《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 大的中篇小说"，"张爱玲该是当日中国最优秀的最重要的作家"；郭沫若的《女神》等看似雄浑壮阔的作品，其实缺乏内在的热情；三十年代学生们对巴金的热 爱，是因为" 他那种赞助革命的人道主义，一下子便打到他们心窝里"。
夏志清幽默风趣。据说他在纽约最棒的饭店结婚时，拉着好友说这饭店多棒多棒，然后脱口而出，"下次结婚一定要再到这里"。他一生治文学史，却反对 给学生灌输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主张让孩子们一本本地把自己喜欢的书读进去，不要让孩子们受缚于成年人的意见。他曾说，"我与潘重规两人一见如故，这是有' 缘'。我有一次就说，我做学问一向是'避重就轻'，而他是潘'重'规，我是夏志'清'"。
夏志清直爽无隐，好好恶恶，表里澄澈，一片空明。他的英文著作，大笔如椽，黑白分明，少见"无不是之处"这类含混过关的滑头话。殷志鹏说，夏志清 为学做人， "独来独往，不喜逢迎。人到无求品自高。——他一直以真才实学，在美国学界争一席之地，从不在洋人面前低头、折腰"。刘绍铭说，"1964年春天，我就读 的印第安纳大学召开了第二届东西比较文学会议。张爱玲来了。夏志清来了。在康奈尔大学任教的英国汉学家A. C. Scott也来了。 Scott的Literature and the Ar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艺术），薄薄的一本书，刚出版了。我当时是研究生，在酒会负责招待贵宾。夏先生初会Scott教授时，我在旁。犹记夏公 Scott握手过后，劈头第一句就问：How come so many mistakes in your new book？（新作错误百出，怎么搞的？）我不忍看Scott的现场反应，借故引退。"
夏志清亦非专业红学家。他说，"我对于'红学'最没有研究，在上海时看过胡适的文章，后来在香港，宋淇先生写"红学"文章，他一向是诗人和批评 家，他的文章不能不看，后来交了一位朋友赵冈，他也写《红楼梦》的文章，因为是朋友，我就要看他的文章，所以从宋淇、赵冈那里，我对'红学'稍稍的懂一 点，后来写《中国古典小说》这本书，有专章讲《红楼梦》，发奋看了一大堆材料。""有大将研究'红学'，所以人家也不在乎我。研究《红楼梦》是很累人的， 要看《红楼梦》这本书得看几百遍，我看一遍《玉梨魂》，看两遍蒋晓云的小说，可以写一篇文章，看白先勇的小说三遍也可以写一篇文章，所以看《红楼梦》是' 累 '！——我真不懂'红学'呀！ "
夏志清值得一提之处是曾经与唐德刚论争。
红学论争在海外达到高潮，是一九八六年发生的唐德刚与夏志清之间的红楼风波。美国《中报》在同年十月的一篇特稿中，对这次论争曾加以报导，并贯以 醒目的标题 ——《震动海内外的红楼梦论战风波》。其中写道："数月以来，海外华人学术界爆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红楼'论战，由于交火的唐德刚与夏志清两位教授都是名 重士林而且著述甚丰的学者，此事很引起学术界人士和广大读者的兴趣。"
论争是由唐德刚的《海外读红楼》一文引起的，这是一九八六年他为参加在哈尔滨召开的国际《红楼梦》研讨会撰写的论文，刊载于在台北出版的《中国时 报·人间副刊》和《传记文学》杂志。文章继续发挥他在《曹雪芹的文化冲突》一文中阐述的观点，在论诸钗脚的大小的基础上，对书中人物的服饰特别是贾宝玉的 装束，做了具体分析，说明文化冲突不限于满、汉两族，亦有古今时限之区别。由此引出运用"社会科学处理之方法"的必要，强调戏曲、小说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经 济的"供需律"，否则如"一味以文论文，则未有不缘木求鱼者也"。唐德刚认为，我国明清以来白话小说得到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包括"听的小说 "向"看的小说"转变，也是南宋以还城镇步入都市化之所致，而《红楼梦》则是这一转变过程的定型之作，是中国小说走向现代化文学的一部巨著，"其格调之高 亦不在同时西方，乃至现代西方任何小说之下"。
唐德刚对《红楼梦》及其所产生的社会背景给予这样的评价，必然不满意任何对中国白话小说的艺术成就估计不足的倾向，因此行文之中提到了夏志清。
他说，"吾友夏志清教授熟读洋书，以夷变夏，便以中国白话小说艺术成就之低劣为可耻，并遍引周作人、俞平伯、胡适之明言暗喻，以称颂西洋小说态度 的严肃与技巧的优异"。志清认为"除非我们把它（按指中国白话小说）与西洋小说相比，我们将无法给予中国小说完全公正的评断......一切非西洋传统的 小说，在中国的相形之下都微不足道......，我们不应指望中国的白话小说，以卑微的口述出身，能迎合现代高格调的口味......"
他说，"此一论调，实为'五四'前后，我国传统文明转入西化的'过渡时代'，一般青年留学生，不论左右，均沉迷西学，失去自信、妄自菲薄的文化心 态之延续，只是志清读书满箱，西学较为成熟，立论亦较当年浮薄少年，更为精湛，其言亦甚辩而已。然其基本上不相信，由于社会经济之变动，我国之'听的小说 '亦可向'看的小说 ' 方向发展，如《红楼》者，自可独创其中国风格；而只一味坚信，非崇洋西化不为功之态度则一也。"
他说，"志清昆仲在海外文学批评界之崛起，正值大陆上由'批胡（适）'、'反胡（风）'、'反右'、'四清'，而'文化大革命'雷厉风行之时，结 果'极左'成风，人头滚滚；海外受激成变，适反其道而行之，由崇胡（适）、走资、崇洋而极右。乘此海风而治极右'时文'，适足与大陆上极左之教条相颉颃， 因形成近百年来，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两极分化 '之局。"
他说，" 在此两极分化之阶段，夏氏昆仲（济安、志清），以西洋观点治中国小说，讲学海外，桃李满门；加以中英文字之掌握均属上乘。'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兄 经弟及，俨然海上山头；两本书出，竟成圭臬，以海外极右崇洋之言论，与大陆极左普罗之教条相对抗，亦是'以一人而敌一国'，不才亦时为吾友志清之豪气而自 豪焉。此一'两极分化'之可悲者，则为双方均否定传统，争取舶来而互相抵辱，两不相让。可悲之至者，则为彼此均对对方之论点与底牌，初无所知，亦不屑一 顾，只是死不交通，以为抵制。因此偶有辩难，均知己而不知彼，隔靴搔痒，浅薄可笑。吾人好读闲书，隔山看虎斗，旁观者清；如今海内"极左"者，俱往矣！海 外之"极右"者，亦应自扣何择何从学习进步也！"
夏志清一生受不得人气，报复心极强。见唐德刚絮絮叨叨，按不住心头火发。他的文章同时刊载在台北《联合报》、《传记文学》和美国《世界日报》上， 题目为《谏友篇——驳唐德刚〈海外读红楼〉》。全文分九节，小标题顺序为："极右派的罪证"、" 狄更斯改姓成孤儿"、"胆大心粗读导论"、"删削译文改原意"、"恶意类比，毫无道理"、"多少脚，昨晚梦魂中"、"评断小说非易事"、"林黛玉与梅兰芳 "、"批夏之政治用意"。
终篇的一段写道，"唐德刚当年专治史学，根本算不上是文学评论家。对海内外内行来说，《海外读红楼》此文立论如此不通，但见大胆骂人，而无细心求 证，我尽可置之不理。但文章既在《传记文学》上发表了，大半读者并非内行，对红学所知亦极浅，可能为德刚所蒙蔽，不得不写篇答辩。我想，这是唐德刚唯一的 胜利：我放下更重要的工作，去对付他无聊的挑战，浪费了不少时间。但文章是为德刚写的，我希望他好好静下心来多读几遍，以求有所觉悟，有所悔改，在做人、 治学、写文章各方面自求长进。否则我辛辛苦苦写一万八千字的谏友篇，仅为海内外读者们制造了一个酒后饭余的笑谈资料，实在太可惜了。
由终篇可见全篇，其措词之尖锐远在唐德刚之上。当然文章主旨是对唐文所批评之处一一加以说明和澄清，并用很大篇幅指出唐文在引文和知识方面的疏 漏，以证明自己对《红楼梦》的评价并不低，倒是唐德刚一味研究《红楼梦》里的小脚、辫子之类，实在无甚意义。字里行间还流露出：你批评我"崇洋"、"西化 "，可是你抱残守缺，说不定有"封建遗老"之嫌呢！此外还涉及一些平素交往中的细故，把这方面的原属"文外之微旨"亦公之于众。
面对夏志清的文章，唐德刚措词也就愈发激烈了。于《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唐德刚作《红楼遗祸——对夏志清"大字报"的答复》一文，分十八个 小标题驳难："夏教授的'大字报"'、"自骂和自捧"、"疯气要改改"、"学问倒不妨谈谈"、"以'崇洋过当'观点贬抑中国作家"、"学界姑息养奸的结果 "、"崇洋自卑的心态"、"对'文学传统'的违心之论"、"社会科学上的常识"、"从宏观论'左翼作家'"、"宏观下之'右翼'与'极右"'、"也谈： 《块肉余生录》"、"'好莱坞'电影算不得学问"、"红学会议的资格问题"、"红学会的性质和意义"、"为林娘喊话"、"为梅郎除垢"、"做人总应有点良 知"。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八日《中国时报》报道；"喧腾海内外的唐（德刚）、夏（志清）之争，数天前已告结束。据闻，十日晚上纽约文艺协会的一次宴会上，唐、夏二 人已握手言和，尽弃前嫌。唐、夏原是数十载之交；当天在众人之前互相拥抱，合照了许多像，大有'一笑泯恩仇'之概。当日的晚宴本为欢迎《传记文学》的刘绍 唐先生与中国大陆来的萧乾夫妇；由于唐德刚先生是纽约文艺协会会长，夏志清先生陪同萧乾夫妇前来，在朋友的预先疏通下，两人终于在宴会上重修旧好"。
（本文之夏、唐论争部分，取之于刘梦溪之《〈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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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6 23:3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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